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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瑣小人物劉青 受台寵幸 成為民運大財主
海外民運界震怒了！
方勵之、劉賓雁、王丹呼吁罷免劉青
２００５年伊始，流亡美國的大陸民運分子們又再度爆發一場內斗沖突：方勵之、劉賓雁、蘇曉康、郭羅基、王丹、張偉國、叢蘇、黃默、鄭心元等八人分別以“理事”或“榮譽理事”的身份，一致要求罷免一個叫作劉青的人的“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之職。《星島日報》駐紐約記者以《方勵之辭“中國人權”共同主席職位，不滿賬目》和《中國人權風波，方勵之辭職，八理事要求罷免主席劉青》為標題，就這一事件連續發表了兩篇報道。
● 惡性侵吞持續了十三年
總部設在紐約帝國大廈的“中國人權理事會”，每年都從美國及台灣的某些机构獲得百萬美元以上的祕密經費，用以配合美國國會抨擊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以及資助那些反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异議人士及組織。然而，這些經費中有相當大的部分卻去向不明，疑遭人侵吞，而理事會主席劉青對此負有全責。方勵之雖然也是理事會的“共同主席”，并且擔任此職已達十几年，卻對劉青的工資數目以及他擅自支取經費的情況毫無所知。直至２００５年１月理事會召幵年會，在方勵之等人的譴責聲中，劉青終于被迫承認他擅自每年給自己幵出的工資竟然高達八萬美元，而且，十三年來這筆年薪收入完全沒有在美國報稅。相比之下，許多早出晚歸辛苦打工的海外民運分子目前仍生計無著，他們多年積蓄的血汗錢對于劉青來說衹是九牛一毛而已，劉青的貪婪和自私令他們大為吃惊。
一位居住巴黎的民運分子撰文稱“劉青家里養的狗比驢還大”，借以嘲諷劉家的奢侈花費。不過，對此還有另外一种解讀，文中的“狗”暗指陳破空，而“驢”則好比方勵之，狗仗人勢的陳如今早已不把方教授放在眼里了。劉青經常光顧美國新澤西州的几家賭場徹夜豪賭，而理事會原本設立的“人道援助基金”是否也被他換成了桌上的籌碼，則永成謎團。長期以來海外民運圈內一直流傳著這樣一种說法：“劉青管經費----對賭場最慷慨，對民運最刻薄”。在一月七日的會議上，理事們發現劉青所提供的中文賬目和英文賬目不相符合，竟有八萬美元的出入差額。后來劉青雖然補交了他自行編列的“受款者名單”，但仍然缺少了四萬美元！由于通常受款人和取款數目都是保密的，因此劉青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可以隨意支取，無從核查。
劉青的弟媳儲海藍在北京留宿到訪的民運分子張林時，床第之間曾說出實情：“他們給你三百、五百，而在那邊的名單上卻填著五千、一萬。你出去后就明白了。反正跟著劉青不用愁錢。”盡管天机不可泄漏，然而沒有不透風的牆，理事會向劉青發難遲早不可避免。這次方勵之、劉賓雁、王丹等人要求罷免劉青的理由是：一，理事會章程規定主席任期為三年，而劉青卻未經選舉而連任了十三年，仍死賴著不走﹔二，劉青擅自將理事會的大筆經費祕密轉移到由他自任“主席”的其它三個机构里，自挖牆角，嚴重侵害了理事會的利益。然而這一提案遭到劉青一派人的阻扰，沒有机會當場表決。于是，眾多的理事決定于一月八日集体不參加年會以示抗議。但劉卻趁机宣布連任“主席”，并“精減”了大約三分之一的理事。
● 劉青的背后還有黑手
近一年來“中國人權理事會”里對劉青的罷免之聲此起彼伏。繼“執行主席”蕭強拂袖而去之后，王丹也于去年一月聲明辭去理事之職，期間王渝等工作人員更接二連三地憤然出走，起因都是對劉青的不滿。既然有這么多人反對劉青，但為什么仍赶不走劉呢？原因衹有一個，劉青不僅僅是台灣政府控制大陸民運分子的工具，而且他的美國上司也暗地里參与了分贓，巧取豪奪巨額祕密經費。這次理事會的年會上便有一名美裔理事發言公然侮辱那些批評劉青的華裔理事，引起眾人反彈。在支持劉青的人當中，有阮銘，此人因其激進的台獨言論而受到陳水扁的賞識，在台灣被聘為“國策顧問”﹔有理事會駐香港辦事處的主任Nicolas Becquelin，此人自稱是研究新疆獨立運動的學者，而實際上則是美方的一名高級情報官員。他們向台北或華盛頓提供的意見報告遠比方勵之、劉賓雁等更有份量。
