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王丹就陈水扁20万美元对中国海外民运作出交代的联署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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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者王丹遭阿扁出卖扯出黑幕 引发海外民运地震
请王丹就陈水扁20万美元对中国海外民运作出交代的联署声明

一、中国海外民运的大多数是反对台独的。

二、中国海外民运欢迎也曾经接受以最终的民主统一中国为政策的台湾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个支持是正义的，是中国民主事业内部的。我们反对民进党台独政府打着所谓“资助海外民运”的幌子，把它变成私下收买个别人物为其分裂中国的台独政策背书站台的工具。特别是对陈水扁将所谓“资助海外民运”当作掩护其贪污犯罪的挡箭牌，隐蔽伞，侮辱丑化海外民运，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

三、陈水扁辩解他先后将“国务机要费”20万美元给了“海外民运”王丹。我们坚决要求王丹作出说明：

（1）2004年和2006年，你有没有收到过陈水扁这20万美元？（2）这20万美元，你怎么用在“海外民运”上了？

四、陈水扁交代王丹以“海外民运”名义拿了这钱，王丹却表示“困扰”，说是因为从“不过问资金来源”。这是在把全体海外民运当阿斗。我们不是阿斗。王丹是假“困扰”，我们是真困扰。我们决不允许我们都身在其中的“海外民运”的名义，被王丹私下拿去与陈水扁作交易，责任却似乎“海外民运”人人都有份。王丹必须对海外民运作出交代。

五、就在9月23日民主教育基金会上，当黄伟成质问王丹拿了陈水扁民进党政府的钱时，王丹还坚决否认，当众表态“可以查我的帐号”。现在不否认了，只是 “困扰”了。王丹新的辩解说，陈水扁给钱“不带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欺骗！“不带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只是在你不反对捐款人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政策甚至与其一致的前提下，才可能是有意义的。王丹若反对陈水扁政府的台独基本政治立场和政策，却扬言陈水扁给钱“不带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这是自欺欺人，是王丹睁着眼睛向大众说的鬼话！

六、王丹表示“如果有需要，愿意配合台湾的检调单位，提供台湾捐款的资金流向”。很好。但不够。王丹有义务首先配合海外民运的质问，交代清楚陈水扁声言“资助海外民运”给了你，借以掩护脱罪的他那20万美元“国务机要费”的流向。“海外民运”不作陈水扁的替死鬼。

我们等待王丹的回答。特此联署声明

王希哲、徐文立、连胜德、汪岷、黄华、路易、张英、董志飞、黄奔、方圆

王绍光 蔡崇国 程颖：昨天与今天——关于“文革”的谈话

昨天与今天——关于“文革”的谈话

　　王绍光 蔡崇国 程颖

　　程：你们俩为什么选择“文革”这个大题目，也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王：我从来以为，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今天，一个社会在动荡的时候，社会的基本矛盾便都展开来了，这是研究它，把握它的最好时机，“文革”就是这样的一 个时候，它把社会的各种矛盾，乃至最细小的矛盾都以放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把中国社会无论是传统的东西还是解放以来我们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包含的矛盾都以夸 张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甚至推向极端。这种放大的作用，就像研究生物，用放大镜、显微镜—样，“文革”的作用，它本身的影响，同我们现在遇到的大量问题，不 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都有着直接的联系，研究“文革”，对于了解中国，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性格，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蔡：“文革”将中国的矛盾在时间比较短，空间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表现了出来，具体说来，当时我国整个社会，就像列宁讲的，经济浪漫主义，追求—种道德的， 伦理的目标，我们过去所谓政治挂帅，从理论上讲，就是追求道德伦理的目标，以这个为第—，而这在“文革”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王：你所讲的这种浪漫的经济，在西方叫作“道德经济”。这种经济实际上就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

　 　蔡：它实际就是把我国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道德化，一切都以服从提高人的道德精神为基本目的。也就是说以平等为目的，而不是以效益为目的，这种东西有更 深的背景，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延续。它第一个背景是国际背景。从卢梭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的道德似乎不如古代杜会了。这对卢梭这样一些思想 家、文学家来说是痛苦的。社会是发展了，可是失去诗意，失去自然社会牧歌式的和谐，这和谐被大工业破坏了，在一个时期中，西方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带来社会的 发展，另一方而也带来了道德沦丧。这使我们中国一些人，一方而为我们的落后不安，另一方而又为我们的高尚而自豪。所以他们就希望：中国既有西方现代社会的 发达，同时又有传统社会的髙尚，想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不仅是中国，而且是现代社会以来，西方一批科学家、思想家、道德家、诗人的理想。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工业的发达与缺乏诗意的矛盾，也躭是理性与感性的矛盾，这里所谓感性，就是追求审美和道德的完美境界，从理性来说，人们必须发展技术，发展生产力。人的真和善的矛盾、效益和诗意的矛盾在现代社会很尖锐。

　 　再一个背景，新中国建国前夕至5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那时人们有一种共同的愿望，即打倒蒋家王朝，破坏封建的地主经济，同 时在城巿破坏封建官僚经济。人民对这些旧的社会形态深恶痛绝，共产党领导人们打破了旧秩序，50年代就使得个人的利益同社会的普遍利益比较一致，在这样的 社会条件下，人显得不那么自私，因为他认为个人的利益首先表现在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去，加上50年代人们的道德确实比较髙尚，生产力也 发展较快，这使我们党内产生了一种认识倾向，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王：这个还可再往前追溯一点。1840年外国列强 打进来，把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打破了，同时也使许多人（主要是农民）以前的地位保不住了，新的地位还没有得到，这时候就容易产生革命，他们希望重新回 到一种稳态。尽管农民所期望的那种稳态同共产党要发展工业经济，同时又保持平等的社会目的本质上是不―样的，但在推翻蒋家王朝，在“破坏”这个层次上，两 者的利益是―致的。50年代，人们的精神比较高涨，同当时恢复性的经济时期有关。当时每年经济増长的逨度很快，21.4％的增长率。所有制的改变，也的确 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多数人地位上升了，生产发展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个人利益的实现在这里达到了普遍的一致。这样，人们就普遍把社会的发展看作了自身的 发展，于是考虑自身同考虑社会就是一个方向，这时候的人绝不是禁欲，不考虑自己，而是他自身的要求在当时同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于是带来道德的普遍高尚。 这点有很大的历史惯性，我们许多人就希望把这种战时或革命时期的道德普遍高尚，或者说这种个人利益问社会利益的一致持久化，把保持人的道德高尚放在第一 位。

　　所请的道德高尚，我理解，就是要造成一种平等的社会。毛泽东的想法，尤其是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想法，体现的都是这种思想。穷一 点无所谓，但要平等。公社里那些破跛烂烂的桌子、碗呀什么的，合在一块儿，大家都有饭吃就行，所以讲“穷过渡”。在穷的情况下，大家不要互相争夺，而要彼 此谦让：慢慢地又加进一些东西，如必须认真工作，逐渐再加进一些政治化的东西，听领导的话，汇报思想，帮大家做好事儿，互相关心，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 弟，有点儿类似《水浒》中那种传统的东西。

　　蔡：这种讲平等，讲道德高尚，其实是现实经济制度的要求。当时我们选择苏眹模式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模式本身缺乏激发人的积极性的动力。一切都是从上往下的。个人的利益同整个生产的发展在这种体制下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王：50年代中期就有些工人抱怨，那时已经卡得很死，他们说，我们现在还没以前自由。

　　蔡：这个东西有点儿像大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同自由散漫惯了的小农出生的人在心理、习惯上的一种冲突。他们不希望过这种不自由的生活。

　　程：王，你曾说过，你认为“‘文革’不会再发生了”这种说法是浅薄的，是吗？

　 　王：持这种说法的人有两点根据，其一，老百姓吸取教训了。其实，人是最健忘的，整体的人是难以吸取教训的。其二，我们现在没有了毛泽东。那么，到底是我 们这个民族培养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培养了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民族需要那种登高一呼的领袖人物，这种人物就会应运而生。所以，仅仅说'因为没有了毛泽东这 样的领袖人物就不会再发生“文革”的说法也是不合逻辑的。

　　程：王，能谈谈国外研究“文革”问题的情况吗？

　　王：就 我所看到的英文资料，大致有100来本专门涉及成主要谈“文革”的书，论文总有上千种，除去英文的，香港的中文的就相当多了。国外研究“文革”的人，现在 主要是研究毛泽东。关于他为什么发动“文革”，有好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因为毛泽东同其他人如刘少奇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纯粹的权 力之争，第三种意见认为二者兼而有之。国外现在基本上从这三个方面研究毛泽东。也有一部分人开始着眼于分析中国的社会秩序。

　　程：有些什么专着吗？

　　王：有一本书叫《天籁》，台湾翻译的，写个人的经历。再就是粱恒写的《革命之子》。另外，最近有一套三卷本的，叫《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现已写了两本。这是从解放一直写到“文革”，现在还没写到文革，它主要讲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

　　程：你认为国外的这些研究者思路是否正确？

　 　王：很难说他们的思路对不对，他们常常缺乏一些侧面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料，比如，我觉得“文革”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研究，第一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 “文革”，做这方面工作的人较多，但还不够；第二就是当时中国的制度不能阻止毛泽东和其他的几个人发动这场运动，这个层次做工作的人较少，第三是群众为什 么起来响应，这也做得很不够，所以，我觉得他们没能从各个方面去做研究“文革”的工作。再—个，他们毕竟没有亲身经历，对“文革”中的那些气氛，没感受， 要么过于夸张了，要么没提到。

