2008年4月30日星期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买办资本家朱镕基的儿子去年赚了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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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买办资本家朱镕基的儿子去年赚了一亿...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08-04-29 20:30:47

今年1月,当中金公司(CICC)在豪华的曼谷素可泰酒店(Sukhothai Hotel)召开季度董事会时,会上的气氛远远谈不上融洽。

美 国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持有中金34%股权,它决意将股权出售。目前,该投行正遭受与美国次贷危机相关的逾90亿美元减记。而且只有当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权 后,中国监管机构才会允许它在华进一步开拓新的业务;另外,摩根士丹利也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现金。与此同时,以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Levin Zhu)为首的中金公司中方管理层,则决定在与摩根士丹利分手前达成最有利的交易。

中金前雇员、现任里昂证券亚洲分部(CLSA)的分析师侯伟(Fraser Howie)表示,自1995年中金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宣布成立以来, “中金公司一直是中国自身的一个缩影。”“它是观察中国的一个镜头”。在中国,将商业和政治区分开,通常是不太可能的。

在 中国逐渐告别共产党控制一切的时代之际,围绕中金的争执反映出中国传统价值的韧力——如政府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它也表现出资本主义的一面,但它巧妙地运用 复杂融资,有时还是用来针对其外国合作伙伴。朱云来和其他人的关系网,帮助中金强大起来,而这些关系现在正成为摩根士丹利面临的阻碍。

在 中金成立之初,摩根士丹利的高管十分高兴。在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上市方面,中金当时几乎享有垄断地位,这使摩根士丹利获得了相对于其它外国竞争对手的优 势。中方,即当时王岐山领导下的中国建设银行(王岐山如今担任主管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副总理)也同样高兴,因为建行也获得了相对于其银行业竞争对手的类似优 势。中金其它合作伙伴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和香港地产大亨查懋声(Payson Cha)。

在王岐山的引荐下,朱云来于1998年加盟中金,多年来一直保持低调。尽管在 早期,摩根士丹利方面为中金引进高管,但后来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管理层,它越过了摩根士丹利,直接由朱云来控制。在今年1月份的董事会召开前,中金管理层 几乎完全由中方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管理层逐渐积累了大约20%的股权。

他们都得到了不错的报偿:在前面提到的20%股权中,朱云 来持有多少尚属未知。但据悉,去年他赚了1700万美元(注:换算为人民币高于一亿元),高于前年的10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高层政府官员每年薪酬 只有区区1万美元。中国知名本土券商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董事长王东明的收入,也远低于100万美元。

在素可泰酒店召开的董事会上,中金管理层利用摩根士丹利希望退出中金之机,要求获得更多股份,以提高持股比例。几位与会者表示,朱云来在会上保持沉默,但董事李弘(Susan Li)提出了一项股权激励计划。她警告,如果该计划得不到董事会的批准,可能导致大批高管离职。

在她发言后,中金投资银行部门主管丁玮激动地指出,中金是建立在管理层的血汗之上的。与会者表示,丁玮尖锐地问道,至于公司所有者,“他们为中金做了什么?”此言激怒了香港股东查懋声。

就 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权的努力而言,中金管理层的要求不是个好兆头。摩根士丹利一直在与一些希望收购其所持中金股权的美国私人股本公司进行谈判,其中包括 贝恩资本(Bain Capital)、凯雷(Carlyle)、CV Starr、JC Flowers和TPG。一位考虑收购中金这部分股权的私人股本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些潜在买家在担心“中金是个好公司,但里面存在着一些泡沫”。中国内地 股市曾大幅飙升,但已经开始下跌,这些收购集团都不希望支付最高水平的价格。如今他们还担心,任何买家都将面对股权立即被稀释的危险。

朱 云来和中金管理团队也向潜在买家表达自己的要求,不过方式更为委婉。在与其中一个买家谈判时,朱云来阐明了他的看法:在大多数经纪公司,半数股权由管理层 持有,同时50%的收入作为薪酬。这个第二位潜在买家回忆道:“他表示,这是该行业通常的运作方式,有鉴于此,让我们谈一谈合理的方案,因为20%的比例 过低。”

这位买家补充道,作为尽职调查程序的一部分,当他所供职的集团与中金管理层会面时,在原计划的四小时时间内,(中金)管理层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来陈述他们提高股权比例的要求。

除了要求得到更多股权以外,中金的高管还表示,他们希望与至少一家本土券商合并,同时称,马上上市可能是个难题。第二位潜在买家表示:“他们希望达成另一笔交易,这样一来薪酬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会降低。”

在得知管理层不愿上市后,一家初期参与竞购的公司退出了竞争。私人股本公司很少在没有明确退出方案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而最明显的退出方案就是将中金上市。

摩根士丹利通过这些股权筹资10亿美元的希望似乎落空了。以朱云来为首的管理层拥有相当大的议价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只有出售了这些股权,摩根士丹利才能在中国采取新的行动。此外,正是朱云来的关系,使得中金公司如此值钱。

代 表第二家私人股本公司了解中金的合伙人表示:“中金是一招鲜。”这一招就是将国有企业上市。要想赢得这些企业的承销及保荐委托,最重要的是与关键的政府及 党内官员建立关系——而朱云来拥有大量的此类关系。一位中金前员工表示:“他去见省领导人时,见的是曾为他父亲工作过的官员。他是靠着父荫赚钱的。”

无可否认,朱云来建立了一项业务,并为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股东赚到了钱。摩根士丹利的初始投资为3500万美元,现在至少增长两倍,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朱云来不仅能赢得授权,还知道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对如何从国有企业僵死的躯壳中缔造出赢利的公司,朱云来已是一个专家。

“他在这个体系中玩得转,”朱云来一位前下属表示。“如果说这种情况不公平,那是因为这个体系不公平。”(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汉妮•桑德尔(Henny Sender) 译者/何黎)