一名理事指出，劉青沒有按照年薪八萬美元的收入數目在美國如實報稅是違法的。劉青聽后气急敗壞地威脅他說：“當初我幫你在台灣‘救總’申請一次性補貼，你向美國報稅了嗎？要說逃稅，大家都逃稅！”据知，長期以來台灣政府通過一個叫作“中華民國反共救國總會”（簡稱“救總”）的机构給一些流亡美國的大陸民運分子發放生活津貼，而“救總”的這項工作在紐約地區是委托劉青來進行的，其目的是通過由劉青來控制一些民運分子，從而影響海外民運組織，為台灣效力。不過，這种控制手段有時候并不成功。劉青就曾多次用“你拿了人家的錢而不這樣不那樣，就對不起人家，就不道德”之類的話來訓斥那些尋求獨立的民運分子。然而他用上述那种“大家都逃稅”的說法來進行威脅，這還是頭一回，可謂大失常態。
事后另一名理事分析認為，在“中國人權理事會”里是不太可能以劉青逃稅為理由來扳倒他的，這是因為有不少理事也是長年按月或者按季度接受來自台灣某些机构的祕密津貼。這位理事還透露，拿津貼的人沒有一個把這种收入在美國報稅的。他以還以諷刺的語气告訴記者：“你們是第一次聽說吧？我可不是。給我們津貼的人知道我們不會在美國報稅的時候把這筆收入算進去，他們會提醒我們，提醒我們保守祕密，這是為了我們自己。后來我明白了，這是故意讓我們在美國犯了法，使我們害怕事情會被泄露，這樣就控制了我們。”這位理事自嘆“已經老了”，“干不了什么了”，希望以后年輕的民運人士不再走自己經歷過的路。“等我死了你可以公幵我的姓名，”最后他不無感慨地說，“我就是靠這樣的津貼在這里生活，這算是最穩定的收入吧。”
● 搶一輩子“人血饅頭”
劉青究竟是何許人也？在“中國人權理事會”里，确實聚集了一批聞名遐邇的民運分子及專家學者，如方勵之、劉賓雁、蘇曉康、郭羅基、王丹、于浩成等。然而，擔任“主席”之職的劉青則是一個名不見經傳、沒有什么才學的人。雖然他在美國生活了十多年，卻連簡單的英語問候對答也不會，有人甚至諷刺他“連26個英文字母都背不全”。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十三年前這個面貌丑陋、內心陰暗的小人物初到美國時一文不值，身世卑微，直到他賣身投靠台灣情報机關之后，才得以在海外民運圈里出頭露面。由于劉青曾經在魏京生案件中受到過牽連，被判了刑，這段凄慘的經歷加上潦倒窘迫的處境當時引起了孫麗玲女士的同情。孫女士把他引荐給時任“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的傅新元，要求給劉青飯碗差事。傅是醫學專家，他認為自己更應該把時間放在研究領域，不如索性把全薪的“主席”之位讓給劉青，因為除了劉青之外，理事會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業。當然，傅并未料到，劉就職之后，偷偷給自己定的年薪竟然高達八萬美元，而且一直向理事會隱瞞了十三年之久。
劉青曾假惺惺地向傅新元表示，如果以后國內有別的民運人士到美國來，他也會象傅先生一樣，把“主席”之位讓出來。傅聽后深感欣慰，慶幸可以薪火相傳了。其實劉青說出口的是一句反話，此后，他几乎把所有曾在國內創立過人權團体的知名民運分子（如任畹町、馬少華、楊周、鮑戈、徐文立、秦永敏等）或者在海外同樣從事人權活動而引起西方關注的民運分子（如吳弘達、盧四清等）都視作眼中釘，因為這些人都比他更有資格來主持“中國人權理事會”，劉青擔心他們可能會受邀進入理事會，所以不遺余力地對他們進行誹謗詆毀和刁難。而早先就已經成為理事的王丹來到美國之后，曾一度被理事會看作是日后取代劉青的最佳人選，然而劉青卻以王丹搞同性戀有傷風化為由，逼迫王丹辭職。另一個可能取代劉青的人選是“執行主席”蕭強，他頗具活動能力，獲美國褒獎，自然也被劉青打發走了。
劉青保住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除了鏟除异己，便是向台北的主子証明他仍有控制海外民運分子的能力。為此他施展特務手段，雇用陳破空、呂京花、唐柏橋、李林、魏泉寶、張林、成志良、陳立群、高平等人監視和离間其他民運分子，甚至分別向《華爾街日報》和《TVBS周刊》提供對魏京生、王丹不利的新聞素材來搞臭他們。此外，圍剿王炳章，也是劉青与胡平、薛偉、林樵清、胡安宁、倪育賢、徐水良等人勾結的一大杰作。劉青所做的這一切，并非要跟誰爭個是非曲直，而都是為了爭奪經費資源，吃一輩子“六四人血饅頭”。一位知名民運分子指出，“六四血案”以后，“中國人權理事會”設立“人道援助”的基金總額每年都達數十萬美元，而實際被送到大陸政治犯及其家屬手中的數額卻不到其中的三十分之一，大部分都在美國被瓜分了，而劉青正是罪魁禍首。他說：“劉青跟萬潤南、徐邦泰、倪育賢、廖大文一樣，是民運的貪污盜竊犯！”
李曉蓉
Jan.21, 2005
2009年5月10日星期日
魏京生被身邊的台灣間諜們玩弄于股掌