　　程：目前国内的研究情况呢？

　　蔡：国内有很多人做这些工作，但，要么没完成，要么完 成了，很难出版，发表。发表了的一些，很难说是科学研究，多数是回忆，批判，或是感情的发泄，他们共同的问题，一个是受历史条件，政治条件的限制，难以做 到公正，再一个是缺少冷静的理论分析，没深度；第三是缺乏历史感，总是拿今天的眼光，以今天的感情去谈说过去，总是以现实政策的思维框架去统摄过去，而且 那种感情因素太重，他们忽视了“文革”是亿万群众参加的运动，好像“文革”只是发生在上层。

　　“文革”研究实质应是对现实的冷静批判，它的困难也在这里，不过，只要我们有理论素养，有历史感，有政治智慧，科学研究并不是不可能的。

　　王：这方面的一个缺陷是，文章多是描述性的，不是分析性的，只讲发生了，不讲为什么发生了，也就是蔡说的，没理论，当然，这与理论环境是否宽松有关，另一缺陷是，研究要大量占有材料，而人们却很少坐下来收集资料。

　　另外，讲到群众的热情，一些人老爱将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是文化热的威力影响到“文革”的研究，其实，“文革”前群众的心理，主要是当时的高度集中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主要的。

　　王：“文革”研究涉及而非常广。我们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不研究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不研究中央当时为什么不能阻止“文革”的发生，而主要研究群众。

　　程：你认为研究“文革”中的群众有什么意义？

　 　王：首先是吸取教训，再则是发展到政治理论。在国外，政治中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是很发达的，且有各种理论。我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是认为群众有自己的选 择，这种选择可能是无意识（他可能以为自觉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现在有一种者法，认为群众卷进去，是因为受蒙蔽，我的研究告诉我，不完全是这样，说是 受蒙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文革”卷进去的许多人，他们不愿正视这段历史，要开脱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他真认为自己受了蒙蔽：我当时真蠢，就这么响应号 召，结果吃了许多亏，实际上当时他们并不是全受蒙蔽，他们的下意识在左右着他们理解毛泽东的各种号召，事实上，如果都是受蒙蔽，那么就都应该是一派，扞卫 毛泽东思想的一派，而实际上却分了许多的派，而且派分得非常明显，这与各派人物的经历、地位很有关系。

　　程：蔡，我读了你的《论一九六六年》，是从我国的社会生活及生活方式的分析中揭示“文革”发生的必然，听说你还要写群众与“文革”的关系的文章，是吗？

　 　蔡：是的，不过，我讲群众运动，与王的角度不同。我主要从“运动”这点上讲，大规模的、虽有间断却是持续着的群众运动，怎样使社会阶层分化，使群众心理 有不健康的趋向，使社会状况的病态日趋严重，比如，持续的运动产生了一个数量较多，权力较大的—个阶层，他们的习惯，价值观及利益都附在运动这种社会活动 方式之上，他们的这些东西称与社会经济及科学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然而，他们又有决定政策及人亊的极大权力，这就使中国的社会很难走向以经济、科学发展为 中心，以民主、法制为保障的社会，就使我国政治背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要求而去适应极抽象的习惯、价值观，去适应一部分人的利益。运动又使群众及社会精 英的真实的，本能的东西，为免遭个人的孤立而压到无意识的精神深处，造成一种广泛的精神不健全的社会症状。这使人们不是全神贯注地面向社会的真实及自我的 真实，不是去开创前进的道路，而是整天担忧，观望，去注意构筑各种堡垒来保护自己，从而使精神萎靡，个性泯灭，而这是最大的民族危机。

　 　我还准备写“文革与新生事物”一文，具体剖析诸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农兵上大学、知青上山下乡等“新生事物”。因为这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何况，在 1970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当时的中央提出：对“新生事物”抱什么态度，也就是对“文革”抱什么态度，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我基本的方法，不 是将“新生事物”完全看作是荒诞的，而是首先分析它的历史背景及合理性的片面。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58年的苗头开始——更早，是中央鼓励农村 的中学毕业生回乡生产——到1968年形成高潮，其历史背景就有当时就业不充分，学生脱离实际，教学脱离生产，农村文化落后，中小学毕业生奇缺而城市的知 识青年大量赋闲在家等因素。

　　在此基础上分析这合乎理性的片面如何被推向极端，是什么东西将之推向极端的等等，

　　我 还想写写“文革”为什么会失败，它怎样唤起人们的热情和期愿，又怎样使一个又一个阶层失望、冷漠的。还可以将“文革”抽象化，将其看作是一个中性的社会改 革运动，从策略上考察它的失败原因，这是意味深长的，如“文革”没有理论准备，谁也不知道它要破坏什么旧的东西，不知道主要建立什么新的东西，这破旧立新 的社会基础、依靠的力量又在哪里等等。

　　最后，我还想考察“文革”的历史后果。这个历史后果影响非常深远。一方面，它使人们对“文革” 前、“文革”中的经济、政治制度非常失望，从而为今天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中止、掩盖了“文革”前的社会弊病及各种矛盾的发展，反衬出“文革 ”前的繁荣，这就增强了“文革”前的社会的历史惯性，这又是今天的改革的困难所在。

　　程：王，你正在写关于“文革”的傅士论文，我感觉到了你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文革”不完全是一个受控的过程。是吗？

　　蔡：也就是说，“文革”的发起，发展如果是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每个重大事件是按毛泽东的意志发生，如果是这样，就是受控过程，实际上不可能是这样的。对吧？

　 　王：从过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开始，毛泽东希望“文革”能快速发展，但工作组派到全国各地方，等到毛泽东回到北京，把工作组又都撤了。后来北京出现 的“反四旧”，并没将矛头指向走资派，“反四旧”很难说是毛泽东支持的。这“反四旧”实际上还是按传统的做法，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与领导作对的人。然 后是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是要批倒刘少奇，结果呢，以前受压抑的人一起来，大量的矛头是对以前整过自己的另一部分人的。结果引起了一种群众斗争。到了 1966年底毛泽东讲1967年是“文革”全面胜利的一年。当时没有提夺权。1967年初“一月革命”出现了，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权夺 过来，然后再干别的。但一夺权，全国各地，各省、中央的部、委，夺权之后就是分裂。张春桥也讲了上海经过的几次夺权，根本不是向走资派夺权，而是相互夺 权；这样打来打去，毛泽东又觉得不行，于是提出三结合呀，解放军支左呀。解放军一进来，又将将事情弄偏了，将毛泽东奇以希望的左派打了下去。然后到了4月 份再提出领导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不要压制革命小将，让革命小将出来。革命小将一出来，却导致了全国性的分裂，没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来。全国抢枪，全面大 打，这就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的想象，1970年毛泽东接见斯诺时就讲，1967年7~8月是全面内战，他后来讲“文革”两个弊病，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 面内战，那时候他已失控了，往后是成立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之间打了起来，成立革委会非常困难。直到1968年7月，毛泽东接见北京的五大领袖提出“黑手” 问题，说黑手就是我，就是我派工宣队去压制你们的，谁要是再顽抗，我就派部队围歼。措词很严厉，他想压住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这样，到了清队，就将造反派这 股社会势力压了下去，“文革”的前三年，大家都认为是最主要的几年，这段时间局势很少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发展。

　　程：推动群众运动的某种力，除了来自毛泽东的领导外，还有什么呢？

　　王：是群众运动自身的逻辑。说细一点就是社会的各个集团有不同的要求，这形成各个力的线，最后走的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这个线不是哪一个集团的意愿，也不是毛泽东的意愿，是历史的作用。

　 　蔡：从理论上说，就是社会的改变，只能通过社会的力量。理论、思想要对社会起作用，单靠自身的直接作用是不行的，它必须与—定的社会集团相结合，变成一 种社会的运动、社会的力量才能起作用。而一种理论、思想与一定的社会集团结合，就会改变自己。它激起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往往与自身离异，甚至会反对自 己。就毛泽东来说，他有自己的理想，他要用自己的理想改变社会，就要使自己的思想与群众结合，变成群众的要求，变成群众运动。问题是，群众是具体的，第 一，群众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利益要求，第二，他们有不同的文化素养和不同的心理。他们按他们的利益要求，按传统文化建构的心 理，按他们的文化素养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这样，毛泽东的思想与群众一结合，往往就变成了与毛泽东的思想本身相离异的一种东西，他也就难以控制。换句话 说，群众运动一旦起来，就与引它起来的那种思想拉开了距离。

　　程：现在我们是不是谈谈为什么群众会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你们能不能同意“群众是受蒙蔽，是盲从，糊涂”这种说法？

　 　王：我完全不同意，说是“毛登高一呼，亿万群众起来，”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起来响应号召，慢慢才越来越多，有个“理解”的过程。 还有个个人崇拜的作用。在中国出现个人崇拜，这有很长远的历史根源。一方面，如马克思讲过的，小农经济希望从上面洒下阳光雨露。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我国革 命史上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根据地时很多人就觉得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像王稼祥、张闻天这些党内的知识分子，在1941、1942年提出毛泽东思想这 个概念时，都起过非常大的作用，而他们以前都曾是毛泽东的对立面。还有陈毅，后来却信服了，1943年政治局作过一项决议，政治局的意见不一致时，毛主席 说了算，有最后拍板的权力，先是党中央对毛的崇拜，然后扩大到全党，再扩大到全国，我们国家有—种基础，需要个人崇拜这个东西。有一位作家的一句话说得很 对，是老百姓的烟火熏黑了菩萨。

