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top81.net/show.php?f=1&t=775936&m=5002241
学者王容芬等吁请轻判扔鞋者杨克
就是这只鞋，当时被安全人员从台上拿下
德国27岁的留英博士生马丁·杨克因为向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扔鞋，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受到英国皇家检查署起诉。但原定2月10日的审理被推迟到3月10日。如果罪名成立，杨克将被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为此，在德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王容芬博士向欧盟人权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为杨克先生维权》的征集签名信。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她。
发起《为杨克先生维权》征集签名活动的王蓉芬女士曾经因为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入狱13年，1979年出狱后，专门从事社会学研究，并在德国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本周一，王容芬及两名在伦敦和北京的人权人士用中德两种语言在德国《时代周报》在线版读者来信栏目和中文互联网上发起了这封近 400字的征集信。她在信中表态，认为如果6个月的监禁罪名成立，对杨克来说量刑过重。
王容芬说：“我刚才讲了，他如果做过牢，以后就没办法再作基因研究了。因为基因研究一定要用国家的基金来做的，即使你毕业后在私人研究所工作也是要用到国家资金，所以这种单位不会录用他，因为他是有前科的。”
2 月2日当温家宝在剑桥演讲时发生"鞋袭门"事件之后，肇事者马丁·杨克立即被送往英国当地警署。同时，英国首相和剑桥校长也向中方致歉，并表示警方正在处理。结果2月10日的审理，开庭仅几分钟就结束了，原因是法院提出希望对剑桥大学事发现场的录像资料及其他证据进行评估后重新开庭。
让王容芬感到意外的是,在等候重新开庭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有那么多人关心德国公民杨克的判决结果，签名信才刊出几十个小时就收到了反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 多人在信上给出了他们的签名。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更令我吃惊的是，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签名，他们不仅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就连自己的家庭住址，门牌号码，哪条街和身份证号码都写得很清楚。”
在德国《时代周报》在线版上，签名信登出几小时后有近80人参与讨论。王容芬介绍说，其中一位德国人在网上留言中写道："这种不文明行为有什么人权可言。但还有人写道："这是文明的勇气，向杨克致敬。"
像这样的争执不只是在德国的互联网上，在中国,网民们也曾经通过"人肉搜索"的方式，将原本不愿透露其真实身份的肇事者本人的资料公开。王容芬在公开在信中表示，"对中共的虚伪宣传和网络暴力表示不满"。她说：“我在信中讲到了，中国的网民对杨克施加压力，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诅咒。关键是杨克先生的个人档案在中国被公布出来的，我不知道来源是什么，有人说是他同班的中国同学。仅这点杨克的人权就受到侵犯了。”
签名信中王容芬还举例："四年前，52岁的德国失业教师阿莫苏瑟在德国社民党曼海姆的党代会上曾经给了前德国总理施罗德一记耳光，结果只被判刑4个月，而且还被保释。因此对杨克6个月的监禁和5000欧元罚款的指控罪名太重。"王蓉芬希望，西方国家不要拿人权与中国政府作交换。她说：“从希拉里访华就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已经把中国的人权问题放到次要地位，所以在这种时候，英国对杨克先生的审判明显有更大的政治意义。重要的是西方现在遇上了经济危机,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弄得他们要对中国下跪磕头，这样他们就舍去杨克先生讨好中国。”
据悉王容芬将这封签名征集信转交给了欧盟议会人权委员会基民盟的一位议员，并提醒人权委员会注意，在经济危机时期欧洲政府不应在中国政府面前做出让步，放弃人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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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王容芬等吁请轻判扔鞋者杨克 就是这只鞋，当时被安全人员从台上拿下 德国27岁的留英博士生马丁·杨克因为向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扔鞋，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受到英国皇家检查署起诉。但原定2月10日的审理被推迟到3月10日。如果罪名成立，【Panzerkampfwagen】2009-02-25 04:01:25'2838字节[200]
* 我靠，出个国就不知道自己屁股是什么样子的了【马甲熊】2009-02-25 09:31:46'<无内容>[1]
o 就是个神经病，偷一下楼下【马兰头拌花褶伞】的无头帖发在这里：【黑旗军】2009-02-25 09:34:51'954字节[19]
+ 原来素退退集团的始作俑者啊，这名字取得好土，一看就是个脱线【马甲熊】2009-02-25 09:38:14'<无内容>[0]
* “在德国从事社会学研究”--有种回来骂啊，都TMD躲在国外，算什么玩艺儿【黑旗军】2009-02-25 09:29:52'<无内容>[0]
* 不好好判下次德国首脑来华，轻松组织十万只鞋掷他，从机场掷到饭桌，包他回国直接开鞋店，还包配单只的【me109g】2009-02-25 09:10:23'<无内容>[3]
o 劳改农场立马多出十万农民【一段艳遇】2009-02-25 09:34:55'<无内容>[2]
+ 土地紧张，农场也养不起那么多人咧，会每人发一个偷渡证打发去自由世界【黑旗军】2009-02-25 09:41:42'<无内容>[0]
o 【黑旗军】2009-02-25 09:29:02'<无内容>[0]
* SJB，宝宝说轻判那SB，还可以说是不屑一顾，这个SJB也说轻判，不会也想显示一下自己拥有一颗上帝怜悯之心吧？还学者，就说自己是文科生好啦！【龙神帝国万岁】2009-02-25 08:11:50'<无内容>[1]
o 作为文科声特此申明，这学者与俺们文科生木有关系【深海水雷】2009-02-25 09:09:13'<无内容>[0]
* 人最大的行为能力就是为自己的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已【大白梨】2009-02-25 07:36:17'<无内容>[3]
o 你同学朋友中间象你这样的人多嘛？【马兰头拌花褶伞】2009-02-25 08:03:55'<无内容>[4]
+ 要是多的话俺们能叫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么【撞志凌云】2009-02-25 08:39:35'<无内容>[5]
* 【马兰头拌花褶伞】2009-02-25 05:27:54'896字节[45]
o 又是那种神经兮兮其貌不扬的神经病女人，这样的货色连狗都嫌【黑旗军】2009-02-25 09:32:45'<无内容>[1]
o 当自己的地球的主宰啊【离散家猫】2009-02-25 09:24:58'<无内容>[0]
o 这就叫越活越倒退【东方红】2009-02-25 08:35:37'<无内容>[2]
+ 这位英雄据说是当年写了信后喝了四瓶敌敌畏，没死被判刑的。我就不明白了，第一，四瓶怎么喝得下去，第二，咋的喝了四瓶还不死？【马兰头拌花褶伞】2009-02-25 08:37:33'<无内容>[1]
# 敌敌畏瓶里装可乐，反正都一个味【EMCC】2009-02-25 08:52:38'<无内容>[0]
o 真实的生活在虚伪当中【饼干】2009-02-25 08:11:53'<无内容>[1]
* 德国之声能说真话了吗？等德国之声允许真实报道中国的时候再来说吧【死鱼高达】2009-02-25 04:10:31'<无内容>[3]
* 那个伊拉克记者被打的时候怎么没见他跳出来?【flanker81】2009-02-25 04:07:13'<无内容>[3]
o 因为跟中国的脑残专家和右派无关，反正又不是扔镇压专政他们的人【鼎盛熊猫】2009-02-25 07:08:12'<无内容>[2]
2009年2月25日星期三
2009年2月17日星期二
河清：《 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
http://lwww.anti-cnn.com/forum/cn/thread-141355-1-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11/26808.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d11de0100bn6w.html
作者简介：
河清，原名黄河清，1958年生于浙江临安。“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下乡当知青两年半。1980年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法语专业。1985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硕士研究生。1987年赴法国，就学于巴黎第一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1992年获艺术史博士学位。1995年至1997年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1997年再度赴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研究逗留两年。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河清的学术关注不仅仅止于艺术史，而是广泛涉及一系列与中国当今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化理论问题。主要著作有：《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香港三联1994；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民主的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法文专著《静之象—中国思想与艺术》（Images du Silence, Harmattan, 1999）等。另在《读书》杂志等刊物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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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总序 国际当代艺术是一种美国艺术
第一章 何谓当代艺术
1． 时间意义与特指意义
2．不是“先锋”，仍是“先锋”
3．绘画雕塑靠边站，装置概念占前台
4．“当代艺术”，原产美国
5．切除“历史”的横切面
第二章 “美国绘画”的横空出世（1945－1960）
1． 文化冷战—“一块红布前的公牛”（124）
2． 中央情报局 — 美国的“文化部”
3．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民主和自由的堡垒”
4． “非政治”的政治画
5． 艺术史的暴力—“绘画”的最后一曲挽歌
第三章 “美国艺术”国际地位的确立（1964）
1． 黑山学院—“美国艺术”的黄埔军校
2． 激浪派 — 美国艺术“国际”的雏形
3． 卡塞尔文献展—“美国式艺术”的“国际美展”
4． “农村包围城市”—COBRA（哥布鲁阿）、杜塞尔多夫、卡塞尔、威尼斯、米兰和尼斯对巴黎的合围
5． “另立中央”— 纽约取代巴黎成为“世界艺术中心”（“威尼斯的背叛”……
第四章 欧洲的“美国式艺术”（60年代）
1． 克莱恩、曼佐尼与博伊斯
2． 法国“新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的欧洲变种”）
3． 德国“激浪派”
4． 维也纳“行动派”
5． 意大利“贫穷艺术”
第五章 “国际”“当代艺术”——顺美者昌逆美者亡（1970至今）
1． 以“国际”（世界主义）和“当代”（时代精神）的名义
2． 美德“轴心”
3． 英瑞荷“中坚”
4． 法意西“臣服”
5． 苏东欧“归降”，亚非拉“国际”（“当代艺术”日不落）
第六章 “无形的学院”——“三M党”
1． 当代艺术市场
2． 当代艺术博览会
3． 当代艺术双年展和博物馆
4．当代艺术理论家和策展人
5．当代艺术媒体宣传
第七章 “当代艺术”之情状
1．日常性：生活即艺术（“日常的神话”）
大便小便皆艺术，指鹿为马铁成金
种菜烹饭也艺术，展厅成了养猪场
木匠花匠出大名，猩猩稚童大画家
工人保安无师通，自学成才当明星
2． 杂耍性：混淆各艺术门类（“总体艺术”）
杂耍乎？戏剧乎？摄影拿了雕塑大奖，音响的雕塑，耳听的绘画
3． 受操控性
4． 股市投机性
5． 文化性，政治性，挑衅性，自恋性，宗教性（“艺术教”），粗俗性，儿戏性，重复性、假大空……
第八章 西方艺术 中国制造
1．“当代性”遮盖“地域性”
2．“同质的多样性”
3．中国性的告缺
4． 为“国际”而艺术（“中国概念股”）
5． 美术学院，解散？
结论
附录一
1．国际当代艺术中的“美德轴心”或“美国霸权”
2．“应当绞死建筑师？”
附录二
一．波德利亚尔《艺术的阴谋》节译
二．多梅克《没有艺术的艺术家》节译
三. 多梅克《艺术的贫困》节译
四．克莱尔《论美术的现状》译评
1．艺术—“宗教的退化形式”
2．克洛诺斯（时间）与姆内莫西尼（记忆）
3．恒久性与地方性
4．西方先锋与苏联艺术 （ 西方的“文化审查制”）
5．“新”与更新
五．克莱尔论威尼斯双年展
六．“文化霸权”与“文化侵略”——塞尼叶女士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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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没有一种真正的国族个性，我们将现代主义本身作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改变变形了其他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惟一的地理渊源，我们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于一种时间的位置 — 这个世纪，而不是定位于大地上的某个地方。我们出口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 — 麦当劳、可口可乐、希尔顿酒店等等。由于各国族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它们最终失去了对它们生活有意义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
约瑟夫·科苏斯（J. Kosuth），美国“概念艺术”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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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年头，“当代艺术”在中国真可以说是红红火火。放眼“国际”，我们有官方出钱在柏林、巴黎、威尼斯操办“中国当代艺术”展。哪怕洋人们看了暗自说“瞧，现在中国人也玩我们的玩艺儿”，哪怕海外中国人看了直骂（巴黎蓬皮杜中心举办的《那么中国呢？》展览留言本上的中文留言，连篇都是气愤的骂语），当朝官府的艺术主管们感觉好着呢，那是我们中国“开放”的表现。
在国内，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等官方或准官方的“当代艺术”展也在媒体大造声势。本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以“反抗”“异议”官方体制为己任的“前卫”艺术家，竟然大摇大摆地进入官府主办的大展。这种“招安”与其说是官府降伏叛逆、显示皇恩浩荡的胜利，不如说是破了天荒了地：是官府对“逆民”的屈服，因为 “逆民”有“国际”的支持。“造反有理”这句久违的口号，仿佛又成了现实。
既然“当代艺术”官方化已触目可见，那么历来都是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中国社会，便出现了“当代艺术”向民间扩散的现象。去年或是前年，得悉南京郊区某地用农民卖苹果的钱，赞助举办了一个“当代艺术”展，并邀得“国际”华人“前卫”艺术家参展。这种展览花国家的钱已经让人心痛，花农民的辛苦钱，更觉得是一种犯罪。
近日又据2004年7月7日杭州《都市快报》，闻悉“当代艺术”大闹“西部开发”：西安陕西美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什么艺术展”（抄搬美国当代建筑师爱森曼“随便什么”的说法）。这个名称匪夷所思的展览，热烈烈，闹哄哄，来了南北官办美术学院教师的影像装置作品，更来了一大群国内国际自由“艺术家”实施“ 什么艺术”：有用塔吊倒悬着身子搬水泥的，有用消防车水枪向人群喷水的，有花钱雇来十位民工搞“突发行为艺术”，让他们充任“评委”给展品评分，还有两人各准备了一大桌食物和一堆糖果让大家“吃艺术”……报纸图片上，但见一些雇来的老农民表情漠然地在敲鼓击钹，还有几位“没有经过任何培训”、“打扮很经典的”陕北老农胸佩“讲解员”小牌……此情此景令人愀然：“艺术家”们有愚弄这些老农民之嫌。
面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展品和“艺术”，不少观众半途退场，有些观众直接批评展览“很傻”。西安几家主要媒体也共同表示：“看不懂展览到底在展什么”。
然而，展览的主旨却据说是：“希望通过‘什么艺术’、‘艺术了什么’的质问，对当代艺术脱离群众、套路化、圈子化的情况进行反思”。这种贼喊捉贼玩玄弄虚，本也是国际国内“当代艺术”的套路。
事实上，这样的展览本大抵不是给西安市民看的，而是为了给“艺术家”们录成录像拍成照，增加些个人履历，日后可拿到“国际”上去兜售。因此可以说，这只是一个面向“国际”的展览，不仅“脱离群众”，而且“脱离中国”。
一个有辉煌五千年文化艺术历史的民族，本以现实理性、老成世故而著称于世，怎么忽然显得如小儿般幼稚？对这些装疯卖傻、耍颠弄狂之事，何以政府以至民间都诚惶诚恐，目为“艺术”？对这些本不是玩艺的玩艺儿，吾人竟没有底气站出来说“这不是玩艺儿”？
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百年中国深受西方“进步论”（社会进化论）的蛊惑，以物质性标准（生产力水平）来判定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高，那么其“上层建筑”的文化也先进。反之，物质生产力水平低，其文化也落后。这是当今众多国人的思维定式，并积淀为一种深深的文化自卑感。
“进步论”假设西方社会的“进步”历程普世皆准，是全人类都要经历的，由此表现为一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现象，是全人类都要这样“进步”的。于是，“西方”等同于“现代”（“当代”）。西方“当代艺术”，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方向。不绝于耳的“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 ”、“全球化”口号，都是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情结的表现。
尤其，“进步论”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文化自卑感，使中国人先验地否定中国自己的文化，丧失了用自己的文化艺术价值标准去评判事物的能力。中国人失去了说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不好的底气。或者是有理说不清。人家的艺术先验就是“国际”“先进”水平，你的观念先验就“落后”，甚至“前现代”“农业社会”。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怪诞现象：众多国人对一些国内外“当代艺术”看不下去接受不了，却又觉得“理”不在自己一边，欲说还休，没法说。当你原来用了几千年的“理”被国人普遍认为“落后”时，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只能睁眼看着这些“国际”“当代”“艺术”在中国成为朝野时尚。
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人的文化宣传能力实在是太高强。美国人能够把一种二战后由美国发起推广确立的“美国式艺术”，潜移默化地让人们确信以为是“国际当代艺术”。在你明明是在搞一种“美国式艺术”之时，你却自以为是在搞“当代艺术”。这是何等的手段，何等的法力。
什么叫宣传？那种大呼小叫喊口号、贴标语散传单发公告，这是宣传的小儿科。1950年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显示了惊人的老谋深算：“最有效的宣传”就是“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这才是“宣传”的最高境界，润物细无声。
如今中国的南北东西，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有人“自己选定”地搞“美国式艺术”，自认是搞“中国当代艺术”，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很“开放”，其实无不都在显示美国人“最有效宣传”的成果。
如果说美国人在二战后两场“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打输了，但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冷战”，即意识形态冷战或“文化冷战”，却大获全胜。尤其对前苏联，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是臻于中国兵法的最高化境。“和平演变”竟真地在苏联实现。难怪前不久去世的美国前总统里根，要被美国、以至整个西方那么隆重的悼念。
美国的“文化冷战”导致形成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当代艺术国际”。“美国艺术”和“美国式艺术”被确立为“国际当代艺术”。个中真情，国人少有察觉。甚至我这位“专攻”西方艺术史的，相当长时间也没有发觉。
完稿于1990年底的拙著《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阐述了一条西方现代艺术“进步”的内在文化逻辑（“进步论”+“新之崇拜=“先锋逻辑 ”），以为战后西方出现的超越绘画，走向实物－装置－行为－概念的“后期现代艺术”，即今所谓“当代艺术”，仅仅是出于这个内在文化逻辑。然而，随着近年研究的不断发现，这一内在的文化逻辑，不足以揭示西方“当代艺术”的全部真实。事实上，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战后美国“文化冷战”捧炒美国式“当代艺术”的外部原因。
因此，《现代与后现代》仅揭示了西方“当代艺术”的内部文化成因，而没有昭示其形成的外部政治原因。于是有必要再写一本书为续，以补阙如。
书名是现成拿别人的。前些年，曾在《江苏画刊》译介过法国哲人波德利亚尔（J. Baudrillard）的一篇文章 —“艺术的阴谋”。没有比这个说法更合适作为本书的书名的了。也许“阴谋”说稍微过了一点，因为“文化冷战”并非全部在阴影里展开。许多事实，其实是“阳谋”。中央情报局的傀儡机构“文化自由大会”在1967年被暴光之后，美国人在全球资助、推广美国式“当代艺术”，可谓是在阳光下进行。只是国人对于二战后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冷战”，几乎还没有认识。称之为“阴谋”，倒也恰如其分。
2003年3月下旬，曾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做讲座，后来整理出“试论国际当代艺术是一种美国艺术”一文，自然想用在本书。但若把它打散到各章节，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就拿来作了全书的“总序”。事实上，此文确是本书的主干构架。
“附录一”收集两篇近年自认比较重要的文章，尤其“应当绞死建筑师？”一文被国内报刊网站广泛转载。“附录二”精选了法国文艺界声讨“当代艺术”著述的一小部分。多梅克《艺术的贫困》“此时思维”篇和克莱尔《论美术的现状》“克洛诺斯”篇，对“进步论”时间思维作了极透彻的批析。克莱尔抖出西方也存在前苏联那样的“文化统制”和“文化审查制”，令人震惊。法国艺术界已被美国主导的“当代艺术国际”掌控，但在当今世界也只有法国人才跟美国文化霸权叫板，只有在法国还能听到一些对“国际当代艺术”的抗议。
曾在巴黎留学生活过十年，对“国际当代艺术”多有领教。只是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好“玩”，太多小儿科。本书只是不迷信，说些大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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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国际当代艺术是一种美国艺术
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国际当代艺术在根本上是一种美国艺术，或一种“美国式艺术”。就是说，其形成、发展和确立，除了内在的西方艺术史文化逻辑，完全是美国推促的结果。它由美国所主控，代表了美国的社会文化精神。
说国际当代艺术是一种“美国”或“美国式”艺术，如此强调艺术的“国族”性，对于听惯了“全球化”“世界化”的耳朵，几乎是反动透顶。但，当我越深入一块中国对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的巨大空白，我越坚定了这样的看法。
我以为，“国际当代艺术”形成于二战后的美苏文化冷战。
这里首先要弄清何谓“当代艺术”。就这个题目可以写一篇长文或一本书，这里只能简而言之。我个人觉得法国“前卫”艺术杂志Art Press主编米叶（C. Millet）女士的观点较为简明。她认为所谓“当代艺术”产生于1960－1969年代，确立于80年代。（1）事实上，“当代艺术”的说法在西方自 70年代起，渐渐取代“先锋”（前卫）的说法。
之所以会发生“当代艺术”取代了“先锋”标签，我以为这与美国在60年代夺取了西方艺术的主控权有关。所谓“当代艺术”，也可谓是对60年代得到国际化的 “美国艺术”的确认。1964年美国人劳申伯格夺得威尼斯双年展大奖是“美国艺术”在欧洲确立、并赢得国际地位的划时代标志。
正当1947年苏联阵营建立“共产情报局”（Kominform）以取代原先的“共产国际”（Kominter），195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建立“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在西方各国建立分会，两者都是“国际”性质。
与苏联强大的文化宣传相对应，美国也在欧洲、在世界各地开展了一场毫不逊色的“文化战争”或“心理战”（艾森豪威尔专门设立“心理战略委员会”：PSB—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从“文化自由大会”创立的1950年到1967年更名再到1979年正式结束（2）这将近30年的时间里，美国中央情报局动用马歇尔计划和 160多个基金会（尤其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和卡内基基金）的巨额资金，全力在欧洲宣扬“美国文化”和“美国艺术”，首先把抽象表现主义，然后把波普、行为、极简、观念、装置、观念、影像等“美国式”艺术确立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主流，由此把世界艺术的中心从巴黎“移到”纽约。
加拿大法裔艺术史家吉尔博（S. Gilbaut）1983年出版了《纽约是如何窃取现代艺术的概念的》一书（3），揭露了美国把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捧炒为“典型的美国艺术”，然后将其推向欧洲确立为“国际艺术”，最后推崇为“普世性艺术”（americain－international－universel）的三部曲。“窃取 ”（voler）的说法很有意思，带有用不那么正常、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获得某物之意。吉尔博批评艺术史家们都仅仅从审美形式或从现代艺术演变史的角度来解释“美国绘画的胜利”，避而不谈这种“美国绘画”成功后面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吉尔博正是从后一种角度，阐述“美国艺术”在一种“文化政治化”的背景下取代“巴黎画派”的过程。他把1948－1950年，作为“美国艺术”最终确立的年份。