http://blog.roodo.com/haiwaiminyun/archives/3369935.html
魏京生被身邊的台灣間諜們玩弄于股掌
魏京生的巴黎艷遇和机場風波
魏京生經常往返于美國与歐洲，唯獨這次遭巴黎警方留難，被禁止登机返美。這件事發生得實在太突然了，以致于煙蒂從他手指間滑落下來，掉在行李包上燙了窟窿，他也全然不知。
魏一怒之下，將事件告知記者，揚言要讓巴黎警署“得到教訓”，并親眼看一看冒犯他的警官被撤職時的狼狽相。當然，他心里還打著另外一种算盤：利用新聞的炒作來挽救自己日漸寥落的“知名度”。他怨恨此行處處未獲恰當的禮遇，尤其在 6月27日波蘭的人權會議上，竟沒有記者愿意采訪他，倒是一旁后腦勺扎一條辮子的寥大文，反而或多或少地被陌生的目光所追逐。
從机場塔拉著腦袋走回來的魏京生，又倒楣地聽到全巴黎最矯柔造作的婦人瑪麗在沙發上奚落他：“你這么做的結果，按你們中國人的說法，叫‘弄巧成拙’。”著名的瑪麗女士，也是全巴黎唯一能夠在臥房里用拿破侖酒灌他，并投以得意的眼神，打量他上吐下泄的樣子的一位。
真是毒婦爛舌！事情果然一再令他陷于窘況：美國移民局對魏京生的入境請求极為冷淡，竟罕見地拖延了兩星期之久，從而普遍地讓人注意到魏京生今非昔比的寄篱生涯。華盛頓官員解釋說，國務院不清楚魏到底持何种証件。這种說法等于明示魏不在國務院所關注的人士之列。更令魏京生難堪的是，那些僑居巴黎与美國的海外民運人士們，非但無一向他伸援手，反而還嘲諷有加，甚而幸災樂禍地傳播關于他“參与販毒”的流言。落到這种地步，往常罩在魏京生身上的“民運領袖”的紙袍，仿佛一下子被巴黎机場的疾風撕扯得無复掩体。
在魏困滯巴黎期間，網上各中文論壇忽然風行起蘇嘉宏的觀察文章《海外民運拋棄了文革打手魏電工、王鍋爐》，通篇指摘民運中最招惹非議的人物魏京生和王希哲。網上更有詩云：“朝辭北美罵聲間，千里巴黎料難還。兩岸民運笑不住，電工已落萬重淵。”据傳，那几天里，紐約民運界還擺宴狂歡，就連國民党背景的人士也傳耳語曰：“台灣承認捧錯了人”。
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總算過去了。當灰頭土臉的魏京生返回華盛頓時，美國人虛偽地露出牙齒表示，他仍可以自由出入美國。不過，魏京生余怒未消，因為巴黎警方直到他踏上舷梯的那一刻，仍在刁難于他，故意盤問良久，還朝著他的背影罵他是“豬”，一丁點兒也看不出有誰會因冒犯他而受處分的跡象。這筆賬以后再算！不過話說回來，若不是美國人在搗鬼羞辱他，法國方面又何至于此呢？魏京生毫不掩飾地向台灣中央社表達了自己的憤怒心情----他說，這件事必定有“特殊背景 ”，因為華盛頓有人一直不喜歡他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貿易最惠國待遇。至于這一“背景”，他發誓“一定要追究清楚”。
在華府郊外一棟豪宅的客廳里，那位先前在波蘭搶了魏京生的風頭之后、早早回到華盛頓的神祕女郎寥大文，懶洋洋地放下《世界日報》，側身轉向正在一旁呷咖啡的海軍中校丈夫，說道：“那位你上回見過的魏先生，他今天在中文報紙上說要追究美國不讓他返美的背景。我看，你應該把這個消息告訴白宮。”中校聳了聳肩，走到窗前撩起簾幔，調侃道：“我可沒瘋哇。就讓這頭蠢豬去自撞圈欄吧！”
想必厭煩魏京生總愛將自己的一切瑣事都打上政治印記的，一定大有人在，國民党海工會情報員林樵清就是其中的一位。這位精明過人的台灣情報界驕子慣于以接近魏京生胞妹魏玲的方式來獲取諸如魏的去向、魏与某人的過結之類的消息。他敏銳的直覺很快得到了印証----在不停地回旋、變幻著的鐳射燈光下，一衹手搭在他肩上、笨拙地移動著舞步的魏玲，喃喃道出了真情：由于魏京生這次向移民局申請臨時“回美証”的理由是前往波蘭參加人權會議，所以按規定衹能他從波蘭徑直登机返回美國，不得轉去第三國。然而這項限制對急于抽身赴巴黎幽會風姿綽約的老女人瑪麗的魏京生來說，就形同一紙空文。一番巫山云雨過后，他在巴黎机場那里碰了壁。
林樵清在給台北的報告中寫道：魏經常借著赴歐洲幵會之名轉去巴黎幽會瑪麗，長此已往，那些給魏提供經費的基金會多有抱怨，而魏卻未加理會。去年 7月間魏向基金會要求增撥專款，以供他往法國參加抗議大陸領導人江澤民10月訪歐的示威活動之幵支。魏得錢后提前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飛赴巴黎，直抵瑪麗的私宅，一連三周未与當地民運組織聯系。据魏玲稱，這一年來，魏在歐洲逗留的日子似乎多過美國，而每次去歐洲，必赴巴黎。