　　程：刚才讲的如果是群众受蒙蔽的一面，现在应谈谈不受蒙蔽的一面。

　　王：要认识 到，个人崇拜只是一种愿从力，它不能原本地解释偶像发出的信号，毛泽东有他的思想，大家都可以崇拜他，但，大家却可以不同地解释他，按弗洛姆讲的，社会无 意识是存在的，无意识的东西往往是本能里边至关重要的，你觉得你相信的东西往往不是你真实的东西。在“文革”中，老百姓却认为自己的解释是按毛泽东的真正 思想来的。实际上，各社会集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当时至少有两个毛泽东。简单地说，造反派有造反派的毛泽东，保守派有保守派的毛泽东，他们都真诚地相信是 在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

　　蔡：实际上，他们的解释，遵循的是他们自己对毛泽东的理解。

　　王：扩大点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毛泽东，说受蒙蔽，在大家都相信毛泽东这个角度讲是对的。但，你又不是受谁的蒙蔽，是你自己有这个内心需要。自己是自己的蒙蔽者。

　　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受蒙蔽者？

　　王：从根本上没有。

　 　蔡：“文革”开始，最先投入的是学生。学生起来造反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看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起来造反的过程。当时，毛泽东东说搞教育革命、文化革命。而 很多中学生也正感到不满，有的是工农子弟，家境贫寒，条件不好，成绩较差，上大学竞争不过资本家、干部的子女，故有的人就提出造考试制度的反，不要考试， 那些成份不好，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在当时体制下也受压抑，深感前众不妙。

　　其实，这里还有些心理上的原因。比起埋头读书，做作业，考试来，造反是一种精神的宣泄，很刺激，很好玩，又能因此为人所敬畏，像阿Ｑ那样，可以大胆地骂赵太爷—声，妈妈的。于是人们就纷纷造反。其中也有对教育制度表示反感，对强制灌输—些无用的知识表示反感的原因。

　 　王：最先起来造反的学生，是一些干部子弟。他们觉得大学的学生构成不合理。如清华，有40%的学生是成份“不好”的，还有40％是非劳动人民子女。只有 20％是工农子弟。工农、革命干部占人口绝大多数，而在大学，甚至好的髙中里，他们的子弟却不成比例。这种现象引起了不满。但1963年以后这种情况有变 化，出身不好的上大学非常困难。1966年又提出把政治表现作为上大学的条件之一。

　　蔡：说这些，就是要提出，当时毛泽东的号召为什么易为人们接受，是因为这些号召与人们当时的地位、与改变自己地位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仅讲个人崇拜和受蒙蔽的作用是不行的。

　 　当时一系列的政策及社会状况导致不满的问题，在工厂里也有。比如，工人、干部中不乏能力强的人，但是只因说“错”了话，得罪了上级，或因成份、社会关系 中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不能享有公正的待遇。相反，一些能力差的人，只要关系好，社会关系清楚、成份好，就可以上去。决定一个人社会及经济地位的，是成份、 与领导的关系及所谓的政治表现而不是能力。毛泽东的号召使他们得到了合法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地位，故按自己的逻辑起来造反，投身“文革”。

　　当然，不是说有了不满，号召造反、革命就是正当的。问题在于，是哪些人不满，这不满有多大的强度。革命、造反的合理性应建立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上。

　　程：蔡讲了群众怎么起来及“文革”前的社会矛盾。我希望你们再以群众运动的逻辑讲讲群众运动。

　 　王：社会有两种不同的根本的价值观。一种是平等的价值观；一种是自由的价值观。平等是讲结果的价值观，自由从本质上讲是指机会均等。资本主义信奉机会均 等，社会主义社会则追求结果平等，这两个大家都觉得是好事情，可以结合，实际上很难结合，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往往是不平等引起的而不是不自 由引起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一样了，往往是不自由引起的。追求自由是一回事，追求平等又是一回事。追求平等就得限制自由，因为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社会地 位也不一效，不限制就会造成不平等，因此得限制一些人的自由，限制就得有一种政治强力，而限制本身的持续，这种实行限制的政治强力制度化之后，本身就成为 一种高居社会集团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反而造成社会的不平等，这一点，在“文革”以前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得较明显。

　 　作为保证结果平等的政治力量，一定会表现为国家干部等权力日益增大的社会力量。他们由政治上高居于他人之上，日益转变为在社会地位上、经济上高居于他人 之上，但，这个转变，“文革”之前并没有完成，那时，医生、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也是较高的，所以，有许多人并不想当干部，并不是像现在，人们的当官意识这 么强，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文革”前也不严重，外国一些人写文革，说中国“文革”前经济上出现了分裂，出现了新的阶级，经济上的不平等引起了造反，在我采访 的所有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说当时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造反，往往说起的，是政治上的不平等，而这个政治上的不平等常常是追求结果的平等引起的。“文革”前 的社会，人们政治上的不平等来自两种社会分化，第一种我将之称之为阶级种姓化，解放后，我们实际上将阶级种姓化了，你是这个阶级的人，就是这个阶级的人格 化的代表，你的下一代也是，在“文革”中有人提出来，出身好的是红烙印，不好的是黄烙印，出身坏的是黑烙印，就像奴隶的烙印，那些出身不好的，受到很不公 正的待遇，这就造成很大的社会分化。出身好的，不好的，很清楚自己的命运，第二个分化是先进与落后之分，“文革”前提倡一种道德精神，要像白求恩、张思德 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你看“文革”前的报纸，越往后你这个人就越不能有一点缺点，否则就不是纯粹的人。先进与落后之分的矛盾很大，“文革”前有 一大批“落后”的人，这些人往往是因为能力过剩或小调皮而“落后”，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当然，仅仅有压抑感还不足以使人起来造反，如果一个社会能给人以 各种出路，就是说，你在这里受压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如中国老话所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就能使压抑感释放出来，这就是有“出口”，如美国人 讲，受压抑，有找出口、抗议、服从三种选择，有出口，抗议的力量就小，而“文革”前的社会没这样的出口，或者说，出口想来越小。比如说，以前，出身不好的 学生，政治上没出路，可以在业务上搞出名堂，去做专家。到1963年左右，出身不好的上大学的机会很少，1966年有人提出出身不好的根本不让上大学，这 个出口就堵死了。人们的压抑感无处释放，就会积累。

　　如果想跳出国家安排的束缚，自己干，那么，还有一条线牵住你，这就是档案，你到那 里，档案便跟到那里，档案不存在，你这个人也就不存在。你再好，档案有一点说你是个坏人，你就是坏人，这样，社会就缺少出口，压抑都沉淀下来了，政治运动 也一次又一次地将各种人赶到自己的对立面。一方面有压抑感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种压抑感越来越强烈。

　　到1966年，社会把这种压 抑感变成公开的耻辱，在有的学饺，站队，红五类在前，非红五类在中间，黑五类站后边。红五类可以唱《东方扛》，非红五类可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黑五类 什么也不能唱，还有人朝他们身上吐唾沫，胸前挂牌子，家里也挂上什么成份的牌子，还有抄家，使压抑感达到了爆发的边缘。转折的标志是1966年第13期 《红旗》杂志的社论，它说，我们批判的矛头不是指这些人，而是走资派。这些人因此就爆发了，起来造反。

　　这些使我们看到，“文革”爆发前的17年积淀了什么东西。

　　程：除上面你们所说的那些“文革”前导致人们不满的社会问题外，还有什么吗？

　　蔡：当然有，没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法制保障导致的急剧摆动，常常使一些人因此倒霉。上面精神的突然改变，总是将贯彻前一种精神的积极分子抛了出来，跌落在地，起码使他们难堪好—阵子。事实也教训了人们，什么事都要者—看再说，消极圆滑最安全。

　　还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前的舆论宣传体制，“文革”前的舆论工具没有沟通当时的政治、政策与社会真实的联系，相反，它只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以粉饰现实的方法隔离了政策与社会真实之间的联系，使当时的政治缺少不失真的信息来源。

　　程：让我们换个话题吧。“文革”中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即“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这两派的形成是否与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同有联系呢？

　　王：这要在对“文革”前的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的分析中得到说明，“文革”以前，劳动人民，包括干部，较之1949年以前，经济状况有了提高，社会地位也有所提提高，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这是“红五类”，所谓“灰五类”，即一些职员、中农出身的等等，社会地位没下

　　降，经济地位变动的幅度不大。所谓“黑五类”，经济地位有所下降，政治、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了。当然，这是与自身的比铰，是纵向比较，横向比，“黑五类”、包括一些“灰五类”，经济地位虽下降了，但也不比其他人差，如资本家，经济地位较过去下降了，其家庭生活

　　也比工农强。一些职员也是这样，社会地位也不比工农差，但政治地位却下降了，一个社会对各阶层来说，如果政治、社会，经济地位这三种情况的变化是同歩的，倒没什么，如果不同步就造成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不满意的地方。

　 　蔡：群众起来造反，他们之间的对立，其原因有时简单到好笑的程度，他造反没与我通气，自傲，我就要成立—个组织反对。这里有个对群众的认识问题，过去我 们一直靠群众运动这种方式来解决我们许多政治社会问题，其思想方法上的根据，是将群众理想化、概念化。实际上，群众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按不同的标准 可以区分为利益关系不同的阶层，其中的每人又因其文化素养、个性不同、经历不同而有不同的心理倾向与要求，号召他们去搞政治运动，他们总是按自己的文化素 养、利益要求及个性习惯去领会、从事这个活动，对社会、集体乃至个人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只能靠理论的抽象才能实现，群众之多数不可能自己直接走到这—步。 常常有这种情况，他们因极小的因素对立了，而一旦对立，在那个条件下，微小的对立因素就会膨胀。因为是对立的两派，就得对立下去，争个你死我活。到头来， 究竟是为什么，谁也不知道。