早在1948年3月，抽象表现主义理论辩护人格林伯格在《党派评论》（当时受中央情报局资助）杂志上宣告：“在过去5年里美国艺术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涌现出戈尔基、波洛克或史密斯这样新一辈天才……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西方艺术的主力终于也随着工业生产和政治权利重心一起，转移到美国来了！”（4）今天习惯于认为美国引领“世界”艺术主流的人恐怕难以想象，当时的美国文化艺术在欧洲人眼中毫无地位，始终处于“外省”“乡下”地位。纽约是巴黎艺术的“殖民地”，美国人始终与物质主义、粗鲁、没有文化教养的形象相联。为了改变这种文化弱势的形象，美国的文化冷战决策者们全力要制造一种“美国艺术”，向巴黎宣告自己的“独立”，并压倒取而代之。
吉尔博指出：“1948年，宣传的主要目标是确定美国的文化形象……选什么形象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眼光转向了先锋（抽象表现主义）”（250页）。波洛克于是被历史地推到荣耀的顶峰。“美国性”被空前地强调：波洛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不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也不是“毕加索和马蒂斯培养出来的”。其次，波洛克的艺术是“彻底美国的”（radicalement americain），与优雅阴柔的巴黎画派截然不同。波洛克的绘画是阳刚，表现的是“暴力、力量、巨大、直率、未完成”，完全“反巴黎 ”（antiparisien）。格林伯格高亢激昂地把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称作“美国式绘画（americain type painting）”！
一时间，“美国”这个形容词满天飞：除了格林伯格的“美国式绘画”，还有“美国行动绘画”（理论家罗森堡），“新美国绘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主管巴尔），“现代美国绘画和雕塑”（艺术史家亨特），“美国绘画的胜利”（艺术史家桑德勒）（5）…… 1949年的《艺术杂志》（Magazine of Art）还曾发问：“存在一种美国艺术吗？”众多艺术评论家异口同声表示肯定。
为了强化这种“美国艺术”的形象，原先同属抽象表现主义集体、但画风较接近巴黎画派的画家，如布罗恩（B. Browne）和霍尔蒂（C. Holty）等人，立即遭到排挤和封杀，作品半价抛售，以致布罗恩几年后（1952年）活活气死。
1949年8月8日，美国大众杂志《生活》在封面上宣称波洛克是“美国最伟大的活着的艺术家”，波洛克的名字家喻户晓。以波洛克为首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在美国艺术市场迅速走红。
这样一种“美国艺术”既已在美国出炉，那么“传播美国艺术、并使其在欧洲得到承认，便提到议事日程。”（251页）1950年3月，12名参议员提议“一个思想领域的马歇尔计划（un plan Marshall dans le domaine des idees）。”正是与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同时，“美国制定了一个指向欧洲的文化计划。由此，艺术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角。”（249页）
美国人全面实施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策略：凡是苏联提倡的艺术美国就反对，凡是苏联反对的艺术形式美国则全力倡扬。面对“为极权专制服务”的苏联艺术，美国全力向欧洲表明，美国艺术象征着“自由”，体现了“个人创造”。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 Schlesinger，中央情报局圈中人）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被拉来与抽象表现主义相挂钩。艺术只是“个人自由” 的表达，是个人的事。而苏联的“集体性艺术”（art collectif）或“社会性艺术”则不合时代。表面上，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没有内容，显得“非政治”（apolitique），但恰恰是这种“非政治” 正可以对抗苏联的“政治艺术”。事实上，格林伯格和许多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如罗斯科和戈特利布），都是从前左派转变为坚定狂热的反共人士。
吉尔博非常形象地展现了这场“文化战争”的画面：“美国选用了美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作为艾森豪威尔称为‘心理战’的突击部队。”（269页），“美国文化像潮水般涌向欧洲，伴随着一种震耳欲聋的政治宣传”（14页）……
英国女记者桑德斯（F.S. Saunders）1999年出版《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这本厚达570页的书，也以极其翔实的材料批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文化自由大会”，运用音乐、绘画、电影、杂志、书籍等形式，在欧洲及世界各地进行一场广泛持久的宣传美国文化艺术的运动。
尽管桑德斯这本书的大概内容此前我已有所闻，但一册在手通读下来，却有太多史料让我感到触目惊心。这个由中央情报局出资、由中央情报局特工乔斯尔森（M. Josselson）总领导的“文化自由大会”，在反共的旗帜下拢聚的文化艺术名人之众，令人难以置信。我熟知的有：艺术史家赫伯特·里德，美学家克罗齐（倡“直觉表现”），艺术评论家格林伯格，写《荒原》的诗人艾略特，哲学家有大名鼎鼎的罗素，以赛亚·伯林（提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概念），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的情人，著有《极权主义起源》），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还有法国的雷蒙·阿隆（著有《知识分子的鸦片》和《民主与极权》），作家有海明威，马尔罗（法国第一任文化部长），音乐家有斯特拉文斯基（作有《春之祭》），还有指挥家卡拉扬，建筑师莱特（他的“流水别墅”在今天中国建筑界依然是神话）……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是我进入西方现代文化艺术史研究时到处跳到眼前的显赫人物，是书店和图书馆时时要相遇的名字。
桑德斯披露，马歇尔计划援欧资金的5％，约2亿美元被中央情报局用于文化宣传（114页）。中央情报局可以随意动用这笔代号为“糖果”的巨额秘密资金。苏联人和一些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只重物质，不重视文化艺术。于是美国人便不惜一切手段向世人表明：美国也拥有“伟大的”“美国”文化艺术。美国不仅是军事经济强国，也是文化艺术强国。
桑德斯用一笔笔确凿的美元数字，披露了中央情报局资助文化自由大会在欧洲举办各种音乐节，出版各种文化性杂志（被称为“文化的北约”）（6），在欧洲各大城市举办各种画展和巡回展。
其实，这种美国在欧洲宣传“美国绘画”早在1945年二战一结束就已开始。
1946年，美国国务院和战时新闻办公室出资在伦敦举办“美国18世纪以来绘画展”，其中有马瑟韦尔、托贝、奥基夫、戈特利布等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1947年，美国国务院又出资在巴黎和布拉格举办“前进中的美国艺术”画展。
从1946年起，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就介入威尼斯双年展，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钱买下威尼斯双年展的美国馆。1948年美国馆展示了德库宁的画。1950年除了德库宁，还展示了波洛克和戈尔基的作品。从1954年到1964年威尼斯双年展美国馆的展览，都是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独家组办！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董事长长期由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他母亲本是该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弟弟戴维·洛克菲勒也曾当过该馆董事长。所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几乎可以说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博物馆。而这位纳尔逊·洛克菲勒何许人也？他曾当过纽约市长和美国副总统。他和弟弟戴维兄弟俩不仅是中央情报局的圈中人，二战期间还有自己独立的情报网。尤其当时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上上下下从董事到部门主任，都与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巴尔A. Barr，惠特尼J.H. Whitney，达农古尔R. d’Harnoncourt，还另外7位有名有姓的人），形成中央情报局、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三位一体。在美国新闻署一度受制于反现代艺术势力的情况下，是这个三位一体与“文化自由大会”配合，担当了美国向海外宣传美国文化和美国艺术的任务，以致艾森豪威尔称赞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自由和民主的堡垒”！
1952年起的5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每年捐款125000美元，实施国际展出计划。到195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通过该计划举办了33个国际展览！
其中1952年在巴黎举办抽象艺术“杰作展”。1953－1954年在巴黎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当代12位美国画家和雕塑家”展。配合此展的法国政府 “法兰西艺术行动协会”（AFAA）主席厄朗杰（P. Erlanger）竟然也是“中央情报局安插在法国外交部的一名关系”！（桑德斯304页）
1954年，中央情报局通过“文化自由大会”在罗马举办“青年画家展”，以巨额奖金（2000美元）奖励画“美国式”抽象画的欧洲青年画家。195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现代艺术在美国”展，在欧洲重要城市巡回展出。1958年，又在欧洲8个城市（巴塞尔，米兰，马德里，柏林，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伦敦）举办“新美国绘画”巡回展，在全欧洲宣传“美国艺术”。
1959年，中央情报局通过“文化自由大会”在巴黎策划举办了首届“巴黎青年双年展”（中央情报局为此展共花了35365美元）。这个双年展起到了既展示 “美国艺术”又鼓励欧洲青年从事“美国式艺术”的双重作用。双年展展出的美国抽象、波普、装置、概念艺术，使“美国艺术”得以国际化，同时又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一时间，欧洲青年蜂起摹仿美国艺术。美国概念“艺术家”胡卜勒（D. Huebler）1969年在伯尔尼搞了一个用邮局来回寄包裹的“艺术”，1971年的巴黎青年双年展上立即就有40多个“邮寄艺术家”！
1955年开始的卡塞尔文献展，表面上是由某个德国画家（A. Bode）倡议，实际上是美国出钱搞起来，是出于“一个政治斗争的观念”（克莱尔语），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在欧洲宣传“美国式艺术”的桥头堡。1968年那一届文献展由于三分之一的展品来自美国，竟被讽称为“美国文献展”！
除了办展览，美国人也直接去欧洲播种，传播“美国式艺术”。1962年在德国发起的“激浪派”（Fluxus），原先我以为是平行于美国“偶发艺术”在欧洲自发产生的。其实原是美国“黑山学院”约翰·凯奇（J. Cage）一圈人在纽约发起，然后去德国搞起来的。主导者马修那斯（G. Maciunas）是美国驻德空军一家杂志的设计师。美国“偶发艺术”的代表卡普洛（A. Kaprow）也来德国参与。（马修那斯，卡普洛，还有劳申伯格都是“黑山学院”圈中人）。
这个“激浪派”的宗旨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在许多国家都委任有分部负责人，可谓一个“美国艺术国际”。“激浪派”在西方各国都有活动，不仅在德国，在法国、丹麦、荷兰、英国、捷克，甚至日本都有活动。影像艺术的“教皇”白南准也是“激浪派”成员。德国现代艺术“教主”博伊斯是受“激浪派”的影响，才开始搞行为和概念艺术，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这个“美国艺术国际”影响下，法国有“新现实主义”，意大利有“贫困艺术”，奥地利有“维也纳行动派”。这些流派都是“ 美国艺术”的欧洲翻版。
事实上，德国的博伊斯，法国有克莱恩（和新现实主义），意大利有曼佐尼，有维也纳“行动派”三人等，都是美国捧出来的。博伊斯有个著名的行为艺术叫“我爱美利坚，美利坚爱我”（图1）。他是真地爱美利坚，美利坚也真地爱他。70年代他去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办展览，坐卡迪拉克豪华汽车，有专职司机，吃鱼子酱，花天酒地，他能不爱美利坚吗？
在经济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大量购买美国艺术。洛克菲勒兄弟买了2500件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作品。艺术市场也跟着炒，以致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都一夜暴富，住豪宅，“看上去像一些股票经纪人”。在欧洲，美国也扶植炒作搞“美国式艺术”的欧洲艺术家。
于是，便出现了“顺美者昌，逆美者亡”的现象：搞“美国式艺术”的，就有机会参加大展，获得资助和成功，并进入艺术史。当时的巴黎，“没有一个艺术家，没有一个运动不向往得到纽约批评界的承认，不向往在美国市场成为出售的价值”（7）而坚持搞架上写实绘画的，就得不到支持，乃至受贬压。
正是在这样一种美国“潮水般的”文化宣传的长期影响下，“美国艺术”终于国际化，并且在1970年代起获得了“国际当代艺术”之名。我更愿意称之为“当代艺术国际”。
这个“当代艺术国际”的中心在美国，因为国际当代艺术的诸多决定因素，都由美国或“美德轴心”所掌控：西方最重要的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都处于美国的影响下；国际当代艺术的市场主要在美国，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和艺术拍卖，基本由美国市场操控；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大都在美国和德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杂志也在美国和德国。
这种由“美国艺术”国际化而来的国际当代艺术，表现为五大本质特征：
1． 日常性。这是在艺术外部，2． 打破艺术与生活的区别，3． 混淆艺术与生活。换言之，4．是将艺术生活化：生活即艺术。亦即所谓“僧侣变成俗人，5． 俗人变成僧侣”。博伊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名6．言和“扩大了的艺术”的说法，7． 是这个特征的最好解释。
这种“美国式”当代艺术的具体策略，是以“反艺术”来从事艺术。它所反的，是反原先法国传统主导的欧洲传统艺术（架上写实绘画和雕塑），把“超越”绘画和雕塑之后走向“实物”－“行为”－“概念”，这些原先属于“非艺术” 的日常生活事物，强行确立为艺术。如波普艺术，及其欧洲版法国新现实主义和意大利贫穷艺术，明确将日常用品和生活废品认作艺术。凯奇及其弟子把日常声音当作音乐。美国现代舞蹈家库宁汉（M. Cunningham）将日常动作作为舞蹈动作。行为和概念艺术也无不将日常活动和语言视为艺术，真可谓生活无处不艺术。
这种“美国式”当代艺术，从渊源上可上溯到杜香和达达派，被称作“新达达”。事实上，杜香和达达的那种超越绘画和混淆艺术生活界限的行为，本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小插曲。那个著名的小便池根本就没有展出过。是美国把杜香捧红，是美国把杜香的一些恶作剧放大为艺术史上的里程碑，把杜香奉为当代艺术的始祖。 1963年，美国帕萨德纳（Pasadena）艺术博物馆举办杜香首次回顾展，1973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又举办他的大型回顾展，杜香的地位彻底确立。所以，“美国式”当代艺术起源上固然可以推到欧洲，但完全是二战后在美国形成和确立。
由此，艺术家无需技艺。外行，乃至凡夫俗子皆可为艺术。看一下“激浪派”成员，除了几位名义上是学音乐的，其他大多是外行，诸如商人，社会保障工作员，工程师，化学家，经济学者，广告设计师，诗人，甚至无职业。艺术内容可以无限泛化日常化，政治、社会、生态、女权、暴力、性等社会现象，可直接等同为艺术。
艺术展厅可以成为养猪场：一位学农科专门研究昆虫行为的比利时人霍勒（C. Holler），在1997年第10届卡塞尔文献展上专门设了一个猪圈。展厅也可以是一个菜园子：瑞士人菲希和韦斯（P. Fischi/D. Weiss）1997年参加德国蒙斯特市雕塑展，提前几个月去展览场地圈地种菜，曰“雕塑”。画廊可以是餐馆：泰裔居美艺术家蒂拉瓦尼加（R. Tiravanija）也专长在展厅设一临时厨房，烹泰国菜大飨观众。瑞士策展明星济曼在他爷爷的寓房举办介绍他爷爷的“艺术”展，并开创“爷爷展”这一展览类型。脱星也可摇身一变为艺术家：1990年，纽约巨乳脱星斯普灵科尔（A. Sprinkle）被“发现”，到行为艺术大本营弗兰克林热炉（Franklin Furnace）和“表演车库”（Performing Garage）作“后脱现代主义”表演。
二．杂耍性。这是指在艺术内部，打破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区别，把诗歌，音乐，戏剧，舞蹈，绘画，雕塑，广告设计，舞台布置，摄影，电影，电视等一锅里大杂脍。这种“美国式”当代艺术常常无法确切归类。它常常打着瓦格纳融音乐、诗歌、戏剧为一体的“总体艺术品”（Gesamtkunstwerk）的旗号，专门混淆艺术门类，杂耍非驴非马的东西。劳申伯格搞既非绘画也非雕塑的“复合绘画”。有些装置既像舞台布景或橱窗展示，又有些“雕塑”用意。有些行为表演，既有戏剧舞蹈，又有音乐影像杂混期间。无怪乎，“当代艺术家”常常是多面手，既搞装置又搞行为表演，又搞影像等。“偶发艺术”宗师卡普洛也搞波普实物装置。那两位“种菜艺术家”，不仅“雕塑”，也搞影像。
三．受操控性。首先，国际当代艺术受到“美德轴心”的主导。具体层面上，国际当代艺术受控于一个“无形的学院”：由大画廊主、大收藏家、重要策展人、艺术评家、博物馆长、文化官员等所组成。是他们决定什么是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成为一个“命名”的问题。“指鹿为马”，“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司空见惯。
原先是伟大的画家造就伟大的画商。如今是颠倒过来，是大画商造就大艺术家，如卡斯特利（L. Castelli）、萨奇（C. Saatchi）等人。策展人也不再单纯是一个展览的组织者，而是成为类似电影“导演”的角色（巴黎美院前院长米修Y. Michaud如是说）。在相当程度上，策展人不仅创造一个展览，也创造了艺术家，甚至取代艺术家。艺术家地位空前衰落，甚至消失。他不是为公众，甚至不为自己创作，而只是为这个“艺术世界”的操盘手们而制作。
尤其，这个“无形的学院”长期或明或暗地贬压架上绘画和雕塑，不予资助，不予参展，行政打压，市场封杀。同时，人为地鼓励摄影、录像和装置。法国艺术史家穆兰（R. Moulin）尖锐指出：“边缘国家的艺术家使用摄影、影像和装置，是他们进入西方艺术界和艺术市场的‘护照’”。（8）
当年波德莱尔斥责摄影是“蹩脚画家和懒汉的避难所”，将“导致法兰西艺术天赋的贫弱化”。而今摄影已凌驾绘画之上，新老照片都卖得好价钱，还有各种各样的年度摄影奖项。维奥拉（Bill Viola）的录像片，可卖6万多欧元。使用新技术媒体的影像装置可达10万和80万欧元，并还有升值空间。
四．股市投机性。国际当代艺术是一种与投机紧密相关的行业。穆兰指出，经营当代艺术的短期高回报，其暴利超过金融风险投资。1975年至1989年，增值指数加一个0。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中谈到，毕加索一张画1903年和2000年间，从几美元增值到2500万美元，加了七个0。即便在1970年，该画已在100万美元的高价位上，三十年后又增值250％。
二战后，美国从纽约向欧洲辐射，“创造”了一个国际当代艺术市场。纽约1945年以后画廊激增。1950年已有三十多家有相当实力的画廊。到1961年，纽约画廊数增加十多倍，一年举办4000多个展览！“1959年佩吉·古根海姆在离开美国12个月后回国，发现‘整个艺术界已成为获得暴利的一大商机，其吃惊程度不亚于五雷轰顶’”。（桑德斯309页）
1970年代起，当代艺术博览会在欧美各地出现，如科隆（1969），巴塞尔（1970），巴黎（1970），芝加哥（1980），马德里（1982），布鲁塞尔（1983），伦敦（1984）。当代艺术博览会大大刺激了当代艺术的投机。在同一个艺术博览会上，一件作品会在许多画廊之间不断转手升价。
购买艺术品可以抵所得税和遗产税。银行和工业企业也买艺术品。瑞士巴塞尔因为是“自由港”免税，有西方当代艺术最大的艺术博览会。索斯比和佳士德两大拍卖行是跨国公司性质，在40多个国家设立100多个交易所。艺术品市场还有洗黑钱现象。
艺术品市场有爆涨，也有爆跌。90年代初，国际当代艺术市场全面崩盘。许多画廊关门。90年代末又有所高涨。沃霍尔的小丝网印（1平方米），竟拍出1700万美元的天价。
五．文化性。“国际当代艺术”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新教文化（“新教审美”），而不属于拉丁国家的天主教文化。“国际当代艺术”，借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WASP）的说法，可谓“盎格鲁-撒克逊新教艺术(AASP：Art Anglo-Saxon Protestant)。这种新教文化圈，除了美国英国，还包括德国瑞士荷兰瑞典等北欧国家，是一种北方文化的背景。
“国际当代艺术”所显示的，是北方新教文化审美压倒南方天主教文化审美的情势。总体上，北方文化精神长于概念抽象（哲学音乐），南方文化精神长于声色味的感性艺术（绘画雕塑歌剧时装香水烹调）。而“国际当代艺术”却显示以概念抽象为主流，用法国评论家克莱尔的话说，是“拒绝视觉享受”。
我悲哀地看到，法国在艺术上已臣服于“美德轴心”。当代艺术在法国成了“官方艺术”。而今，代表法国的当红艺术家竟然是布伦（D. Buren）的色条条和莱诺（J-P. Raynaud）的放大花盆！
除了上述五个显性特征，“国际当代艺术”还有其他一些特征：
政治性。美国是文化宣传的高手。乔姆斯基专门写过厚厚的《论宣传》一书，讲美国搞宣传的手段和大量事例。桑德斯披露中央情报局介入好莱坞，以“战斗的自由”为主题，拍摄大批反共电影。尤其还独家出资拍摄《兽圆》，搞政审，分国内版和国外版，还分发优惠票让人们去看电影。
二战后，美国大力宣传“自由艺术”的概念，利用艺术为政治服务，把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用作“冷战的武器”（考克洛芙特E. Cockcroft语）。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政治作用历来是毫不遮掩的。西方当代艺术圈奖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艺术家搞“政治波普”，捧其“成功 ”。如前苏联的卡巴科夫（I. Kabakov）等人的大红大紫，显然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
2． 挑衅性。当代艺术经常出现自残、自虐的现象，3． 如阿布拉莫维克（M. Abramovic）等人。甚至还有“嗜粪”（coprophile）、“喜死亡”(thanatophilique)倾向。德沃耶（W. Delvoye）搞了一个实验室装置，4． 模拟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5． “克隆”粪便，6． 也称艺术。
7．个人性。当代艺术家不8．少具有自闭症（autisme）和爱自夸癖(egotisme)倾向。他们直接将自己的私生活当作艺术。法国人加勒（S. Calle），9．现正在巴黎蓬皮杜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大型回顾展，10． 无非就是坦露自己的私事，11．旅行感怀和情感琐事。英国女子艾敏（T. Emin）直接把她那张葬兮兮的床当艺术品送展。她还弄了个帐篷，12． 上面写满1963－13． 1995年间与她上过床的男人名14．字。凭此绝活，15． 她差点得了英国最高艺术奖—透纳大奖。
16． 宗教性。当代艺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显现为一种“艺术教”，17．玄奥莫测，18．非入教者方能参悟。艺术成为宗教的代用品。许多艺术家像个教主和巫师，19． “艺术”过程像一个宗教祭祀仪式。这些艺术家摆弄过的东西，20．都成了“艺术品”，21．受到“圣物”般的瞻仰。博伊斯其人整个就是一个萨满师，22． 干什么都是艺术。
许多“当代艺术”是一种真正的巫术，如埋东西、念咒、发愿等。博伊斯是玩玄弄虚的高手，曾向一位伯爵卖一件“看不见的雕塑”。克莱恩也卖过“非物质的绘画感受性”。福莱斯特（F. Forest）还出售“一平方米艺术”。
“当代艺术”甚至还走向邪教。维也纳“行动派”主将穆尔，1960年代末搞性行为“艺术”，聚集二三百人包括儿童，一起群居，像一个邪教组织居住在奥匈边界。奥地利人只是在1990年代才反省过来，穆尔的“艺术”触犯了法律，就把他逮起来判了7年徒刑。
“国际当代艺术”所有上述特征，都来自二战后确立的“美国式”艺术。这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形成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当代艺术国际”。所谓“国际”，是指世界上众多国家都有人参与这种“类型”的艺术，是一种国际现象。
然而，“国际”也必然带来一种“同质化”：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 都一样，大同小异。纽约、伦敦、巴黎、上海、伊斯坦布尔、圣保罗等地的“当代艺术”都差不多，几乎可以象超市的商品那样互换。
而今，中国艺术界在一种深深笼罩的错觉中（把这种“美国式艺术”当作普世性的“当代艺术”），也要加入这个“国际”。犹如当年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国际”派来的鲍罗廷和国内王明式人物纷纷出场。
中国的所谓“当代艺术”，除了一些人杂耍中国文化的表面符号外，普遍没有中国性，大都是为了出口，为了加入这个“国际”而制造。
这种“中国当代艺术”也没有创造性，只是照搬和摹仿：张洹的行为，枪击、钻牛肚子、警察干预、日常瓷器、城市模型、中山装等。但这样一种没有中国文化精神的“当代艺术”却正在中国被“官方化”，从“野生”走向“家养”。可以说，今天中国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独立，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文化艺术价值标准，只是盯着 “国际”的风向，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艺术具有文化属性。时代精神（Zeitgeist）与民族精神（Volksgeist），两者应均衡。不应该把“时代”绝对化，压倒“民族”文化精神。中国今天的艺术应当秉执中国自己的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化的源流中承传光大。意大利艺评家桑福先生说：“要原创，首先要源于自身（Pour etre original, il faut d’abord etre originel）”。
法国，这个唯一能在文化上抵抗美国的西方国家，正在走向衰落。最近巴黎的书店里出现许多哀叹法国“衰落”的书。因此，中国负有一种文化使命。这就是，中国凭藉自己数千年文化艺术的底蕴和厚势，应该担当起某种文化职责，去抵抗美国主导的“当代艺术国际”，去创造真正中国的当代艺术。
俄国人库利克（O. Kulik），1996年曾在柏林的大街上表演了“我爱欧洲，欧洲不爱我”的行为（图2），赤裸着身子扮演一条被人牵着链子的狗。对比博伊斯的“我爱美利坚，美利坚爱我”，这里有一种文化同族和不同族的悲哀。
我希望中国的艺术家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中国人，而不要做狗。
（根据2004年3月下旬在中央美院、清华美院和北大讲座整理）
（1）Catherine Millet, L’Art contemporain, Flammarion, Paris, 1997
（2）“文化自由大会”1969年更名为“国际文化自由协会”，一直延续到1979年。
（3）Serge Gilbaut: Comment New York vola l’idee d’art moderne, Jacqueline Chambon, Paris, 1998
（4）格林伯格：“立体派的衰落”一文，in Partisan Review, 1948, no3.