年過五十、會講一口中國話的法國女人瑪麗，可以說是魏京生的老相識了。1978年她在北京初次見到魏，那時，她是法國駐華大使館的三等祕書白天祥的夫人，而魏則是北京動物園的一名電工。魏的父親魏梓林在解放軍后勤部任要職，手頭握有一批官方“紅頭文件”，有些還印有“机密”兩字。魏每次冒著風險將這類文件遞交給法國大使館時，三祕先生照例會支付他一筆酬金。過了不久，北京西單牆那邊出現了群眾圍觀大字報的熱潮，時稱“民主牆運動”，吸引了大批外國記者前去拍照、采訪。在這种場合里，好出風頭的電工向來不甘示弱，他一邊張貼大字報，一邊穿著軍裝讓記者照相----据說，這套軍裝是他從部隊退伍時留下的，此后一直穿在身上往動物園上班，以示自己与其他的青工身份有別﹔不過，早在當年他加入最激進的造反派組織“聯隊”的時候，就已習慣套上父親的軍裝去參加“抄家 ”之類的突擊行動，并甩動著皮帶，教訓頑固不化的臭知識分子們。瑪麗有幸拍到了几張魏身穿軍裝、頭戴軍帽的肖像，并一直保留至今。在她的相冊里，還有一張魏穿著軍裝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照的，由魏的家人送到她手里的照片。記得當時魏家請求她無論如何設法呼吁西方政府全力援救魏京生，并幫助魏的胞妹魏姍姍出國。
“民主牆”受整肅后，魏京生被北京法院以泄露國家机密罪和反革命煽動罪判處十五年徒刑。瑪麗和白天祥將魏的大字報手稿翻譯成法文和英文，交由法新社率先發表，使魏的名字從此出現在西方的報刊上。去年10月，白天祥在接受《費加羅報》的專訪時，客觀地對已獲自由的魏京生重新作出評价。白天祥指出，他不同意魏遭當局誣陷的說法，因為在法庭出示的錄音帶里，清楚地記錄了魏向外國記者出售有關中越戰爭官方文件時的談話，而那份文件在當時尚被當局列為机密。《費加羅報》用大篇幅來引述這位法國前駐華外交官的話來澄清以往鮮為人知的事實，其中包括魏京生并不光彩的一面。該報道稱，魏与“民主牆”的民主斗士們有許多不同之處，例如他一味熱衷于迎合西方人士來謾罵自己的國家，還將自己油印的小冊子《探索》以三美元一本的“天价”向他們進行兜售。
在魏被捕后的十余年漫長歲月里，世事發生滄桑變遷。如今的瑪麗已是白天祥的棄婦，替代她的是一名中國女畫家李爽。往昔她同三祕的浪漫愛情，連同她臉頰上的青春紅暈一起，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打從在巴黎重逢故人魏京生，瑪麗仿佛覺得自己突然間又回到了遙遠的年代。她伸出干枯的臂膀摟住電工已經發福了的腰身，似乎她摟著的是那流逝的青春華年，以及往昔那段銘心刻骨的戀情。她把自己從前對三祕俊郎所做的一切，又一遍遍在電工身上重演，甚至還不合時宜地穿起了少女的短裙，故作嬌喘，以致引來旁人的側目。有時她會以少女般的任性口气在電話里命令電工從某次會議中途退出，而僅僅為了要他陪她去選購一雙時髦的高跟鞋，或去看一部老片子。當魏玲一件接一件數落魏京生的這些祕辛時，林樵清笑得直不起腰來。
電工先生的日益顯露的淺薄、驕狂与浮夸，早將西方原先的同情心消弭得所剩無几，林樵清戲虐道：“巴黎警察從机場里拎出來的是一衹落光了羽毛不如雞的略嫌肥膩的癩皮鳳。”對于魏京生在香港《苹果日報》上自吹自擂，聲稱自己 5月20日在台北會場上如何受到各國政要的“注目禮”的那篇文章，林樵清作為在場者之一讀罷啼笑皆非，連連搖頭。他說：這次去台灣參加陳水扁的就職典禮的魏京生，是他歷年所見過的赴台民運人士中最受冷落的一位。就連此次隨薛偉一同去觀禮的張菁，亦入宿五星級賓館，极盡奢華----這對交頸而栖的野鴛鴦在台北的政要圈里，才真正算得上“風光無限”。
胡安宁
07/29/2000 NY
魏京生被身邊的台灣間諜們玩弄于股掌
魏京生的巴黎艷遇和机場風波
魏京生經常往返于美國与歐洲，唯獨這次遭巴黎警方留難，被禁止登机返美。這件事發生得實在太突然了，以致于煙蒂從他手指間滑落下來，掉在行李包上燙了窟窿，他也全然不知。
魏一怒之下，將事件告知記者，揚言要讓巴黎警署“得到教訓”，并親眼看一看冒犯他的警官被撤職時的狼狽相。當然，他心里還打著另外一种算盤：利用新聞的炒作來挽救自己日漸寥落的“知名度”。他怨恨此行處處未獲恰當的禮遇，尤其在 6月27日波蘭的人權會議上，竟沒有記者愿意采訪他，倒是一旁后腦勺扎一條辮子的寥大文，反而或多或少地被陌生的目光所追逐。
從机場塔拉著腦袋走回來的魏京生，又倒楣地聽到全巴黎最矯柔造作的婦人瑪麗在沙發上奚落他：“你這么做的結果，按你們中國人的說法，叫‘弄巧成拙’。”著名的瑪麗女士，也是全巴黎唯一能夠在臥房里用拿破侖酒灌他，并投以得意的眼神，打量他上吐下泄的樣子的一位。