　　在今天，我们一定要反对那种将群众、“工人阶级”等概念化、理想化的倾向，一旦我们撇开这柏拉图式的理念论方法而去看真实的群众，我们就能理解“文革”中群众组织为何长期对立。

　　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群众组织的协调，1968年4至7月，开了一个全国的造反派的联会，这带有组党的性质。这些，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北京的几大造反组织，因为发展下去，它们就要组党，这就很危险。

　　蔡：而毛泽东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制止了群众组织的这种发展，并取消那些组织，他也就极大地削弱了自己的基础。

　　王：毛泽东在“文革”中否定了一切权威，包括党的权威，“文革”前很神圣的理论、制度的权威，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权威，这就将自己的根基逐渐除掉了，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历史发展的站果。

　　程：王，你曾说过，毛泽东提前发起了“文革”，这是否说，没有毛泽东，“文革”迟早也会发生，即“文革”是不可避免的呢？

　 　王：不能这么说。不能将社会的必然性作这样的理解。我们说“文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是说它的发生发展不只是哪个人的意愿起作用，它有其内部的矛盾根 据。苏联没有“文革”，唯中国有，比较起来，中国有许多苏联所没有的社会矛盾。如苏联没有上述阶级划分种姓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等。

　　蔡：在社会领域，没有人的活动，任何必然性都不会自发地实现自己。从这个意义上仍然应当说，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革”。不过，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大题目了。

　　本文原载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

金钟：《零八宪章》的由来和前景——伪自由派如何意淫，梦想成为夺权后的总理？

http://cache.baidu.com/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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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370c40f918c12a05fbd9b7f0e5e&user=baidu

《零八宪章》的由来和前景

明 @ 2008-12-25 10:14 阅读(58) 评论(1) 推荐(0) 引用通告 分类: 转载

零八宪章　08宪章 简体中文版、繁体中文版、日文版、英文版、法文版http://knol.google.com/k/-/08/3jhi1zdzvxj3f/9#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 金钟

【金钟按：有见于日本媒体对《零八宪章》不甚了解，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作家河井森太郎先生10日赐函，提出若干相关问题请予回答。奉答之后，河井先 生译成日文发表。现住东京的河井先生曾留学中国，是报刊专栏作家，他主持的网志是日本专注中国问题的十大网志之一。下面是书面提问及回答。】

（1）可不可以说，《08宪章》所主张的内容，事实上否定目前的中共一党专政制度，同时宣布也要争取到把中国改变成民主国家？

金钟答：是的。完全是这样。要使中国成为日本一样的民主国家。只是回避了「一党专政」的提法。

（2）您认为《08宪章》所主张的内容是一个长期目标，还是属于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

答：中国的民主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目标。《08宪章》的许多诉求，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但是《08宪章》的提出，有迫切性。那就是宪章前言所说， 中国社会的人权、法治、两极分化等等不公义，造成社会对立的激化程度，「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换言 之，启动宪政体制改革，有紧迫性。朝野应该对此形成共识。

（3）您认为与八九时相比，《08宪章》所主张的内容有哪些不同或进步之处？

答：1989年，从北京学生反「官倒」、重新评价胡耀邦开始，发展到要求新闻自由，要求邓小平下台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影响全国、震撼世界的民主运动， 虽被镇压，意义重大。但是，那场运动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一个全面的、从根本上改造极权主义体制的纲领性主张。天安门广场上的主导人物始终是政治上思想上 尚未成熟的学生。《08宪章》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改造中国的民主化纲领，凝聚了百年来中国无数志士仁人的心血与梦想。因此，从诉求的层面看，《08宪章》 显然比八九要高很多，成熟很多。

（4）您认为几百位有良心的国内知识分子提出这个宪章的动机主要来自哪里？

答：提出《08宪章》的动机，我认为来自三方面。一是现实的急迫感，中国的非正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既深且广，遗患无穷。给了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内心十分沉重的压力；二是近二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使他们可以超越传统的「向皇帝上书」的思路，而诉诸于社会，这是他们很快可以聚集三百位大部分有不同知名度的各界人士联署的原因；三是国际经验。
1977年捷克作家哈维尔发表要求当局遵守赫尔辛基人权条款的《七七宪章》，
对捷克与东欧八十年代民主化有历史性的贡献（哈维尔因而成为捷克首任民选总统）——这对于中国知识界肯定有难忘的启示。

（5）您知不知道《08宪章》从甚么时候开始制作？是不是有某些具体事件或状况使他们发起人决定执笔？

答：我不知道《08宪章》开始制作的具体时间。仅仅听说主持人之间曾经在明年「X四」20周年和今年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两个时机之间，有过讨论。 后来他们选择了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公布这份文件。执笔的时间似乎没有花很久。主要执笔人刘晓波，是海外中文媒体著名的政论家。二十年来，他身居北 京，一直是一位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敏锐的观察者，他有1988年北师大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会长。

（6）您认为在这个时候对外发表《08宪章》有何特别的含义？是不是跟国内经济社会状况似乎开始陷于混乱局面有关？

答：我前面已经提到，《08宪章》的出现，与中国社会的恶化与危机有关。但今天（12.10）公布，只是选择了世界人权日这样一个时机而已。当然这个时机是非常合适的。别忘了捷克《七七宪章》，也是在维护人权的名义下推出的。

（7）相信在中国国内推出《08宪章》，属于政治风险颇高的行为。您认为他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要依靠甚么呢？有没有后台？

答：有风险，没错。8日夜晚，刘晓波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刑事拘留」。据说，刘晓波为起草08宪章，已做好坐牢的准备。哈维尔当年也 是成天带上生活用具准备随时被捕。常人真是很难理解那些有高度使命感的人的精神状态。他们有没有「后台」？有人也问过我，说康梁变法、六君子有光绪皇帝， 八九民运有赵紫阳，现在有谁支持他们？以我的了解和分析，我看不出有什么「后台」支持《08宪章》。

（8）还记得在八九时（本人当时正好在上海读书），党中央里面也有一些支持民主化的开明人士（主要是赵紫阳的智囊），而现在又如何呢？您认为目前在中国有否支持或保护《08宪章》的政治力量？

答：这需要一点历史的回顾。八九年，赵紫阳派无论是否学生的后台，但至少是同情和反对镇压学运的。贯穿八十年代的中共高层斗争的背景，是胡耀邦赵紫 阳这一代领导人在经历文革祸国殃民的浩劫后，他们的反省精神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元老派的保守传统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个冲突以元老派对 学运的铁腕镇压而平息。

八九之后二十年，中共当局又采取一条强有力的向资本倾斜的经济路线，让整个社会匍匐在金钱之下，用各种利益绑架了大多数精英，控制了国家的命脉、要 害和敏感部位。权贵和精英结成利益共同体，压制贫民大众，因此权力高层已没有八十年代的分歧，他们对付任何反体制的动向，立场一致。换言之，党中央不可能 有支持《08宪章》的政治力量。即使有个别人心怀同情，也形成不了力量。中共党员中的民主派、自由派知识份子对《08宪章》肯定是共鸣的，但是他们的支持 很难影响到体制的高层。

（9）我个人认为目前的中国大学生大不如前，他们对「社会责任感」不大敏感，不知您见解如何？您认为《08宪章》能否获得广泛大学生的支持？推出《08宪章》这个行动是否有期望会再次掀起一股热潮？

答：完全同意您对目前中国大学生的看法。他们的政治热情大大不如二十年前。因此，大学生支持《08宪章》的，将会很有限，但不会没有。有些可能心里支持，但不敢表露出来。八九重演，一个《08宪章》是不够的。

（10）您认为《08宪章》能否获得广泛老百姓的支持？

答：社会的支持度，将会高过学生和知识界。尤其是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底层民众和网民，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将受到限制。

（11）您认为《08宪章》能否获得广泛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的支持？

答：海外华人的支持度，会高过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国际舆论也会有一定的支持，当然不会有八九年那样的热烈。因为只是一份文件，还没有变成一个运动。同时，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许多国家还有赖于中国经济的支援。

（12）您认为中国当局会以何种方法来对付《08宪章》？

答：我的判断是，中共当局可能会以较强硬态度对付之。「刑事拘留」刘晓波是一个不祥的预兆。2009年是中国的「政治年」，六四镇压20年、西藏暴 动50年，都意味着「多事之秋」。掌管政法大权的周永康，是江泽民系的保守人物，他们相信专政的威力。已有人形容抓捕刘晓波是「为09年的镇压清场」。 「苏东波」是中共的一个恶梦。他们不会容忍《08宪章》变成《77宪章》。他们将会大力封杀网络对《08宪章》的传播。

因此，要将《08宪章》变成如当年捷克那样的，一场持续性的运动，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看，强力镇压只会导致更大的反抗和社会动乱，明智的应对，不是暴力而是对话。我估计中共高层可能有这样的决策分歧，但明智的意见很难占上风。

（13）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签了名的理由？

答：我主编的《开放》杂志，22年来，一贯坚持的政治理想与原则，和《08宪章》完全一致，而且刘晓波博士是我们多年的作者和朋友。他为我们撰写过 许多精彩的政治评论，而且是一个言行一致，有深刻内省能力、令人尊敬的人。因此，我拿到《08宪章》的征求意见稿时，就决心公开支持他。