2008年2月28日星期四

人大大代表之独立候选人

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独立候选人和选举法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http://www.singtaonet.com/ed_china/200802/t20080228_738962.html

  中国将在3月5号召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在这之前,从2006年中到2007年底,中国各地都举行了地方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选举中又有一批独立候选人站出来竞选基层人大代表。

  姚立法也许是中国最有名的一位独立候选人。他从1987年开始第一次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公开参选湖北潜江人大代表。到1998年,仍是以独立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为湖北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

  在五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中,在大多数人大代表对政府政策的同意,赞成声中,姚立法敢于“我反对”的声音。在他的 带动下,湖北潜江2003年的人大换届选举中,有41名独立候选人站出来竞选。虽然遭遇中国选举潜规则和地方政府官员操纵选举而全部落选,但为中国公民真 正意义上的参政开了先河。被称为“潜江现象”。

  自那以后,姚立法不仅自己坚持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而且协助其他地区民众维护自己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姚立法曾受到威胁,恐吓,挨过毒打,被警方传讯,监视甚至被非法拘禁达一个多月。其他独立候选人也经常遭到地方当局的打压。

  尽管如此,姚立法说,如今中国公众的参与意识还是大大加强了。2006年中到2007年底,中国各地都举行了基层人大的换届选举。站出来参选的独立候选人人数达到了约两万人。

  姚立法认为,目前中国有关基层选举的法律存在严重问题,是独立候选人参选的极大障碍。

  问题之一是选举法的语意很多地方表述模糊,没有可操作性。而最关键的问题则是法律只规定了选民和被选举人应怎样做,有什么权利。但是并没有说如果不遵守选举法将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受到何种惩处。用法学专家的话说,就是缺乏司法救济的条款。

  而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才敢于肆无忌惮的违反选举法,操纵选举。使选举法成为为权力集团,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

  尽管独立候选人面临种种困境,姚立法说,他们还是应该,也会继续站出来。因为社会的进步不是等来的。需要人的推和争取。

  谈到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的期望,姚立法说,他希望能促使国家的法律进行一些修改。比如说应该尽快修改现行的选举法。增加有关司法救济条款。另外,与选举相关的,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姚立法希望中国全国人大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

2008年2月27日星期三

全国人大要增加工农人大代表

一些退休干部建议 增加工农人大代表

  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91岁)、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95岁)、律师张思之(81岁)、新华社记者戴煌(81岁)日前也致函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建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实行公示制,增加农村教师、工人等基层代表,减少企业家代表。

  他们引述学者的统计说,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全国只有34名,只占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1.139%。侵占工人、农民代表名额的主要是企业家。

  这封在互联网流传的公开信说,这些大企业家代表大部分不是没有履行提案职责,就是提案不符合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如果这种现象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继续,将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并会持续五年,让工人、农民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因此他们呼吁增加真正的工人、农民代表名额,并公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社会阶层属性。“代表的身份是保不了密的,也不应该保密。”

广东省在22日刚选出中国第一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被官方媒体宣传为进步开明的象征。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17位北京学者日前也上书汪洋,希望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不能“劣币”驱逐“良币”。

  他们指出,领衔提交议案数量在广东省排名第六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顺德美的制冷家电集团高级工程师邓明义,没有被推荐为广东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而一些五年来没有领衔提交一个议案的企业家代表,却被推荐为候选人。

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潸然泪下之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

http://house.focus.cn/msn/msgview/895/119166273.html

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潸然泪下之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

按照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定义,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并且向私人出售其股票,就是将该企业私有化;而一个原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后如果已经将50%以上的 股票出售给了私人,该企业就算是“完成了私有化”。根据这样的标准,最近几年中国各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就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化,因为它将国有银行变 成了股份公司并向私人出售其股权。

表面上看,这个“股份制改造”进行得很“规范”,十分合乎股份企业股票上市的程序:各大国有银行首先招股以形成大股东,在这个过程中“引进战略投资者”; 然后再将其股票在股票市场中上市。而有关部门为原各大国有银行招股所规定的充当“战略投资者”的条件,也似乎相当“规范”和“合乎国际惯例”,为有权“购 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战略投资者”所规定的资金和经营资格标准,似乎是“完全与国际接轨”的。

但就是这样“规范”的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却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银行的大量股权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卖”给了外国的私营大企业,实际上是将中国 人民的上万亿元财产白白送给了外国的资本家。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张宏良教授2007年8月19日的文章“中国的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一文,对中国 各大银行出售股权给外资企业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这个统计所列举的数据,最清楚地说明了私有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 我们有必要将张宏良教授所汇总的数据全部摘引在下边:



“银行资产流失统计

 1. 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 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 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 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 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 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370亿。根据 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 行价格每股15.98(元),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 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 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 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 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 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 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 元,净赚近800多亿,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200多亿,加上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 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 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 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 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 制。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 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 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 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币,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 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 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 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这是我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 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 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 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 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 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我只想给张宏良教授的数字补充一点;送给外资的银行财产至少为一万亿元人民币,占2006年中国GDP的将近5%(2006年中国的GDP将近22万亿元 人民币),而中国的全部医疗保健开支也不过占中国GDP的6%。这也就是说,按张宏良计算的数字,中国光2006年一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 人的财产,就差不多够让全体中国人民免费享受一年的医疗保健了。

最近正在讨论中国政府今后的医疗保健政策。主张“中国医疗保健事业完全市场化”的人反对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他们所提的理由中最能打动中国政府的就是, 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会导致政府的支出太高。可就是这些一提到居民福利就怕政府开支太高的“改革派”,在向外国资本家奉送中国的国有财产时却从来就不怕中 国政府有什么损失。他们怎么就不能算算中国的“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多少国有资产损失,这些损失的资金又可以为多少中国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 保健服务?