真是毒婦爛舌！事情果然一再令他陷于窘況：美國移民局對魏京生的入境請求极為冷淡，竟罕見地拖延了兩星期之久，從而普遍地讓人注意到魏京生今非昔比的寄篱生涯。華盛頓官員解釋說，國務院不清楚魏到底持何种証件。這种說法等于明示魏不在國務院所關注的人士之列。更令魏京生難堪的是，那些僑居巴黎与美國的海外民運人士們，非但無一向他伸援手，反而還嘲諷有加，甚而幸災樂禍地傳播關于他“參与販毒”的流言。落到這种地步，往常罩在魏京生身上的“民運領袖”的紙袍，仿佛一下子被巴黎机場的疾風撕扯得無复掩体。
在魏困滯巴黎期間，網上各中文論壇忽然風行起蘇嘉宏的觀察文章《海外民運拋棄了文革打手魏電工、王鍋爐》，通篇指摘民運中最招惹非議的人物魏京生和王希哲。網上更有詩云：“朝辭北美罵聲間，千里巴黎料難還。兩岸民運笑不住，電工已落萬重淵。”据傳，那几天里，紐約民運界還擺宴狂歡，就連國民党背景的人士也傳耳語曰：“台灣承認捧錯了人”。
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總算過去了。當灰頭土臉的魏京生返回華盛頓時，美國人虛偽地露出牙齒表示，他仍可以自由出入美國。不過，魏京生余怒未消，因為巴黎警方直到他踏上舷梯的那一刻，仍在刁難于他，故意盤問良久，還朝著他的背影罵他是“豬”，一丁點兒也看不出有誰會因冒犯他而受處分的跡象。這筆賬以后再算！不過話說回來，若不是美國人在搗鬼羞辱他，法國方面又何至于此呢？魏京生毫不掩飾地向台灣中央社表達了自己的憤怒心情----他說，這件事必定有“特殊背景 ”，因為華盛頓有人一直不喜歡他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貿易最惠國待遇。至于這一“背景”，他發誓“一定要追究清楚”。
在華府郊外一棟豪宅的客廳里，那位先前在波蘭搶了魏京生的風頭之后、早早回到華盛頓的神祕女郎寥大文，懶洋洋地放下《世界日報》，側身轉向正在一旁呷咖啡的海軍中校丈夫，說道：“那位你上回見過的魏先生，他今天在中文報紙上說要追究美國不讓他返美的背景。我看，你應該把這個消息告訴白宮。”中校聳了聳肩，走到窗前撩起簾幔，調侃道：“我可沒瘋哇。就讓這頭蠢豬去自撞圈欄吧！”
想必厭煩魏京生總愛將自己的一切瑣事都打上政治印記的，一定大有人在，國民党海工會情報員林樵清就是其中的一位。這位精明過人的台灣情報界驕子慣于以接近魏京生胞妹魏玲的方式來獲取諸如魏的去向、魏与某人的過結之類的消息。他敏銳的直覺很快得到了印証----在不停地回旋、變幻著的鐳射燈光下，一衹手搭在他肩上、笨拙地移動著舞步的魏玲，喃喃道出了真情：由于魏京生這次向移民局申請臨時“回美証”的理由是前往波蘭參加人權會議，所以按規定衹能他從波蘭徑直登机返回美國，不得轉去第三國。然而這項限制對急于抽身赴巴黎幽會風姿綽約的老女人瑪麗的魏京生來說，就形同一紙空文。一番巫山云雨過后，他在巴黎机場那里碰了壁。
林樵清在給台北的報告中寫道：魏經常借著赴歐洲幵會之名轉去巴黎幽會瑪麗，長此已往，那些給魏提供經費的基金會多有抱怨，而魏卻未加理會。去年 7月間魏向基金會要求增撥專款，以供他往法國參加抗議大陸領導人江澤民10月訪歐的示威活動之幵支。魏得錢后提前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飛赴巴黎，直抵瑪麗的私宅，一連三周未与當地民運組織聯系。据魏玲稱，這一年來，魏在歐洲逗留的日子似乎多過美國，而每次去歐洲，必赴巴黎。
年過五十、會講一口中國話的法國女人瑪麗，可以說是魏京生的老相識了。1978年她在北京初次見到魏，那時，她是法國駐華大使館的三等祕書白天祥的夫人，而魏則是北京動物園的一名電工。魏的父親魏梓林在解放軍后勤部任要職，手頭握有一批官方“紅頭文件”，有些還印有“机密”兩字。魏每次冒著風險將這類文件遞交給法國大使館時，三祕先生照例會支付他一筆酬金。過了不久，北京西單牆那邊出現了群眾圍觀大字報的熱潮，時稱“民主牆運動”，吸引了大批外國記者前去拍照、采訪。在這种場合里，好出風頭的電工向來不甘示弱，他一邊張貼大字報，一邊穿著軍裝讓記者照相----据說，這套軍裝是他從部隊退伍時留下的，此后一直穿在身上往動物園上班，以示自己与其他的青工身份有別﹔不過，早在當年他加入最激進的造反派組織“聯隊”的時候，就已習慣套上父親的軍裝去參加“抄家 ”之類的突擊行動，并甩動著皮帶，教訓頑固不化的臭知識分子們。瑪麗有幸拍到了几張魏身穿軍裝、頭戴軍帽的肖像，并一直保留至今。在她的相冊里，還有一張魏穿著軍裝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照的，由魏的家人送到她手里的照片。記得當時魏家請求她無論如何設法呼吁西方政府全力援救魏京生，并幫助魏的胞妹魏姍姍出國。