（14）现在中国国内状况似乎已陷入了不可忽视的混乱局面，中央对各路诸侯和社会各个方面有否十分足够的控制力？这次《08宪章》的发表，会否最终给中共政权带来致命一击？促成中国一场和平的变革，实现民主转型？

答：这是《08宪章》的起草者、签名者和许多没有签名的中国人的愿望。无论《08宪章》短期的命运如何，我相信，她一定会有长远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不一定是八九

式的轰轰烈烈，可能是潜移默化地在中国人的心坎上播种生根，然后有一天开花结果。新时代的理性必将取代暴力维护的邪恶，曾经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 民族，必将找回她的光荣。但是，我们还要忍耐黎明前的黑暗。余英时教授告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08宪章签名者），不要低估老虎临死前的凶恶。现 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在中国的控制，不仅是强有力的、多元的，而且手段极富迷惑，更趋精致。这是《08宪章》面对的现实。

法残的qq拉人套路——数千万人签名是怎样出来的

自由自在 17:22:49
可以找你聊一会吗？

我 17:22:58
？

自由自在 17:23:47
我是Θ小晴Θ

自由自在 17:24:25
现在咱国家有一句名言：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自由自在 17:27:01
你听说了吗？一个老农夫，买来种子播下，到秋后竟然颗粒无收，因为种子是假的！

我 17:28:07
哈，喔，你说这些到底想说什么观点呢？
坦率点嘛

自由自在 17:28:31
老农夫受不了打击决心一死，买来一瓶农药喝下，结果没死，因为农药也是假的！

自由自在 17:32:56
他爱人看他还活着觉得庆幸，买来一瓶好酒庆祝，这回俩人都死了，因为….酒也是假的！！

自由自在 17:34:09
这就是拱产档的造假文化

自由自在 17:34:30
为了捞钱，谠 的高官可以不顾人民死活，假烟假酒毒米毒奶粉统统准许放行…你说可不可恶？
自由自在 17:34:53
还将Fａ车仑 公学员的肝肾脏强制割下，以50万元卖给外国需要移植的有钱人，这算不算谋财害命？

自由自在 17:35:01
这供产谠做了许多的坏事，如果有报应，实在跟我们没关系，你说对吧？

我 17:35:02
你在哪里

自由自在 17:35:12
我资料中有啊

自由自在 17:35:47
可是咱国家有许多人都发过一个相同的誓耶…


自由自在 17:38:28
在加入少先队、入共青团、或入谠时，曾经举起右手….对着那面血红的旗帜，发誓效忠，你发过吗？

我 17:38:54
你发过吗

自由自在 17:39:40
这誓一发，命运就跟公产谠在一起了，它作恶遭恶报…我们没干那些伤天害理、坑害人的事，也要跟着赔葬，你说冤不冤？

我 17:40:14
你天天这样qq上跟别人说
生活费用怎么来呢？

自由自在 17:40:57
善.恶即将有报，发过誓或戴过红领巾的人必需跟 作恶多端的谠 划清界线才不会无辜遭连累赔上性命，你愿意划清吗？

我 17:41:17
你先告诉我下你生活费用怎么来呢？

自由自在 17:41:36
你曾经是少先队? 戴过红领巾? 还是参加过团员 ?

我 17:41:45
你叫什么名字

自由自在 17:41:56
我是ω小晴ω啊

我 17:44:09
真名

自由自在 17:44:20
我姓李, 李晓晴

我 17:44:29
哦，好名字

自由自在 17:44:43
那你入过谠吗?

我 17:46:00
你这样天天在qq上忙，辛苦吧？

自由自在 17:46:11
是啊

我 17:46:30
那你一个月有多少补贴啊

自由自在 17:47:04
如果你想与恶谠划清,免灾保平安 ,我在网上帮你把入过的Gogn产组织 (谠,团,队,红领巾) 都声明划清 好吗?

我 17:48:16
你先告诉我你一个月有多少补贴啊

自由自在 17:48:45
国内上不了tui谠网站, 除非你会突.破.网络封琐, 不然还是我帮你上网tui一下比较方便

我 17:48:48
噢，我加入过国民党，要不要声明划清

自由自在 17:49:16
你有所不知……. 作恶多端贪污腐败的 谠 将获恶报，划清才不会遭连累有性命危险

我 17:49:34
咋个性命危险恁，说说

自由自在 17:50:07
是坏事干太多的工产档危险啦，大家都在说与谠、团、队划清界线保平安，已经有 4822万多人划清了

我 17:50:29
咦， 不是1.78亿人吗

自由自在 17:50:50
你可以给我一个化名, 我帮你声明划清, 想好了吗?

我 17:50:57
好啊，我这就给你

自由自在 17:51:17
如果你想不出来, 我给你几个化名让你选 :

自由自在 17:51:54
因为国内上不了tui谠网站, 而我这儿上网不管控, 我就能上网帮你贴出你的退出声明, 所以你只要给我一个化名, 我就能帮你完成

自由自在 17:52:32
如果你上不了tui谠网站而又我不在怎么办? 既然都遇到我了, 让我帮你声明划清吧
自由自在 17:52:48
tui出谠团的事是严肃的, 所以一定要经过你本人同意我才能帮你声明

自由自在 17:54:00
1 财德 2 学誉 3 则阳 4 健永 5 子煜 你想选哪个当你的化名?

自由自在 17:54:11
因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要你本人同意才行

自由自在 17:54:43
如果化名没确定好 我也不能帮你声明划清, 请问你要声明划清的化名选好了吗?

自由自在 17:56:48
如果都确定好了, 我会帮你完成声明划清, 你会有个证号
自由自在 17:57:08
因为证号很长, 你就记住我们最后谈定的化名, 还有今天.明天这2天日期就行!

我 17:54:19
噢，我的名字是：
李 洪 志

多谢啊

黎阳：从“8x8”看“精英”

http://www.top81.net/show.php?f=1&t=757769&m=4842699


从“8x8”看“精英”

黎阳

2006．6．3．

首先声明：“8x8”的结果据说是“敏感词”。为了不为难别人，只好“六个指头
搔痒——额外多一道子”，来个“曲线表达”，改称“8x8”。好在网上不知道8x8乘
积结果的人大概没有，不至于误会成“77”或“918”。如此“弯弯绕”只能绕住
电脑程序，绕不住活人。

有人说：“主流精英”一无理论，二无实力，一群书生能成何大事？

如果用传统的有形实力对比的眼光来看，这样想也不无道理。的确，“主流精英
”似乎个个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蓝”的酸文
人。手无缚鸡之力、什么实事都不会干却臭架子十足，整天就会“狗掀帘子”—
—全是嘴功。要真是刀对刀枪对枪明火执仗地较量，肯定不是个，不够一口嚼的
。

然而，以堂堂正正的较量为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年头吃香的就是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使奸耍猾，就是要让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猝不及防，防不胜
防，死得莫名其妙。君不见如今连飞机军舰都是隐形的才够资格现代化，要搞挎
一个国家更是得靠阴谋诡计唱主角才算得上“与时俱进”。要玩这个，“主流精
英”们可绝对是得心应手。如果头脑不够清醒，三招两式就能被人家给绕进去，
当了人家的替死鬼还觉得自己挺聪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8x8”。

柴玲在与美国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1989年5月28日的录像讲话中老
老实实承认：“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这是“8x8”前整整一星期的事。

回顾“8x8”的全过程，可以说整个事态一直在被蓄意往流血事件的方向上引。一
旦稍一偏离这个方向或稍有熄火的兆头，马上就非常及时地来了个火上浇油，不
闹成流血事件誓不罢休。你不想流血就逼你流血，你不肯就逼你下台，办法是不
承认你这个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藐视你的权威，向全世界宣布
你这个政府已无法继续统治，政令一文不值，逼着你除了动用武力恢复秩序外别
无选择。先是说不接见学生代表；接见了又说级别不够；等国家总理出来接见了
出又说要平等对话；而所谓“平等”却如同最后通牒：“这还有点不够，很不够
”、“必须全面解决我们提出的条件”、“我们可以尽量说服，但我们还不敢说
一定能够做到，但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行的话，那后面的情况就很难说了”……“
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如果X月X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
们将”如何如何……满足了一项要求，马上冒出更高更更苛刻的要求，而且专门
使用战胜国对战败国才会使用的侮辱性命令口吻。说穿了实际是惟恐对方不拒绝
，惟恐事态闹不大。柴玲在录像讲话中说：“在我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
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历史注定是失败的。我一
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
，但我心里很明白。”这就是说，明知没有结果，仍然要闹，可见闹才是目的，
其他只不过是借口。而一旦闹成流血事件，还没等流到天安门广场，立刻痛痛快
快走人，什么原则条件都不要了。没流血死活不离天安门，流了血二话不说立刻
就走；没流血说什么都不行，流了血什么都不用再说。可见绝食抗议、占据天安
门广场的一切理由都是借口，闹成流血事件才是目的。流了血才算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一定要闹成流血事件？