为这样的“银行改革”辩护的人会说,张宏良那样的算法根据的仅仅是银行股票一时的市场价格,而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因此根据一时的股票市场价 格计算的出售股权损失是不可靠的。对这种辩护的最好反驳,是对比被出售的股权的售价与它代表的对利润的要求权。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常识是,决定股票价格的基 本因素是股票对应的未来利润分红的资本化,其计算方法是:这种由基本因素决定的股票价格,大体等于该股票的利润分红除以无风险资产的利息率。而就是按照这 样的基本因素计算,张宏良所提到的那些向外资“出售”国有股权的行为也已经将大量中国人民的财富白白奉送给了外国资本。

根据上边援引的张宏良所搜集到的数据和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计算出,在张宏良所列出的对那13个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出售”中,总共有11个银 行的10-20%的股权被以约130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了外资大企业,其中个别银行被“出售”给外资企业的股权份额还可能超过了20%。

根据前些日子报道的前三季度经营情况推算,2007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应当接近3千亿元人民币。张宏良所谈到的那11家银行,肯定占中国这14家 上市银行利润的绝大部分。根据这些数据推算,如果按外资占股1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国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3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 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23%,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300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6千亿元;而如果按外资 占股2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国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6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46%,按照 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6百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1万2千亿元人民币!

这样简单的计算就能够说明,向外资出售中国原国有银行股权的售价肯定过低,由此将中国的各大银行的一大部分利润无偿地奉送给了外资,造成了中国人民的财产和收入的实实在在的损失。

问题还在于,按照中国现行的公司法,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资金只能算作被它们“收购”的银行的财产。如果真是那样运作,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由向外资“出售”银行中就得不到任何财务上的好处,向外资“出售”银行连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没有增加!

如果中国的这些银行真在资金的运营上面临着什么国内无法解决的困难,那么向外资出售一部分股权可能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可是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实际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

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国的银行现在流动性过剩、资产过剩,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相对于名义GDP都过高,造成了直接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使股票市场和房地 产市场等金融市场高度不稳定,需要减少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和负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吸引外资”来增加银行系统的负债和资产,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 为,只会增加流动性的过剩,加剧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价格不稳定的压力。

就中国目前的对外经济关系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造成了使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 机构,就进一步增加了外汇储备,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从这方面看也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

还有一个为向外资企业“出售”国有银行股权辩护的理由:中国的各大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需要补充资本金”。其实在中国目前的金融格局下,向原国有银行补 充资本金的办法很简单:要各银行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再由政府将财政部发行公债所获资金作为国有资本金注入各大银行作为政府控制的股本。这样就可以在不 增加中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的前提下使中国的所有银行都具有足够的资本金。

总之一句话,在21初的经济环境下,对中国的银行业和整个经济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那些资金;不仅如此,将国有银行股权转 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还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本来已经过多的外汇储备,加剧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

操控了这场“银行改革”的人其实也清楚这些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情况,他们在金融系统内部散布的为这场“改革”辩护的最主要理由是,这样“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就是为了换得一个好机制”。

这种“引进外资持股可以换得好机制”的说法,更是地地道道的欺骗。这些搞“银行改革”的人所说的所谓“好机制”,是一种保证银行贷款质量、将坏账压到最低 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不可能靠让外资持股来获得,已经被事实所证明。最近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导致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许多黑幕曝光。权威方面的检控揭 示,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发放了许多必然造成坏账的“异常贷款”,并且将这些“异常贷款”通过许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销售转嫁给了银行外的投资者;美国花旗 银行更已经由于次级贷款所造成的亏损而更换了其CEO。这样的美国银行连自己的坏账都控制不住,自己都制造了那么多的坏账,它们持股中国的银行又怎么可能 使中国的银行不发生坏账?让自己的机制都不好的美国银行通过持有中国的银行股权来给中国的银行造成一个好机制,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既然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为什么某些人还这样执着地要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越是理性的人越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只能求助于爱国者们气愤之余所喜 欢使用的词语——“卖国”: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就是为了要卖国!其实,更理智的说法应当是:这样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连“卖国”的资格 都够不上了,只能叫“叛国”。“卖国”者是在作买卖,作买卖就要讲价钱。卖国也得讲个价钱,象这样连个价钱都不讲,10元钱的东西以1元钱“卖”出去,那 就连卖国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叫做叛国。

对那些在网络上声讨“爱国贼”的汉奸们来说,“卖国”、“叛国”都是一份光荣,当然不会是什么可怕的罪名。不过,对于能够参与上述银行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 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卖国”和“叛国”大概都还是一个主观上不能接受的罪名。我在这里当然需要交代政策:在中国政府这样的等级式组织中,任何执行政策的 人都是无罪的,他们执行的是别人下令要他们实行的“银行改革”政策,当然不需要承担“卖国”和“叛国”这样的罪名。就是那些提出和下令别人执行这样的政策 的人,有一些也是由于认识上有错误,从而至少没有主观上故意要“卖国”和“叛国”。由于没有主观故意,这后一种人也不能算是有叛国罪,而只能说,他们非主 观故意的行为,起了一种叛国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要实行这样一种叛国的政策,非要进行这样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不管始作俑者为谁,看来他们 的动机都可以用高尚全身边的高参杨启先的一句话来概括。有人私下告诉我,那位以“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旗手自居的前高官高尚全身边有一位同样作过官的高参杨 启先,此公曾经为这些“改革家”们谋划了极其高明的“战略部署”:要想“改革”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国有银行;将国有银行都“改革”掉之后,国有企业就 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依靠,就没法再不被“改革”掉。

据我所知,高尚全和他的同道杨启先口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杨启先的这一番出谋划策,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改革家”们要将 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实行那种“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就是为了实现杨启先所指明的那种“战略部署”: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先 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银行。