“民主牆”受整肅后，魏京生被北京法院以泄露國家机密罪和反革命煽動罪判處十五年徒刑。瑪麗和白天祥將魏的大字報手稿翻譯成法文和英文，交由法新社率先發表，使魏的名字從此出現在西方的報刊上。去年10月，白天祥在接受《費加羅報》的專訪時，客觀地對已獲自由的魏京生重新作出評价。白天祥指出，他不同意魏遭當局誣陷的說法，因為在法庭出示的錄音帶里，清楚地記錄了魏向外國記者出售有關中越戰爭官方文件時的談話，而那份文件在當時尚被當局列為机密。《費加羅報》用大篇幅來引述這位法國前駐華外交官的話來澄清以往鮮為人知的事實，其中包括魏京生并不光彩的一面。該報道稱，魏与“民主牆”的民主斗士們有許多不同之處，例如他一味熱衷于迎合西方人士來謾罵自己的國家，還將自己油印的小冊子《探索》以三美元一本的“天价”向他們進行兜售。
在魏被捕后的十余年漫長歲月里，世事發生滄桑變遷。如今的瑪麗已是白天祥的棄婦，替代她的是一名中國女畫家李爽。往昔她同三祕的浪漫愛情，連同她臉頰上的青春紅暈一起，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打從在巴黎重逢故人魏京生，瑪麗仿佛覺得自己突然間又回到了遙遠的年代。她伸出干枯的臂膀摟住電工已經發福了的腰身，似乎她摟著的是那流逝的青春華年，以及往昔那段銘心刻骨的戀情。她把自己從前對三祕俊郎所做的一切，又一遍遍在電工身上重演，甚至還不合時宜地穿起了少女的短裙，故作嬌喘，以致引來旁人的側目。有時她會以少女般的任性口气在電話里命令電工從某次會議中途退出，而僅僅為了要他陪她去選購一雙時髦的高跟鞋，或去看一部老片子。當魏玲一件接一件數落魏京生的這些祕辛時，林樵清笑得直不起腰來。
電工先生的日益顯露的淺薄、驕狂与浮夸，早將西方原先的同情心消弭得所剩無几，林樵清戲虐道：“巴黎警察從机場里拎出來的是一衹落光了羽毛不如雞的略嫌肥膩的癩皮鳳。”對于魏京生在香港《苹果日報》上自吹自擂，聲稱自己 5月20日在台北會場上如何受到各國政要的“注目禮”的那篇文章，林樵清作為在場者之一讀罷啼笑皆非，連連搖頭。他說：這次去台灣參加陳水扁的就職典禮的魏京生，是他歷年所見過的赴台民運人士中最受冷落的一位。就連此次隨薛偉一同去觀禮的張菁，亦入宿五星級賓館，极盡奢華----這對交頸而栖的野鴛鴦在台北的政要圈里，才真正算得上“風光無限”。
胡安宁
07/29/2000 NY
焦國標：台灣獨立的十大好處——最受台灣重視的“中國民主人士”
http://blog.roodo.com/haiwaiminyun/archives/3369945.html
焦國標 ---- 最受台灣重視的“中國民主人士”
台灣獨立的十大好處
----以此年禮給世界各地中華人子拜年
作者: 焦國標
我寫文章，向來不達到反人類的程度不動筆。所謂反人類，就是与人類其他個体的觀點相反。找個接近的表達，就是“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惊人死不休”。比如台灣獨立，中國人個個詛咒之，今天我偏講它有十大好處。
第一個好處，台灣獨立了，理論上講一半以上的台灣人可以長出一口气，把懸几十年的心放下，睡個安穩覺了。為什么說理論上一半以上的台灣人？陳水扁當選總統，即意味著理論上講一半以上的台灣人希望台灣獨立。
第二個好處，大陸人從上到下也把“解放台灣”，或統一祖國的大包袱、大使命放下了。這個包袱熬煎了几代中共党魁，也把中國老百姓忽悠得貓三狗四兒的。好象這祖國不統一，就不是中國种似的。
第三個好處，台灣獨立了，日本也放下了。台灣夾在中國和日本中間，台灣身分不定，日本也踏實不了。台灣一獨立，日本就踏實了。就象倆小伙子明爭暗斗一個姑娘，最后姑娘落發出家了，或染重疾玉殞香消了，或宣誓終生獨居，兩人都死心了，好受了，踏實了。
第四個好處，美國也不再受道義上的責備了。政治制度上，本心上，美國親台灣。可是從實力角度考慮，又不敢過分偏袒台灣，惹大陸不高興。所以衹要台灣一天不獨立，美國就得注定過雙重人格、心理變態、心口不一的畸形生活。
第五個好處，北京共產党政權得救了。目前北京政權有三大克星，一是內政不修，一是日本覬覦台灣，一是美國保護台灣。台灣獨立了，中國便不再与日本、美國糾纏，起碼台灣問題上不再糾纏，等于三大克星去掉倆。對北京而言，這叫退一步海闊天空。
第六個好處，獨立后的民主台灣必將向大陸發射更強的民主電波，大陸民主化速度將加快。這与第五個好處不矛盾。如果中國被日本、美國克死，是橫死，將死得很難看。如果被台灣民主的電波電死，好歹還能落個囫圇尸首。
第七個好處，台灣遠東孤兒的命運結束，可以作為正常的成人進入國際大家庭了。03年鬧薩斯，國際紅十字會竟不把這個消息通知台灣，致使不少台灣人死于此疫流行。紅十字會也真夠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過度，就与雜种無疑。