很简单：搞垮中国政府。人家的如意算盘是你动武就得垮，不动武也得垮。柴玲
在录像中说：“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他们
真正才能团结起来。”“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要是他敢采取下
策的话”。“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
政府”。当时的“有识之士”们几乎一致认为一旦闹成流血事件，必然招致外国
政府的经济制裁，必然引起全国大乱，必然导致中国政府垮台。也就是说，他们
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闹成流血事件，政府必垮，要搞垮政府，就必须闹成流血事
件。流了血就是政变成功，不流血就是政变失败，所以非闹成流血事件不可，所
以流血之前提出的条件一个接一个，一个苛过一个，怎么让对方接受不了就怎么
提，逼着你“要么交权，要么流血”。

为什么要搞垮中国政府？

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得弄清如果中国政府1989年当真垮台，谁受益最大？

调查刑事犯罪，首先要调查谁是犯罪的最大获益者。分析“8x8”，首先要分析1989年
时中国政府真因为“8x8”流血事件而垮台，那么谁能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

显然，中国政府垮台对中国政府本身毫无好处。对中国老百姓也毫无好处。“乱
世人命不如狗”。中国普通老百姓能从中国政府垮台后的无政府状态得到什么好
处？如果中国政府在1989年垮台，对西方国家来说则是时机不对，弊大于利。西
方国家想搞垮中国政府，但不是在1989年。那时苏联还在。而苏联是当时西方的
头号战略对手。如果中国在那个时候因政府垮台而陷入无政府状态，一则可能让
苏联有机可乘，便宜了北极熊；二则可能打草惊蛇，吓跑正在按照西方的胃口“
新思维”、开始走向战略瓦解的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三则有碍西方强占刚
刚开始开放的巨大的中国市场。那样就是因小失大，对西方的全盘战略总利益不
利。（“8x8”后美国制裁中国，但留有余地。待到苏联刚刚瓦解，美国立刻就开
始向台湾提供F16战斗机等先进武器，开始提高调门妖魔化中国。可以说其战略视
线大转移从那时才真正开始。）一旦中国政府垮台、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
四分五裂、“大卸七块”，台独的机会就来了，可望大功告成；香港“民主派”
便可望推翻“97大限”，避免香港回归。但一个动荡不安的大陆对香港和台湾经
济并没有任何好处。

对柴玲等“学自联”头头来说，搞垮中国政府虽能解燃眉之急，但并没有什么长
远利益。柴玲在录像讲话中说：“我想政府一定会疯狂的报复我们这些人的，因
为中国人的报复心很强，我不抱任何幻想”。“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
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前判三年，后
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十七年。当时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以后
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柴玲一语道破天机：害怕“秋后算帐”才是“学自联”头头们的最大心病。他们
又绝食又占据天安门广场地大闹，最上心的要求其实就两条：一，承认他们不是
动乱；二，跟政府公开对话，并现场直播。而这两条其实又是一条：承认了“不
是动乱”，就没有理由“秋后算帐”了；“公开对话、现场直播”，就等于当众
“立字据”，免得你反悔赖帐，也就是加了道保险。说到底还是怕“秋后算帐”
。他们死活不肯自动离开天安门广场，真正担心的是怕一离开就散了，输得干干
净净。可见对“秋后算帐”的恐惧才是促使他们持闹到底的真正动机与动力。他
们之所以最后横下一条心闹到底，是因为小算盘打来打去的最后结论是与其依靠
别人“决不秋后算帐” 的允诺保证，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闹成流血事件
让中国政府垮台，这样才能一劳永逸，不留后患，彻底了却“秋后算帐”的心事
。除此之外很难说他们能从中国政府的垮台中捞到多少其他好处。这些人跑到国
外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后来
纷纷改行。坚持到底专门吃政治饭的“学生领袖”没剩几个。可见他们不过是一
群业余政客，当年即使真把中国政府搞垮了，也没本事取而代之。中国政府一垮
，他们的利用价值也就完了。他们从中国政府的垮台中得到的好处只是暂时的。

数来数去，1989年时真正能从中国政府垮台的中能获得最大利益的，非当时已经
在中国政府中身居要职的“改革精英” 莫属，如赵紫阳的“智囊团”鲍彤、陈一
咨、严家其、王军涛之类。他们当时虽然已经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利用“改
革”的名义左右国家决策，但公开合法身份毕竟只是“谋士”“幕僚”，如“政
治局秘书”（鲍彤）、“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中国社
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王军涛），
等等。总之是“妾身未明，难登大雅之堂”，只能猫在一边当当参谋，冒冒坏水
，出出馊主意，但还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做决策。（对照对照，这些人的地位、身
份、作用、手腕等等跟今天的“主流精英”如张维迎、厉以宁、高尚全、贺卫方
、樊刚、吴敬琏等完全一样，算是这些人的“老前辈”。）如果中国政府因“8x8”
流血而垮台，那这些“精英”就最有资格以“清白的”“改革派”身份出来收拾
残局，摇身一变从“名不见经传”一跃成为新政府的“开国元勋”、“股肱之臣
”，从此大权在握，任意摆布中国的一切。一切罪责都是“保守派”的，一切功
劳都是他们这些“改革派”的；一切代价都是傻乎乎上街流血的，一切成果都是
他们这些躲在幕后出谋划策的。也就是说，1989年时如果中国政府垮台，对别人
不是没有任何好处，就是顶多有利有弊，唯独对这些“精英”不仅是无本万利，
而且有万利而无一弊，端得是有赚无赔。只有他们才能从中国政府的垮台中得到
最大好处。只有他们才有最充足的理由利用“8x8”制造流血事件搞垮中国政府。
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当“8x8”真正的后台，真正的策源地，真正的幕后黑手。

几个“精英”怎么会有这么大能耐，掀起这么大风浪？关键在于人家善于把握人
们的情绪挑拨离间，煽风点火。老百姓痛恨腐败，痛恨“官倒”，这本身并没有
什么错。但“反腐败”说到底是为了改善政府而不是打倒政府，是“治病救人”
而不是找借口杀人。而“精英”们最大的本事就是借题发挥，把一切都给你弄得
变了味。你说反腐败，他给你弄成个反政府：唆使学生头头们借口“反腐败”，
拒绝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直截了当要跟政府平起平坐搞“对等谈判”，自己
给自己封了个相当于政府的地位和权力，把“反腐败”闹成了一场政变。表面看
“精英”支持学生“反腐败”比谁都卖力气，实际玩的却是“真理过头一步就是
谬论”，“顺手牵羊”、“借力打力”、“借刀杀人”，巧妙地把普通学生和老
百姓的反腐败情绪引向反面，变成“精英”搞政变的动力。

据一个戒严部队的军官后来讲，最坏事的就是自己内部高层有人捣鬼。往往这边
刚讨论个事，广场那边马上就知道了，连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内容也不例外，然后
立刻给你来个针锋相对，否则根本不至于闹成那样。

这就很有意思了。政府高层的内部决策信息是谁捅出去的？显然，学生头头们自
己没这个能耐。有条件知道这些机密的只有鲍彤这些“精英”。而“精英”们为
什么要这样干？素不相识，地位悬殊，年龄悬殊，无缘无故却突如其来告以机密
，难道是犯傻抽疯？当然不是，而是巧妙的政治权术。试看两例：

1．“精英”们“释放”的信息：“中央内部矛盾激烈，‘保守派’和‘改革派’
僵持不下”、“XX个将军联名上书，反对使用武力”、“如果政府不与学生对话
的话，首钢准备总罢工，而且号召全国总罢工”……

由此导致“学自联”头头们的判断：“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实际上改革派
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 中央有缓和的态度了，如果我们再一加压的话
，就很可能答应我们早期提出的要求。”

由此产生的决定：占领天安门广场绝食。

后果：“过河卒子无退路”，交了“投命状”，只好上梁山。“学自联”头头们
从此背上了害怕“秋后算帐”的大包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2．“精英”们“释放”信息：“最初的四个省市支持他已经争取到二十七个省市
，在党里面基本上获得统一。某些外地将军也慢慢都趋从他，或者至少表面上跟
他们一致了。而且本来以前军方的力量已经争取到六个军区。而且在党内部中赵
紫阳这一派比较容易改革，思想很民主，或至少他们讲的话中符合群众对民主的
要求，逐渐地遭到了清洗控制”、“再坚持两天，戒严令还不撤除的话，那么布
什就讲对邓小平的政府不予承认”……

由此导致“学自联”头头们的判断：“政府逐渐形成铁板一块，而同学这边怎么
样呢？市民的热情在降下去，市民出现动摇，甚至有些市民开始慰问解放军了。
同学这边，首先大部分同学军心不稳，都很失望，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要
求什么，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
。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想政府一定会疯狂的报
复我们这些人的，因为中国人的报复心很强，我不抱任何幻想”。“我是上了黑
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
他说以前判三年，后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十七年。当时我很悲哀
，我在想十七年以后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由此产生的决定：“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
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
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如果全世界
人民都抵制它，不再承认你这个政府，不再承认你们这一小撮，那么我想对中国
人民应该是很大的支援。”“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
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因为我跟大家不
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
想。”

后果：不流血不走人。

现在看来，学生头头们当时简直是被“精英”们不动声色玩弄于股掌之上，完完
全全按照人家的需要来思索，得出符合人家需要的结论、按照人家的需要来行动
而不自觉，还自以为一切都是自己在做主。“精英”们并不直接说你该这样，必
须那样，只以“同情者”的身份向你提供“内部消息”，而且绝大多数信息还都
是真的，让你自己验证后不得不信。真正的奥妙在于“精英”们对学生头头们的
心理规律了如指掌，需要他们得出什么判断、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就提供什么样
的“内部情报”，让学生头头们根据这些巧妙选择过的信息得出的结论恰恰符合
自己的需要。“精英”们最终需要的是什么？用一场流血事件来搞垮中国政府。
如何实现？把学生逗上天安门广场骑虎难下，再利用学生头头对“秋后算帐”的
恐惧心理和“一旦流血，中国政府必垮”的判断，自己做出“其实我们期待的就
是，就是流血”的决定。你越警告他受人利用，他越火冒三丈：我做做的一切都
是我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判断，根本不是别人的主意。你硬说我受人利用，不但
是藐视我的智商，而且是无中生有。你才是别有用心……