（5）桑德勒（I. Sandler）的《美国绘画的胜利》（The Triumph of American Painting1971）
（6）中央情报局出资或资助的杂志有：德国的《月刊》，法国的《证据》（布迪厄曾揭露），英国的《邂逅》（与英国“情报研究局”合办），比利时的《综合》，意大利的《当代》，奥地利的《论坛》，日本的《自由》，印度的《探索》等。
（7）见《二十世纪艺术历遇》L’Aventure de l’art au 20e siecle, Chene-Hachette, 1995, Paris, p.590
（8）穆兰（R. Moulin）: 《艺术市场》（Le Marche de l’art）， Flammarion, 2003, Paris, p.108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11/26808.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d11de0100bn6w.html
作者简介：
河清，原名黄河清，1958年生于浙江临安。“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下乡当知青两年半。1980年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法语专业。1985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硕士研究生。1987年赴法国，就学于巴黎第一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1992年获艺术史博士学位。1995年至1997年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1997年再度赴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研究逗留两年。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河清的学术关注不仅仅止于艺术史，而是广泛涉及一系列与中国当今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化理论问题。主要著作有：《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香港三联1994；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民主的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法文专著《静之象—中国思想与艺术》（Images du Silence, Harmattan, 1999）等。另在《读书》杂志等刊物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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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总序 国际当代艺术是一种美国艺术
第一章 何谓当代艺术
1． 时间意义与特指意义
2．不是“先锋”，仍是“先锋”
3．绘画雕塑靠边站，装置概念占前台
4．“当代艺术”，原产美国
5．切除“历史”的横切面
第二章 “美国绘画”的横空出世（1945－1960）
1． 文化冷战—“一块红布前的公牛”（124）
2． 中央情报局 — 美国的“文化部”
3．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民主和自由的堡垒”
4． “非政治”的政治画
5． 艺术史的暴力—“绘画”的最后一曲挽歌
第三章 “美国艺术”国际地位的确立（1964）
1． 黑山学院—“美国艺术”的黄埔军校
2． 激浪派 — 美国艺术“国际”的雏形
3． 卡塞尔文献展—“美国式艺术”的“国际美展”
4． “农村包围城市”—COBRA（哥布鲁阿）、杜塞尔多夫、卡塞尔、威尼斯、米兰和尼斯对巴黎的合围
5． “另立中央”— 纽约取代巴黎成为“世界艺术中心”（“威尼斯的背叛”……
第四章 欧洲的“美国式艺术”（60年代）
1． 克莱恩、曼佐尼与博伊斯
2． 法国“新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的欧洲变种”）
3． 德国“激浪派”
4． 维也纳“行动派”
5． 意大利“贫穷艺术”
第五章 “国际”“当代艺术”——顺美者昌逆美者亡（1970至今）
1． 以“国际”（世界主义）和“当代”（时代精神）的名义
2． 美德“轴心”
3． 英瑞荷“中坚”
4． 法意西“臣服”
5． 苏东欧“归降”，亚非拉“国际”（“当代艺术”日不落）
第六章 “无形的学院”——“三M党”
1． 当代艺术市场
2． 当代艺术博览会
3． 当代艺术双年展和博物馆
4．当代艺术理论家和策展人
5．当代艺术媒体宣传
第七章 “当代艺术”之情状
1．日常性：生活即艺术（“日常的神话”）
大便小便皆艺术，指鹿为马铁成金
种菜烹饭也艺术，展厅成了养猪场
木匠花匠出大名，猩猩稚童大画家
工人保安无师通，自学成才当明星
2． 杂耍性：混淆各艺术门类（“总体艺术”）
杂耍乎？戏剧乎？摄影拿了雕塑大奖，音响的雕塑，耳听的绘画
3． 受操控性
4． 股市投机性
5． 文化性，政治性，挑衅性，自恋性，宗教性（“艺术教”），粗俗性，儿戏性，重复性、假大空……
第八章 西方艺术 中国制造
1．“当代性”遮盖“地域性”
2．“同质的多样性”
3．中国性的告缺
4． 为“国际”而艺术（“中国概念股”）
5． 美术学院，解散？
结论
附录一
1．国际当代艺术中的“美德轴心”或“美国霸权”
2．“应当绞死建筑师？”
附录二
一．波德利亚尔《艺术的阴谋》节译
二．多梅克《没有艺术的艺术家》节译
三. 多梅克《艺术的贫困》节译
四．克莱尔《论美术的现状》译评
1．艺术—“宗教的退化形式”
2．克洛诺斯（时间）与姆内莫西尼（记忆）
3．恒久性与地方性
4．西方先锋与苏联艺术 （ 西方的“文化审查制”）
5．“新”与更新
五．克莱尔论威尼斯双年展
六．“文化霸权”与“文化侵略”——塞尼叶女士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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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没有一种真正的国族个性，我们将现代主义本身作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改变变形了其他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惟一的地理渊源，我们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于一种时间的位置 — 这个世纪，而不是定位于大地上的某个地方。我们出口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 — 麦当劳、可口可乐、希尔顿酒店等等。由于各国族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它们最终失去了对它们生活有意义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
约瑟夫·科苏斯（J. Kosuth），美国“概念艺术”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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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年头，“当代艺术”在中国真可以说是红红火火。放眼“国际”，我们有官方出钱在柏林、巴黎、威尼斯操办“中国当代艺术”展。哪怕洋人们看了暗自说“瞧，现在中国人也玩我们的玩艺儿”，哪怕海外中国人看了直骂（巴黎蓬皮杜中心举办的《那么中国呢？》展览留言本上的中文留言，连篇都是气愤的骂语），当朝官府的艺术主管们感觉好着呢，那是我们中国“开放”的表现。
在国内，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等官方或准官方的“当代艺术”展也在媒体大造声势。本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以“反抗”“异议”官方体制为己任的“前卫”艺术家，竟然大摇大摆地进入官府主办的大展。这种“招安”与其说是官府降伏叛逆、显示皇恩浩荡的胜利，不如说是破了天荒了地：是官府对“逆民”的屈服，因为 “逆民”有“国际”的支持。“造反有理”这句久违的口号，仿佛又成了现实。
既然“当代艺术”官方化已触目可见，那么历来都是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中国社会，便出现了“当代艺术”向民间扩散的现象。去年或是前年，得悉南京郊区某地用农民卖苹果的钱，赞助举办了一个“当代艺术”展，并邀得“国际”华人“前卫”艺术家参展。这种展览花国家的钱已经让人心痛，花农民的辛苦钱，更觉得是一种犯罪。
近日又据2004年7月7日杭州《都市快报》，闻悉“当代艺术”大闹“西部开发”：西安陕西美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什么艺术展”（抄搬美国当代建筑师爱森曼“随便什么”的说法）。这个名称匪夷所思的展览，热烈烈，闹哄哄，来了南北官办美术学院教师的影像装置作品，更来了一大群国内国际自由“艺术家”实施“ 什么艺术”：有用塔吊倒悬着身子搬水泥的，有用消防车水枪向人群喷水的，有花钱雇来十位民工搞“突发行为艺术”，让他们充任“评委”给展品评分，还有两人各准备了一大桌食物和一堆糖果让大家“吃艺术”……报纸图片上，但见一些雇来的老农民表情漠然地在敲鼓击钹，还有几位“没有经过任何培训”、“打扮很经典的”陕北老农胸佩“讲解员”小牌……此情此景令人愀然：“艺术家”们有愚弄这些老农民之嫌。
面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展品和“艺术”，不少观众半途退场，有些观众直接批评展览“很傻”。西安几家主要媒体也共同表示：“看不懂展览到底在展什么”。
然而，展览的主旨却据说是：“希望通过‘什么艺术’、‘艺术了什么’的质问，对当代艺术脱离群众、套路化、圈子化的情况进行反思”。这种贼喊捉贼玩玄弄虚，本也是国际国内“当代艺术”的套路。
事实上，这样的展览本大抵不是给西安市民看的，而是为了给“艺术家”们录成录像拍成照，增加些个人履历，日后可拿到“国际”上去兜售。因此可以说，这只是一个面向“国际”的展览，不仅“脱离群众”，而且“脱离中国”。
一个有辉煌五千年文化艺术历史的民族，本以现实理性、老成世故而著称于世，怎么忽然显得如小儿般幼稚？对这些装疯卖傻、耍颠弄狂之事，何以政府以至民间都诚惶诚恐，目为“艺术”？对这些本不是玩艺的玩艺儿，吾人竟没有底气站出来说“这不是玩艺儿”？
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百年中国深受西方“进步论”（社会进化论）的蛊惑，以物质性标准（生产力水平）来判定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高，那么其“上层建筑”的文化也先进。反之，物质生产力水平低，其文化也落后。这是当今众多国人的思维定式，并积淀为一种深深的文化自卑感。
“进步论”假设西方社会的“进步”历程普世皆准，是全人类都要经历的，由此表现为一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现象，是全人类都要这样“进步”的。于是，“西方”等同于“现代”（“当代”）。西方“当代艺术”，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方向。不绝于耳的“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 ”、“全球化”口号，都是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情结的表现。
尤其，“进步论”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文化自卑感，使中国人先验地否定中国自己的文化，丧失了用自己的文化艺术价值标准去评判事物的能力。中国人失去了说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不好的底气。或者是有理说不清。人家的艺术先验就是“国际”“先进”水平，你的观念先验就“落后”，甚至“前现代”“农业社会”。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怪诞现象：众多国人对一些国内外“当代艺术”看不下去接受不了，却又觉得“理”不在自己一边，欲说还休，没法说。当你原来用了几千年的“理”被国人普遍认为“落后”时，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只能睁眼看着这些“国际”“当代”“艺术”在中国成为朝野时尚。
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人的文化宣传能力实在是太高强。美国人能够把一种二战后由美国发起推广确立的“美国式艺术”，潜移默化地让人们确信以为是“国际当代艺术”。在你明明是在搞一种“美国式艺术”之时，你却自以为是在搞“当代艺术”。这是何等的手段，何等的法力。
什么叫宣传？那种大呼小叫喊口号、贴标语散传单发公告，这是宣传的小儿科。1950年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显示了惊人的老谋深算：“最有效的宣传”就是“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这才是“宣传”的最高境界，润物细无声。
如今中国的南北东西，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有人“自己选定”地搞“美国式艺术”，自认是搞“中国当代艺术”，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很“开放”，其实无不都在显示美国人“最有效宣传”的成果。
如果说美国人在二战后两场“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打输了，但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冷战”，即意识形态冷战或“文化冷战”，却大获全胜。尤其对前苏联，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是臻于中国兵法的最高化境。“和平演变”竟真地在苏联实现。难怪前不久去世的美国前总统里根，要被美国、以至整个西方那么隆重的悼念。
美国的“文化冷战”导致形成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当代艺术国际”。“美国艺术”和“美国式艺术”被确立为“国际当代艺术”。个中真情，国人少有察觉。甚至我这位“专攻”西方艺术史的，相当长时间也没有发觉。
完稿于1990年底的拙著《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阐述了一条西方现代艺术“进步”的内在文化逻辑（“进步论”+“新之崇拜=“先锋逻辑 ”），以为战后西方出现的超越绘画，走向实物－装置－行为－概念的“后期现代艺术”，即今所谓“当代艺术”，仅仅是出于这个内在文化逻辑。然而，随着近年研究的不断发现，这一内在的文化逻辑，不足以揭示西方“当代艺术”的全部真实。事实上，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战后美国“文化冷战”捧炒美国式“当代艺术”的外部原因。
因此，《现代与后现代》仅揭示了西方“当代艺术”的内部文化成因，而没有昭示其形成的外部政治原因。于是有必要再写一本书为续，以补阙如。
书名是现成拿别人的。前些年，曾在《江苏画刊》译介过法国哲人波德利亚尔（J. Baudrillard）的一篇文章 —“艺术的阴谋”。没有比这个说法更合适作为本书的书名的了。也许“阴谋”说稍微过了一点，因为“文化冷战”并非全部在阴影里展开。许多事实，其实是“阳谋”。中央情报局的傀儡机构“文化自由大会”在1967年被暴光之后，美国人在全球资助、推广美国式“当代艺术”，可谓是在阳光下进行。只是国人对于二战后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冷战”，几乎还没有认识。称之为“阴谋”，倒也恰如其分。
2003年3月下旬，曾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做讲座，后来整理出“试论国际当代艺术是一种美国艺术”一文，自然想用在本书。但若把它打散到各章节，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就拿来作了全书的“总序”。事实上，此文确是本书的主干构架。
“附录一”收集两篇近年自认比较重要的文章，尤其“应当绞死建筑师？”一文被国内报刊网站广泛转载。“附录二”精选了法国文艺界声讨“当代艺术”著述的一小部分。多梅克《艺术的贫困》“此时思维”篇和克莱尔《论美术的现状》“克洛诺斯”篇，对“进步论”时间思维作了极透彻的批析。克莱尔抖出西方也存在前苏联那样的“文化统制”和“文化审查制”，令人震惊。法国艺术界已被美国主导的“当代艺术国际”掌控，但在当今世界也只有法国人才跟美国文化霸权叫板，只有在法国还能听到一些对“国际当代艺术”的抗议。
曾在巴黎留学生活过十年，对“国际当代艺术”多有领教。只是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好“玩”，太多小儿科。本书只是不迷信，说些大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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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国际当代艺术是一种美国艺术
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国际当代艺术在根本上是一种美国艺术，或一种“美国式艺术”。就是说，其形成、发展和确立，除了内在的西方艺术史文化逻辑，完全是美国推促的结果。它由美国所主控，代表了美国的社会文化精神。
说国际当代艺术是一种“美国”或“美国式”艺术，如此强调艺术的“国族”性，对于听惯了“全球化”“世界化”的耳朵，几乎是反动透顶。但，当我越深入一块中国对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的巨大空白，我越坚定了这样的看法。
我以为，“国际当代艺术”形成于二战后的美苏文化冷战。
这里首先要弄清何谓“当代艺术”。就这个题目可以写一篇长文或一本书，这里只能简而言之。我个人觉得法国“前卫”艺术杂志Art Press主编米叶（C. Millet）女士的观点较为简明。她认为所谓“当代艺术”产生于1960－1969年代，确立于80年代。（1）事实上，“当代艺术”的说法在西方自 70年代起，渐渐取代“先锋”（前卫）的说法。
之所以会发生“当代艺术”取代了“先锋”标签，我以为这与美国在60年代夺取了西方艺术的主控权有关。所谓“当代艺术”，也可谓是对60年代得到国际化的 “美国艺术”的确认。1964年美国人劳申伯格夺得威尼斯双年展大奖是“美国艺术”在欧洲确立、并赢得国际地位的划时代标志。
正当1947年苏联阵营建立“共产情报局”（Kominform）以取代原先的“共产国际”（Kominter），195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建立“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在西方各国建立分会，两者都是“国际”性质。
与苏联强大的文化宣传相对应，美国也在欧洲、在世界各地开展了一场毫不逊色的“文化战争”或“心理战”（艾森豪威尔专门设立“心理战略委员会”：PSB—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从“文化自由大会”创立的1950年到1967年更名再到1979年正式结束（2）这将近30年的时间里，美国中央情报局动用马歇尔计划和 160多个基金会（尤其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和卡内基基金）的巨额资金，全力在欧洲宣扬“美国文化”和“美国艺术”，首先把抽象表现主义，然后把波普、行为、极简、观念、装置、观念、影像等“美国式”艺术确立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主流，由此把世界艺术的中心从巴黎“移到”纽约。
加拿大法裔艺术史家吉尔博（S. Gilbaut）1983年出版了《纽约是如何窃取现代艺术的概念的》一书（3），揭露了美国把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捧炒为“典型的美国艺术”，然后将其推向欧洲确立为“国际艺术”，最后推崇为“普世性艺术”（americain－international－universel）的三部曲。“窃取 ”（voler）的说法很有意思，带有用不那么正常、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获得某物之意。吉尔博批评艺术史家们都仅仅从审美形式或从现代艺术演变史的角度来解释“美国绘画的胜利”，避而不谈这种“美国绘画”成功后面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吉尔博正是从后一种角度，阐述“美国艺术”在一种“文化政治化”的背景下取代“巴黎画派”的过程。他把1948－1950年，作为“美国艺术”最终确立的年份。
早在1948年3月，抽象表现主义理论辩护人格林伯格在《党派评论》（当时受中央情报局资助）杂志上宣告：“在过去5年里美国艺术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涌现出戈尔基、波洛克或史密斯这样新一辈天才……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西方艺术的主力终于也随着工业生产和政治权利重心一起，转移到美国来了！”（4）今天习惯于认为美国引领“世界”艺术主流的人恐怕难以想象，当时的美国文化艺术在欧洲人眼中毫无地位，始终处于“外省”“乡下”地位。纽约是巴黎艺术的“殖民地”，美国人始终与物质主义、粗鲁、没有文化教养的形象相联。为了改变这种文化弱势的形象，美国的文化冷战决策者们全力要制造一种“美国艺术”，向巴黎宣告自己的“独立”，并压倒取而代之。
吉尔博指出：“1948年，宣传的主要目标是确定美国的文化形象……选什么形象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眼光转向了先锋（抽象表现主义）”（250页）。波洛克于是被历史地推到荣耀的顶峰。“美国性”被空前地强调：波洛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不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也不是“毕加索和马蒂斯培养出来的”。其次，波洛克的艺术是“彻底美国的”（radicalement americain），与优雅阴柔的巴黎画派截然不同。波洛克的绘画是阳刚，表现的是“暴力、力量、巨大、直率、未完成”，完全“反巴黎 ”（antiparisien）。格林伯格高亢激昂地把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称作“美国式绘画（americain type painting）”！
一时间，“美国”这个形容词满天飞：除了格林伯格的“美国式绘画”，还有“美国行动绘画”（理论家罗森堡），“新美国绘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主管巴尔），“现代美国绘画和雕塑”（艺术史家亨特），“美国绘画的胜利”（艺术史家桑德勒）（5）…… 1949年的《艺术杂志》（Magazine of Art）还曾发问：“存在一种美国艺术吗？”众多艺术评论家异口同声表示肯定。
为了强化这种“美国艺术”的形象，原先同属抽象表现主义集体、但画风较接近巴黎画派的画家，如布罗恩（B. Browne）和霍尔蒂（C. Holty）等人，立即遭到排挤和封杀，作品半价抛售，以致布罗恩几年后（1952年）活活气死。
1949年8月8日，美国大众杂志《生活》在封面上宣称波洛克是“美国最伟大的活着的艺术家”，波洛克的名字家喻户晓。以波洛克为首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在美国艺术市场迅速走红。
这样一种“美国艺术”既已在美国出炉，那么“传播美国艺术、并使其在欧洲得到承认，便提到议事日程。”（251页）1950年3月，12名参议员提议“一个思想领域的马歇尔计划（un plan Marshall dans le domaine des idees）。”正是与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同时，“美国制定了一个指向欧洲的文化计划。由此，艺术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角。”（249页）
美国人全面实施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策略：凡是苏联提倡的艺术美国就反对，凡是苏联反对的艺术形式美国则全力倡扬。面对“为极权专制服务”的苏联艺术，美国全力向欧洲表明，美国艺术象征着“自由”，体现了“个人创造”。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 Schlesinger，中央情报局圈中人）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被拉来与抽象表现主义相挂钩。艺术只是“个人自由” 的表达，是个人的事。而苏联的“集体性艺术”（art collectif）或“社会性艺术”则不合时代。表面上，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没有内容，显得“非政治”（apolitique），但恰恰是这种“非政治” 正可以对抗苏联的“政治艺术”。事实上，格林伯格和许多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如罗斯科和戈特利布），都是从前左派转变为坚定狂热的反共人士。
吉尔博非常形象地展现了这场“文化战争”的画面：“美国选用了美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作为艾森豪威尔称为‘心理战’的突击部队。”（269页），“美国文化像潮水般涌向欧洲，伴随着一种震耳欲聋的政治宣传”（14页）……
英国女记者桑德斯（F.S. Saunders）1999年出版《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这本厚达570页的书，也以极其翔实的材料批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文化自由大会”，运用音乐、绘画、电影、杂志、书籍等形式，在欧洲及世界各地进行一场广泛持久的宣传美国文化艺术的运动。
尽管桑德斯这本书的大概内容此前我已有所闻，但一册在手通读下来，却有太多史料让我感到触目惊心。这个由中央情报局出资、由中央情报局特工乔斯尔森（M. Josselson）总领导的“文化自由大会”，在反共的旗帜下拢聚的文化艺术名人之众，令人难以置信。我熟知的有：艺术史家赫伯特·里德，美学家克罗齐（倡“直觉表现”），艺术评论家格林伯格，写《荒原》的诗人艾略特，哲学家有大名鼎鼎的罗素，以赛亚·伯林（提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概念），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的情人，著有《极权主义起源》），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还有法国的雷蒙·阿隆（著有《知识分子的鸦片》和《民主与极权》），作家有海明威，马尔罗（法国第一任文化部长），音乐家有斯特拉文斯基（作有《春之祭》），还有指挥家卡拉扬，建筑师莱特（他的“流水别墅”在今天中国建筑界依然是神话）……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是我进入西方现代文化艺术史研究时到处跳到眼前的显赫人物，是书店和图书馆时时要相遇的名字。
桑德斯披露，马歇尔计划援欧资金的5％，约2亿美元被中央情报局用于文化宣传（114页）。中央情报局可以随意动用这笔代号为“糖果”的巨额秘密资金。苏联人和一些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只重物质，不重视文化艺术。于是美国人便不惜一切手段向世人表明：美国也拥有“伟大的”“美国”文化艺术。美国不仅是军事经济强国，也是文化艺术强国。
桑德斯用一笔笔确凿的美元数字，披露了中央情报局资助文化自由大会在欧洲举办各种音乐节，出版各种文化性杂志（被称为“文化的北约”）（6），在欧洲各大城市举办各种画展和巡回展。
其实，这种美国在欧洲宣传“美国绘画”早在1945年二战一结束就已开始。
1946年，美国国务院和战时新闻办公室出资在伦敦举办“美国18世纪以来绘画展”，其中有马瑟韦尔、托贝、奥基夫、戈特利布等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1947年，美国国务院又出资在巴黎和布拉格举办“前进中的美国艺术”画展。
从1946年起，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就介入威尼斯双年展，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钱买下威尼斯双年展的美国馆。1948年美国馆展示了德库宁的画。1950年除了德库宁，还展示了波洛克和戈尔基的作品。从1954年到1964年威尼斯双年展美国馆的展览，都是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独家组办！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董事长长期由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他母亲本是该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弟弟戴维·洛克菲勒也曾当过该馆董事长。所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几乎可以说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博物馆。而这位纳尔逊·洛克菲勒何许人也？他曾当过纽约市长和美国副总统。他和弟弟戴维兄弟俩不仅是中央情报局的圈中人，二战期间还有自己独立的情报网。尤其当时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上上下下从董事到部门主任，都与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巴尔A. Barr，惠特尼J.H. Whitney，达农古尔R. d’Harnoncourt，还另外7位有名有姓的人），形成中央情报局、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三位一体。在美国新闻署一度受制于反现代艺术势力的情况下，是这个三位一体与“文化自由大会”配合，担当了美国向海外宣传美国文化和美国艺术的任务，以致艾森豪威尔称赞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自由和民主的堡垒”！
1952年起的5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每年捐款125000美元，实施国际展出计划。到195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通过该计划举办了33个国际展览！
其中1952年在巴黎举办抽象艺术“杰作展”。1953－1954年在巴黎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当代12位美国画家和雕塑家”展。配合此展的法国政府 “法兰西艺术行动协会”（AFAA）主席厄朗杰（P. Erlanger）竟然也是“中央情报局安插在法国外交部的一名关系”！（桑德斯304页）
1954年，中央情报局通过“文化自由大会”在罗马举办“青年画家展”，以巨额奖金（2000美元）奖励画“美国式”抽象画的欧洲青年画家。195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现代艺术在美国”展，在欧洲重要城市巡回展出。1958年，又在欧洲8个城市（巴塞尔，米兰，马德里，柏林，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伦敦）举办“新美国绘画”巡回展，在全欧洲宣传“美国艺术”。
1959年，中央情报局通过“文化自由大会”在巴黎策划举办了首届“巴黎青年双年展”（中央情报局为此展共花了35365美元）。这个双年展起到了既展示 “美国艺术”又鼓励欧洲青年从事“美国式艺术”的双重作用。双年展展出的美国抽象、波普、装置、概念艺术，使“美国艺术”得以国际化，同时又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一时间，欧洲青年蜂起摹仿美国艺术。美国概念“艺术家”胡卜勒（D. Huebler）1969年在伯尔尼搞了一个用邮局来回寄包裹的“艺术”，1971年的巴黎青年双年展上立即就有40多个“邮寄艺术家”！
1955年开始的卡塞尔文献展，表面上是由某个德国画家（A. Bode）倡议，实际上是美国出钱搞起来，是出于“一个政治斗争的观念”（克莱尔语），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在欧洲宣传“美国式艺术”的桥头堡。1968年那一届文献展由于三分之一的展品来自美国，竟被讽称为“美国文献展”！
除了办展览，美国人也直接去欧洲播种，传播“美国式艺术”。1962年在德国发起的“激浪派”（Fluxus），原先我以为是平行于美国“偶发艺术”在欧洲自发产生的。其实原是美国“黑山学院”约翰·凯奇（J. Cage）一圈人在纽约发起，然后去德国搞起来的。主导者马修那斯（G. Maciunas）是美国驻德空军一家杂志的设计师。美国“偶发艺术”的代表卡普洛（A. Kaprow）也来德国参与。（马修那斯，卡普洛，还有劳申伯格都是“黑山学院”圈中人）。
这个“激浪派”的宗旨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在许多国家都委任有分部负责人，可谓一个“美国艺术国际”。“激浪派”在西方各国都有活动，不仅在德国，在法国、丹麦、荷兰、英国、捷克，甚至日本都有活动。影像艺术的“教皇”白南准也是“激浪派”成员。德国现代艺术“教主”博伊斯是受“激浪派”的影响，才开始搞行为和概念艺术，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这个“美国艺术国际”影响下，法国有“新现实主义”，意大利有“贫困艺术”，奥地利有“维也纳行动派”。这些流派都是“ 美国艺术”的欧洲翻版。
事实上，德国的博伊斯，法国有克莱恩（和新现实主义），意大利有曼佐尼，有维也纳“行动派”三人等，都是美国捧出来的。博伊斯有个著名的行为艺术叫“我爱美利坚，美利坚爱我”（图1）。他是真地爱美利坚，美利坚也真地爱他。70年代他去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办展览，坐卡迪拉克豪华汽车，有专职司机，吃鱼子酱，花天酒地，他能不爱美利坚吗？
在经济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大量购买美国艺术。洛克菲勒兄弟买了2500件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作品。艺术市场也跟着炒，以致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都一夜暴富，住豪宅，“看上去像一些股票经纪人”。在欧洲，美国也扶植炒作搞“美国式艺术”的欧洲艺术家。
于是，便出现了“顺美者昌，逆美者亡”的现象：搞“美国式艺术”的，就有机会参加大展，获得资助和成功，并进入艺术史。当时的巴黎，“没有一个艺术家，没有一个运动不向往得到纽约批评界的承认，不向往在美国市场成为出售的价值”（7）而坚持搞架上写实绘画的，就得不到支持，乃至受贬压。
正是在这样一种美国“潮水般的”文化宣传的长期影响下，“美国艺术”终于国际化，并且在1970年代起获得了“国际当代艺术”之名。我更愿意称之为“当代艺术国际”。
这个“当代艺术国际”的中心在美国，因为国际当代艺术的诸多决定因素，都由美国或“美德轴心”所掌控：西方最重要的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都处于美国的影响下；国际当代艺术的市场主要在美国，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和艺术拍卖，基本由美国市场操控；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大都在美国和德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杂志也在美国和德国。
这种由“美国艺术”国际化而来的国际当代艺术，表现为五大本质特征：
1． 日常性。这是在艺术外部，2． 打破艺术与生活的区别，3． 混淆艺术与生活。换言之，4．是将艺术生活化：生活即艺术。亦即所谓“僧侣变成俗人，5． 俗人变成僧侣”。博伊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名6．言和“扩大了的艺术”的说法，7． 是这个特征的最好解释。
这种“美国式”当代艺术的具体策略，是以“反艺术”来从事艺术。它所反的，是反原先法国传统主导的欧洲传统艺术（架上写实绘画和雕塑），把“超越”绘画和雕塑之后走向“实物”－“行为”－“概念”，这些原先属于“非艺术” 的日常生活事物，强行确立为艺术。如波普艺术，及其欧洲版法国新现实主义和意大利贫穷艺术，明确将日常用品和生活废品认作艺术。凯奇及其弟子把日常声音当作音乐。美国现代舞蹈家库宁汉（M. Cunningham）将日常动作作为舞蹈动作。行为和概念艺术也无不将日常活动和语言视为艺术，真可谓生活无处不艺术。
这种“美国式”当代艺术，从渊源上可上溯到杜香和达达派，被称作“新达达”。事实上，杜香和达达的那种超越绘画和混淆艺术生活界限的行为，本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小插曲。那个著名的小便池根本就没有展出过。是美国把杜香捧红，是美国把杜香的一些恶作剧放大为艺术史上的里程碑，把杜香奉为当代艺术的始祖。 1963年，美国帕萨德纳（Pasadena）艺术博物馆举办杜香首次回顾展，1973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又举办他的大型回顾展，杜香的地位彻底确立。所以，“美国式”当代艺术起源上固然可以推到欧洲，但完全是二战后在美国形成和确立。
由此，艺术家无需技艺。外行，乃至凡夫俗子皆可为艺术。看一下“激浪派”成员，除了几位名义上是学音乐的，其他大多是外行，诸如商人，社会保障工作员，工程师，化学家，经济学者，广告设计师，诗人，甚至无职业。艺术内容可以无限泛化日常化，政治、社会、生态、女权、暴力、性等社会现象，可直接等同为艺术。
艺术展厅可以成为养猪场：一位学农科专门研究昆虫行为的比利时人霍勒（C. Holler），在1997年第10届卡塞尔文献展上专门设了一个猪圈。展厅也可以是一个菜园子：瑞士人菲希和韦斯（P. Fischi/D. Weiss）1997年参加德国蒙斯特市雕塑展，提前几个月去展览场地圈地种菜，曰“雕塑”。画廊可以是餐馆：泰裔居美艺术家蒂拉瓦尼加（R. Tiravanija）也专长在展厅设一临时厨房，烹泰国菜大飨观众。瑞士策展明星济曼在他爷爷的寓房举办介绍他爷爷的“艺术”展，并开创“爷爷展”这一展览类型。脱星也可摇身一变为艺术家：1990年，纽约巨乳脱星斯普灵科尔（A. Sprinkle）被“发现”，到行为艺术大本营弗兰克林热炉（Franklin Furnace）和“表演车库”（Performing Garage）作“后脱现代主义”表演。
二．杂耍性。这是指在艺术内部，打破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区别，把诗歌，音乐，戏剧，舞蹈，绘画，雕塑，广告设计，舞台布置，摄影，电影，电视等一锅里大杂脍。这种“美国式”当代艺术常常无法确切归类。它常常打着瓦格纳融音乐、诗歌、戏剧为一体的“总体艺术品”（Gesamtkunstwerk）的旗号，专门混淆艺术门类，杂耍非驴非马的东西。劳申伯格搞既非绘画也非雕塑的“复合绘画”。有些装置既像舞台布景或橱窗展示，又有些“雕塑”用意。有些行为表演，既有戏剧舞蹈，又有音乐影像杂混期间。无怪乎，“当代艺术家”常常是多面手，既搞装置又搞行为表演，又搞影像等。“偶发艺术”宗师卡普洛也搞波普实物装置。那两位“种菜艺术家”，不仅“雕塑”，也搞影像。
三．受操控性。首先，国际当代艺术受到“美德轴心”的主导。具体层面上，国际当代艺术受控于一个“无形的学院”：由大画廊主、大收藏家、重要策展人、艺术评家、博物馆长、文化官员等所组成。是他们决定什么是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成为一个“命名”的问题。“指鹿为马”，“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司空见惯。
原先是伟大的画家造就伟大的画商。如今是颠倒过来，是大画商造就大艺术家，如卡斯特利（L. Castelli）、萨奇（C. Saatchi）等人。策展人也不再单纯是一个展览的组织者，而是成为类似电影“导演”的角色（巴黎美院前院长米修Y. Michaud如是说）。在相当程度上，策展人不仅创造一个展览，也创造了艺术家，甚至取代艺术家。艺术家地位空前衰落，甚至消失。他不是为公众，甚至不为自己创作，而只是为这个“艺术世界”的操盘手们而制作。
尤其，这个“无形的学院”长期或明或暗地贬压架上绘画和雕塑，不予资助，不予参展，行政打压，市场封杀。同时，人为地鼓励摄影、录像和装置。法国艺术史家穆兰（R. Moulin）尖锐指出：“边缘国家的艺术家使用摄影、影像和装置，是他们进入西方艺术界和艺术市场的‘护照’”。（8）
当年波德莱尔斥责摄影是“蹩脚画家和懒汉的避难所”，将“导致法兰西艺术天赋的贫弱化”。而今摄影已凌驾绘画之上，新老照片都卖得好价钱，还有各种各样的年度摄影奖项。维奥拉（Bill Viola）的录像片，可卖6万多欧元。使用新技术媒体的影像装置可达10万和80万欧元，并还有升值空间。