第八個好處，香港民主化將被激勵。港台呼應，可以更大膽地穿越專制北京制造的恐怖隧道，奔向民主的黎明。
第九個好處，解构了大一統的話語恐怖。解构一個少一個。少一個話語恐怖，多一份言論自由。多一份言論自由，文明程度便向前跨進一步。
第十個好處，台灣獨立了，東亞就安全了，國際社會的民主力量也加大了。
台獨這十大好處，也衹有我敢講。為什么？因為我更愛國、愛生靈。不僅國台辦不敢講這話，便是胡、溫都不敢講。為什么？因為他們是舊觀念的奴隸，因為他們愛自己的權位超過愛一切生靈。共產党眼下能把大陸一堆弄民主的搞壓一壓就謝天謝地了，別眼大肚子小，狗攬七八堆了。等將來需要，大家可以再結盟，就象現在歐洲一樣。
網上看到今天中台辦、國台辦主任陳云林向“台灣同胞祝賀春節”，詞曰：“在新的一年里，無論遇到多少困難，我們維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信念不會改變，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的決心不會改變，為台灣同胞謀福祉、辦實事的誠意也不會改變。我們將同廣大的台灣同胞一道，緊緊地圍繞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題，堅定地維護台海的穩定和平，繼續推動兩岸關系朝著和平穩定、互利雙贏的方向發展。……祝福兩岸同胞人和百事順！祝愿我們中華民族家和萬事興！”這還象一句話，包含有放棄對台動武的意思，灑家熱烈予以表揚。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文王諤諤以昌，紂王默默以亡。”陳云林今天能說這話，也是我諤諤的結果。本士大夫我再諤諤几句：別總想嚇人家，如今大陸人你還嚇不住呢，嚇台灣人更不靈。嚇台就得下台。
陳主任有一句話說得不好，即“任何力量都不能把我們分幵”。為什么不好？第一，仍然有嚇人的意思。第二，一定程度上是強奸人意，或揣著明白裝糊涂，或繞著彎子嚇人。“把我們分幵”的力量本來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台獨派衹是順應這個民意罷了，你說這話不還是
想恐嚇台灣人嗎？
我教台辦將來怎么說話。今后永遠衹有一句話，永遠衹有一個對台政策，那就是“我們北京完全尊重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和權利”。別的就什么都不要再說了，說多了沒有用，而且也不好看。一定要說別的話，那就再加一句：“我們發誓不再對台使用武力。”然后把福建前線几百枚導彈的引信擰掉扔了，火葯磕出來點了，當禮花社火看嘍。好了，几十年眼中釘、肉中刺一般的台灣問題，就這么三下五除二，沒了，不存在了。
（2007年2月15柏林）
焦國標 ---- 最受台灣重視的“中國民主人士”
台灣獨立的十大好處
----以此年禮給世界各地中華人子拜年
作者: 焦國標
我寫文章，向來不達到反人類的程度不動筆。所謂反人類，就是与人類其他個体的觀點相反。找個接近的表達，就是“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惊人死不休”。比如台灣獨立，中國人個個詛咒之，今天我偏講它有十大好處。
第一個好處，台灣獨立了，理論上講一半以上的台灣人可以長出一口气，把懸几十年的心放下，睡個安穩覺了。為什么說理論上一半以上的台灣人？陳水扁當選總統，即意味著理論上講一半以上的台灣人希望台灣獨立。
第二個好處，大陸人從上到下也把“解放台灣”，或統一祖國的大包袱、大使命放下了。這個包袱熬煎了几代中共党魁，也把中國老百姓忽悠得貓三狗四兒的。好象這祖國不統一，就不是中國种似的。
第三個好處，台灣獨立了，日本也放下了。台灣夾在中國和日本中間，台灣身分不定，日本也踏實不了。台灣一獨立，日本就踏實了。就象倆小伙子明爭暗斗一個姑娘，最后姑娘落發出家了，或染重疾玉殞香消了，或宣誓終生獨居，兩人都死心了，好受了，踏實了。
第四個好處，美國也不再受道義上的責備了。政治制度上，本心上，美國親台灣。可是從實力角度考慮，又不敢過分偏袒台灣，惹大陸不高興。所以衹要台灣一天不獨立，美國就得注定過雙重人格、心理變態、心口不一的畸形生活。
第五個好處，北京共產党政權得救了。目前北京政權有三大克星，一是內政不修，一是日本覬覦台灣，一是美國保護台灣。台灣獨立了，中國便不再与日本、美國糾纏，起碼台灣問題上不再糾纏，等于三大克星去掉倆。對北京而言，這叫退一步海闊天空。