这正是“精英”们“信息战”、“心理战”的厉害之处：让别人受人摆布而不自
觉。实际上，“8x8”事件中“精英”们的的确确达到了策划的一切，实现了流血
的总目标。也就是说，“精英”们制造流血事件搞垮中国政府的政变意图不折不
扣地得到了贯彻实施。“精英”们虽然手无寸铁，但动动嘴皮子玩弄玩弄信息就
让学生头头和中国政府全吃足了哑吧亏，这难道还不厉害？

然而出乎“精英”意料的是“8x8”虽然演变成了流血事件，虽然给中国和中国政
府制造了极大的损害，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垮台。“精英”们原先指望只要制造流
血事件成功，人民就会支持他们闹“颜色革命”，军队就会不听调动甚至倒戈，
国际社会就会一致制裁中国政府，导致中国政府内外交困，社会大乱，经济危机
，不得不垮台。然而事与愿违。中国老百姓虽然痛恨腐败，支持学生提出的“反
腐败”、“反官倒”的口号，但当“精英”们以“反腐败”为名搞政变、要推翻
中国政府时，他们就不支持了。中国军队并没有不听调动，而是执行了命令，毫
不留情地粉碎了“精英”们的政变。西方国家虽然制裁了中国，但并没有象“精
英”们希望的那样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因为第一，西方国家当时的最主
要对手是苏联。第二，西方国家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第三，西方国家已经领教
够了跟毛泽东的中国公开为敌的苦头，不愿意再来一次。结果“精英”们战术上
成功，战略上失败，最主要的几个战略目标一个都没有达到。这并不是“精英”
们计划不周，而是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奠定的政权基础如此牢固，牢固得大大超
出“精英”们的预料，致使他们功亏一篑，不得不流亡海外。

但是如果以为“精英”们“8x8”失败后就老实了那就大错特错。事实上“精英”
们逃了一批，立刻又补充了一批，改头换面继续从事搞垮中国政府大业。这些“
接班人”总结了“8x8”的教训，不再正面强攻，而是侧翼迂回。毛泽东奠定的政
权基础太牢固，“一举推翻”做不到，那就不再公开号召推翻中国政府，而是不
声不响悄悄瓦解中国政府的政权基础。试看几例：

——中国老百姓痛恨腐败。“精英”对策：制造腐败，包庇弄虚作假，保护贪污
腐化，鼓吹“吃喝嫖赌有益论”、“公权民营化”、“豁免原罪”……

——中国老百姓不支持推翻中国政府。“精英”对策：“下岗”、“圈地运动”
、“强迫拆迁” 、“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全面私有化”、人民群
众是“阿猫阿狗”……

——中国军队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精英”对策：“军人有权选择战争
”、“苏联是被军备竞赛压垮的。中国必须吸取教训，不要背上军备包袱” 、“
取消军队，向美国买安全”、“军队经商”、“军队国家化”……

“精英”上述对策“理论”的出笼时间差不多都在90年代初左右。也就是说，是
“8x8”之后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精英”们总结了“8x8”的教训后的针锋相对
。

“精英”们“卧薪尝胆”、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现在感觉不一样了，准备来个“
中央突破”，一举推翻中国政府了。于是召开了“西山会议”，公然宣布中国共
产党“非法”，人大常委会“非法”，叫嚣分裂中共，走台湾之路，实现“多党
制”、“军队国家化”……总之是要“图穷匕现”了。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从“8x8”到“西山会议”，处处可以感
受到“精英”们“谋略战”的阴毒狠辣。前车之鉴，焉能掉以轻心？

评 论这次事件，应该从它的历史社会根源，也就是引发这次事件的起因，以及它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全面进行分析。如果只看那些局部细节，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重 要的是，这次事件之后，中国社会是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实际上，是老百姓的民主没有了，精英们的自由加大了。州官们继续拼命防火，老百姓们 再无发言权了。中国才有今天的局面，才可能有今天的西山会议。中国在xxx的扼杀下，失去了一次民主改革的机会，至少是如他所说的二十年。