四．股市投机性。国际当代艺术是一种与投机紧密相关的行业。穆兰指出，经营当代艺术的短期高回报，其暴利超过金融风险投资。1975年至1989年，增值指数加一个0。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中谈到，毕加索一张画1903年和2000年间，从几美元增值到2500万美元，加了七个0。即便在1970年，该画已在100万美元的高价位上，三十年后又增值250％。
二战后，美国从纽约向欧洲辐射，“创造”了一个国际当代艺术市场。纽约1945年以后画廊激增。1950年已有三十多家有相当实力的画廊。到1961年，纽约画廊数增加十多倍，一年举办4000多个展览！“1959年佩吉·古根海姆在离开美国12个月后回国，发现‘整个艺术界已成为获得暴利的一大商机，其吃惊程度不亚于五雷轰顶’”。（桑德斯309页）
1970年代起，当代艺术博览会在欧美各地出现，如科隆（1969），巴塞尔（1970），巴黎（1970），芝加哥（1980），马德里（1982），布鲁塞尔（1983），伦敦（1984）。当代艺术博览会大大刺激了当代艺术的投机。在同一个艺术博览会上，一件作品会在许多画廊之间不断转手升价。
购买艺术品可以抵所得税和遗产税。银行和工业企业也买艺术品。瑞士巴塞尔因为是“自由港”免税，有西方当代艺术最大的艺术博览会。索斯比和佳士德两大拍卖行是跨国公司性质，在40多个国家设立100多个交易所。艺术品市场还有洗黑钱现象。
艺术品市场有爆涨，也有爆跌。90年代初，国际当代艺术市场全面崩盘。许多画廊关门。90年代末又有所高涨。沃霍尔的小丝网印（1平方米），竟拍出1700万美元的天价。
五．文化性。“国际当代艺术”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新教文化（“新教审美”），而不属于拉丁国家的天主教文化。“国际当代艺术”，借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WASP）的说法，可谓“盎格鲁-撒克逊新教艺术(AASP：Art Anglo-Saxon Protestant)。这种新教文化圈，除了美国英国，还包括德国瑞士荷兰瑞典等北欧国家，是一种北方文化的背景。
“国际当代艺术”所显示的，是北方新教文化审美压倒南方天主教文化审美的情势。总体上，北方文化精神长于概念抽象（哲学音乐），南方文化精神长于声色味的感性艺术（绘画雕塑歌剧时装香水烹调）。而“国际当代艺术”却显示以概念抽象为主流，用法国评论家克莱尔的话说，是“拒绝视觉享受”。
我悲哀地看到，法国在艺术上已臣服于“美德轴心”。当代艺术在法国成了“官方艺术”。而今，代表法国的当红艺术家竟然是布伦（D. Buren）的色条条和莱诺（J-P. Raynaud）的放大花盆！
除了上述五个显性特征，“国际当代艺术”还有其他一些特征：
政治性。美国是文化宣传的高手。乔姆斯基专门写过厚厚的《论宣传》一书，讲美国搞宣传的手段和大量事例。桑德斯披露中央情报局介入好莱坞，以“战斗的自由”为主题，拍摄大批反共电影。尤其还独家出资拍摄《兽圆》，搞政审，分国内版和国外版，还分发优惠票让人们去看电影。
二战后，美国大力宣传“自由艺术”的概念，利用艺术为政治服务，把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用作“冷战的武器”（考克洛芙特E. Cockcroft语）。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政治作用历来是毫不遮掩的。西方当代艺术圈奖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艺术家搞“政治波普”，捧其“成功 ”。如前苏联的卡巴科夫（I. Kabakov）等人的大红大紫，显然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
2． 挑衅性。当代艺术经常出现自残、自虐的现象，3． 如阿布拉莫维克（M. Abramovic）等人。甚至还有“嗜粪”（coprophile）、“喜死亡”(thanatophilique)倾向。德沃耶（W. Delvoye）搞了一个实验室装置，4． 模拟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5． “克隆”粪便，6． 也称艺术。
7．个人性。当代艺术家不8．少具有自闭症（autisme）和爱自夸癖(egotisme)倾向。他们直接将自己的私生活当作艺术。法国人加勒（S. Calle），9．现正在巴黎蓬皮杜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大型回顾展，10． 无非就是坦露自己的私事，11．旅行感怀和情感琐事。英国女子艾敏（T. Emin）直接把她那张葬兮兮的床当艺术品送展。她还弄了个帐篷，12． 上面写满1963－13． 1995年间与她上过床的男人名14．字。凭此绝活，15． 她差点得了英国最高艺术奖—透纳大奖。
16． 宗教性。当代艺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显现为一种“艺术教”，17．玄奥莫测，18．非入教者方能参悟。艺术成为宗教的代用品。许多艺术家像个教主和巫师，19． “艺术”过程像一个宗教祭祀仪式。这些艺术家摆弄过的东西，20．都成了“艺术品”，21．受到“圣物”般的瞻仰。博伊斯其人整个就是一个萨满师，22． 干什么都是艺术。
许多“当代艺术”是一种真正的巫术，如埋东西、念咒、发愿等。博伊斯是玩玄弄虚的高手，曾向一位伯爵卖一件“看不见的雕塑”。克莱恩也卖过“非物质的绘画感受性”。福莱斯特（F. Forest）还出售“一平方米艺术”。
“当代艺术”甚至还走向邪教。维也纳“行动派”主将穆尔，1960年代末搞性行为“艺术”，聚集二三百人包括儿童，一起群居，像一个邪教组织居住在奥匈边界。奥地利人只是在1990年代才反省过来，穆尔的“艺术”触犯了法律，就把他逮起来判了7年徒刑。
“国际当代艺术”所有上述特征，都来自二战后确立的“美国式”艺术。这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形成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当代艺术国际”。所谓“国际”，是指世界上众多国家都有人参与这种“类型”的艺术，是一种国际现象。
然而，“国际”也必然带来一种“同质化”：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 都一样，大同小异。纽约、伦敦、巴黎、上海、伊斯坦布尔、圣保罗等地的“当代艺术”都差不多，几乎可以象超市的商品那样互换。
而今，中国艺术界在一种深深笼罩的错觉中（把这种“美国式艺术”当作普世性的“当代艺术”），也要加入这个“国际”。犹如当年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国际”派来的鲍罗廷和国内王明式人物纷纷出场。
中国的所谓“当代艺术”，除了一些人杂耍中国文化的表面符号外，普遍没有中国性，大都是为了出口，为了加入这个“国际”而制造。
这种“中国当代艺术”也没有创造性，只是照搬和摹仿：张洹的行为，枪击、钻牛肚子、警察干预、日常瓷器、城市模型、中山装等。但这样一种没有中国文化精神的“当代艺术”却正在中国被“官方化”，从“野生”走向“家养”。可以说，今天中国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独立，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文化艺术价值标准，只是盯着 “国际”的风向，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艺术具有文化属性。时代精神（Zeitgeist）与民族精神（Volksgeist），两者应均衡。不应该把“时代”绝对化，压倒“民族”文化精神。中国今天的艺术应当秉执中国自己的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化的源流中承传光大。意大利艺评家桑福先生说：“要原创，首先要源于自身（Pour etre original, il faut d’abord etre originel）”。
法国，这个唯一能在文化上抵抗美国的西方国家，正在走向衰落。最近巴黎的书店里出现许多哀叹法国“衰落”的书。因此，中国负有一种文化使命。这就是，中国凭藉自己数千年文化艺术的底蕴和厚势，应该担当起某种文化职责，去抵抗美国主导的“当代艺术国际”，去创造真正中国的当代艺术。
俄国人库利克（O. Kulik），1996年曾在柏林的大街上表演了“我爱欧洲，欧洲不爱我”的行为（图2），赤裸着身子扮演一条被人牵着链子的狗。对比博伊斯的“我爱美利坚，美利坚爱我”，这里有一种文化同族和不同族的悲哀。
我希望中国的艺术家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中国人，而不要做狗。
（根据2004年3月下旬在中央美院、清华美院和北大讲座整理）
（1）Catherine Millet, L’Art contemporain, Flammarion, Paris, 1997
（2）“文化自由大会”1969年更名为“国际文化自由协会”，一直延续到1979年。
（3）Serge Gilbaut: Comment New York vola l’idee d’art moderne, Jacqueline Chambon, Paris, 1998
（4）格林伯格：“立体派的衰落”一文，in Partisan Review, 1948, no3.
（5）桑德勒（I. Sandler）的《美国绘画的胜利》（The Triumph of American Painting1971）
（6）中央情报局出资或资助的杂志有：德国的《月刊》，法国的《证据》（布迪厄曾揭露），英国的《邂逅》（与英国“情报研究局”合办），比利时的《综合》，意大利的《当代》，奥地利的《论坛》，日本的《自由》，印度的《探索》等。
（7）见《二十世纪艺术历遇》L’Aventure de l’art au 20e siecle, Chene-Hachette, 1995, Paris, p.590
（8）穆兰（R. Moulin）: 《艺术市场》（Le Marche de l’art）， Flammarion, 2003, Paris, p.108
2009年2月13日星期五
YST：「六四」的「婦人之見 」
http://city.udn.com/3011/1275189?tpno=1&cate_no=0
「六四」的「婦人之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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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問題一打開，就收不住，眾說紛紛，慷慨激昂，看來不能善了。也罷，大家各抒己見，說個痛快。我準備再寫兩篇文章就收手。
今天這個題目是會得罪人的，記得有一次在宴會上我就用了這四個字批評一位女士的高談闊論，她當場就跟我翻臉，我也毫不退讓，弄得主人非常尷尬。很多人因此對 YST誤解，其實我對女性是極好的。YST第一次有犧牲性命的決心不是為了中華民國，而是為了一位美女，可見女性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今天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題目，反正是在虛擬世界，就再冒險一次。
大家也猜得到我在反駁誰。你猜的不錯，我就是要針對GAIL、慕亞、和蕾蕾公主的論調，發表我的看法。
在所有「六四事件」的討論中，我最受不了不斷敘述和強調那些血淋淋的場面，然後再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控訴獨裁者的殘暴和沒有人性，接著就捧出「人權」的大帽子。這，就是標準的「婦人之見」，不管它是出自柴玲之口，GAIL之口，還是馬英九之口。因為這些血淋淋的故事，姑且不論其真假，根本就不是問題的重心，婆婆媽媽說這些故事不過是為了鼓動聽眾的情緒，企圖贏得世人的同情，然後僅用「人權」這頂帽子就定了的北京政府十惡不赦的罪，成功的妖魔化中共政權。
我在上篇文章一開始就說了，「六四事件」的重心是「奪權」。我們絕對不能被血淋淋的故事和女人的哭哭啼啼就偏離了「奪權」這個重點，進入「人權」的陷阱。自古以來「政治奪權」都是血腥的，中外都一樣，哪裏來的「人權」？沒有這個胃口就不要玩這個危險的遊戲。
我從不去跟人爭論「柴玲和吾爾開希是什麼時候離開天安門廣場的」，或是「坦克有沒有真的把正在帳蓬裏酣睡的學生壓成肉餅」，或是「有沒有十五歲名叫王力的小同學寫絕筆信」，．．．等等。任何人都可以說上一籮筐血淋淋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很難、甚至沒有辦法証明的事情。雖然當過兵的我非常清楚那種五十噸的重型坦克在路上行走時所發出的轟鳴聲和產生的地面震動，帳蓬裏的學生是不可能酣睡的，但是我都不要跟柴玲爭辯，因為如果她堅持有人就是睡得著，爭辯是不會有結果的，也是沒有意義的。譬如我說我親眼看到「一個士兵帶著獰笑凶惡地用刺刀刺進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的胸膛，然後這個孩子手中拿著國旗，口中呼喊「共和國萬歲！」，就死了」，你能跟我爭辯嗎？
所以我假設柴玲所說的都是真實的，GAIL痛心疾首指責的暴行全都是真實的。好嗎？這樣你們就都沒話說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些公開的、沒有不同意見的事實，也是重點：
1.總理李鵬至少接見了學生領袖們一次，雙方有過直接的、面對面的交談和溝通；
2.政府在５月就頒佈了戒嚴法，並要求所有人離開天安門廣場；
3.學生堅持留在廣場，並且叫出了「打倒李鵬偽政權！」的口號，我們都看到，聽到，柴玲也承認。
以上三點都發生在六月四日武力鎮壓以前。所以不管原始的目的是什麼，「六四事件」已經演變成一個「政治奪權運動」。在政府戒嚴法公佈這麼多天以後，仍然不肯撤離天安門廣場，學生準備「幹到底」的決心無可置疑，柴玲也承認。
如果你要問：政府會怎麼辦？（注意，是「會」，不是「該」。「該」是各說各話，沒有答案的。 ）
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是執政者，我一定武力鎮壓。原因很簡單，「自由女神」都豎立起來了，表示外國勢力已經深入，這個事件絕不可能善了。如果政府妥協，學生的要求會不斷加高，沒完沒了，直到政府瓦解。
我們都很清楚，「六四事件」學生背後的外國勢力主要是美國和香港，他們的要價是中國不可能支付的。美國的價碼是「中國分裂」，底線是「中共政權崩潰」；香港的價碼是「中國收回九七回歸的協定」。中國能答應嗎？
這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所說的：「中共是大國，就像面對一場戰爭，一切得失是經過仔細計算的。中共領導人顯然認為再拖下去得不償失。」
GAIL，我並不小看妳，但是妳的思想因太理想化而變得幼稚，妳的「民主」和「人權」的口號非常天真，一點也不實際。讓我告訴妳，在「中國崛起」的大前提下，在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生死鬥爭下，妳的「民主」和「人權」都是一文不值。不要說是區區兩、三千學生的命，如果殺兩、三萬學生能夠保住中國不分裂，那真是太值得了。如果政府不斷和遊行示威者妥協，必定導致最後的分裂，將來中國人死幾百萬都不止。
你們看過打拳罷？ 西洋拳有所謂的「１２出擊 」（ one-two punch），就是攻擊性的出拳總是兩手連續出擊，第一拳擊中對手，第二拳跟著就到，同樣的，第二拳擊中對手，第三拳跟著就到，以此類推，決不容對手喘息，直到對手倒下。北京政府跟學生談判，其實是跟他們背後的美國和香港勢力談判，水漲船高，沒完沒了，如果一定要繼續談下去，除了中共自願倒下，怎麼可能會有其他的結果？
想想看，香港人心中只有鈔票，沒有國家觀念，根本不是個東西。他們在英國人統治下過了一百五十年，有過什麼「人權」？現在鬼叫什麼？我最看不起香港人了，他們自己沒種又不安分，只會用幾塊港幣買大陸大學生的賤命為他們爭取“人權”。美國人更不用說了，把中共看成是戰略對手，一心要“做掉”中共。這能談判嗎？中共不是沒有本錢和實力。中共有幾百萬雄兵，龐大的國力，憑什麼跟幾個乳臭未乾被外國利用的大學生做對等的談判？柴玲和吾爾開希也太抬舉自己了，居然決心「幹到底」，不知道「見好就收」。
學生們在戒嚴令下被給予足夠的時間撤離廣場，至少十幾天過去了，他們自己選擇留在天安門廣場作鬥爭。既然叫出「打倒李鵬政府」的口號，也準備做烈士。好，現在就不是學生了，是「革命者」。「革命者」就不要哭，也不要鬧，大家放開手頂著幹。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有誰哭鬧的？他們大多數也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並不比這些大學生大多少，但是思想成熟多了。他們憑真正的實力幹革命，鬥爭時，慷慨赴義；失敗時，從容就義。廣州起義的革命者，心中有義；天安門廣場的革命者，心中的「義」在那裏？革命者秋瑾也是女生，秋瑾沒有哭鬧。性別不是問題。
柴玲哭哭啼啼的敘述，我聽了渾身難過，她說的那些故事，就算全是真的，我也一點都不認同。十五歲的小孩寫絕筆書有什麼值得同情的？又沒有人逼他留在廣場。林覺民給太太寫絕筆書就不會哭哭啼啼，因為他知道他在做什麼。
讓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結束我對這些在「 天安門奪權」的大學生的看法：
天安門廣場就像「水滸傳」裏的景陽崗。 政府貼了告示：「景陽崗上有大蟲（解放軍），會傷人，所有來往旅客不得過崗」。
一千年前，有些膽大的旅客不聽勸阻，堅持過崗。上的崗來，有的平安無事；有的被大蟲吃了；有的被大蟲傷了；只有一個姓武名松的好漢，一身好武藝，一陣拳腳，把大蟲打死了，成了英雄。
１９８９年，一些大學生明知景陽崗上有虎但都認為自己會沒事，因為學生領袖和外國人告訴他們不會有事；學生領袖都想做武松，卻沒有武松的真本事，只有外國人傳授他們的「民主和人權」；武松有哨棒，大學生有「自由女神塑像」。
結果老虎來了，「民主和人權」不管用，女神塑像也倒了。有的人丟了性命，有的人掛了彩，有的人逃走了，但是沒有「武松」。
這些人下得崗來，到處哭哭啼啼，憤怒地指責老虎和政府。他們痛罵老虎殘暴、沒有人性，他們悲憤地指責政府不夠「民主」、沒有尊重他們的「人權」。
但是很奇怪，這些大學生，他們沒有一個人指責「外國傳教士」，因為「外國傳教士」告訴他們，在國外有「人權」，沒有人怕「老虎」，那裏的老虎不吃人。他們到今天還深信不疑。
想想看，十五歲的童子軍王力寫了遺書上崗做武松，或許有「外國傳教士」告訴他，安啦，老虎特別不會吃有人權的小孩，或許他相信為了「人權」犧牲生命是崇高的。這種愚昧的行為值得我們同情或鼓勵嗎？我不會，因為這是愚蠢。
物競天擇，這個笨小孩如果活著是運氣，他若是死在廣場並不冤枉，他若是在紐約不聽勸告到處亂走也活不久，他若是早生一千年也會被景陽崗上的大蟲吃了。
所有為「天安門廣場的流血」義憤填膺、痛哭流涕、嘮叨不休的人，她們的行為都是「婦人之仁」和「婦人之見」。
下一篇，YST介紹美國的「景陽崗」和上面的老虎，看看牠們吃不吃號稱有「人權」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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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假設柴玲所說的都是真實的，GAIL痛心疾首指責的暴行全都是真實的。好嗎？這樣你們就都沒話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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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理李鵬至少接見了學生領袖們一次，雙方有過直接的、面對面的交談和溝通；
2.政府在５月就頒佈了戒嚴法，並要求所有人離開天安門廣場；
3.學生堅持留在廣場，並且叫出了「打倒李鵬偽政權！」的口號，我們都看到，聽到，柴玲也承認。
以上三點都發生在六月四日武力鎮壓以前。所以不管原始的目的是什麼，「六四事件」已經演變成一個「政治奪權運動」。在政府戒嚴法公佈這麼多天以後，仍然不肯撤離天安門廣場，學生準備「幹到底」的決心無可置疑，柴玲也承認。
如果你要問：政府會怎麼辦？（注意，是「會」，不是「該」。「該」是各說各話，沒有答案的。 ）
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是執政者，我一定武力鎮壓。原因很簡單，「自由女神」都豎立起來了，表示外國勢力已經深入，這個事件絕不可能善了。如果政府妥協，學生的要求會不斷加高，沒完沒了，直到政府瓦解。
我們都很清楚，「六四事件」學生背後的外國勢力主要是美國和香港，他們的要價是中國不可能支付的。美國的價碼是「中國分裂」，底線是「中共政權崩潰」；香港的價碼是「中國收回九七回歸的協定」。中國能答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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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L，我並不小看妳，但是妳的思想因太理想化而變得幼稚，妳的「民主」和「人權」的口號非常天真，一點也不實際。讓我告訴妳，在「中國崛起」的大前提下，在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生死鬥爭下，妳的「民主」和「人權」都是一文不值。不要說是區區兩、三千學生的命，如果殺兩、三萬學生能夠保住中國不分裂，那真是太值得了。如果政府不斷和遊行示威者妥協，必定導致最後的分裂，將來中國人死幾百萬都不止。
你們看過打拳罷？ 西洋拳有所謂的「１２出擊 」（ one-two punch），就是攻擊性的出拳總是兩手連續出擊，第一拳擊中對手，第二拳跟著就到，同樣的，第二拳擊中對手，第三拳跟著就到，以此類推，決不容對手喘息，直到對手倒下。北京政府跟學生談判，其實是跟他們背後的美國和香港勢力談判，水漲船高，沒完沒了，如果一定要繼續談下去，除了中共自願倒下，怎麼可能會有其他的結果？
想想看，香港人心中只有鈔票，沒有國家觀念，根本不是個東西。他們在英國人統治下過了一百五十年，有過什麼「人權」？現在鬼叫什麼？我最看不起香港人了，他們自己沒種又不安分，只會用幾塊港幣買大陸大學生的賤命為他們爭取“人權”。美國人更不用說了，把中共看成是戰略對手，一心要“做掉”中共。這能談判嗎？中共不是沒有本錢和實力。中共有幾百萬雄兵，龐大的國力，憑什麼跟幾個乳臭未乾被外國利用的大學生做對等的談判？柴玲和吾爾開希也太抬舉自己了，居然決心「幹到底」，不知道「見好就收」。
學生們在戒嚴令下被給予足夠的時間撤離廣場，至少十幾天過去了，他們自己選擇留在天安門廣場作鬥爭。既然叫出「打倒李鵬政府」的口號，也準備做烈士。好，現在就不是學生了，是「革命者」。「革命者」就不要哭，也不要鬧，大家放開手頂著幹。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有誰哭鬧的？他們大多數也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並不比這些大學生大多少，但是思想成熟多了。他們憑真正的實力幹革命，鬥爭時，慷慨赴義；失敗時，從容就義。廣州起義的革命者，心中有義；天安門廣場的革命者，心中的「義」在那裏？革命者秋瑾也是女生，秋瑾沒有哭鬧。性別不是問題。
柴玲哭哭啼啼的敘述，我聽了渾身難過，她說的那些故事，就算全是真的，我也一點都不認同。十五歲的小孩寫絕筆書有什麼值得同情的？又沒有人逼他留在廣場。林覺民給太太寫絕筆書就不會哭哭啼啼，因為他知道他在做什麼。
讓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結束我對這些在「 天安門奪權」的大學生的看法：
天安門廣場就像「水滸傳」裏的景陽崗。 政府貼了告示：「景陽崗上有大蟲（解放軍），會傷人，所有來往旅客不得過崗」。
一千年前，有些膽大的旅客不聽勸阻，堅持過崗。上的崗來，有的平安無事；有的被大蟲吃了；有的被大蟲傷了；只有一個姓武名松的好漢，一身好武藝，一陣拳腳，把大蟲打死了，成了英雄。
１９８９年，一些大學生明知景陽崗上有虎但都認為自己會沒事，因為學生領袖和外國人告訴他們不會有事；學生領袖都想做武松，卻沒有武松的真本事，只有外國人傳授他們的「民主和人權」；武松有哨棒，大學生有「自由女神塑像」。
結果老虎來了，「民主和人權」不管用，女神塑像也倒了。有的人丟了性命，有的人掛了彩，有的人逃走了，但是沒有「武松」。
這些人下得崗來，到處哭哭啼啼，憤怒地指責老虎和政府。他們痛罵老虎殘暴、沒有人性，他們悲憤地指責政府不夠「民主」、沒有尊重他們的「人權」。
但是很奇怪，這些大學生，他們沒有一個人指責「外國傳教士」，因為「外國傳教士」告訴他們，在國外有「人權」，沒有人怕「老虎」，那裏的老虎不吃人。他們到今天還深信不疑。
想想看，十五歲的童子軍王力寫了遺書上崗做武松，或許有「外國傳教士」告訴他，安啦，老虎特別不會吃有人權的小孩，或許他相信為了「人權」犧牲生命是崇高的。這種愚昧的行為值得我們同情或鼓勵嗎？我不會，因為這是愚蠢。
物競天擇，這個笨小孩如果活著是運氣，他若是死在廣場並不冤枉，他若是在紐約不聽勸告到處亂走也活不久，他若是早生一千年也會被景陽崗上的大蟲吃了。
所有為「天安門廣場的流血」義憤填膺、痛哭流涕、嘮叨不休的人，她們的行為都是「婦人之仁」和「婦人之見」。
下一篇，YST介紹美國的「景陽崗」和上面的老虎，看看牠們吃不吃號稱有「人權」的 人 。
2009年2月8日星期日
牛博与乌有之乡，两大阵营网络论战
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337b898e482ac3933fc2384611193bb6fa3a7d584f9b8e613441fe1307aea7776f370524b29acc9f4aaae8d36a659c6269304a895663d40edcca5124b137e05afedc12f0bb8025e5afc5a4af4352ba44740d9786f84d7615dd19f2033093b1ef4c022c67adec40728e2d605e9a3440c75088e3251e719686db4b38c23dd11106e1a822c43f05c312b36c683345d05bc07e46523af73e27e8333813939b4a962a6e3653a13eb4aeb1c0&p=c662cc0d86cc42ac17afc7710852&user=baidu
牛博与乌有之乡，两大阵营网络论战
野渡 @ 2008-12-18 23:36 阅读(16) 评论(0) 推荐(0) 引用通告 分类: 时政
“零八宪章”展现中国当代宪政运动新旗帜
《零八宪章》激起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声援，自由派的牛博网没有被屏蔽，网友纷纷支持，但也遭到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连篇累牍批判，把它视为中国「颜色革命」的宣言。《零八宪章》成为国际瞩目的政治事件和中国人争取宪政的标志性事件。
二零零八年末的北京，寒流次第来袭，气温忽升忽降让许多人患上感冒。比天气更难以捉摸的，是京城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这不平静的一年，似乎注定要有一个不平静的收尾。对执政党而言，零八年十二月原本该是庆功的季节。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三十年前此刻起步，到今天，成绩斐然。各种纪念、总结、反思从年头到年尾，如火如荼地进行；谁知临到末了，调子却越发微妙起来。
十二月九日，一份宣示宪政民主、提出政治改革主张的《零八宪章》在网络上公布，三百零三名各界人士签名，随后几天，签名人数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已升至五千多人，他们之中不乏各界精英，有影响力的学者、媒体人，有公信力的专业人士。而就在宪章公示前一天，发起人之一的独立作家刘晓波被刑拘，更激发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
还不仅仅是宪章。仍未见底的经济危机困扰著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和数千万就业大军，并一步步向内地消费领域蔓延。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似乎让当局在政治上更趋向保守，无论是外部舆论控制，还是内部意识形态争论，都流露出让人担忧的端倪。
一向被视作言论先锋的南方报系高层再次遭遇人事震荡，时评或新闻的审查都更加严苛，业内人士普遍担心，这会否是新一轮媒体整肃的开始。另一方面，零八年七月开始，以中国社科院为主要阵地的党内理论界针对「普世价值」概念进行批判，无视胡锦涛与温家宝曾对这一提法的肯定，从社科院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都不定期刊文批判「普世价值」的概念，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讲话中甚至严重地表达：「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著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
在经济、政治多重因素并存的复杂背景下，又正值中国改革三十年，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年，八九天安门事件也即将迎来二十周年，此刻，《零八宪章》作为一份纯粹民间文本的诞生，无论在时机、内容、外部情势上，都夹带了无比复杂和敏感的意味。
刘晓波被抓，更把宪章由一份公开信、建议书，完全推向一场国际关注的政治事件，甚至，可能还因此附上某种历史意义。在向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解释《零八宪章》的缘起时，作为第一批签署人的维权律师李建强说：「我们预料，这个行动，会被一些人误解，被另一些人曲解。……然而，尽管我们有思想准备，事态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
第一批签名的哲学教授徐友渔对亚洲周刊说：「关于宪章，我本来不觉得非常特殊，它只是把中国向国际大家庭承认和承诺过的东西重新表述一遍，没有明显的矛头指向、批判对象，应该是不起波澜的。但是由于当局非常不明智、不理性的反应，特别是抓捕刘晓波先生，使得一个平常的东西变成一个政治事件，被看成中国人争取宪政民主的标志性事件，甚至是一个起点的东西。这让情势变得复杂多了，尤其在纪念三十年的时候。」
在境内，公安部门约谈了全国各地数十名签署人，但除了刘晓波之外，没有其他签署者再被拘捕。《零八宪章》的文本遭遇了当局惯用的信息封锁，主流媒体对此只字不提，门户网站也几乎是逢贴必熘。但在越发成熟的互联网时代，封杀任何一条新闻，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各种形式的转载和讨论还是一波一波地深入下去。
「『零八宪章』被屏蔽，我们可以说『中国版七七宪章』；『宪章』被屏蔽了，我们可以说『县长』；或者我们乾脆不说『宪章』，只说『签名』。现在谁不知道签名的事儿啊？」资深网民白小七说。许多博客转载捷克《七七宪章》的历史事件，以及一九八九年《北京晚报》上曾发表的《抓捕刘晓波的黑手》，不置一评，供读者自由联想。
在聚集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博客集群牛博网（www.bullog.cn），编辑推荐的位置并没有放置任何一条有关宪章的博客，但是在四十八小时浏览点击排行榜里，前二十名几乎全部是针对宪章、签名与刘晓波发起的讨论。
嵆门PX事件中远近闻名的博客连岳，一篇《我来当个替补》盘踞排行榜好几天。他声明自己并没有在零八宪章上签名，但是「若又有签名人员因此事被抓之时，即我签名之际，我来当个替补」。并多次提醒普通读者要「足够认知」风险，「此事不必向我看齐，我可能比你安全」。
文化批评家崔卫平则解释《我为什麽要在宪章上签名》，她说「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休戚与共，需要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需要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并强调「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完全恰当」，所以「愿意随时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但是，「要讲道理，一定要讲道理，只能讲道理！」
时评作者姚博甚至在博客里坦白，「我是在没看见文本的情况下签署的，都是出于对邀请我签名的人之信任」，而他们「都没辜负我这种信任，说的全是我想说的话」。也有不少声音提醒签名者警惕「烈士情怀」，「不要妖魔化政府」。
梁文道在牛博上发表《为了爱，以及慈悲》：「任何良好的改变都不该变成你死我活的局面。从美国立宪群英、甘地、一直到曼德拉，他们最后都没有把争议的对手当做必须除之而后快的仇雠，他们全都企盼和解与协商；反过来说，他们的对手也终于学懂了尊重的必要。」「事实上，政府不可能做错了所有事；甚至，它还很努力地做了很多好事。不给它掌声，只是因为这不是读书人的本份。」
郝建则表示担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互相将对方妖魔化的倾向」，他说：「妖魔化就是一种被夸大的恐惧感。威权社会就是靠恐惧感维持著的，营造和再生产这种恐惧感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坚硬、可见的现实，就是我们面对的荒诞境遇。…… 负起责任的第一条就是适度恐惧，拒绝妖魔化人家。」
两大阵营网络论战
上述讨论集中出现在牛博，让牛博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有限度地自由讨论宪章事件的网络空间。凭什麽？一位资深牛博博主向我们解释：「牛博曾经被关过，那时候它影响力小，现在不同了，牛博每天有百万点击量，关一个已经形成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公共讨论区，政府的代价要大得多，也会因此谨慎得多。」
另一个被允许公开讨论宪章事件的网络空间是乌有之乡。在其他网站纷纷封锁宪章消息时，乌有之乡专门为《零八宪章》做了专题，叫做「《零八宪章》与颜色革命」，短短七天就发布了近五十篇文章，将《零八宪章》定义为「中国的颜色革命宣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平演变的『换装』时刻」，并将宪章签署者赋予「汉奸」、「买办集团」等阶级称谓。
牛博与乌有之乡，前者被看作自由派的阵地，后者则一贯是坚定的「毛派」立场，在宪章问题上两者并未发生正面交锋，但言论之天壤差别，实在成了另一道奇景。在私下的讨论里，支持宪章理念的人为年末这一场大戏兴奋莫名。
「零八宪章对我们来说是一面旗帜」，一位并未在宪章上签名，但说料理完家中事务就会签署的媒体工作者兴奋地说：「以前都在批评，批判，拆墙角，终于也到了建设的时候了。」而对背负著历史包袱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旗帜是刘晓波。
一九八九过去近二十年，当年那个从美国回来试图劝阻学生，却最终在广场上与他们共进退的老师，在之后多年背负著沉重的情感包袱，一直留在北京，在不自由的状态里为国家改革扮演批评者的角色，尽自己的努力。
「他努力了这麽多年，人们终于又看见他了。」曾因收集六四遇难者材料入狱九年的维权者李海深知牢狱艰辛，但如今反而替刘晓波欣慰。时评家莫之许发起声援刘晓波的联署：「还以他自由，那是我们共同的自由」。但也有学者警惕这种英雄情怀以及背后可能产生的非理性因素。
法理学者萧瀚第一个公开对宪章文本逐条分析，提出理性质疑。他向亚洲周刊表示，之所以没有签名，就是因为宪章本身在他看来，还存在著太多不够理性的因素。萧瀚表示：「既然零八宪章已经是一个政治行动，就应该考虑它在社会各界最大程度的可被接受性。」「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宪政民主法治理念，我完全赞同，但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
「这份文件的最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考虑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宪政成功转型的成本是什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当前共产党掌握所有国家主要资源的局势下，让他们主动放弃利益而走向公权力受宪政制度约束的政治，凭什麽？……它完全没有考虑执政者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份建议。」
他提出：「中国未来的政治，如果要走和平转型的道路，在理念上必须彻底抛弃敌我思路，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同盟者——甚至改革主力对待。」在自由派学者中，类似观点也不在少数。对于宪政民主的基本理念完全认同，但对方式、时机、措辞、具体主张等等，均有异议。有人甚至评论，宪章激进过头，不是修宪方案，而是制宪方案，不是改良方案，而是革命方案。
与刘晓波同为「六四四君子」的周舵对亚洲周刊强调的观点是：「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要结合起来，要给对方留出空间，共同把体制内外的恶势力压下去。」
联邦中华有建设性
徐友渔不赞同过于夸张地看待《零八宪章》：「宪章有些条款涉及联邦中华，许多人因为这个引起争议，我仔细读过，我不认为关于联邦中华的方案太离经叛道。客观地说，这个方案的政治大立场是站得住脚的，立足点是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个立场下，任何人都有权利提出建设性的方案。要知道邓小平曾经说，为了统一台湾，中国可以改国号可以改国旗，非常极端，比这个离经叛道得多。如果因为这个批判零八宪章，这是在扣可怕的帽子，别有用心。」至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效应，他表示担心对中共高层的心态影响。
社科院宪政学者刘山鹰则认为，《零八宪章》的影响不会有海外或者媒体炒作的那麽大。「从全球格局来看，九十年代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过时了。拉美、日本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反思和抛弃，二十一世纪后，事实上新的『北京共识』正在全球许多地方形成。中国模式正在被很多发展中国家借鉴。现在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加速了这样的格局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仍完全立足在华盛顿共识的《零八宪章》是否还能有影响力，我很怀疑。」
《零八宪章》的实际收效如何，当一九七八年至今的三十年成为历史，当改革走向下一个深水区，下一个十年、三十年，中国前行的路径是会循著「北京共识」稳步推进，还是能在宪政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一步，是否会有《零八宪章》的影子，又是否能避开无论是哪一个方向，大多数人都不想看到的激进革命。人们拭目以待。
来源：亚洲周刊
牛博与乌有之乡，两大阵营网络论战
野渡 @ 2008-12-18 23:36 阅读(16) 评论(0) 推荐(0) 引用通告 分类: 时政
“零八宪章”展现中国当代宪政运动新旗帜
《零八宪章》激起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声援，自由派的牛博网没有被屏蔽，网友纷纷支持，但也遭到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连篇累牍批判，把它视为中国「颜色革命」的宣言。《零八宪章》成为国际瞩目的政治事件和中国人争取宪政的标志性事件。
二零零八年末的北京，寒流次第来袭，气温忽升忽降让许多人患上感冒。比天气更难以捉摸的，是京城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这不平静的一年，似乎注定要有一个不平静的收尾。对执政党而言，零八年十二月原本该是庆功的季节。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三十年前此刻起步，到今天，成绩斐然。各种纪念、总结、反思从年头到年尾，如火如荼地进行；谁知临到末了，调子却越发微妙起来。
十二月九日，一份宣示宪政民主、提出政治改革主张的《零八宪章》在网络上公布，三百零三名各界人士签名，随后几天，签名人数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已升至五千多人，他们之中不乏各界精英，有影响力的学者、媒体人，有公信力的专业人士。而就在宪章公示前一天，发起人之一的独立作家刘晓波被刑拘，更激发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
还不仅仅是宪章。仍未见底的经济危机困扰著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和数千万就业大军，并一步步向内地消费领域蔓延。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似乎让当局在政治上更趋向保守，无论是外部舆论控制，还是内部意识形态争论，都流露出让人担忧的端倪。
一向被视作言论先锋的南方报系高层再次遭遇人事震荡，时评或新闻的审查都更加严苛，业内人士普遍担心，这会否是新一轮媒体整肃的开始。另一方面，零八年七月开始，以中国社科院为主要阵地的党内理论界针对「普世价值」概念进行批判，无视胡锦涛与温家宝曾对这一提法的肯定，从社科院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都不定期刊文批判「普世价值」的概念，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讲话中甚至严重地表达：「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著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
在经济、政治多重因素并存的复杂背景下，又正值中国改革三十年，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年，八九天安门事件也即将迎来二十周年，此刻，《零八宪章》作为一份纯粹民间文本的诞生，无论在时机、内容、外部情势上，都夹带了无比复杂和敏感的意味。