根据我的记忆,高尚全的这位高参杨启先曾经在某个公开场合表态,坚决支持由国有企业领导或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这极少数人将国有企业资产据为己有的私有化 改革。他为这样的少数人掠夺国有财产辩护的理由是,这些财产“反正没有给外国人”。从他当时的这种说法看,似乎杨启先这样的人起码还有一点爱国主义,还不 想将中国人的财产送给外国人。可是今天,在杨启先的“高招”指使下进行的银行改革却表明,为了打赢“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将他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进行到底,他们已经不惜将中国人民的财产、中国的银行股权送给外资和外国人,不惜走上叛国的道路。

总结这场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卖”给外资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我们只需要用、也只能用一句话:这是那些铁了心坚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的人为达到这一目 的而作出的叛国行为。坚持并推动这样的“银行改革”的那少数几个人,顽固并执着地坚持他们的私有化理念,为此不惜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走上叛国的 道路。

看来在今日之中国,是否反对私有化的理念已经不仅关系到是否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且关系到是否爱国、是否容忍叛国行为。那些坚持私有化理念不回头的人,最后可能会不惜叛国。其实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准则已经很简单,那就是:“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2007年10月22日星期一

刘乃强:外部干预势力日益猖獗 香港应提防

刘乃强:外部干预势力日益猖獗 香港应提防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日前表示,外部势力干预港澳的问题非一朝一夕,或只是针对某一、两件事而言。这些干预活动是具有“持久性”及“广泛性”,且存在日益猖獗的趋势,市民必须有所警惕,加以防范。

香港《大公报》报道,刘乃强在出席香港发展论坛时表示,“外部势力”干预,可以是包括台湾或其它地区的华人干预势力在内。对于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是否较 前严重,他认为暂难以判断,但路人皆见的是,外国领事就香港事务出声的次数不断增加,这是属于最表面的一种干预,例如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瀚近期就频频发表 意见。而香港某杂志更撰文透露,英、美等国的总领事如何鼓励及支持陈方安生参选;这篇文章的内容虽未经证实,但若然事情是真的,就表示外国势力对港的干预 已有新发展了。又例如民阵在开会途中,竟有人明目张胆地大叫某领事馆的职员曾来电,她如何交代。他认为,从上述的例子可见,外部势力干预港务的情况,已不 像以往那般秘密地进行,而是变得明目张胆,甚至可用“猖獗”一词来形容。

由秘密转明目张胆

刘乃强还表示,外国在香港资助的民间组织、研究所、公关团体等机构,未经证实的数字达二百多间。其中某些机构是比较出名的,例如“无国界记者”就是美国 “中央情报局”(CIA)所支配的机构,专门在世界各地批评一些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人权状况、言论自由等。又例如一个叫做“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组 织,它在1983、1984年左右,CIA专门从事颠覆别国政权活动的财政资助,由于声名狼藉,在美国国会两院议员穷追猛打下,这笔基金被迫公开,变成 “国家民主基金”,受美国国会监管。而“国家民主基金”由四派系势力掌管,分别是共和党、民主党、工会及商界;其中有一个在香港比较出名及活跃的旗下组织 名叫“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简称NDI”,即“全国民主学会”;该协会由民主党控制,并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专门为香港某些政党提供选举策略。另一个还有一个比较 出名的外国组织如Freedom House等。闻说两者都已经关门大吉,可能变成地下活动也说不定。他续道,这类组织在香港主要透过举办明地或暗里的活动,如讲座、研讨会等,推广所谓 “美国式民主”。

接受外国势力资助

刘乃强又称,以缅甸为例,美国在当地搞了一个名为“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爱因斯坦学会),利用学术研究作掩饰,专搞颜色革命,其领袖叫做Gene Sharp。另一个叫“Eurasia Foundation”的组织,去年于青海成立了“民间组织资源中心”,刚刚还召开了一个有关关于“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发展的会议。美国就是通过这些分布 各地的民间组织,尝试通过颜色革命去改变那些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

刘乃强表示,在香港的政治或研究组织里面,受外国势力资助最多的机构,首推由陆恭蕙领导的“思汇政策研究所”,她自己也曾承认接受NED及NDI的资助。 陆恭蕙再以这些外国资金去资助本地的各类活动,例如保护维港、推动普选、反二十三条立法等。还有,美国《时代》周刊最近选出全球四十三位“环保英雄”,陆 恭蕙亦是榜上有名的三位华人之一。除了保护维港之外,陆恭蕙跟香港传统理保组织和活动向无关系。

干预港事层面广泛

除了通过“思汇”间接资助外,民主党、职工盟、新力量网络、开放杂志及人权监察等组织,均受过NDI等机构的资助或赞助,可见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层面正日趋广泛。

最近民主党前主席再度访美,与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及多位国务院高层官员见面,谈及香港的民主发展等问题,就明显是活生生的外部干预例证。刘乃强批评, 他经常无理指责中联办官员干预港务,但自己却跑到美国去“说三道四”,寻求外国势力支持;故他根本没有资格去批评谁人干预香港事务。刘续道,他的前助理 Ellen Bork,是美国极右派种族主义参议员Jessie Helms的下属;这位Ellen免费替李做了两年助理后回美国担任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即“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副总裁,这个右翼组织非常好战,早在1992年时已撰写报告建议美政府攻打伊拉克。一个美国右翼组织的要员曾担任他 的免费助理,这说明了一个什么事实呢?早年发生的美军误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以及中美军机于海南碰撞事件中,他作为中国人、立法会议员,发言时竟还处处 替美国说项,刘乃强认为他的行径简直可用无耻来形容。

刘乃强称,香港回归十年以来,在很多政治及社会事件上,或多或少都有外部势力干预;尽管这些事件的起因可能是由于不同因素所引致,但外部干预却是促进并加 剧这些事件的幕后元素,例如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等。刘指出,间谍活动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想彻底消除是没有办法的;但他认为,各国政府应遵守国际惯 例,不应在国外从事颠覆性活动,其它国家的内部矛盾应交由内部力量去化解。诸如美国经常以民主之名到处进行颠覆活动,这做法就有违国际民主大势;况且美国 国内也有很多不民主的地方,但自己却一无反省和改进。