秦琼山：法轮功与民运关系问题——解析李洪志《对澳洲学员讲法》

http://www.kaiwind.com/redian/qcbk/200711/t71477.htm

法轮功与民运关系问题

——解析李洪志《对澳洲学员讲法》

2007-10-23　　 来源：凯风网　　 作者：秦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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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7年8月4日，李洪志耗“六七十万”路费，把澳洲学员“请到美国”，开了一个“必须得开了”的会，即《对澳洲学员讲法》。李洪志在这次“讲法”中，自曝了境外法轮功的种种问题。从中看出，境外法轮功已经千疮百孔！ 　　可以说，《对澳洲学员讲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李洪志在信众们心目中的“神权”地位正急剧下降，标志着法轮功正急速走下坡路。 　　通过此次法会，我们感受到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无能为力、力不从心，听到了法轮功失败前的挣扎和无奈的叹息！ 　 　《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李洪志说：“大法弟子之间有什么矛盾啊，要找民运的人去解决，没听说神啊，天上的神啊，互相之间有什么问题，出现的问题要找地上 的人来解决。”“所以说你们有些问题反映到民运那去也好，……你只能把人家吓住，你只能给人一个坏的印象”、“那位法学教授是个很不错的一个人，与大法也 有缘分。但他毕竟是……那你说你去找他。……那么说两句不就参与到大法中来了嘛！”、“那位法学教授本来开始对大法弟子印象很好，……回过头你们还说人 家，跟人家干起来，你不把人家往地狱打吗？”在此，李洪志首次公开谈论与民运的关系和矛盾等问题，揭开了法轮功与民运势力相互勾结、相互防范和冲突的重重 黑幕。 　　法轮功和民运势力基于共同利益相互勾结，相互利用 　　从本质上说，法轮功 组织与西方反华势力、台独分裂势力及民运势力是一致的，都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阻碍中华民族发展的反动势力。对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来 说，海外民运势力自1993年陷入分裂之后，如同一盘散沙，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政治诉求千差万别，彼此相互攻讦，缺乏群众基础，很难真正楔入中国社会， 影响力有限。因此，他们对“民运”的资金和政治支持逐年减少。 　　与此同时，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看重法轮功组织借助经过洗脑 的练习者聚众闹事的凝聚力、破坏力，将法轮功作为海外敌对势力中的“头狼”和“带头大哥”予以培养。给予了法轮功大量资金、技术支持，让它千方百计整合境 外敌对势力，围绕颠覆中国政府开展活动。吕秀莲等死硬“台独”分子赤裸裸地说，支持法轮功就是要让中国领导人“日子不好过”，“使中共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 ‘法轮功’问题上”。 　　据海外民运组织“民主正义党”成员包艺披露（http：//127.0.0.1：8567/dmirror/http/cdjp.org/Articles/article.php/608）：“ 在海外的法轮功团体得到台湾陈水扁政府资助的条件之一是：法轮功团体必须用‘民运’当作门面，否则获得阿扁政府的资助就名不正言不顺了。毕竟，台湾资助法 轮功则这样一个宗教组织是说不过去的。”“是替法轮功当门面的大陆民运人士，阿扁政府也另外资助他们，不替法轮功当门面的大陆民运人士，从阿扁政府那里基 本上是没有希望（得到资助）的”、“阿扁政府是真心要支持法轮功，对资助中国大陆民运并不感兴趣。大陆民运人士要得到资助，必须去参与法轮功，最起码也要 偶尔捧捧场。” 　　迫于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的利诱和压力，一些民运头面人物，如郭军、谢田、陈师众等，纷纷更换门庭，带头加入法 轮功，这些人不仅曾是民运组织领导者，而且还是某些民运组织的倡办者之一。却甘心充当法轮功的伥鬼和走卒，供李洪志驱使。在他们的带动下，一些民运势力中 摇摆不定的小人物，如唐子、丁柯、徐沛等人，也积极投身法轮功的怀抱。这些“民运法轮弟子”大部分被李洪志安插进了“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充当法 轮功的宣传工具。 　　另一些民运头面人物，如魏京生、费良勇、王丹、盛雪等人，在“台独”分裂势力指使下，也公开为法轮功“站台”，为法轮功摇旗呐喊。这些人尽管不信仰法轮功，但在“台独”主子的授意下，长期与法轮功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寻衅滋事，在海外制造反对中国政府的噪音。 　　民运分子与法轮功基于利益冲突，既相互勾结，又彼此攻击 　　一些民运分子为了得到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的经济、政治支持，既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与法轮功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又基于同栏分食的原因，为了各自利益，与法轮功互相猜疑防范、彼此揭发攻讦。 　　目前境外华人反动媒体半数以上为法轮功控制，80%以上的反动信息来自法轮功。法轮功扩大宣传后，不可避免要挤占许多民运势力的生存空间，侵入民运活动领域，导致双方既有合作，又因为利益原因发生激烈冲突。 　　如民运头面人物吴弘达，一直与法轮功相互配合、彼此借重。法轮功人员易蓉控制的媒体“看中国”为吴弘达的“劳改基金会”、“观察”等刊物提供网络运行平台和破网软件，而吴弘达则经常为法轮功组织活动“站台”，支持法轮功示威游行，表态支持法轮功退党活动。 　 　但法轮功所属的“明慧网”、“大纪元时报”精心炮制、抛出“法轮功器官活摘案”后，由于“法轮功”的谎言太离奇，并严重侵犯了吴宏达在“器官移植”和“ 劳改营”问题上的知识产权，挑战吴弘达在境外反动势力中“劳改营”、“死刑犯器官移植”等问题上的权威地位，迫使吴弘达忍无可忍，作出反击。于2006年 六、七月份，连续在民运媒体《观察》上公开发表《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等文章，并给美国 国会议员写信，明确表明自己的信仰及政治观点与法轮功相异，认为法轮功有关“集中营”和“器官移植”的报道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足为信。吴弘达的行为使李洪 志和法轮功暴跳如雷，法轮功网站攻击吴弘达是“叛徒”、“屠夫”、“中共五处干部”、“中共高级特务”，法轮功华盛顿地区负责人聂森、张尔平还先后到吴弘 达住所兴师问罪，摆出与吴弘达一决雌雄的阵势。这段公案至今未了。 　　一些民运分子基于自身信仰，与法轮功相互攻击指责 　 　从信仰上说，法轮功作为一个邪教，要求“以法为师”、“不二法门”，实际上是要求信众无条件接受李洪志洗脑，听从李洪志一家之言，维护李洪志一人私利。 这和民运分子鼓吹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诉求是根本冲突的。并且法轮功内部实行教主一人独裁，教众甚至连教义解释的思想自由都不存在的极端 做法，引起了一些民运分子的反感和反对。民运集团中的一些宗教势力，对于法轮功剽窃宗教教义，却污蔑、诋毁宗教的做法更是公开表态激烈反对。 　 　近期，著名民运分子、“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副会长余杰起草了一篇《基督徒关于法轮功问题的声明》，代表民运中的基督教势力，公开批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 志先生在其著述和‘讲法’中多次提及和讨论（歪曲、诋毁和诽谤）基督教及圣经经文”、“若干法轮功人士在公共场合冒充基督徒，在获得他人信任之后却大肆宣 扬法轮功；甚至还有法轮功练习者以基督徒身份混入教会，偷偷向基督徒的子女灌输法轮功理论”，并表示：“我们不能默许和认同李洪志及某些法轮功练习者对基 督信仰的侮蔑、攻击和否定”、“呼吁李洪志先生和海外的法轮功组织停止对基督信仰和圣经真理的歪曲性的引用、混淆和贬低，收回以上那些错误的言论，并向受 到伤害的广大基督徒道歉”。此文在互联网上刊出后，立即引起了法轮功练习者及其同情者强烈反击，引发海外互联网论坛中一片骚动和混乱。 　　法轮功的一些极端做法引起一些民运分子不满，引发双方激烈口角 　 　邪教法轮功是一种反文明、反理性的极端势力：它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发展规律，以追求圆满、升天等极端恐怖思想号召信徒放弃现实努力、甚至放弃生命； 否定人类理性和科学技术创造的文明成果，大肆宣扬封建迷信和伪科学；否定人的社会性，无视社会正常的伦理关系和法律秩序，恶意散布极端个人主义、悲观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李洪志通过所谓的“学法”、“讲真相”、“发正念”等“三件事”，对练习者强制洗脑，要求和逼迫练功者了断“常人”念头，割断亲情和正常观 念，一门心思“护法”、“弘法”，使练习者染上病态的执着和疯狂。一些受害较深的练习者，为了“上层次”、“求圆满”、“讲真相”、“度众生”，不顾社会 纲常伦理，表现出极端的自私自利，丧失了对家庭、对亲人、对社会的起码社会责任感，甚至干出诸如自焚等许多违悖常理、危害他人及社会的事情来。法轮功邪教 不可能像传统宗教一样走向与世俗社会融合，这种排他性、狂热性、极端性，也引发许多民运人物的强烈反感。 　　著名民运分子、有“天安门母 亲”之称的丁子霖就公开发表文章称：“据我记忆，那时人们似乎都练功去了，街头广场，楼群的小片空地，人满为患。那时出不了英雄，只能出疯子。”（丁子 霖：《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的公开信》）“对于受迫害的法轮功信众的同情，并不能抵消我对海外某些法轮功活动人士做法的反感。我生活在中国大陆，我切切实 实地感受到，在中国大陆，由于某些法轮功人士的有悖于常情常理的做法以及一些法轮功媒体的不实宣传，现在民众对法轮功的同情正在急速地、大幅度地流失。 ”（《读仲维光先生两篇文章有感/丁子霖》。丁子霖女士的这种态度也引发法轮功组织及其练习者强烈不满，他们除了自己撰文对丁女士予以指责外，甚至指使民 运阵营中亲法轮功的人士，如袁红冰、伍凡、云飞扬、蒋品超等人，出面回应丁子霖女士的批评。 　　法轮功和亲法轮功的民运分子相互防范、勾心斗角 　 　李洪志是靠投机欺诈起家的，除了吹小号、吹牛皮之外身无长物，一无是处。对于“民运精英”们的投靠，他一方面喜出望外，拿这些人作宣传；另一方面却心怀 戒备、处处设防，将他们别营安置，绝不允许他们进入“明慧网”等核心区域，防止他们篡位谋反。不但对“民运法轮功”如此，对亲法轮功的民运人士，如袁红 冰、伍凡、草庵居士等人，虽然都是一段时期以来卖身投靠法轮功表演最积极的一些丑恶人物代表，李洪志同样也处处提防，防止他们制造混乱、拉走队伍、浑水摸 鱼。 　　原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袁红冰（袁自称是基督徒）就是李洪志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所说的“法学教授”。 　　 2004年7月21日，袁红冰随团到澳大利亚访问时，和其女助手赵晶于7月21日上午在悉尼机场脱团叛逃后，当即投靠了法轮功组织。单身母亲、澳大利亚法 轮功头目杨真，将袁红冰及其助手赵晶接到其家中，一住就是八个月。这段时间里，袁红冰接受法轮功资助、保护，并借助法轮功媒体，将自己炒热出名。 　 　得到法轮功的支持和保护后，袁红冰鞍前马后，积极为法轮功效犬马之劳。2005年5月，袁红冰发表了《为法轮功辩护》的文章，肉麻地吹捧颂扬法轮功：“ 面对狂涛怒潮，山崩地裂般的政治大迫害，面对……的造谣中伤，法轮功学员意志如铁。顽强的坚守自己的信念。他们以和平方式对暴政抗争，已经成为信念胜于强 权的典范……” 　　2006年11月25日，由袁红冰牵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发起成立了所谓“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作为法轮功的外围组织，专门为法轮功闹事服务。并于今年九月份APEC会议期间出面组织了“关注法轮功苦难周”活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法轮功背景。 　 　但随着袁红冰深入涉足法轮功领域，其过人的煽动力和野蛮的作风也引起了李洪志的猜忌，引发李大师强烈的“常人的嫉妒心”：李洪志害怕法轮功人员什么事都 找袁红冰解决，会逐渐淡忘他这个师父；害怕袁红冰过于抢眼，抢走自己的风头；更害怕袁红冰拉走他的法轮功队伍。所以，他借这次对澳洲学员讲法，警告、“敲 打”澳洲法轮功骨干成员，远离袁红冰，不要与袁红冰走得太近，否则予以除名。以维护自己的教主权威，防止被袁红冰篡位夺权。 　　李洪志只 有初中文化，据其小学同学段永亮揭露：“李洪志在长春市珠江路小学学习时，由于学业劣下，连续两年分别在二年级、三年级蹲班留级。”读小学时还留过两次级 的李洪志，论智商显然无法与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同龄人袁红冰相比。李洪志猜疑比自己强的袁红冰也有充分的理由，历史上独裁者和野心家无不提防、陷害 能力比自己强的人。所以李洪志对袁红冰既爱又恨。爱的是袁能为自己干事，恨的是袁不是其“学员”，太爱在法轮功中管事、拉拢人心了。所以，《对澳洲学员讲 法》中最后，李洪志还不忘叮嘱其信众不要将法会情况告诉袁红冰本人，号称先知先觉的“大觉者”李洪志，这不是掩耳盗铃吗？李洪志能指使杨真装摄像头监视袁 红冰，袁红冰也不至于傻到不派人打探法轮功虚实的地步。袁红冰瞒不了李洪志，同样李洪志也骗不了袁红冰。两人如同狼和狈一样，基于相互需要、彼此勾结，又 相互防范攻讦，背后使绊子。 　　作为一个野心家，李洪志害怕失去权、害怕失去对学员的控制、害怕民运抢走他的风头、拉走他的队伍。所以，李洪志也顾不上澳洲学员多是袁红冰的“朋友”，连逼带吓唬，警告弟子们不要和“民运”、特别是不要和袁红冰来往，以维护自己在“神坛”的地位。 　 　一个“宇宙主佛”，其弟子们居然需要找常人袁红冰解决问题，这对李洪志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证明他的“法身无处不在”、“功能无所不能”之说纯 属无稽之谈；对袁红冰来说，他屈从精英之驾，投靠一个只会吹小号的李洪志、一门心思投靠法轮功，作牛作马，想效犬马之劳，不料却引起了李大师的猜疑，无疑 是热脸贴着了李洪志的冷屁股，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且看这场“主佛斗精英”的好戏怎么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