刘晓波被抓，更把宪章由一份公开信、建议书，完全推向一场国际关注的政治事件，甚至，可能还因此附上某种历史意义。在向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解释《零八宪章》的缘起时，作为第一批签署人的维权律师李建强说：「我们预料，这个行动，会被一些人误解，被另一些人曲解。……然而，尽管我们有思想准备，事态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
第一批签名的哲学教授徐友渔对亚洲周刊说：「关于宪章，我本来不觉得非常特殊，它只是把中国向国际大家庭承认和承诺过的东西重新表述一遍，没有明显的矛头指向、批判对象，应该是不起波澜的。但是由于当局非常不明智、不理性的反应，特别是抓捕刘晓波先生，使得一个平常的东西变成一个政治事件，被看成中国人争取宪政民主的标志性事件，甚至是一个起点的东西。这让情势变得复杂多了，尤其在纪念三十年的时候。」
在境内，公安部门约谈了全国各地数十名签署人，但除了刘晓波之外，没有其他签署者再被拘捕。《零八宪章》的文本遭遇了当局惯用的信息封锁，主流媒体对此只字不提，门户网站也几乎是逢贴必熘。但在越发成熟的互联网时代，封杀任何一条新闻，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各种形式的转载和讨论还是一波一波地深入下去。
「『零八宪章』被屏蔽，我们可以说『中国版七七宪章』；『宪章』被屏蔽了，我们可以说『县长』；或者我们乾脆不说『宪章』，只说『签名』。现在谁不知道签名的事儿啊？」资深网民白小七说。许多博客转载捷克《七七宪章》的历史事件，以及一九八九年《北京晚报》上曾发表的《抓捕刘晓波的黑手》，不置一评，供读者自由联想。
在聚集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博客集群牛博网（www.bullog.cn），编辑推荐的位置并没有放置任何一条有关宪章的博客，但是在四十八小时浏览点击排行榜里，前二十名几乎全部是针对宪章、签名与刘晓波发起的讨论。
嵆门PX事件中远近闻名的博客连岳，一篇《我来当个替补》盘踞排行榜好几天。他声明自己并没有在零八宪章上签名，但是「若又有签名人员因此事被抓之时，即我签名之际，我来当个替补」。并多次提醒普通读者要「足够认知」风险，「此事不必向我看齐，我可能比你安全」。
文化批评家崔卫平则解释《我为什麽要在宪章上签名》，她说「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休戚与共，需要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需要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并强调「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完全恰当」，所以「愿意随时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但是，「要讲道理，一定要讲道理，只能讲道理！」
时评作者姚博甚至在博客里坦白，「我是在没看见文本的情况下签署的，都是出于对邀请我签名的人之信任」，而他们「都没辜负我这种信任，说的全是我想说的话」。也有不少声音提醒签名者警惕「烈士情怀」，「不要妖魔化政府」。
梁文道在牛博上发表《为了爱，以及慈悲》：「任何良好的改变都不该变成你死我活的局面。从美国立宪群英、甘地、一直到曼德拉，他们最后都没有把争议的对手当做必须除之而后快的仇雠，他们全都企盼和解与协商；反过来说，他们的对手也终于学懂了尊重的必要。」「事实上，政府不可能做错了所有事；甚至，它还很努力地做了很多好事。不给它掌声，只是因为这不是读书人的本份。」
郝建则表示担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互相将对方妖魔化的倾向」，他说：「妖魔化就是一种被夸大的恐惧感。威权社会就是靠恐惧感维持著的，营造和再生产这种恐惧感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坚硬、可见的现实，就是我们面对的荒诞境遇。…… 负起责任的第一条就是适度恐惧，拒绝妖魔化人家。」
两大阵营网络论战
上述讨论集中出现在牛博，让牛博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有限度地自由讨论宪章事件的网络空间。凭什麽？一位资深牛博博主向我们解释：「牛博曾经被关过，那时候它影响力小，现在不同了，牛博每天有百万点击量，关一个已经形成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公共讨论区，政府的代价要大得多，也会因此谨慎得多。」
另一个被允许公开讨论宪章事件的网络空间是乌有之乡。在其他网站纷纷封锁宪章消息时，乌有之乡专门为《零八宪章》做了专题，叫做「《零八宪章》与颜色革命」，短短七天就发布了近五十篇文章，将《零八宪章》定义为「中国的颜色革命宣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平演变的『换装』时刻」，并将宪章签署者赋予「汉奸」、「买办集团」等阶级称谓。
牛博与乌有之乡，前者被看作自由派的阵地，后者则一贯是坚定的「毛派」立场，在宪章问题上两者并未发生正面交锋，但言论之天壤差别，实在成了另一道奇景。在私下的讨论里，支持宪章理念的人为年末这一场大戏兴奋莫名。
「零八宪章对我们来说是一面旗帜」，一位并未在宪章上签名，但说料理完家中事务就会签署的媒体工作者兴奋地说：「以前都在批评，批判，拆墙角，终于也到了建设的时候了。」而对背负著历史包袱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旗帜是刘晓波。
一九八九过去近二十年，当年那个从美国回来试图劝阻学生，却最终在广场上与他们共进退的老师，在之后多年背负著沉重的情感包袱，一直留在北京，在不自由的状态里为国家改革扮演批评者的角色，尽自己的努力。
「他努力了这麽多年，人们终于又看见他了。」曾因收集六四遇难者材料入狱九年的维权者李海深知牢狱艰辛，但如今反而替刘晓波欣慰。时评家莫之许发起声援刘晓波的联署：「还以他自由，那是我们共同的自由」。但也有学者警惕这种英雄情怀以及背后可能产生的非理性因素。
法理学者萧瀚第一个公开对宪章文本逐条分析，提出理性质疑。他向亚洲周刊表示，之所以没有签名，就是因为宪章本身在他看来，还存在著太多不够理性的因素。萧瀚表示：「既然零八宪章已经是一个政治行动，就应该考虑它在社会各界最大程度的可被接受性。」「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宪政民主法治理念，我完全赞同，但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
「这份文件的最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考虑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宪政成功转型的成本是什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当前共产党掌握所有国家主要资源的局势下，让他们主动放弃利益而走向公权力受宪政制度约束的政治，凭什麽？……它完全没有考虑执政者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份建议。」
他提出：「中国未来的政治，如果要走和平转型的道路，在理念上必须彻底抛弃敌我思路，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同盟者——甚至改革主力对待。」在自由派学者中，类似观点也不在少数。对于宪政民主的基本理念完全认同，但对方式、时机、措辞、具体主张等等，均有异议。有人甚至评论，宪章激进过头，不是修宪方案，而是制宪方案，不是改良方案，而是革命方案。
与刘晓波同为「六四四君子」的周舵对亚洲周刊强调的观点是：「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要结合起来，要给对方留出空间，共同把体制内外的恶势力压下去。」
联邦中华有建设性
徐友渔不赞同过于夸张地看待《零八宪章》：「宪章有些条款涉及联邦中华，许多人因为这个引起争议，我仔细读过，我不认为关于联邦中华的方案太离经叛道。客观地说，这个方案的政治大立场是站得住脚的，立足点是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个立场下，任何人都有权利提出建设性的方案。要知道邓小平曾经说，为了统一台湾，中国可以改国号可以改国旗，非常极端，比这个离经叛道得多。如果因为这个批判零八宪章，这是在扣可怕的帽子，别有用心。」至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效应，他表示担心对中共高层的心态影响。
社科院宪政学者刘山鹰则认为，《零八宪章》的影响不会有海外或者媒体炒作的那麽大。「从全球格局来看，九十年代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过时了。拉美、日本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反思和抛弃，二十一世纪后，事实上新的『北京共识』正在全球许多地方形成。中国模式正在被很多发展中国家借鉴。现在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加速了这样的格局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仍完全立足在华盛顿共识的《零八宪章》是否还能有影响力，我很怀疑。」
《零八宪章》的实际收效如何，当一九七八年至今的三十年成为历史，当改革走向下一个深水区，下一个十年、三十年，中国前行的路径是会循著「北京共识」稳步推进，还是能在宪政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一步，是否会有《零八宪章》的影子，又是否能避开无论是哪一个方向，大多数人都不想看到的激进革命。人们拭目以待。
来源：亚洲周刊
2009年2月5日星期四
张宏良： 养老——正压向人民的第四座大山
越来越觉得张虽然有许多漏洞，但其确实一以贯之的阐述着一个相对清晰派别的声音，如此很可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cab3.html
养老——正压向人民的第四座大山
张宏良
继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后，养老这第四座大山又黑黑压压地砸在了老百姓头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国务院要求，正式启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理由一是财政已不堪重负，二是整个社会（不包括官员）向低收入看齐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按照该部门统计，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高于企业 2倍，这就意味着，该项改革实施后，全国事业单位3千多万人的养老保险将要缩减三分之二，退休人员每年拿到的养老金将仅仅相当于现在4个月的数额。“实现公平的办法，就是把收入高的拉下来向收入低的看齐”，这原本是30年来改革教诬蔑毛泽东时代的妖魔化描述，没成想，却成为今天铁一般的现实。此前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主要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主要是对白领的剥夺。现在这个改革就是对白领的剥夺，这是继股市之后对白领的第二次财富剥夺，如果照此下去，更大的剥夺还在后面。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港台流行的那句江湖诫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九十年代瓜分国有企业开始所形成的历史欠账终于要还了。少数权贵瓜分国有企业剥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优惠外资分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国内民营资本实行血汗工资制度拒绝承担的福利保障也甩给了国家，再加上禁止罢工的法律又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所有手段，由环境资源、福利保障所构成的“底线财富”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又如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国家。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底线财富”，是因为这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形成的财富，是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不曾拥有的财富。正因为这是底线财富，无论权贵富豪还是贪官污吏，都不敢将其留在国内，便争先恐后地向国外转移，不仅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外转移，买办集团甚至以国家名义向外转移，从而形成了一江财富向西流的悲惨景象。财富滚滚西流的结果，就是在举世瞩目的奢华繁荣之下，国家连发放养老金的钱都没有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6年，我国养老金亏空数额6年增加25倍，“空账”由360多亿元增加到9000多亿元，每年还在以1000多亿的速度增长。
让中国财政不堪重负的养老金是占GDP比重太大吗？恰恰相反，中国养老金占GDP比重不仅远远低于毛泽东时代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落后程度乃至于很难找出比中国比重更低的国家。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6684亿元，约占财政收入比重11%，约占GDP比重2.2%，这还是在胡锦涛新政连年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后的数字。而同期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总费用占国家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日本是13.7%，美国16.81%，欧盟27.2%，其中，瑞典、法国和丹麦均高于30%，超过我国十几倍。中国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公共性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世界倒数最后几名，与中国争夺倒数第一名的国家全加起来也不过三、五个。
这就出现了一个让未来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中国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一方面，只要提到民生指标，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甚至连少得如此可怜的一点儿养老金都已亏空，这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濒临破产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的可怕情况。另一方面，提到经济发展，中国又是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有史以来唯一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黄世仁。而最强大的美国反倒是全世界最大的杨白劳。以至于整个西方国家都认为，正是中国白送给美国的财富太多了，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才造成了目前的金融危机。既然是中国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中国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增加购买美国债券，把更多的财富送往美国。由美国操纵的中国伪自由派更是掀起了一波新的政治浪潮，要求顺从美国的呼声响彻云霄，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国索取“人权利润”积极创造条件。
“人权利润”是和“底线财富”相联系的另一个掠夺中国的经济工具。一方面，作为改革教一路人马的买办集团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攫取巨额财富，比如把罢工自由列为极左罪行加以禁止；另一方面，作为改革教另一路人马的伪自由派，又以禁止罢工违反人权为理由，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讨伐，迫使中国支付巨额财富换取稳定，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权利润”。“人权利润”和“底线财富”是造成当今中国经济极度繁荣和民生极度艰难同时并存的直接经济根源。虽然追根溯源，私有制和两极分化才是总的经济根源，但是直接原因却是中国独有的“人权利润”和“底线财富”。正是“人权利润”和“底线财富”，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 30年，变成了西方国家高消费的30年，最终的结果就是掏空了中国资源，毁掉了中国家园，甚至连数千亿养老金都掏空了。
此前我们一直在讲，以毁灭环境和耗尽资源，以牺牲国民的工资、福利和健康换取的财富，虽然被西方国家拿走了（包括贪官污吏的腐败财富也流向了西方，已掌握的数字就超过6千亿），但是最终要由中国人民来偿还，要由中国的子孙后代来偿还。目前这个偿还已经开始了，虽然降低养老金的改革算不上什么，用改革教的习惯语言来讲，还在人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它却是一个历史标志，它标志着“让少数人发财，由多数人买单”的中国改革模式，正在由“让少数人发财”为主的阶段，过渡到“由多数人买单”为主的阶段。为破坏的环境买单，为透支的资源买单，为损坏的健康买单，为取消的福利保障买单，为坑蒙拐骗的市场买单，为道德崩溃的人际关系买单，为流氓横行的社会环境买单，等等。总之，无论是大自然赐予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抑或是我们前辈创造的，或者是子孙后代应该拥有的，都已经被这一代人变现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灵魂都已经变现抵押给了魔鬼。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可变现的东西了，变现的时代已经结束，偿还的时代正在到来。目前养老金改革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说在“发财阶段”都没有富裕起来的白领，进入“买单阶段”后就更不用再做富裕美梦；如果说在“发财阶段”就在买单的蓝领，进入“买单阶段”后不仅会被更加牢固地锁定在买单的倒霉命运上，甚至有可能连买单的资格都会被彻底剥夺。
目前是中国财富变现的高峰期，各种资源变现的财富在全世界到处抛撒，仅投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企业的资金就超过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8年4年的社会保障支出，甚至为了花钱，竟然发起了两年投资4万亿的花钱大跃进运动，在如此惊人的财富变现高峰期都没钱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养老问题，一旦财富变现的高峰期过去，中国所有的历史欠账将如何偿还？谈到这里许多人仍然会继续前面的疑问：中国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为什么中国能拿出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购买美国国债，去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却连本国知识分子1千多亿养老金都感觉不堪重负？为什么能两年投资4万亿让各级官员上项目，却不能拿出1千多亿让知识分子安度晚年？既然投资4万亿是刺激内需，那么解决养老问题是最直接的刺激内需，并且无需转换浪费，可以直接消化掉出口受阻的那部分轻纺产品。的确，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无法理解也不曾出现的现象。本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本国人民消费，可中国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反现象，舍弃本国人民消费去发展经济。是中国政府不想满足中国人民的生活需要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舍弃本国需求而发展呢？
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猫论。世界独一无二的猫论，造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畸形经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伦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宗旨，把赚钱变成了国家的职能和任务，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国家。国家以赚钱为目标，必然成为脱离本国人民的独立经济实体，所有投资都要以盈利为目的。如此一来，本国老百姓就倒了血霉，由于国家和老百姓成为利益竞争关系，而老百姓又在国家统治之下，老百姓便成为天然的掠夺对象，必然成为弱势群体，中国的弱势群体就是由此形成的。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投资计划就会发现，中美两国振兴经济的逻辑是相反的。美国7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不是政府动用本国财政资金进行投资，而是由美国政府出面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让世界各国出钱投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并争取提高美国人民现有生活水平。在此，美国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倒确确实实有些类似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反观中国投资计划则相反，不是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而是通过牺牲人民福利发展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宁可花5万亿购买美国国债，也不花1千亿解决本国人民养老的原因。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带来利息，用于百姓养老没有任何利益。当盈利成为国家投资目标时，结果就只能是像目前这样，可以把钱花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就是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因为花在老百姓身上不会带来任何盈利。如同家长一旦把盈利作为目标，则无论怎么花也绝不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哪怕是赌博一次性输光，也会认为是正当花费。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批判猫论的一个根本原因，猫论已成为中国经济殖民化的自动导航仪，无论采取多少纠偏政策，只要不公开批判这一理论，中国经济就会自动驰入殖民化轨道。胡锦涛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落实，中国经济转型之所以始终无法完成，根源就在这里。
胡锦涛主席提出不折腾的初衷是好的，是想在实践中悄悄完成这一转变。但是目前看来要悄悄完成这一转变十分困难，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买办势力，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伪自由派等汉奸势力，都十分清楚猫论是推动中国改旗易帜的最有效理论，是最终推翻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的最有效武器，是把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变成一盘散沙的最有效工具。这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兵不血刃奴役中国的最好方法，他们是绝不会容许中国摆脱这一历史陷阱的。最近，针对世界左转的历史大潮，针对中央放弃反左口号的政治转型，针对毛主席再次回归祖国大地的根本大势，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划动乱扯起的一面新旗帜，就是猫论创始人。这个新的政治动向，表明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改变策略，由以往那种单纯宣扬散发着西方狐臭味的普世价值，转而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猫论武器来制造动乱和分裂，最近他们提出的“保护腐败论”就是猫论的具体运用。所谓保护腐败论，是由美国操纵的伪自由派争取现任官员的统战理论。他们告诫现任官员，如果让左派上台，腐败官员将肯定会被清算；如果让右派上台，腐败官员就能避免清算，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希望现任官员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他们一起联手解散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当猫论已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动乱和分裂的政治旗帜时，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要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果断抛弃把13亿中国人民锁定在道德洼地上的这一实用主义流氓理论。这是落实民生路线，惩治腐败，摆脱殖民经济，避免被折腾的有效方法。
目前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改革再次证明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改革已成为官人和洋人占有和瓜分社会财富的基本手段。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就是再好不过的典型。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约4千万，其中公务员约一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约3千万。如果从减轻财政负担出发，应该是把包括公务员在内的4千万财政供养人员的养老保险，都降低到企业水平；相反，如果从社会公平出发，则应该把企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提高到机关和事业单位水平。而目前的改革却是非驴非马，只把3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1千万公务员仍然享有高额养老保险。如同以往所有掠夺性改革都能创造出相应的学术明星一样，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又成就了几个丧尽天良的学术新星，提出了所谓“融冰理论”，说什么养老保险改革如同融化冰块，先融化掉3千万事业人员这个大冰块，再融化1千万公务员这个小冰块就容易了。先不说这个融冰理论的逻辑顺序狗屁不通，就其改革目的来说十分明显，就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甩掉3千万事业人员，以便挤出更多财政资金让公务员享有更高的养老保险，又怎么可能融化掉“大冰块”后再去融化“小冰块”呢。
中国3千万事业人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现在被官员赶下分享改革成果的福利列车，再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历史命运。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不变命运，根源于他们总是扮演狗腿子的不变角色。当初权贵富豪打着改革的旗号抢劫蓝领时，知识分子齐声叫好，现在报应到了自己头上，知识分子才发现自己连最起码的呼吁能力都已彻底丧失，因为有能力呼吁的那些知识精英，在抢劫过程中不仅抢足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养老保险，甚至连儿子孙子的养老保险都抢足了，不可能去管别人死活——哪怕是同类也毫不在乎。只可怜那些天天威胁孩子不好好学习就要去企业当工人的普通知识分子，到老却是自己落得一个享受企业待遇的最终结局。但愿通过这一番折腾，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扎根于民众之中，而不是依附于官员之上。中国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就这里。当初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苦心也在于此。可惜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不感谢毛泽东，反倒被人利用来恶毒地践踏毛泽东，把教师节定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9月10日，由于中国人都是头天晚上庆祝节日，这就造成了每年9月9日都要敲锣打鼓的喜庆场面。如此人神共愤的歹毒设计，纵然是民心可侮，也定是天理难容！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中国教师冥冥中的悲剧命运：先是精神世界的堕落，所谓“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就是对教师精神世界堕落的描述；然后是社会地位的堕落，目前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教师罢课事件，就是教师社会地位堕落的反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教师节，就把中国教师送上了灵与肉的赎罪道路，并且至今许多人也不明白，设置教师节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宠物化的标志。虽然有时宠物也能上桌吃饭，但前提是主人饭多吃不了，现在主人的财政紧张了，宠物也就只能重新回到桌子下面吃残渣了。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还只是多与少之间的矛盾，如果财政继续紧张下去，等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将很可能是有与无之间的矛盾。
中国财政规模已超过6万亿，并且仅外汇储备一项就超过13万亿人民币，何来财政紧张一说？这里的财政紧张不是相对于国家财力而言，而是相对于中国官员超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而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而用于官员消费的行政费用增长，又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1978年中国财政收入是1132亿元，行政费用开支52亿元，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是4.6%；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是61316亿，按照有关专家和“两会代表”提供的数字，目前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支出比重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相当于1.2万亿左右。30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加了54倍，行政费用开支则增加了200多倍，并且在十七大以前，仍然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中国财政收入增加的绝大部分都被官员消费掉了，无论和本国七十年代纵向比，还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财政收入中除了行政费用开支火箭般上升外，其它所有指标，包括国防、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无一例外地都在下降。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在向1978年的中国看齐，可见那时的中国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是世界的榜样，即便在财政结构上也是世界的榜样。目前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最低的日本是2.38%，因担负世界任务开支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除去比较特殊的美国之外，世界各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一般都不会超过6%，中国已经被胡锦涛新政冻结的比重都高达20%，这就是中国官员能够拥有超越帝王生活的财政基础。如果中国官员的行政费用能够像往常那样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增长下去，也不会拿3千万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开刀问斩，关键就在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贯彻新的民生路线，在十七大后强行冻结了行政费用的增加部分，对行政费用开支实行零增长政策。这显然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是又不敢直接反抗中央，便采取了“打儿娘就范”的策略，把3千万知识分子退入火坑，通过知识分子闹事逼迫中央放弃零增长政策，以便继续维持官僚帝王般的生活。这才编造出了所谓财政不堪重负的借口。
其实，全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总额也就是1千多亿，原本就不大的数额，再怎么减少也不会对财政负担有实质性影响，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儿是为让娘就范，目的就是要给中央一点儿颜色看，这和他们去年制造股灾如出一辙。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官员一年吃喝游玩费用就超过9千亿，相当于9年全国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总额。改革不在那吃喝玩乐的 9千亿上打主意，却偏偏在这1千亿活命钱上打主意，明摆着是在激化矛盾操纵闹事。如同西方国家向中国索取“人权利润”，台湾向大陆索取“统一利润”一样，中国官僚集团也学会了向中央索取“稳定利润”，增加行政费用就是其中一项“稳定利润”。可见，权利被架空又和民众相隔绝的中央政府，要想推行一套民生路线相当艰难。难就难在摆脱了民众制约的官僚集团却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单向制约，中央政府所有的政策都要经过官僚集团的利益过滤，对官僚集团有利的政策无限放大，对官僚集团不利的政策则坚决抵制和扭曲，中央政府则完全无能为力。表面看起来好像中央政府十分强大，其实全部权利都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独立权利。
就拿国家首脑来说，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泽东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就是对权利集团具有强大的约束作用，这就决定了当今美国和当初中国的官僚集团，只能是对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讨好，形成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拥有实权。官僚集团根本不可能像当今中国这样能够对上约束中央，对下镇压民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我们在其它文章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只是简略概括出最核心的一点，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用西方精英民主的方法，在权利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又用妖魔化文革的方法，在政治上架空了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完全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表面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对内对外都十分脆弱。当初建立这种政治体制完全是为老爷子充当太上皇准备的，对上要随意玩弄中央政府，对下要准备镇压群众，就必须使两头权利虚置，形成官权独大的权利架构，让各类精英享有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自由。
可以说，目前中国叫喊民主自由的各类精英，即便是权利最小的文化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能够拥有中国文化精英这样没有限制的自由权利。美国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随便辱骂耶稣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要求清算所谓耶稣罪行的民主；以色列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宣传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可以废除《圣经》的民主；无论是美国精英，以色列精英，还是欧洲精英，都没有侮辱民众信仰、剥夺民众财产乃至摧残民众生命的自由，唯独中国精英拥有这些自由。中国的文化精英可以随意侮辱民众信仰，中国的经济精英可以随意剥夺民众财产，中国的司法精英可以随意摧残民众生命。中国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为所欲为的极端程度，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如果中央政府进行约束，就是专制暴政；如果百姓进行反抗，就是文革暴民。左手拿着暴政的大棒对抗中央，右手拿着暴民的大棒打击民众。在世界面前，把中国政府妖魔化为暴政，把中国人民妖魔化为暴民。中国人怎么做都是错，中国人干什么都有罪。就是在文化精英、民主精英、改革精英对中国的妖魔化过程中，中国逐渐沦落为国际社会讨伐的对象，成为西方国家宰杀的对象，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折腾的对象，甚至成为国内官僚集团折腾的对象。这不，全国各地教师罢课风波尚未平息，又开始折腾起了3千万知识分子。折腾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双输。在中央政府和民众互相折腾的双输中，中国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再从中拿出一小部分奖赏给中国精英分子，让他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中国继续折腾，为西方国家折腾到更多的中国财富。