美借民主到处颠覆

刘乃强表示,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有关“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的言论,绝对不会只是针对某人或某件事,而是反映问题具“持久性” 及“广泛性”,中央必须正视及发声。针对这个问题,香港必须研究相应措施去应付。他认为,最根本的方法是就《基本法》二十三条进行立法,只有立法保障国家 安全以后,一切活动违例与否才有法可依,违法者亦可依法惩治。现阶段市民应对这些干预事件保持高度警惕、警觉,进而自觉地去抵制及疏远那些势力和寻求外部 干预的香港团体、人物及其活动。因此,揭露这些活动,藉此加强香港国民教育,使市民认识国情,进而关注到国家安全,亦是抗拒这些外部干预的有效方法。

2007年10月2日星期二

我办房产证的真实经历,潜规则太恐怖了

我办房产证的真实经历,潜规则太恐怖了

来源:天涯论坛

作者:yixuansafety 提交日期:2007-7-25 0:23:00
  发此帖,我曾经顾虑重重,犹豫再三,认为这些事情既然已经成了昨日黄花,就不必再把它翻出来惹人口舌。但前几日我有事又去了一趟常德市房管局,遇到了一位熟人也在办房产证。闲谈中,他向我表达了在办证过程中所遭受的波折,对当今政府一些办事部门所存在的不良现象表示了极端的不满。也许是受他情绪的感染吧,一回到家我就产生了一种想把自己办房产证的经历写出来的冲动。当然,今天我把这些丑事抖落出来,不是针对某个部门或某个人,而是真实地反映政府一些办事机构所存在的不良风气,虽然我并不能遏制这些不良风气继续蔓延,但或多或少总能为普通老百姓表达一种心声。
  
  前几个月,我公司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把办公楼和生产用房的房产证拿到了手。抚摸着那几本深红色封面的房产证书,我不禁百感交集,它们不仅浸透了我半年多的心血,而且还见证了我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和人性的践踏。这两百多个个日日夜夜——白天,我忍气吞声,强作欢颜面对那些政府各级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晚上,我心里虽然激愤难平,但又不得不挖空心思去考虑明天怎样打点过关?为这几本房产证,我一步一个脚印,跑了十几个办事部门,盖了几十个公章,找了无数层人情关系,暗塞了数不清的红包,而且还跑了不知多少冤枉路……
  
  办过房产证的人都知道,办房产证的第一步,首先有关房产的资料要齐全,而且还要通过一个个相关部门的审核,等一切手续都办妥了,你才能到房产管理部门去申办房产证。我们的房产是新建工程,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工程验收,工程没通过验收,办房产证的相关资料就不能完善。而工程验收要涉及到建筑规划局、建筑设计院、建筑质量监督站、辖区消防部门、辖区城管执法局以及由我公司聘请的监理公司等相关部门参与。工程验收不仅要看工程现场,而且还要审查详细的工程资料,这其中就要牵扯到更多的相关部门。而我们要顺利通过这么多关卡,就全靠人情铺路,金钱开道,这其中的甜酸苦辣,用语言难以形容。
  
  按工程验收常规,工程验收时,所有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到场,每个部门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工程进行认真的验收。但在建筑行业,有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工程验收时,受检单位要暗中给验收人员塞红包。尽管我们的工程严格按建筑规范施工,工程质量也切实做到了问心无愧,但百密一疏,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妥善之处,而且有些无关建筑主体的缺陷已无补救的可能,如果你不把验收人员打点好,他们就会百般刁难,鸡蛋里面挑骨头。为此,假如我们把所有的验收人员都同时请来,到时人多眼杂,一没有机会暗塞红包,二一旦发现了工程上的缺陷,众目睽睽之下很难打圆场。这些验收人员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他们表面上冠冕堂皇,口口声声要坚持原则,一切按验收规范办事,但实际上心里想的就是要放你的血,借竣工验收之机狠狠地砍你一刀!为了验收顺利起见,我们只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一个个部门单独验收,这样做虽然违反有关规定,但约定俗成,一直以来受检单位都是这么做的,验收部门也没有谁有过反对的意见。
  
  按工程验收程序,我们首先请来的是建筑设计院的人员——在此之前,我们是他们的客户,双方之间的关系是雇用关系,他们对我们有求必应,热情周到。但今天情况不同,我们的工程要接受他们的验收,没有他们签字盖章,我们的竣工资料就是一堆废纸!因此,我们一反以前业主的姿态,对这些验收大员们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末了,又给十几个人每人一个几百元的红包,最终大家笑逐颜开,皆大欢喜。设计院毕竟不是建筑工程监督部门,他们一般不会故意刁难你,能得到我们如此礼遇,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如果说,塞给他们红包,我们还有些自愿的成分,而塞给其他政府权力部门的红包,则完全是被逼无奈忍痛奉送的——
  
  我们第二次请的是辖区消防部门(在工程开工之初,消防部门也派员来视察过现场,当时只来了一个人,仅仅在工地大门口站了5分钟,就卷走了我们2000元),他们一行来了6个人,而且是通过了熟人打招呼,否则可能派一个班的人来。这次,他们装模作样地鼓捣了一番消防栓,末了,每人卷走800元上车绝尘而去——在此之前,我们向他们的领导还另外奉送了一个2000元的红包。
  
  我们第三次请的是规划局人员,他们一照面就问我们是不是按规划图纸施工的,得到肯定回答后,这些吃皇粮的公务员们,连现场都懒得踏入一步,就私下开价6000,验收资料所需的签名和公章都可一并搞定。建筑工程查验表是一项很关健的验收资料,它最后要呈交给房产管理部门,没有它,所有办证手续都办不下去。尽管6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和整个工程验收来说,还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我们和对方一拍即合,三天之内成交。望着那厚厚的一沓钞票瞬间流进了别人的腰包,我的心在滴血:这是什么规矩,我们严格按规划图纸施工,到最后却还要私下用钱来办理正当的验收手续?面对这些强势的政府权力部门,我们显得是那样的软弱无助!
  
  在建筑工程查验表上,还需要一个重要部门的签名和公章,它的大名人们如雷贯耳:以前叫城管支队,现在改名叫城市管理执法局。不管它的名字如何改,老百姓仍然叫它城管。这些人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形象极坏,背地里说他们连国民党都不如。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城管都不是好人,只是有一部分城管人员的行为太恶劣,因而败坏了城管的声誉,造成市民一提起城管就深恶痛绝!我拿着查验表,一想到要和这些“阎王”打交道,心里就直打哆嗦,我硬着头皮拨通了一个城管中队长的电话。
  
  这个貌不惊人但却大权在握的城管中队长,一接到我的电话,便很干脆地说:“现在的行情我不说你也很清楚,要想签字盖章,一句话,带8000块钱过来,我一天就帮你搞定!”
  
  我一听他狮子大开口,便讨价还价,最后敲定5000元办成此事。5000元是对方的底线,否则他就公事公办,鸡蛋里挑骨头,让你验收一个月都过不了关。面对这个“土匪”,我只有乖乖交钱,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和他接头的方式象是搞地下工作,事先约好一个地点,在小车内交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带了公章并当场签字盖章。望着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将5000元撸进腰包,我暗中恨得咬牙切齿,心里在咒骂他是政府的败类,是**!国家赋予他的执法权,他却用来中饱私囊,让他这种人来管城建执法,老天真是瞎了眼!
  
  摆平了城管,我后来就全力以赴地对付质监站的验收人员。在我接触的所有政府办事机构中,质监站的人是最难侍候的,他们是一帮名副其实的既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傢伙。其他的部门一般只敲诈一次,而这些傢伙接二连三一共砍了我们6刀!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你面前唱高调,打官腔,那副趾气高扬的样子,真叫人气破肚皮。他们每次来三四个人,一个人最少也要600——800元,前前后后他们共掠走了我们15000多元血汗钱!而且,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他们连一个笑脸也没有,到最后还动不动就卡住你的验收资料,说这里不妥,那里不妙,要你反反复复地将资料返工,一遍又一遍,弄得你心力交瘁!
  
  后来,我挟带着这些竣工资料,又跑了十几个办事部门,都是托人情关系,用钱开路。其中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次也是在质监站,但不是竣工现场验收部门,而是竣工资料核查科。我把所有资料呈报上去,负责核查的是个女的,她随意翻看了一下,便对我说15天以后再来。我们公司急等房产证办抵押贷款,办证时间越短越好,这个环节如拖半个月,那办完整个房产手续,还不要等到猴年马月?我向领导汇报情况后当即立断,瞅了空子,咬咬牙朝那个中年女人迅速甩过去一个装有800元钱的信封。那女子见后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心安理得地将信封扫进了抽屉。第二天上午,她就打来电话,说竣工资料已审核完毕,要我抓紧时间来取。另一件事发生在建筑资料档案馆,按常规,这里办入档手续的要5个工作日,而且所有资料要齐全并合符规范。办房产证,档案馆是很重要的一关,这么多竣工资料,很难保证没有纰漏。无论你的资料做的多么完善,他们都能从中找出不合格的地方。因此,要闯过这一关,必须用钱开路,否则你有可能在这里来回跑上一个多月还得不到结果。按照老规距,我首先通过熟人和档案馆的主办人员套近乎,然后瞄准时机甩过去一个装有1200元的信封,就回去静候佳音。果然不出所料,本来要5天才办好的入档资料,3天就审查结束,而且所有竣工资料都被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分类整理,一目了然。
  
  这就是金钱的魔力,这就是当今政府办事机构中一种“潜规则”作用下的工作效应。
  
  我们既是这种“潜规则”的受害者,同时又以不正当的手段为这种不良风气推波助澜。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被迫屈从这种“潜规则”,在它面前,我们显得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无能为力。我们除了暗自叹息以外,唯一能做得只有割自己的肉,放自己的血去喂饱那些深藏在“潜规则”里的蛀虫……

2007年10月1日星期一

关注新疆建设兵团的腐败

惊闻新疆老家又发生暴乱

作者:吕安之 提交日期:2007-10-1 17:08:00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021657.shtml
  十一,是国庆节,那个地方都放假了,这是一个喜气洋洋的日子,我也不由心里放下了所有的辛苦与劳累,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可家里给我说了一件我们那儿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那儿竟发生了暴动了。真让人匪易所思。
  在一般人的眼里,新疆的暴动都是极少数民族极端分子干的,我们那儿即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更不是少数民族聚集区,而是新疆建设兵团,是在历史中是为了威慑极少数民族极端分子的,而却发生了暴动。
   事件是这样的,在9月22日时,由一二三团的王团长带领着一二七团派出所的人,到一二七团十连与五连,在农户不在家里的情况下,把每家的门撬开,把每家 的农产品棉花统统的搜出了出来,没收,理由是农户不交棉花,但农户为什么不交棉花,一是农户在不知道棉花价钱,二是交了棉花竟什么也没有的,加工厂只记一 个车辆的车号,等于是白交,这样,谁敢交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一二七团和一二三团合并成了一个团场,那个一二三团的王团长不知道为什么看不惯一二七团的人,嘴里叫着,“要把一二七团的人踏平”。这那儿是团长,简直是土匪。他的外号也叫土匪团长。结果把一二七搞的一团糟。
  当天晚上,农户回来后,于是纷纷来到团里讨个说法,当时,加上看热闹的人,有上百人之多,人们在气愤的情况下,喊了几句“打倒王团长”。
  没有想到,当天夜里,一两点时,从师里下来了两车防暴队员,他们全幅武装,闯入五连与十连,见人便打,其中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被打断了三根肋骨,现在下落不明。又抓了几十个人,在派出所里被狂打。有一个学生想用手机把这一切拍下来,也被狂打了一阵。
  第二天,这件事,被团里定为“9。22暴动”,其中几个人还要被判刑。
  这引起了各个连队的农户的公愤,每个连队的人都自觉的出钱,派出代表,来了乌鲁木齐,这百十个代表们在兵团司令部前,跪了几天,没有一个人出来管,他们无奈,来到了繁华的路段,打出了横幅,跪在大街上,这才有人出面。
  上面下来人了,9。22暴动事件变成了9。22事件,几个要被叛刑的人也暂放了出来,事件还在调查中,但这事的肇事者王团长还逍遥法外,还在当团长。
  新疆建设兵团是新疆的经济重要的一个部分,发展速度竟为20%,远远的超过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速度,但在这里,大部分的农户们时刻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他们穷的令人吃惊,而这里的一个小小的连长,一年挣个百万,是很容易的。这是为什么啊。
  另附一网友写的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文章“中国最腐败的地方”
  