所以，现在已到了废除官权体制，还权于民的时候了。只有实行包括每个劳动者在内的大众民主大众自由，才能切除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毒瘤——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可以说，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祸患，无论是目前困扰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是困扰中国的腐败政治和殖民经济，其主要祸根就是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而克服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的唯一选择，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目前美国已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前面提到的，无论美国欧洲的精英，还是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精英，之所以不会自由地辱骂本民族是劣等民族，之所以不会勾结其他国家来民主地决定本国事务，就是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制约的结果。可以说，如果今天晚上人民群众拥有了民主自由，那么明天早上太阳照耀到的，就肯定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所有那些带有殖民色彩的汉奸媒体，肯定会在一个晚上消失得干干净净；所有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学者，也会在一个晚上就完全销声匿迹。中国财富不仅不会再继续流向国外，甚至已经被逃亡官员带走的那近万亿财富也会回流国内。
中央政府应该坚信这一点，中国人民也应该坚信这一点。主席生前曾反复强调，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而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党不敢相信群众，群众也不相信党。这主要是改革教在党和群众之间设置政治防火墙的结果。被防火墙隔绝开来的党和群众，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力量，党没有力量驾驭官僚，群众没有力量监督官僚，双方同时被官僚集团拖着走向与自己利益相反的方向。中国官僚集团为了永远地把党和群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方面不断加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防火墙，让党和人民群众互相猜忌互相敌视；另一方面积极投靠西方国家，走上了买办化和汉奸化的发展道路。如果再不拆除这道防火墙，党和人民群众将同时被拖向死路。拆除这道政治防火墙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目前中国已进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已是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宣布绝不选择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精英民主，就应该选择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此外再没有第三种民主模式。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过渡，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那些世界强大国家的力量，无一不是来自于向大众民主的过渡。国内外反华势力对文革的妖魔化，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形成了很深的误解和疑虑，总担心人民群众一旦拥有了民主权利，就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各种反动势力就是利用这种担心和疑虑，不断制造人民群众的愤怒，不断激化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堵塞中国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道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已接近白热化状态，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把矛盾释放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头上，他们就会引导群众把矛盾释放到共产党头上。总之，积累起来的矛盾是一定要释放的，避免矛盾爆发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主动释放矛盾。虽然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不折腾策略，旨在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但是，目前这种“大刀向百姓头上砍去”的改革措施，正在不断地把矛盾推向极端，并且把矛盾推向极端的速度，远远超过党中央民生路线化解矛盾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新政化解矛盾的努力很难奏效，最后只能通过对民主的选择来解决矛盾。
是选择大众民主还是选择精英民主，已经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面前，这是光明与黑暗的选择，是和平与动荡的选择，是统一与分裂的选择，是崛起与毁灭的选择！
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做出让中华民族崛起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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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正压向人民的第四座大山
张宏良
继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后，养老这第四座大山又黑黑压压地砸在了老百姓头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国务院要求，正式启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理由一是财政已不堪重负，二是整个社会（不包括官员）向低收入看齐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按照该部门统计，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高于企业 2倍，这就意味着，该项改革实施后，全国事业单位3千多万人的养老保险将要缩减三分之二，退休人员每年拿到的养老金将仅仅相当于现在4个月的数额。“实现公平的办法，就是把收入高的拉下来向收入低的看齐”，这原本是30年来改革教诬蔑毛泽东时代的妖魔化描述，没成想，却成为今天铁一般的现实。此前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主要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主要是对白领的剥夺。现在这个改革就是对白领的剥夺，这是继股市之后对白领的第二次财富剥夺，如果照此下去，更大的剥夺还在后面。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港台流行的那句江湖诫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九十年代瓜分国有企业开始所形成的历史欠账终于要还了。少数权贵瓜分国有企业剥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优惠外资分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国内民营资本实行血汗工资制度拒绝承担的福利保障也甩给了国家，再加上禁止罢工的法律又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所有手段，由环境资源、福利保障所构成的“底线财富”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又如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国家。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底线财富”，是因为这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形成的财富，是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不曾拥有的财富。正因为这是底线财富，无论权贵富豪还是贪官污吏，都不敢将其留在国内，便争先恐后地向国外转移，不仅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外转移，买办集团甚至以国家名义向外转移，从而形成了一江财富向西流的悲惨景象。财富滚滚西流的结果，就是在举世瞩目的奢华繁荣之下，国家连发放养老金的钱都没有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6年，我国养老金亏空数额6年增加25倍，“空账”由360多亿元增加到9000多亿元，每年还在以1000多亿的速度增长。
让中国财政不堪重负的养老金是占GDP比重太大吗？恰恰相反，中国养老金占GDP比重不仅远远低于毛泽东时代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落后程度乃至于很难找出比中国比重更低的国家。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6684亿元，约占财政收入比重11%，约占GDP比重2.2%，这还是在胡锦涛新政连年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后的数字。而同期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总费用占国家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日本是13.7%，美国16.81%，欧盟27.2%，其中，瑞典、法国和丹麦均高于30%，超过我国十几倍。中国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公共性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世界倒数最后几名，与中国争夺倒数第一名的国家全加起来也不过三、五个。
这就出现了一个让未来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中国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一方面，只要提到民生指标，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甚至连少得如此可怜的一点儿养老金都已亏空，这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濒临破产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的可怕情况。另一方面，提到经济发展，中国又是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有史以来唯一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黄世仁。而最强大的美国反倒是全世界最大的杨白劳。以至于整个西方国家都认为，正是中国白送给美国的财富太多了，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才造成了目前的金融危机。既然是中国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中国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增加购买美国债券，把更多的财富送往美国。由美国操纵的中国伪自由派更是掀起了一波新的政治浪潮，要求顺从美国的呼声响彻云霄，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国索取“人权利润”积极创造条件。
“人权利润”是和“底线财富”相联系的另一个掠夺中国的经济工具。一方面，作为改革教一路人马的买办集团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攫取巨额财富，比如把罢工自由列为极左罪行加以禁止；另一方面，作为改革教另一路人马的伪自由派，又以禁止罢工违反人权为理由，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讨伐，迫使中国支付巨额财富换取稳定，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权利润”。“人权利润”和“底线财富”是造成当今中国经济极度繁荣和民生极度艰难同时并存的直接经济根源。虽然追根溯源，私有制和两极分化才是总的经济根源，但是直接原因却是中国独有的“人权利润”和“底线财富”。正是“人权利润”和“底线财富”，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 30年，变成了西方国家高消费的30年，最终的结果就是掏空了中国资源，毁掉了中国家园，甚至连数千亿养老金都掏空了。
此前我们一直在讲，以毁灭环境和耗尽资源，以牺牲国民的工资、福利和健康换取的财富，虽然被西方国家拿走了（包括贪官污吏的腐败财富也流向了西方，已掌握的数字就超过6千亿），但是最终要由中国人民来偿还，要由中国的子孙后代来偿还。目前这个偿还已经开始了，虽然降低养老金的改革算不上什么，用改革教的习惯语言来讲，还在人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它却是一个历史标志，它标志着“让少数人发财，由多数人买单”的中国改革模式，正在由“让少数人发财”为主的阶段，过渡到“由多数人买单”为主的阶段。为破坏的环境买单，为透支的资源买单，为损坏的健康买单，为取消的福利保障买单，为坑蒙拐骗的市场买单，为道德崩溃的人际关系买单，为流氓横行的社会环境买单，等等。总之，无论是大自然赐予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抑或是我们前辈创造的，或者是子孙后代应该拥有的，都已经被这一代人变现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灵魂都已经变现抵押给了魔鬼。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可变现的东西了，变现的时代已经结束，偿还的时代正在到来。目前养老金改革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说在“发财阶段”都没有富裕起来的白领，进入“买单阶段”后就更不用再做富裕美梦；如果说在“发财阶段”就在买单的蓝领，进入“买单阶段”后不仅会被更加牢固地锁定在买单的倒霉命运上，甚至有可能连买单的资格都会被彻底剥夺。
目前是中国财富变现的高峰期，各种资源变现的财富在全世界到处抛撒，仅投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企业的资金就超过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8年4年的社会保障支出，甚至为了花钱，竟然发起了两年投资4万亿的花钱大跃进运动，在如此惊人的财富变现高峰期都没钱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养老问题，一旦财富变现的高峰期过去，中国所有的历史欠账将如何偿还？谈到这里许多人仍然会继续前面的疑问：中国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为什么中国能拿出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购买美国国债，去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却连本国知识分子1千多亿养老金都感觉不堪重负？为什么能两年投资4万亿让各级官员上项目，却不能拿出1千多亿让知识分子安度晚年？既然投资4万亿是刺激内需，那么解决养老问题是最直接的刺激内需，并且无需转换浪费，可以直接消化掉出口受阻的那部分轻纺产品。的确，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无法理解也不曾出现的现象。本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本国人民消费，可中国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反现象，舍弃本国人民消费去发展经济。是中国政府不想满足中国人民的生活需要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舍弃本国需求而发展呢？
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猫论。世界独一无二的猫论，造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畸形经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伦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宗旨，把赚钱变成了国家的职能和任务，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国家。国家以赚钱为目标，必然成为脱离本国人民的独立经济实体，所有投资都要以盈利为目的。如此一来，本国老百姓就倒了血霉，由于国家和老百姓成为利益竞争关系，而老百姓又在国家统治之下，老百姓便成为天然的掠夺对象，必然成为弱势群体，中国的弱势群体就是由此形成的。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投资计划就会发现，中美两国振兴经济的逻辑是相反的。美国7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不是政府动用本国财政资金进行投资，而是由美国政府出面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让世界各国出钱投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并争取提高美国人民现有生活水平。在此，美国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倒确确实实有些类似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反观中国投资计划则相反，不是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而是通过牺牲人民福利发展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宁可花5万亿购买美国国债，也不花1千亿解决本国人民养老的原因。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带来利息，用于百姓养老没有任何利益。当盈利成为国家投资目标时，结果就只能是像目前这样，可以把钱花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就是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因为花在老百姓身上不会带来任何盈利。如同家长一旦把盈利作为目标，则无论怎么花也绝不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哪怕是赌博一次性输光，也会认为是正当花费。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批判猫论的一个根本原因，猫论已成为中国经济殖民化的自动导航仪，无论采取多少纠偏政策，只要不公开批判这一理论，中国经济就会自动驰入殖民化轨道。胡锦涛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落实，中国经济转型之所以始终无法完成，根源就在这里。
胡锦涛主席提出不折腾的初衷是好的，是想在实践中悄悄完成这一转变。但是目前看来要悄悄完成这一转变十分困难，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买办势力，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伪自由派等汉奸势力，都十分清楚猫论是推动中国改旗易帜的最有效理论，是最终推翻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的最有效武器，是把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变成一盘散沙的最有效工具。这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兵不血刃奴役中国的最好方法，他们是绝不会容许中国摆脱这一历史陷阱的。最近，针对世界左转的历史大潮，针对中央放弃反左口号的政治转型，针对毛主席再次回归祖国大地的根本大势，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划动乱扯起的一面新旗帜，就是猫论创始人。这个新的政治动向，表明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改变策略，由以往那种单纯宣扬散发着西方狐臭味的普世价值，转而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猫论武器来制造动乱和分裂，最近他们提出的“保护腐败论”就是猫论的具体运用。所谓保护腐败论，是由美国操纵的伪自由派争取现任官员的统战理论。他们告诫现任官员，如果让左派上台，腐败官员将肯定会被清算；如果让右派上台，腐败官员就能避免清算，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希望现任官员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他们一起联手解散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当猫论已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动乱和分裂的政治旗帜时，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要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果断抛弃把13亿中国人民锁定在道德洼地上的这一实用主义流氓理论。这是落实民生路线，惩治腐败，摆脱殖民经济，避免被折腾的有效方法。
目前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改革再次证明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改革已成为官人和洋人占有和瓜分社会财富的基本手段。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就是再好不过的典型。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约4千万，其中公务员约一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约3千万。如果从减轻财政负担出发，应该是把包括公务员在内的4千万财政供养人员的养老保险，都降低到企业水平；相反，如果从社会公平出发，则应该把企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提高到机关和事业单位水平。而目前的改革却是非驴非马，只把3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1千万公务员仍然享有高额养老保险。如同以往所有掠夺性改革都能创造出相应的学术明星一样，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又成就了几个丧尽天良的学术新星，提出了所谓“融冰理论”，说什么养老保险改革如同融化冰块，先融化掉3千万事业人员这个大冰块，再融化1千万公务员这个小冰块就容易了。先不说这个融冰理论的逻辑顺序狗屁不通，就其改革目的来说十分明显，就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甩掉3千万事业人员，以便挤出更多财政资金让公务员享有更高的养老保险，又怎么可能融化掉“大冰块”后再去融化“小冰块”呢。
中国3千万事业人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现在被官员赶下分享改革成果的福利列车，再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历史命运。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不变命运，根源于他们总是扮演狗腿子的不变角色。当初权贵富豪打着改革的旗号抢劫蓝领时，知识分子齐声叫好，现在报应到了自己头上，知识分子才发现自己连最起码的呼吁能力都已彻底丧失，因为有能力呼吁的那些知识精英，在抢劫过程中不仅抢足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养老保险，甚至连儿子孙子的养老保险都抢足了，不可能去管别人死活——哪怕是同类也毫不在乎。只可怜那些天天威胁孩子不好好学习就要去企业当工人的普通知识分子，到老却是自己落得一个享受企业待遇的最终结局。但愿通过这一番折腾，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扎根于民众之中，而不是依附于官员之上。中国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就这里。当初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苦心也在于此。可惜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不感谢毛泽东，反倒被人利用来恶毒地践踏毛泽东，把教师节定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9月10日，由于中国人都是头天晚上庆祝节日，这就造成了每年9月9日都要敲锣打鼓的喜庆场面。如此人神共愤的歹毒设计，纵然是民心可侮，也定是天理难容！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中国教师冥冥中的悲剧命运：先是精神世界的堕落，所谓“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就是对教师精神世界堕落的描述；然后是社会地位的堕落，目前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教师罢课事件，就是教师社会地位堕落的反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教师节，就把中国教师送上了灵与肉的赎罪道路，并且至今许多人也不明白，设置教师节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宠物化的标志。虽然有时宠物也能上桌吃饭，但前提是主人饭多吃不了，现在主人的财政紧张了，宠物也就只能重新回到桌子下面吃残渣了。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还只是多与少之间的矛盾，如果财政继续紧张下去，等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将很可能是有与无之间的矛盾。
中国财政规模已超过6万亿，并且仅外汇储备一项就超过13万亿人民币，何来财政紧张一说？这里的财政紧张不是相对于国家财力而言，而是相对于中国官员超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而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而用于官员消费的行政费用增长，又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1978年中国财政收入是1132亿元，行政费用开支52亿元，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是4.6%；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是61316亿，按照有关专家和“两会代表”提供的数字，目前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支出比重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相当于1.2万亿左右。30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加了54倍，行政费用开支则增加了200多倍，并且在十七大以前，仍然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中国财政收入增加的绝大部分都被官员消费掉了，无论和本国七十年代纵向比，还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财政收入中除了行政费用开支火箭般上升外，其它所有指标，包括国防、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无一例外地都在下降。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在向1978年的中国看齐，可见那时的中国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是世界的榜样，即便在财政结构上也是世界的榜样。目前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最低的日本是2.38%，因担负世界任务开支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除去比较特殊的美国之外，世界各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一般都不会超过6%，中国已经被胡锦涛新政冻结的比重都高达20%，这就是中国官员能够拥有超越帝王生活的财政基础。如果中国官员的行政费用能够像往常那样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增长下去，也不会拿3千万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开刀问斩，关键就在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贯彻新的民生路线，在十七大后强行冻结了行政费用的增加部分，对行政费用开支实行零增长政策。这显然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是又不敢直接反抗中央，便采取了“打儿娘就范”的策略，把3千万知识分子退入火坑，通过知识分子闹事逼迫中央放弃零增长政策，以便继续维持官僚帝王般的生活。这才编造出了所谓财政不堪重负的借口。
其实，全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总额也就是1千多亿，原本就不大的数额，再怎么减少也不会对财政负担有实质性影响，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儿是为让娘就范，目的就是要给中央一点儿颜色看，这和他们去年制造股灾如出一辙。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官员一年吃喝游玩费用就超过9千亿，相当于9年全国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总额。改革不在那吃喝玩乐的 9千亿上打主意，却偏偏在这1千亿活命钱上打主意，明摆着是在激化矛盾操纵闹事。如同西方国家向中国索取“人权利润”，台湾向大陆索取“统一利润”一样，中国官僚集团也学会了向中央索取“稳定利润”，增加行政费用就是其中一项“稳定利润”。可见，权利被架空又和民众相隔绝的中央政府，要想推行一套民生路线相当艰难。难就难在摆脱了民众制约的官僚集团却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单向制约，中央政府所有的政策都要经过官僚集团的利益过滤，对官僚集团有利的政策无限放大，对官僚集团不利的政策则坚决抵制和扭曲，中央政府则完全无能为力。表面看起来好像中央政府十分强大，其实全部权利都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独立权利。
就拿国家首脑来说，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泽东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就是对权利集团具有强大的约束作用，这就决定了当今美国和当初中国的官僚集团，只能是对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讨好，形成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拥有实权。官僚集团根本不可能像当今中国这样能够对上约束中央，对下镇压民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我们在其它文章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只是简略概括出最核心的一点，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用西方精英民主的方法，在权利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又用妖魔化文革的方法，在政治上架空了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完全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表面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对内对外都十分脆弱。当初建立这种政治体制完全是为老爷子充当太上皇准备的，对上要随意玩弄中央政府，对下要准备镇压群众，就必须使两头权利虚置，形成官权独大的权利架构，让各类精英享有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自由。
可以说，目前中国叫喊民主自由的各类精英，即便是权利最小的文化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能够拥有中国文化精英这样没有限制的自由权利。美国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随便辱骂耶稣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要求清算所谓耶稣罪行的民主；以色列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宣传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可以废除《圣经》的民主；无论是美国精英，以色列精英，还是欧洲精英，都没有侮辱民众信仰、剥夺民众财产乃至摧残民众生命的自由，唯独中国精英拥有这些自由。中国的文化精英可以随意侮辱民众信仰，中国的经济精英可以随意剥夺民众财产，中国的司法精英可以随意摧残民众生命。中国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为所欲为的极端程度，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如果中央政府进行约束，就是专制暴政；如果百姓进行反抗，就是文革暴民。左手拿着暴政的大棒对抗中央，右手拿着暴民的大棒打击民众。在世界面前，把中国政府妖魔化为暴政，把中国人民妖魔化为暴民。中国人怎么做都是错，中国人干什么都有罪。就是在文化精英、民主精英、改革精英对中国的妖魔化过程中，中国逐渐沦落为国际社会讨伐的对象，成为西方国家宰杀的对象，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折腾的对象，甚至成为国内官僚集团折腾的对象。这不，全国各地教师罢课风波尚未平息，又开始折腾起了3千万知识分子。折腾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双输。在中央政府和民众互相折腾的双输中，中国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再从中拿出一小部分奖赏给中国精英分子，让他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中国继续折腾，为西方国家折腾到更多的中国财富。
所以，现在已到了废除官权体制，还权于民的时候了。只有实行包括每个劳动者在内的大众民主大众自由，才能切除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毒瘤——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可以说，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祸患，无论是目前困扰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是困扰中国的腐败政治和殖民经济，其主要祸根就是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而克服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的唯一选择，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目前美国已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前面提到的，无论美国欧洲的精英，还是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精英，之所以不会自由地辱骂本民族是劣等民族，之所以不会勾结其他国家来民主地决定本国事务，就是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制约的结果。可以说，如果今天晚上人民群众拥有了民主自由，那么明天早上太阳照耀到的，就肯定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所有那些带有殖民色彩的汉奸媒体，肯定会在一个晚上消失得干干净净；所有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学者，也会在一个晚上就完全销声匿迹。中国财富不仅不会再继续流向国外，甚至已经被逃亡官员带走的那近万亿财富也会回流国内。
中央政府应该坚信这一点，中国人民也应该坚信这一点。主席生前曾反复强调，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而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党不敢相信群众，群众也不相信党。这主要是改革教在党和群众之间设置政治防火墙的结果。被防火墙隔绝开来的党和群众，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力量，党没有力量驾驭官僚，群众没有力量监督官僚，双方同时被官僚集团拖着走向与自己利益相反的方向。中国官僚集团为了永远地把党和群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方面不断加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防火墙，让党和人民群众互相猜忌互相敌视；另一方面积极投靠西方国家，走上了买办化和汉奸化的发展道路。如果再不拆除这道防火墙，党和人民群众将同时被拖向死路。拆除这道政治防火墙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目前中国已进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已是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宣布绝不选择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精英民主，就应该选择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此外再没有第三种民主模式。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过渡，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那些世界强大国家的力量，无一不是来自于向大众民主的过渡。国内外反华势力对文革的妖魔化，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形成了很深的误解和疑虑，总担心人民群众一旦拥有了民主权利，就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各种反动势力就是利用这种担心和疑虑，不断制造人民群众的愤怒，不断激化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堵塞中国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道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已接近白热化状态，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把矛盾释放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头上，他们就会引导群众把矛盾释放到共产党头上。总之，积累起来的矛盾是一定要释放的，避免矛盾爆发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主动释放矛盾。虽然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不折腾策略，旨在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但是，目前这种“大刀向百姓头上砍去”的改革措施，正在不断地把矛盾推向极端，并且把矛盾推向极端的速度，远远超过党中央民生路线化解矛盾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新政化解矛盾的努力很难奏效，最后只能通过对民主的选择来解决矛盾。