   这回回家乡,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很是压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真的,我也算是新疆兵团第二代人,也是知青的后代了,是七十年代的人,我们的前辈,不 管是苦也好,累也好,但也是轰轰烈烈的一代,他们的事迹也是世人都知了,但,他们的后人呢,又有谁知道呢,没有知道,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有必要把他们 的真实情况告知大家的。
  我们父辈的情况我就不用多说呢,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在新疆这个广漠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辛勤的汗水,把戈壁,沙漠,荒滩 变成了绿阴,良田,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生命谱写了一首壮丽的歌,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和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他们的口号是“献了青春 ,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而他们的子孙都在那儿啊,现在我就把他们子孙的情况说一说,他们的情况我一说出来,许多的人是不相信的,也是催人泪下的,也让 人义愤的。
  
  先从八十年代说起吧,八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全国上下老百姓一片欢喜,新疆兵团也是一样的,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 的噩运也来了,真的,由于新疆兵团的特殊的体制,改革的春风不知为什么,到了这儿就变成了冬风了,以前农场的职工是拿工资的,生活也能过的去的,现在土地 改革了,土地承包了,这是一种变异的承包,职工只有管理庄稼的权力,没有经营的权力,也就是说,团里让种什么,职工就得种什么,而且收获的果实要全部上 交,换句话说,也就是说,那时的职工就就旧社会的佃户,那地主是谁了,是团场,是兵团,是国家,谁也不知道,上交利润却是很高的,凭实在的种地,别想拿上 钱的,八十年代,口号是“勤劳致富,致富光荣,争当万元户,”那时在全国也却实有许多农民的凭着自己勤劳,发家致富了,成了万元户。而在新疆兵团,却出现 了另一种可笑的局面,出现了倒挂“万元户”什么叫倒挂“万元户了”,就是一年辛勤劳动,一分钱没有挣,却赔了一万元钱。
  于是这个曾为国 家,新疆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许多的职工纷纷往内地调动,离开了这个曾让他们撒下青春,热血,生命的地方,那是有关 系,有能力的人才能调回他们的老家,没有能力,关系的人只好继续在这儿呢,奉献他们的“终身和子孙”,当全国人民大踏步的向富裕的路上前进的时候,我们的 新疆建设兵团却在自己的家园里,大踏步的向贫困前进,那时职工贫困,团场年年亏损,人们欲哭无泪。
  难到新疆兵团真的是一个贫困的地方吗?不是 的,新疆兵团虽然是建立在荒漠里,但由于广大兵团职工在五六十年代的辛勤改造,这儿已是树木成林,土地肥沃,水利设施通畅,能创造大量财富的地方,这儿的 农作物,不论是棉花还是粮食的产量,都要比农村高。但八九十年代,为什么新疆兵团为什么没有旁边的农村富裕呢?职工年年拿不上钱,团场年年亏损呢,他们创 造的财富呢?国家没有拿,职工没有拿,是谁拿呢,都跑到那儿去了。都跑到贪官污吏手里呢?是的财富,都到了贪官污吏手里呢?在兵团,贪污之严重,经济犯罪 之多,实属全国之罕见,我曾走了很多的地方,但曾没有见过有这么严重的贪污现象,别的地方,就算有贪污,也能让老百姓活下去,而这儿的贪污就让老百姓没有 生存的余地呢。
  
  在八九十年代,新疆兵团当然也有“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些人首先是领导,连队的领导,团场的领导,然后是和领 导有关系的职工,那时,连长的权力是很大的,曾有连长就得意的说,在连队里,我想让谁富起来,谁就富起来,狂妄之极。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在兵团农场, 想凭勤劳,能干,富裕起来,简直是一个笑话,只有和领导的关系“搞好”才能发家致富。但和领导关系搞好的职工都知道一个发家的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果今 年能拿上五万元钱,那么就有三万元就要上贡给领导的,这样和领导“搞好”关系的人才能和领导共同富裕起来。但能和领导“搞好”关系的人,只是少数的,那么 多数职工怎样生存呢,只有倒卖地里的生产资料,种子,化肥,溥膜,等等,维持生计,地里赔了就让它赔吧,这就象变象卖血一样。这些生产资料卖给谁呢?卖给 旁边的农村的农民,价钱当然是很便宜的。那时农民戏称兵团农场是他们的仓库,而职工却无奈的说农村是他们的银行。生产资料卖了,地里的农作物产量就低了, 职工种地就要赔钱,那就让他赔吧,当秋收的时候,把原本不高的作物留下来,继续卖给农村。新疆主要的棉花,兵团也不例外,棉花让新疆的农民富了,却让兵团 的职工穷了。真让人想不通。当然农场领导不会让职工轻易卖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到处设卡,围追,堵截。但职工为了生存,还是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流向农村 的,在这场“游戏”里,职工越来越穷,团场也年年赔钱,领导和一小部分关系户富了。那时还有一个现象,连队领导当然不能在一个连队里当一辈子官的,当那些 连队领导满载而去的时候,那些和领导有关系的人,有许多人也不挣钱了,新换的领导,于是又让一小部分人“富了”。当然也有很多职工不满,于是告状,但是没 有用的,那些被告的领导最坏的下场也是换一个连队,继续“富裕”了。现在职工连队的人连告的心情都没有了,这是一变异的天空。
  记得《红楼梦》里有一句话,“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在连队里,却是“一年小连长,十万雪花银”。而知府却和县长一样大,连长就和一个村长一样大,我看了古令中外,也很难有这样的事。我也去过新疆的农村,那儿的人基本上还是很富裕的,村长也是很难贪污的。
  这事不是秘密,就连到新疆打工的农民工也知道,连队是很穷的,领导却是很富的。他们也不愿到连队去打工的。但那些农民工却承认,兵团职工都是很能干的,很能吃苦的。
  
   在八九十年代,一个由知青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生命创造出来的美好家园,却成了他们后代苦难开始的地方。那时土地承包不下去,于是国家不知情况,花了 大量的钱财,到全国各地去接人种地,但接来的人,很多的都跑了,钱是白花了。团场用了种种办法让职工种地,甚至有的团场制度,不承包土地,不让他的孩子上 学,必须上高价上学,连国家给学生的八年义务教育他们也敢剥夺,真是胆大妄为。但他们就不想想,让职工多拿钱,那个职工不想种地啊。
  时间进入 了两千年,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我回家的时候,发现情况有很大的改变了,种地都要交现钱,有钱种地,没钱打工,土地变成了抢手货了,是不是大家都拿上钱 了,不,我的朋友把其中的秘密给我说了,不是越来越好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坏呢,为什么这样说了。听我慢慢说来。
  
   大家都知道,新疆的土地是很多的,在兵团农场,有钱的种地,没钱的打工,那些在八九十年代和领导共同富裕起来的人,是有钱的,他们有钱种地,而且能种很 多的地的,最少一百亩地,在这里,种地少了,是挣不上钱的,有的是几百亩地,由于有钱,领导也格外的关照他们,他们是越来越有钱的,而那些没有和领导共同 富裕的人,他们只能打工,在农场打工,只能维持生活,想要挣钱,是很难的。于是贫富的差距就在这个小小的农场里拉开了,有钱的越来越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 没钱的。有的甚至连饭也吃不上。现在种地科技化也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发愁明年连打工的机会都很少了。
  
  而那些富起来的人也发愁,他 们为什么发愁呢,因为因为种地成本越来越高,在连队里,能种地的,大部分是种一百亩地,有的几百亩地,现在一种地一亩地成本要一千元钱,一百亩地就要十万 元钱,有一部分钱是借高利贷而来的,如果有天灾人祸,那就是破产,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破产的。当然兵团也是有赔偿的,但钱大部分还是到了有关系的人手里呢。 真正破产的人是拿不到的,现在在兵团农场,你不但有钱,还要有关系才能挣钱的,如果只有钱,那么就象拿着钱和老天赌博一样,风险大的你都看不到的。
  如果有人问我,投十万元钱,能挣多少钱,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挣两万那些人就高兴的跳了起来的。这个些钱,在南方许多人打工就能挣上的。
   如果还有人问我,为什么他们不到南方去打工,那么我还告诉大家,兵团第二代人大都是七十年代的人,他们不象老家的人,从小就知道到南方打工,而这里离南 方很远的,在八九十年代,没有机会到南方去的,我记的,那时,在我们这儿找了一个工作,是钢厂,很累的活儿,但还要交几千元的风险金,结果,厂倒闭了,老 板跑了,不但工钱没拿到,连风险金也打水漂了,几千元啊,在有些人人眼里不是什么,但这些职工里是很多年的辛苦钱。现在他们都拖家带口的,年级也大了,到 南方谁要他们呢,那边二十五岁以上的,都不要了,中国有的是人啊!
  
  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了,这是很多兵团第二代的人托我写的,他们实在是难啊。
  我在外面也碰到了许多兵团第二代的人,在家里无法生存,在外面打工,没有技术,也不人要,只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有门啊!
   我做火车回家的时候,路上的情景叫我很难忘,我看到了火车两边的农村,家家都是新房,门口都贴了磁砖,这也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我不加评论,但我却想 说,他们都比以前富裕了。而我回家去的情况又是什么了,许多人还住着七十年代的土块房,现在那些房子变的又低又破了,很多都是危房了,但大家还住着,没有 办法的,连里也有新房,那是以前国家从内地接人种地,国家投资的钱盖的,现在那些人跑了,于是这房子变成了扶贫房,卖给了那些和连里有关系的人,连里的草 是长了很旺的,看上去那么地荒凉,真想要人落泪的。
  
  我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批评政府,我不知这文章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我相 信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他们并不知道兵团第二代人的真实情况,因为兵团那些无耻的领导们天天在在宣扬他们的“丰功伟绩的”,兵团是属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 中共中央并不知道真正的情况。看看兵团那些媒体,天天在夸自己,多无耻啊,我相信,中共中央知道后,会想办法解决的,其实解决的问题很简单的,就是跟新疆 的农村多学学,给每个在职职工十亩税田,剩余的土地用竟拍的方式,谁出的承包价最高,就让谁种。
  
  我不是眼红别人种地发财,而是想 通过网络,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想让国家领导人知道兵团第二代人的情况,让那些没饭吃的也有饭吃,为什么改革的春风总也吹不到新疆兵团呢?我现在在江苏打 工,我也知道,上海,江苏以前也有很多的到新疆的知青,如果你们的良知还没有泯灭,那请你们回应一下吧,或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反应一下的。
  
  随便说一下,现在那儿的领导的年薪也有十万了,也许是想高薪养廉吧,但没有用的,还是有多的人种不上地,国家也拨了无息代款。但都到不了真正没钱的第二代人手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