是选择大众民主还是选择精英民主，已经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面前，这是光明与黑暗的选择，是和平与动荡的选择，是统一与分裂的选择，是崛起与毁灭的选择！
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做出让中华民族崛起的正确选择。
2009年2月2日星期一
詹余：盘点海外民运
此人前半部分对西藏的阐述活脱脱的一幅民运或王力雄味道，简而言之就是傻逼，往轻了说是糊涂。
后面的哀叹倒有那么点货，显示其是可以挽救的对象，或者说，表现的还可以。
此人满口“党和政府”最是好玩，可能属于修正主义民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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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p81.net/show.php?f=1&t=767502&m=4924141
盘点海外民运
詹余
就从去年先在中国发生的三件大事谈起：突发性的政治事件——西藏骚乱；非突发性的半政治事件——奥运及其火炬传递：突发性的非政治事件——四川地震及救灾。
可以看出，这三个事件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党和政府对这些事件的处理也不相同。
对西藏骚乱，党和政府首先禁止西方媒体采访，还禁止自己的媒体报道，看来是想把此事捂住。应该说这是很愚蠢的，也是失分的。果然，事件很快就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新闻。此时，党和政府改变了部分策略，利用国内媒体广泛宣传“达赖预谋了骚乱”并抓住西方媒体的错误穷追猛打。
西方媒体由于不能进入西藏采访而没有第一手资料，造成了有些新闻失实、有些新闻被修改等错误。
从西方媒体（如cnn等）事后承认了错误来看，这次事件以党和政府略占上风而告一段落。
从民族立场出发，我对骚乱中受害的汉族群众深感同情，望着那被烧死的、因青春而显得格外美丽的、与我同文同种的汉族姑娘的照片，我心里很难过。
而在另一方面，骚乱的深层原因是两个民族间不同文化、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冲突、对撞，这不是一句“先进与落后”就能解释得了的。从“落后”的汉族曾被“先进”的大和民族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事实，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归罪于长期受压迫的弱势的藏族同胞。
（顺便说一句，在这个事件后，有些对日本侵华恨之入骨的人却叫嚣要汉人杀藏人，而有些对日本侵华甘之如饴的人却鼓动要藏人杀汉人；我真搞不懂他们的民族理论和逻辑依据是什么？）
可以看出，我有着自己的困惑，处于有些尴尬的处境。我等待着有人给我解惑。
达赖先生否认了“预谋”的指控。我认为达赖先生和中共都说出了部分事实，那一天，达赖先生是有“预谋”，但只是预谋喇嘛上街游行；而中共确实截获了情报，因此把所有警力调去庙宇以阻挡喇嘛；骚乱就在“真空”状态下违背了达赖先生与中共的共同愿望而发生了。
以上判断已被生活在拉萨的网友们及旅游在拉萨的游客们所证实。
既然如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要谴责骚乱，另一方面要支持喇嘛们的言论自由。可是，民运人士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只是一味地攻击。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情报，他们只能使用西方媒体的报道。而没有对民族问题有明确、正确的论述和建立在错误事实基础上的攻击使得民运人士处于更尴尬的处境。
当然，重要的不是尴尬，而是民意的流失。
随后，在火炬传递和举办奥运上，党和政府一方面对西方的人权要求有所让步，另一方面用“奥运与政治无关”来抵抗批评。藏独青年在巴黎抢夺火炬失败的事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再加上党和政府半官方的组织，使得后面的火炬传递中藏独、民运的力量对比更显得微不足道。
而奥运安全顺利的举行也给党和政府加了分。
办不办奥运对我来说无所谓，但从我的了解上，多数人还是支持奥运的。
我认为应该在“借奥运压党和政府在人权等方面作更多让步”上着墨。
海外民运扯起了“抵制奥运”的大旗，这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当然，在“抵制”的过程中，有几位领袖又要“看奥运”了，要“绝食”了。我以前说过这是给国民党看的一个秀，大概没有从马英九方面传来“喜讯”，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抵制奥运”的结果是又造成了民意的流失。
对四川抗震这一突发性的非政治事件，党和政府采取了比较积极、开放的做法，与前不久的缅甸风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获得了大多数国人以及西方媒体的好评。
党和政府确实进步了。即使是最苛刻的评论者，如果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至少会承认党和政府能对不同的事件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比民运要强多了吧；至少也会承认党和政府在手段上是进步了，而手段的进步就是政治的进步。
反观海外民运，不仅没有借此机会表达对人民的爱，而且还拼命把这一非政治事件往政治上扯，还是一味地攻击。对此，甚至连民运内部都有人质疑：“现在人们都在努力抗震救灾，民运却在瞎吵吵，这样作对吗？（大意。见《独立评论》关于‘刘国凯主席回答党内同志的信件’的某帖。）”
由于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找不到多少负面材料，海外民运就“步子迈得再大了一点儿，思想再解放了一点儿”，把脑中、网上最刺激的东西拿了出来：什么“隐瞒地震预报”，什么“核泄漏”、“核爆炸”等等。甚至还用赞扬毛时代来批判现实。
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搞政治不应该采用“八卦”模式。
总之，民运人士表现出了极其缺乏逻辑思维能力，难道他们平常就不处理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可能遇到的逻辑问题吗？
也许有人会问：什么是生活中的逻辑问题呢？比如“晚上做梦屁股痒了，早上起床手指头就是臭的”——这就是生活中的逻辑推理。而且，政治中的逻辑推理并不比生活中的更复杂。
上面说到“把非政治事件往政治上扯”、“用赞扬毛时代来批判现实”，无独有偶，三鹿事件爆发后，民运又这样干了。
三鹿事件就是一经济事件，与政治关系不大。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介绍一个美国人所著的一本书。书中指出：在美国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也在牛奶中大量掺假（当然不是三什么胺，那时还没这么“科学”），“一年就造成了6000多名婴幼儿死亡（原文如此）”。
当然，我只看到此文，没看书，也没查证，也许有错误。那么，最近的花生酱事件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吧。美国有关部门调察后宣布：某公司在2007~2008年期间已经发现其花生酱产品受到了沙什么菌的污染，却隐瞒事实，继续销售，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四人属未成年人。
还有另一个反例应该没什么异议，那就是“北朝鲜从未而且绝不会出现类似事件（假设金二世万寿无疆）”。
经济事件的发生都是由“钱”闹的，而“钱”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特征，把三鹿事件的发生归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简直是栽赃。
对三鹿事件是可以批判的，但不能“泛政治化”，否则回归毛派主张不就是最简捷的政治解决方法吗？
事实就是如此。
记得有网友在此坛说：在《天涯社区》讨论三鹿事件中，左派（毛派）嚣张，右派哑言（大意）。而在本坛的反映则是王希哲先生对胡锦涛进言“搞计划经济”的帖子。
目前，不论是国内网站还是海外论坛，毛派情绪高涨。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其它因素外，里面包含了民运人士推波助澜的“努力”。
写到这里，不由地想起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的论述：你们“正在制造自己的掘墓人”。不过，人家资本家是不得不，而民运人士却是在上着杆子。
有些人的愚蠢程度可真是“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那……”（样板戏选段）。
前不久，徐水良先生在一个跟帖里揭露：有些“民运贵族”“吃喝嫖赌包二奶”。这只能用“可恶”来形容：你们怎么能把我们的共同理想自己偷偷地早早地实现了呢？：）当然，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小平语录）”所打的旗号却是“反腐败，反专制，要民主，要公正”，这不是“挂人头，卖‘人’肉”吗？（向版主进言：不用动物词汇好像更瘆人呢。：））
不过，徐先生把这归罪于党和政府的收买、破坏，我是不同意的。但无论如何，在海外这民主自由的土地上都不能争取到民意的支持，要想在国内建立民主体制岂不是天方夜谭；在连真正的反对党都称不上的时候就腐化堕落、败坏“官”箴，还想要夺取国家政权岂不是美梦黄粱。
前几天，有一位曾退坛的著名民运领袖又回来了，除了报告“某国有一个小职员可能会被其电台开除”的“胜利喜讯”外，就是强调了一个有关“炫耀高干背景”之事的真实性；可是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与史料不符，对此，往最好里说也只能是“记忆是不可靠的”。
退一步，即使是真的又如何？不过是司局级别的事，至于吗？（民航总局也就一部级单位吧。）
再退一步，按军衔、军职可能高些，那也不过就是蔡国庆那个级别的事儿。……噢，蔡是大校，可能小了点儿，那也高不过马玉涛的级别。（简要介绍一下：马是军人歌唱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马儿呀，你慢些走》。）如果马知道了此事，也许会再高歌一曲：《牛儿呀，咱慢些吹》。
还好，虽然有抬轿者提供了“薪火相传”的理论依据，这位领袖并没有再次宣称“六四是由我而引起的”；不然的话，按照这理论更应该说：“六四是由胡适先生引起的”。大家先别笑，五四的精神、北大的传统对六四的影响确实大得多呢。
有些人的吹牛自夸、死不认错的“英勇”气概直逼老是“伟、光、正”的党和政府。
扶不起来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哪里会需要党和政府来破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海外支持民运的声浪，在民运领袖们不挠、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七零八落了，而民运领袖也从受人敬仰逐渐变得臭大街了。长期以来，我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民主事业不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全力支持的吗？不论这些民运领袖有什么缺点，起码人家是为了咱老百姓吧。
经过几年来的观察，我痛苦地认识到：人家还真不是为了咱老百姓。我终于理解了退出支持民运的人们，我也终于步上了他们的后尘。
写完这个帖子，我就算要告别政治了，从此不再参与政治话题。
最后，我再作最后一次政治预测：
随着经济的不断衰退，随着腐败在经济中所占成本的比例不断升高，随着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毛派将越来越深入人心，极左思潮将越来越高涨。对民运来说，也将越来越被分化，有些民运人士将投身到毛派阵营中去。
顺便说一句，毛派的群众基础大多是强烈反对腐败的民众，这些呼声与民主并不矛盾，理应是这些民众团结、依附在民运周围（就像六四那样）。当然，这是假设民运人士不是如此猥琐、无能的话。
随着专制领袖权威的不断递减，随着世界不断变小，随着网络不断发达和网民不断增多，随着诉求、批判管道的不断发展、不断通畅，……，民运的反对声音将不断削弱以至被淹没；当然，这是由于民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无能的缘故。为了避免此情况的发生，为了体现民运的先进性，有人会更加极端，从而更加脱离民意，使民运的泡沫化更加迅速、彻底。
至于说2009年爆发“暴力革命”、“颜色革命”什么的，我看到2019年也不可能发生。万一有类似的事件，那也极可能是毛派复辟。到那时，是先砍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头，还是先砍民运领袖的头，都还说不定呢。
民运领袖们，不要再做春秋大梦了，醒醒吧。
后面的哀叹倒有那么点货，显示其是可以挽救的对象，或者说，表现的还可以。
此人满口“党和政府”最是好玩，可能属于修正主义民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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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海外民运
詹余
就从去年先在中国发生的三件大事谈起：突发性的政治事件——西藏骚乱；非突发性的半政治事件——奥运及其火炬传递：突发性的非政治事件——四川地震及救灾。
可以看出，这三个事件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党和政府对这些事件的处理也不相同。
对西藏骚乱，党和政府首先禁止西方媒体采访，还禁止自己的媒体报道，看来是想把此事捂住。应该说这是很愚蠢的，也是失分的。果然，事件很快就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新闻。此时，党和政府改变了部分策略，利用国内媒体广泛宣传“达赖预谋了骚乱”并抓住西方媒体的错误穷追猛打。
西方媒体由于不能进入西藏采访而没有第一手资料，造成了有些新闻失实、有些新闻被修改等错误。
从西方媒体（如cnn等）事后承认了错误来看，这次事件以党和政府略占上风而告一段落。
从民族立场出发，我对骚乱中受害的汉族群众深感同情，望着那被烧死的、因青春而显得格外美丽的、与我同文同种的汉族姑娘的照片，我心里很难过。
而在另一方面，骚乱的深层原因是两个民族间不同文化、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冲突、对撞，这不是一句“先进与落后”就能解释得了的。从“落后”的汉族曾被“先进”的大和民族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事实，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归罪于长期受压迫的弱势的藏族同胞。
（顺便说一句，在这个事件后，有些对日本侵华恨之入骨的人却叫嚣要汉人杀藏人，而有些对日本侵华甘之如饴的人却鼓动要藏人杀汉人；我真搞不懂他们的民族理论和逻辑依据是什么？）
可以看出，我有着自己的困惑，处于有些尴尬的处境。我等待着有人给我解惑。
达赖先生否认了“预谋”的指控。我认为达赖先生和中共都说出了部分事实，那一天，达赖先生是有“预谋”，但只是预谋喇嘛上街游行；而中共确实截获了情报，因此把所有警力调去庙宇以阻挡喇嘛；骚乱就在“真空”状态下违背了达赖先生与中共的共同愿望而发生了。
以上判断已被生活在拉萨的网友们及旅游在拉萨的游客们所证实。
既然如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要谴责骚乱，另一方面要支持喇嘛们的言论自由。可是，民运人士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只是一味地攻击。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情报，他们只能使用西方媒体的报道。而没有对民族问题有明确、正确的论述和建立在错误事实基础上的攻击使得民运人士处于更尴尬的处境。
当然，重要的不是尴尬，而是民意的流失。
随后，在火炬传递和举办奥运上，党和政府一方面对西方的人权要求有所让步，另一方面用“奥运与政治无关”来抵抗批评。藏独青年在巴黎抢夺火炬失败的事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再加上党和政府半官方的组织，使得后面的火炬传递中藏独、民运的力量对比更显得微不足道。
而奥运安全顺利的举行也给党和政府加了分。
办不办奥运对我来说无所谓，但从我的了解上，多数人还是支持奥运的。
我认为应该在“借奥运压党和政府在人权等方面作更多让步”上着墨。
海外民运扯起了“抵制奥运”的大旗，这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当然，在“抵制”的过程中，有几位领袖又要“看奥运”了，要“绝食”了。我以前说过这是给国民党看的一个秀，大概没有从马英九方面传来“喜讯”，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抵制奥运”的结果是又造成了民意的流失。
对四川抗震这一突发性的非政治事件，党和政府采取了比较积极、开放的做法，与前不久的缅甸风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获得了大多数国人以及西方媒体的好评。
党和政府确实进步了。即使是最苛刻的评论者，如果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至少会承认党和政府能对不同的事件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比民运要强多了吧；至少也会承认党和政府在手段上是进步了，而手段的进步就是政治的进步。
反观海外民运，不仅没有借此机会表达对人民的爱，而且还拼命把这一非政治事件往政治上扯，还是一味地攻击。对此，甚至连民运内部都有人质疑：“现在人们都在努力抗震救灾，民运却在瞎吵吵，这样作对吗？（大意。见《独立评论》关于‘刘国凯主席回答党内同志的信件’的某帖。）”
由于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找不到多少负面材料，海外民运就“步子迈得再大了一点儿，思想再解放了一点儿”，把脑中、网上最刺激的东西拿了出来：什么“隐瞒地震预报”，什么“核泄漏”、“核爆炸”等等。甚至还用赞扬毛时代来批判现实。
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搞政治不应该采用“八卦”模式。
总之，民运人士表现出了极其缺乏逻辑思维能力，难道他们平常就不处理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可能遇到的逻辑问题吗？
也许有人会问：什么是生活中的逻辑问题呢？比如“晚上做梦屁股痒了，早上起床手指头就是臭的”——这就是生活中的逻辑推理。而且，政治中的逻辑推理并不比生活中的更复杂。
上面说到“把非政治事件往政治上扯”、“用赞扬毛时代来批判现实”，无独有偶，三鹿事件爆发后，民运又这样干了。
三鹿事件就是一经济事件，与政治关系不大。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介绍一个美国人所著的一本书。书中指出：在美国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也在牛奶中大量掺假（当然不是三什么胺，那时还没这么“科学”），“一年就造成了6000多名婴幼儿死亡（原文如此）”。
当然，我只看到此文，没看书，也没查证，也许有错误。那么，最近的花生酱事件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吧。美国有关部门调察后宣布：某公司在2007~2008年期间已经发现其花生酱产品受到了沙什么菌的污染，却隐瞒事实，继续销售，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四人属未成年人。
还有另一个反例应该没什么异议，那就是“北朝鲜从未而且绝不会出现类似事件（假设金二世万寿无疆）”。
经济事件的发生都是由“钱”闹的，而“钱”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特征，把三鹿事件的发生归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简直是栽赃。
对三鹿事件是可以批判的，但不能“泛政治化”，否则回归毛派主张不就是最简捷的政治解决方法吗？
事实就是如此。
记得有网友在此坛说：在《天涯社区》讨论三鹿事件中，左派（毛派）嚣张，右派哑言（大意）。而在本坛的反映则是王希哲先生对胡锦涛进言“搞计划经济”的帖子。
目前，不论是国内网站还是海外论坛，毛派情绪高涨。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其它因素外，里面包含了民运人士推波助澜的“努力”。
写到这里，不由地想起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的论述：你们“正在制造自己的掘墓人”。不过，人家资本家是不得不，而民运人士却是在上着杆子。
有些人的愚蠢程度可真是“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那……”（样板戏选段）。
前不久，徐水良先生在一个跟帖里揭露：有些“民运贵族”“吃喝嫖赌包二奶”。这只能用“可恶”来形容：你们怎么能把我们的共同理想自己偷偷地早早地实现了呢？：）当然，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小平语录）”所打的旗号却是“反腐败，反专制，要民主，要公正”，这不是“挂人头，卖‘人’肉”吗？（向版主进言：不用动物词汇好像更瘆人呢。：））
不过，徐先生把这归罪于党和政府的收买、破坏，我是不同意的。但无论如何，在海外这民主自由的土地上都不能争取到民意的支持，要想在国内建立民主体制岂不是天方夜谭；在连真正的反对党都称不上的时候就腐化堕落、败坏“官”箴，还想要夺取国家政权岂不是美梦黄粱。
前几天，有一位曾退坛的著名民运领袖又回来了，除了报告“某国有一个小职员可能会被其电台开除”的“胜利喜讯”外，就是强调了一个有关“炫耀高干背景”之事的真实性；可是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与史料不符，对此，往最好里说也只能是“记忆是不可靠的”。
退一步，即使是真的又如何？不过是司局级别的事，至于吗？（民航总局也就一部级单位吧。）
再退一步，按军衔、军职可能高些，那也不过就是蔡国庆那个级别的事儿。……噢，蔡是大校，可能小了点儿，那也高不过马玉涛的级别。（简要介绍一下：马是军人歌唱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马儿呀，你慢些走》。）如果马知道了此事，也许会再高歌一曲：《牛儿呀，咱慢些吹》。
还好，虽然有抬轿者提供了“薪火相传”的理论依据，这位领袖并没有再次宣称“六四是由我而引起的”；不然的话，按照这理论更应该说：“六四是由胡适先生引起的”。大家先别笑，五四的精神、北大的传统对六四的影响确实大得多呢。
有些人的吹牛自夸、死不认错的“英勇”气概直逼老是“伟、光、正”的党和政府。
扶不起来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哪里会需要党和政府来破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海外支持民运的声浪，在民运领袖们不挠、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七零八落了，而民运领袖也从受人敬仰逐渐变得臭大街了。长期以来，我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民主事业不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全力支持的吗？不论这些民运领袖有什么缺点，起码人家是为了咱老百姓吧。
经过几年来的观察，我痛苦地认识到：人家还真不是为了咱老百姓。我终于理解了退出支持民运的人们，我也终于步上了他们的后尘。
写完这个帖子，我就算要告别政治了，从此不再参与政治话题。
最后，我再作最后一次政治预测：
随着经济的不断衰退，随着腐败在经济中所占成本的比例不断升高，随着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毛派将越来越深入人心，极左思潮将越来越高涨。对民运来说，也将越来越被分化，有些民运人士将投身到毛派阵营中去。
顺便说一句，毛派的群众基础大多是强烈反对腐败的民众，这些呼声与民主并不矛盾，理应是这些民众团结、依附在民运周围（就像六四那样）。当然，这是假设民运人士不是如此猥琐、无能的话。
随着专制领袖权威的不断递减，随着世界不断变小，随着网络不断发达和网民不断增多，随着诉求、批判管道的不断发展、不断通畅，……，民运的反对声音将不断削弱以至被淹没；当然，这是由于民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无能的缘故。为了避免此情况的发生，为了体现民运的先进性，有人会更加极端，从而更加脱离民意，使民运的泡沫化更加迅速、彻底。
至于说2009年爆发“暴力革命”、“颜色革命”什么的，我看到2019年也不可能发生。万一有类似的事件，那也极可能是毛派复辟。到那时，是先砍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头，还是先砍民运领袖的头，都还说不定呢。
民运领袖们，不要再做春秋大梦了，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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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日星期日
运运闹着要回国
运运闹着要回国【kktt】2009-02-01 00:25:13'6385字节[713] 1 4
他们主要是希望回来桑拿吧？？？【虎虎】2009-02-01 09:25:17'<无内容>[0]- 王丹叹道﹕「。。。以至于至今20年还不允许我们回国？」----咋回来，出去时候不想着办手续，回来都没法办啊，还是在外边先整全了身份吧【胡作非为】2009-02-01 09:18:26'<无内容>[0]
- 这帮废人，在国外混不下去了，想回国，回国后呢，照样这也看不惯，那也嫌弃，照样会闹事，最好永远不回来了【szb_2000】2009-02-01 09:06:23'<无内容>[0]
还是死在外面的好。13亿人，真不缺这几个！现在大家都过得好好的，这几根搅S棍还是去搅搅像老M这样的国家！【龙神帝国万岁】2009-02-01 08:44:18'<无内容>[1]- 美国现在缺新人，老人是破鞋了，穿够了也该仍回来了。【太阳温暖人心】2009-02-01 08:47:35'<无内容>[0]
- 【铁甲骑兵】2009-02-01 08:36:31'<无内容>[0]
- 在国外没有用了，都是老人家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太阳温暖人心】2009-02-01 08:33:15'<无内容>[0]
一群败类，【小猪向前跑】2009-02-01 08:29:56'<无内容>[1]- NND,被骗去堵枪眼的人决不能放过这帮SB，像柴SB也有脸回来【puma5】2009-02-01 07:41:13'<无内容>[2]
柴早就回来了。她00年左右在哈弗拿了NBA,跟人开了家网络公司。没多久公司垮了，她也被投资人告欺诈，就逃回国继续开公司了【马兰头拌花褶伞】2009-02-01 08:29:15'<无内容>[3]- 她咋能回来的，做啥子贡献了？没被留着海外的攻击？【熊猫帮帮主】2009-02-01 08:48:33'<无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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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破处了？【大马夹】2009-02-01 09:09:57'<无内容>[0]
这些不忠不孝寡廉鲜耻的东西回来做什么【熊猫王】2009-02-01 06:01:33'<无内容>[1]- 黑白熊都能去WW，香蕉人为啥不能去土鳖【无言】2009-02-01 06:21:53'<无内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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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那个傻子好像是美国公民。【大漠孤烟】2009-02-01 05:31:34'<无内容>[0]- 死在外面好了【淮阴候】2009-02-01 01:59:45'<无内容>[0]
- 这类人，要他们离开国土，流亡外国，遥望华夏，自己丝毫使不上力，【白龙】2009-02-01 01:56:40'<无内容>[1]
- 就凭这句话，TB就不可能让他们回来。他们回来要屎上了力，又制造一个64，那还得了。不如全部死在国外算求。【白龙】2009-02-01 01:57:52'<无内容>[1]
- 奥运之前他们就要回一次了，调子这么高，摆明了就没打算回是制造新闻为六月活动热身【熊猫帮帮主】2009-02-01 02:00:34'<无内容>[1]
当年有一伙不开眼,逃到苏联的,也是哭着要回来,【牛姐夫】2009-02-01 01:43:37'<无内容>[4]- 跑到毛子那里的还很多被判刑了。有些人出来后等到90年代初，中俄贸易大兴的时候还靠骗中国人发财了呢。【刘老根】2009-02-01 01:50:28'<无内容>[1]
有种学人家偷渡回来拉队伍上井冈山啊【种蘑菇】2009-02-01 01:47:29'<无内容>[0]- 也有脸和国民党比【海瑞】2009-02-01 01:33:00'<无内容>[2]
- 两条腿夹个球，国民党有地盘有武装的【种蘑菇】2009-02-01 01:40:21'<无内容>[0]
- 派刘女婿做感化工作。【刘老根】2009-02-01 01:28:23'<无内容>[0]
- 朱耀明称，他们要争取的是「无条件」回国，「不可以逼他们写悔过书，若他们有犯法【casic】2009-02-01 01:27:03'8字节[79]
- 。(附带一言，当局绝对不应该视经济飞跃发展为六四镇压的必然结果，如果坚持这样的认知，那是正义与邪恶不分，文明与野蛮不辨。)【casic】2009-02-01 01:25:27'84字节[74]
- TG的保外就医就是给政治犯进行流放【狮子】【狮子】2009-02-01 01:18:48'<无内容>[2]
- tg又不傻，接你回来继续骂他？【种蘑菇】2009-02-01 01:17:38'<无内容>[0]
- 机会和风险历来很对等，当初如果被他们闹成，他们中间的几个头，是不是必然会有很大的“收益”，这个收益是不是需要匹配一个等价的风险？现在的结果只是当初的风险体现而已【银泰门口拣钢蹦】2009-02-01 01:17:02'<无内容>[4]
顶你这句。【猛犸】2009-02-01 09:16:31'<无内容>[0]
那些人当年还没成熟到那个程度。现在看来，运运是对天朝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偶们明白了所谓的民主自由是什么东东。在赤果果的国家利益下，一切都是虚的，挣钱和保护钱才是最终的道理。【很有名的萝卜】2009-02-01 01:43:13'<无内容>[3]- 不懂法照样该判刑，这和懂法与否无关。成熟亦然。【杭州湾大桥】2009-02-01 08:24:19'<无内容>[0]
说得好【大漠孤烟】2009-02-01 01:40:04'<无内容>[0]- 顶钢镚儿【怎么也注册不了】2009-02-01 01:24:44'<无内容>[0]
- 当年不是他们自己逃出土鳖国的吗？按照刑法可以判处叛国罪了【进步青年】2009-02-01 00:31:47'850字节[92]
-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年他们是何等牛逼阿【bluepig】2009-02-01 02:03:43'<无内容>[0]
明报 2009-01-29 16:53:50
20 年了，当年因为「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不少至今仍流落异乡，有家
，但归不得。朱耀明牧师等发起「我要回家运动」，为的是要为这些人争取回家的权利
。他们最近派人走访英法美等地，将逾40名流亡人士的心声结集成书，希望唤起社会对
六四事件及民运人士的关注，学运领袖王丹叹道﹕「流亡已久不能回国，令人气愤。连
杀害过无数中共人士的国民党主席，都能回去大陆探视。中共到底对我们有什麽样的仇
恨，以至于至今20年还不允许我们回国？！」
20年前，朱耀明牧师曾协助不少民运人士及学生逃离中国，想不到今天角色逆转，出任
「我要回家运动」的主席，争取的，却是流亡海外者有回家的一天。朱耀明接受访问时
，展示一个写有「衷心感谢您」的纪念银牌，是1995年数名民运人士临走时的小小心意
，「我好希望有一天，他们可以回国，届时他们再送另一个牌给我。」
六四事件中，王丹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亦曾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
部」副总指挥，故公安部发出全国通缉令时，21人的名单上，王丹是排在首位。曾坐牢
的王丹，其后保外就医，
先后在美国及英国生活，去年他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资料图片、
《我要回家》提供）
据支联会估计，89年至今的20年，被迫流亡海外者约有500多人。昔日20岁的学生，今
天都快将40岁，仍在内地的父母亦已年迈，有些人在至亲去世时，也没有机会回国见他
们最后一面甚或奔丧。
王丹：虽无国籍也没申入籍美国
89年在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名列第一的王丹，98年获准保外就医后到了美国，
至2003年，他的中国护照到期，遂向纽约中国领事馆申请延期，但没回应，「这些年来
，我成为无国籍人士，但是仍然没有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因为我虽然被流放，但是仍旧
热爱我的祖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返回中国，做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进步做贡献。」
今年是六四20周年，朱耀明牧师等人製作了《我要回家》一书，希望新一代关心及了解
六四事件，「30岁以下的人，当年年纪太轻，他们不太清楚六四」。（杨阳明摄）
有些人则客死异乡，到离世的一天也不能回国。刘宾雁于05年12月因癌症不治，终年81
岁，其妻朱洪在《宾雁的遗愿》一文中回忆道﹕「宾雁非常希望可以回到中国治病，同
时亲历中国大陆社会的实际现况。为此，他一再给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写信，提出回国的
要求，先是给江泽民写，后是给胡锦涛写，给温家宝写……可是，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回应。」
朱耀明称，他们要争取的是「无条件」回国，「不可以逼他们写悔过书，若他们有犯法
，国家可依法处理。他们始终是中国国民，国家没有理由不发护照或不续证给他们」。
朱耀明盼可「无条件」回国
今年是六四20周年，「我要回家运动」计划出版两本书，首阶段花了21天走访英、美、
法及北欧等地，将43人的访问或自述结集成书《我要回家》，首版印製3000本，本月发
行；另一书将走访流亡北美的民运人士。明报记者施嘉雯
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本港有团体发起「我要回家运动」，协助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
回家。从人道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出发，中共当局应善意和积极回应这次运动，让流亡
民运人士回国，以抚平六四惨剧在民族之间埋下的巨大历史伤痛。
当年学生已届不惑之年
悲政治异见者客死异乡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流亡外国的民运人士，据统计约有300人，包括知识分子、学生
、工人平民百姓以及政府官员，他们因为参加了六四事件，部分被官方列入追缉名单，
在不同时段来到香港，然后获外国收容，提供政治庇护。另外，当局基于政治需要，中
共当局以保外就医方式释放个别被囚民运人士，把他们「放逐」到外国(例如王丹)。
这些人现在主要分处北美和欧洲，他们涉及、参加了那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故事和遭遇，
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去国这些年来，他们都期望回到生于斯、长于斯
的祖国。作为政治异见者，生活上面对严峻挑战，精神上则遭受痛苦折磨。
政治异见者在完全陌生的国度，起初可能得到收容国家一些帮助，但是时日推移，生活
所需还得靠自己张罗，在语言、技能处于劣势下，一些人要身兼多职，才得以维持生计
。他们大都被生活磨蚀覑。就算在一些福利制度较完备的国家，生活和医疗等得到较好
照顾，不过，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有谁愿意久留？政治异见者多有理想，要推动社会改
革、国家进步；当大多数人仍在踌躇踯躅的时候，他们敢于与当权者对覑干，正正显示
其热血和承担。这类人，要他们离开国土，流亡外国，遥望华夏，自己丝毫使不上力，
其精神之痛苦，可想而知。
因为六四事件去国的民运人士，有年轻的，也有年迈的。年轻的大学生如王丹等人，当
年只是约20岁青春无悔的小伙子或小妮子，如今已届四十不惑的中年之龄，他们的父母
应该也快到或已经超过耄耋之龄，希望多些时间见到子女和得到照顾。至于年迈如刘宾
雁者，则已经等不及中共当局「换脑袋」，2005年病逝异邦了。刘宾雁得知罹患癌症之
后，曾先后写信给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领导人，表达非常希望回国治病，并亲历
大陆社会的实际情，据刘的夫人表示，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胡绩伟曾经建议中共当局撤销六
四事件后下达的通缉令，让流亡海外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等人回国。而「我要回家运动」
，香港团体早在90年代初期已经发起过一次。这些境内、境外的呼吁，当时都未获中共
当局回应。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中共当局对于让民运人士回国的呼吁，应该善意和
积极回应，以抚平六四惨剧在民族之间埋下的巨大历史伤痛。
当今中共领导人就六四事件与人民和解，有利之处在于他们对镇压行动没有直接责任，
在政府就事件概括承担责任方面，有较大迴旋空间。最主要是这20年来，随覑经济飞跃
发展，综合国力徒增，中国社会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民泷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中共当局应该信任人民，也应该对自己统驭国家的能力有信心。(附带一言，当局绝对
不应该视经济飞跃发展为六四镇压的必然结果，如果坚持这样的认知，那是正义与邪恶
不分，文明与野蛮不辨。)
另外，民运人士去国之后，除了当初批评中共当局以外，他们的身影，在西方国家以至
国际政治舞台，已经声沉影寂，西方政客忘记他们，西方传媒也对他们兴趣缺缺。民运
人士的政治能量已经微不足道，回国后也难掀起大波涛。
目前未能归国的民运人士，都是中国公民，他们当年基于爱国情怀，参加了一场波澜壮
阔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场运动至今所揭露种种事态，内情错综複杂，还待更多资料披露
，箇中真相才会大白。但是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当日出动解放军以暴烈手段镇压，
造成学生和民泷重大人命伤亡，无论当局以什麽藉口解说，都难辞其咎。所以，那段历
史时空所导致的结果，不应该由民运人士承担全部责任，他们更不应该因此被这个国家
遗弃。
抗震救灾人文关怀可贵
人民理性利于解决敏感问题
当今中共施政「以民为本」，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去年5月四川汶川8级大地震，在胡锦
涛和温家宝指挥、领导下，中共在抗震救灾所显示人文关怀的崇高精神，不仅救灾卓有
成效，也使整体国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另外，人民在抗震救灾时展现了理性和关怀，
积极主动，出钱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领导救灾，对此，中共领导人应该体认公民社会在大
陆隐然成形，这样的社会氛围，给解决敏感问题提供了良好客观环境。
所以，本覑人道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中共当局不应褫夺民运人士回国的权
利，应该在无条件的情况下，容许他们回国和回家。如果还有其他考虑，可以分两步走
，先让已经超过70岁的民运人士回国，使这些老人家能够回到祖国大地，颐养天年。只
要中共当局肯跨出这一步，人民会感受到诚意，和谐大环境于焉浮现。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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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
亲爱的全国各族爱国同胞们：
一切有良知的炎黄子孙们：
三十年来的大复辟事实已经证明，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是一条封建、 官僚、买办卖国的反动路线。当代修正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勾结，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到了被分裂、被宰割、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中国人民已经被重新置身于水 深火热之中，被重新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及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之下！残酷的现实已经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构成了巨大威胁，中华民族又 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为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屈辱，忍耐，呻吟，绝望——不属于人民！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 理！就凭他们在所谓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公然抛弃毛泽东思想，违反中共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颠覆社会主义制 度，搞资本主义复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行为，使修正主义中共成为一个反动组织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 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国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强拆民宅、 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痛下杀手，野 蛮拘捕上访群众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消人民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权利这一项，我们就造反 有理！就凭他们对忠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或实行软硬兼施，或进行残酷迫害，把无数的革命者投入监狱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 们什么不要脸的话也敢说，什么不要脸的事也敢做，把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统统变成了庸俗的金钱利益关系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 他们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硬道理“，代替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硬道理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剥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利和基本 劳动权利，强迫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失业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剥夺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社会主义福利，以致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甚至死都死 不起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根本无法解决毕业大学生及社会青年就业，无法使他们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就凭他们严重破坏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严重破坏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将伙食费分为四类灶,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难以想象的卑鄙下流的偷袭方 式，半夜上调股市印花税，残酷洗劫亿万股民钱袋子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 道：“对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 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但是，他以阴谋手段搞“宫廷”政变，篡党夺权后，“永不翻案”立即变成‘马上翻案’，充分暴露了他两面三刀，死不改 悔的丑恶嘴脸,证明了他当初就是在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证明了他是一个毫不讲政治信用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知道中国的工人、农民是不会跟他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于是，又故伎重演，为了搞资本主义，他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名，行欺骗人民之实。还煞有介事地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什么资产 阶级，就说明我们走到斜路上去了，就证明改革开放失败了。”现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无以复加。资产阶级大行其道，猖狂之极。邓小平的继承者，大 搞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叫嚣“决不走回头路”云云。既然以出现资产阶级和两极分化作为检验“改革开放”的标准，那么，官僚腐败的前腐后继以及黑砖窑、 黑煤矿等现象，难道还不是资产阶级吗！在中国出现少数亿万富翁与成千上万的低保收入者及数以几亿计的贫苦工农，这难道还不算两极分化吗！他们对此只字不 提，反而变本加厉地为“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这不但暴露了他们一贯的反动立场，还充分暴露他们当初就是出于欺骗人民为目的的。如果说当初他们欺骗党中央和 毛主席，人民原谅了他们。那么，这次他们仍企图再次以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法欺骗人民，对不起！我们决不答应！我们要反了！不反，他们还以为人民愚昧可 欺；不反，人民的生存条件和平等地位就根本没有保障；不反，这帮灭绝人性的家伙就会继续伙同中外反动派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无论他们再怎样挥舞“关心民 生”的破旗来欺骗，或者挥舞所谓“法制”的大棒来威胁，人民已不再相信他们的鬼话了。人民已经懂得他们的一贯伎俩就是骗、压、抓、杀，即骗不过就压，压不 过就抓，抓不过就杀；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不可辱的，他们不相信毛泽东思想的伟力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他们以为中国人民会永远的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屈服和忍受下去的。其实，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他们的日子已经悄然来临了。
复辟云水怒，造反风雷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任何 反动派的中国，更不是贪污腐败分子和官僚买办集团的中国。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他们苦心经营30年搭成的复辟大厦，就会在人民的弹指一挥间灰飞烟 灭、土崩瓦解。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了，那么人民就要 起来打倒他！”毛主席教导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是我们正义行动的保证。现在已经到了动手打倒这个假“共产党”的时候了，这个反动透顶、 极端腐败的统治集团，已经成为附在我们民族身上的一个恶性毒瘤，这个恶性毒瘤一天不铲除，我们民族灾难就一天不能幸免，《08宪章》分裂中国的阴谋就会得 逞。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要首先行动起来，从脚踏实地的发一张传单、刷一张标语、喊一句口号、建一个组织开始，大造革命舆论，做好战斗准 备！而要取得胜利，就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怎样团结起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取得胜利呢？具体的讲，就是不要整天只顾忙碌于我们自己 的那一点点私利而忘记社会责任。学校要成立起革命造反学生会，工厂要成立起革命造反工会，农民工要成立起农民工联合会，农村要成立起革命造反农会，军队和 退伍军人要成立起革命军人联合会等等，他们当中的群众积极分子和革命活动家，就是那个组织的领导人。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由工 农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造反先锋队，其中有从修正主义共产党营垒分离出来的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共产党员。我们这个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毛泽东思 想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唯一的宗旨；修正主义官僚买办统治集团，及追随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精英分子、《0八宪章》反动精英分子 是我们的敌人。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旗帜，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方法地引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粉碎他们《08宪章》的 卖国阴谋，展开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执政党的伟大斗争，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和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独 立自主、民主富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直至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根本的方针、路线。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全世界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朋友，我们将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在建立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的同时，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反 对殖民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和掠夺。我们希望得到全世界一切正义力量的大力支持，希望得到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官僚资本主 义革命力量的大力支持。
所有被欺骗、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敲 响了埋葬这个反动统治集团的第一声丧钟，吹响了打倒这个反动统治集团的第一声号角，是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人民军队要奋起造反的总动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因为他们是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他们没有群众基础。他们长期把持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国家政权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一句话，他们就要倒霉了。让我们 紧密团结在毛泽东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带头冲锋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发扬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投身到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伟大斗争中来吧！
最后，我们要严正警告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你们只有向人民投降，否则就是 死路一条。你们应该认清形势，不要过低的估计人民的造反力量，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对于压迫和剥削过人民的官僚、贪污腐败分子、地方黑恶势力成员，只 要没有血债，而且能够主动站到革命人民一边，在反复辟大革命斗争中，能够同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头子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的，将一律宽恕，既往不咎；对于继续为 虎作伥，死不改悔，参与反革命活动，怙恶不悛的，我们将严惩不贷。
人民解放军及人民公安全体指战员：你们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 人民武装力量，是人民的子弟兵。在今后随时可能发生的左派广大群众对反动统治集团的斗争冲突中，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 众”，积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最起码要保持中立，绝不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把枪口对准左派广大群众而成为人民的罪人。
同时，我们特别提醒公、检、法所有干警，你们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得充当反动政府的爪牙，对我毛共党员和造反群众施行逮捕、刑讯逼供、残酷折磨等法西斯手段，更不能将他们杀害，否则本党将予以严厉打击，并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
我们的口号是：
打倒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打倒官僚买办卖国贼！
打倒精英走狗，告别屈辱时代！
立即停止卖苦力、卖企业、卖资源等一切卖国行为！
维护人民尊严！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
还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清除官僚腐败分子！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团结起来，我们不做国际资本主义锁链下任人驱使的奴才。
誓死推翻中国共产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财富属于人民！
中国人民反复辟大革命一定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
2008年12月26日
****************************************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节选）
总纲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工农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先锋队，是毛泽东时期共产党和毛主席遗志的忠实继承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修正主义执政党和复辟了的官僚 买办剥削阶级，用马列毛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方针是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夺权，开展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伟大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唯物辨证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颠扑不灭的伟大真理。
毛泽东主义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总结。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毛泽东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毛泽东主义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灵魂和根本。
建立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各地、各级组织，是每一位有有组织能力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党员的光荣使命。敢不敢于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执政党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是马列毛主义革命派与修正主义走资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及一切有觉悟的群众积极分子，都应该自觉的向组织靠拢，积极参加到党的工作中 来，带领人民踏上中国无产阶级反复辟大革命运动的征途，共同完成历史赋予我党的光荣使命。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根本大纲，每一位毛共党员都必须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和坚决执行。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新一代共产党人在行动上与修正主义执政党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标志着毛泽东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大序幕正式拉开！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
亲爱的全国各族爱国同胞们：
一切有良知的炎黄子孙们：
三十年来的大复辟事实已经证明，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是一条封建、 官僚、买办卖国的反动路线。当代修正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勾结，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到了被分裂、被宰割、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中国人民已经被重新置身于水 深火热之中，被重新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及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之下！残酷的现实已经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构成了巨大威胁，中华民族又 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为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屈辱，忍耐，呻吟，绝望——不属于人民！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 理！就凭他们在所谓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公然抛弃毛泽东思想，违反中共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颠覆社会主义制 度，搞资本主义复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行为，使修正主义中共成为一个反动组织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 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国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强拆民宅、 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痛下杀手，野 蛮拘捕上访群众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消人民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权利这一项，我们就造反 有理！就凭他们对忠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或实行软硬兼施，或进行残酷迫害，把无数的革命者投入监狱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 们什么不要脸的话也敢说，什么不要脸的事也敢做，把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统统变成了庸俗的金钱利益关系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 他们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硬道理“，代替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硬道理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剥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利和基本 劳动权利，强迫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失业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剥夺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社会主义福利，以致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甚至死都死 不起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根本无法解决毕业大学生及社会青年就业，无法使他们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就凭他们严重破坏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严重破坏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将伙食费分为四类灶,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难以想象的卑鄙下流的偷袭方 式，半夜上调股市印花税，残酷洗劫亿万股民钱袋子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 道：“对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 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但是，他以阴谋手段搞“宫廷”政变，篡党夺权后，“永不翻案”立即变成‘马上翻案’，充分暴露了他两面三刀，死不改 悔的丑恶嘴脸,证明了他当初就是在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证明了他是一个毫不讲政治信用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知道中国的工人、农民是不会跟他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于是，又故伎重演，为了搞资本主义，他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名，行欺骗人民之实。还煞有介事地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什么资产 阶级，就说明我们走到斜路上去了，就证明改革开放失败了。”现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无以复加。资产阶级大行其道，猖狂之极。邓小平的继承者，大 搞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叫嚣“决不走回头路”云云。既然以出现资产阶级和两极分化作为检验“改革开放”的标准，那么，官僚腐败的前腐后继以及黑砖窑、 黑煤矿等现象，难道还不是资产阶级吗！在中国出现少数亿万富翁与成千上万的低保收入者及数以几亿计的贫苦工农，这难道还不算两极分化吗！他们对此只字不 提，反而变本加厉地为“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这不但暴露了他们一贯的反动立场，还充分暴露他们当初就是出于欺骗人民为目的的。如果说当初他们欺骗党中央和 毛主席，人民原谅了他们。那么，这次他们仍企图再次以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法欺骗人民，对不起！我们决不答应！我们要反了！不反，他们还以为人民愚昧可 欺；不反，人民的生存条件和平等地位就根本没有保障；不反，这帮灭绝人性的家伙就会继续伙同中外反动派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无论他们再怎样挥舞“关心民 生”的破旗来欺骗，或者挥舞所谓“法制”的大棒来威胁，人民已不再相信他们的鬼话了。人民已经懂得他们的一贯伎俩就是骗、压、抓、杀，即骗不过就压，压不 过就抓，抓不过就杀；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不可辱的，他们不相信毛泽东思想的伟力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他们以为中国人民会永远的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屈服和忍受下去的。其实，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他们的日子已经悄然来临了。
复辟云水怒，造反风雷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任何 反动派的中国，更不是贪污腐败分子和官僚买办集团的中国。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他们苦心经营30年搭成的复辟大厦，就会在人民的弹指一挥间灰飞烟 灭、土崩瓦解。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了，那么人民就要 起来打倒他！”毛主席教导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是我们正义行动的保证。现在已经到了动手打倒这个假“共产党”的时候了，这个反动透顶、 极端腐败的统治集团，已经成为附在我们民族身上的一个恶性毒瘤，这个恶性毒瘤一天不铲除，我们民族灾难就一天不能幸免，《08宪章》分裂中国的阴谋就会得 逞。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要首先行动起来，从脚踏实地的发一张传单、刷一张标语、喊一句口号、建一个组织开始，大造革命舆论，做好战斗准 备！而要取得胜利，就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怎样团结起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取得胜利呢？具体的讲，就是不要整天只顾忙碌于我们自己 的那一点点私利而忘记社会责任。学校要成立起革命造反学生会，工厂要成立起革命造反工会，农民工要成立起农民工联合会，农村要成立起革命造反农会，军队和 退伍军人要成立起革命军人联合会等等，他们当中的群众积极分子和革命活动家，就是那个组织的领导人。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由工 农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造反先锋队，其中有从修正主义共产党营垒分离出来的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共产党员。我们这个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毛泽东思 想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唯一的宗旨；修正主义官僚买办统治集团，及追随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精英分子、《0八宪章》反动精英分子 是我们的敌人。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旗帜，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方法地引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粉碎他们《08宪章》的 卖国阴谋，展开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执政党的伟大斗争，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和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独 立自主、民主富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直至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根本的方针、路线。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全世界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朋友，我们将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在建立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的同时，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反 对殖民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和掠夺。我们希望得到全世界一切正义力量的大力支持，希望得到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官僚资本主 义革命力量的大力支持。
所有被欺骗、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敲 响了埋葬这个反动统治集团的第一声丧钟，吹响了打倒这个反动统治集团的第一声号角，是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人民军队要奋起造反的总动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因为他们是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他们没有群众基础。他们长期把持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国家政权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一句话，他们就要倒霉了。让我们 紧密团结在毛泽东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带头冲锋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发扬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投身到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伟大斗争中来吧！
最后，我们要严正警告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你们只有向人民投降，否则就是 死路一条。你们应该认清形势，不要过低的估计人民的造反力量，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对于压迫和剥削过人民的官僚、贪污腐败分子、地方黑恶势力成员，只 要没有血债，而且能够主动站到革命人民一边，在反复辟大革命斗争中，能够同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头子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的，将一律宽恕，既往不咎；对于继续为 虎作伥，死不改悔，参与反革命活动，怙恶不悛的，我们将严惩不贷。
人民解放军及人民公安全体指战员：你们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 人民武装力量，是人民的子弟兵。在今后随时可能发生的左派广大群众对反动统治集团的斗争冲突中，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 众”，积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最起码要保持中立，绝不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把枪口对准左派广大群众而成为人民的罪人。
同时，我们特别提醒公、检、法所有干警，你们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得充当反动政府的爪牙，对我毛共党员和造反群众施行逮捕、刑讯逼供、残酷折磨等法西斯手段，更不能将他们杀害，否则本党将予以严厉打击，并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
我们的口号是：
打倒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打倒官僚买办卖国贼！
打倒精英走狗，告别屈辱时代！
立即停止卖苦力、卖企业、卖资源等一切卖国行为！
维护人民尊严！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
还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清除官僚腐败分子！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团结起来，我们不做国际资本主义锁链下任人驱使的奴才。
誓死推翻中国共产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财富属于人民！
中国人民反复辟大革命一定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
2008年12月26日
****************************************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节选）
总纲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工农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先锋队，是毛泽东时期共产党和毛主席遗志的忠实继承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修正主义执政党和复辟了的官僚 买办剥削阶级，用马列毛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方针是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夺权，开展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伟大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唯物辨证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颠扑不灭的伟大真理。
毛泽东主义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总结。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毛泽东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毛泽东主义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灵魂和根本。
建立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各地、各级组织，是每一位有有组织能力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党员的光荣使命。敢不敢于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执政党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是马列毛主义革命派与修正主义走资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及一切有觉悟的群众积极分子，都应该自觉的向组织靠拢，积极参加到党的工作中 来，带领人民踏上中国无产阶级反复辟大革命运动的征途，共同完成历史赋予我党的光荣使命。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根本大纲，每一位毛共党员都必须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和坚决执行。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新一代共产党人在行动上与修正主义执政党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标志着毛泽东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大序幕正式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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