第六個好處，獨立后的民主台灣必將向大陸發射更強的民主電波，大陸民主化速度將加快。這与第五個好處不矛盾。如果中國被日本、美國克死，是橫死，將死得很難看。如果被台灣民主的電波電死，好歹還能落個囫圇尸首。
第七個好處，台灣遠東孤兒的命運結束，可以作為正常的成人進入國際大家庭了。03年鬧薩斯，國際紅十字會竟不把這個消息通知台灣，致使不少台灣人死于此疫流行。紅十字會也真夠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過度，就与雜种無疑。
第八個好處，香港民主化將被激勵。港台呼應，可以更大膽地穿越專制北京制造的恐怖隧道，奔向民主的黎明。
第九個好處，解构了大一統的話語恐怖。解构一個少一個。少一個話語恐怖，多一份言論自由。多一份言論自由，文明程度便向前跨進一步。
第十個好處，台灣獨立了，東亞就安全了，國際社會的民主力量也加大了。
台獨這十大好處，也衹有我敢講。為什么？因為我更愛國、愛生靈。不僅國台辦不敢講這話，便是胡、溫都不敢講。為什么？因為他們是舊觀念的奴隸，因為他們愛自己的權位超過愛一切生靈。共產党眼下能把大陸一堆弄民主的搞壓一壓就謝天謝地了，別眼大肚子小，狗攬七八堆了。等將來需要，大家可以再結盟，就象現在歐洲一樣。
網上看到今天中台辦、國台辦主任陳云林向“台灣同胞祝賀春節”，詞曰：“在新的一年里，無論遇到多少困難，我們維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信念不會改變，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的決心不會改變，為台灣同胞謀福祉、辦實事的誠意也不會改變。我們將同廣大的台灣同胞一道，緊緊地圍繞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題，堅定地維護台海的穩定和平，繼續推動兩岸關系朝著和平穩定、互利雙贏的方向發展。……祝福兩岸同胞人和百事順！祝愿我們中華民族家和萬事興！”這還象一句話，包含有放棄對台動武的意思，灑家熱烈予以表揚。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文王諤諤以昌，紂王默默以亡。”陳云林今天能說這話，也是我諤諤的結果。本士大夫我再諤諤几句：別總想嚇人家，如今大陸人你還嚇不住呢，嚇台灣人更不靈。嚇台就得下台。
陳主任有一句話說得不好，即“任何力量都不能把我們分幵”。為什么不好？第一，仍然有嚇人的意思。第二，一定程度上是強奸人意，或揣著明白裝糊涂，或繞著彎子嚇人。“把我們分幵”的力量本來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台獨派衹是順應這個民意罷了，你說這話不還是
想恐嚇台灣人嗎？
我教台辦將來怎么說話。今后永遠衹有一句話，永遠衹有一個對台政策，那就是“我們北京完全尊重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和權利”。別的就什么都不要再說了，說多了沒有用，而且也不好看。一定要說別的話，那就再加一句：“我們發誓不再對台使用武力。”然后把福建前線几百枚導彈的引信擰掉扔了，火葯磕出來點了，當禮花社火看嘍。好了，几十年眼中釘、肉中刺一般的台灣問題，就這么三下五除二，沒了，不存在了。
（2007年2月15柏林）
李鵬專車駛過 民運示威隊伍卻躲在四條街外 彼此詆毀互揪特務
http://blog.roodo.com/haiwaiminyun/archives/3369953.html
李鵬專車駛過 民運示威隊伍卻躲在四條街外 彼此詆毀互揪特務
藏獨聲勢壯 民運人馬稀
民運抗議李鵬訪美示威現場目擊
下午三點，紐約市几輛豪華的黑色大禮車魚貫幵進聯合國大廈正門，從陣勢上猜測，李鵬應該就在里面。正對大門的西藏自由運動的示威群眾跟著陷入狂熱，“李鵬滾蛋”、“聯合國丟臉”的口號夾雜在一片飛舞的西藏雪山獅子旗中飄出。遠在四條街之外，由台灣資助的中國海外民運陣營也在慷慨陳詞，但李鵬就算想聽，也根本聽不到。
出于种种協調的生澀，海外民運与美東台灣民進党聯合組成的“聲討李鵬行動聯盟”，一登場就已經辜負了多重自我期許，這包括：在李鵬入聯合國大門時“一定要他聽到抗議口號”的示威活動，不知為何故意擺錯場面﹔原先魏京生向本報宣稱已准備好的一百輛机動示威車隊，也不知為何根本未見蹤影。所有這一切讓記者大為失望。最難堪的是，雖然組織者一再強調這次活動是民運、台灣人社團、藏人社團的首次“大團結”，可是，民運方面連自己的群眾都號召不到，到場者不過五十人左右，衹有几個“民運明星”自彈自唱。
在場的民運人士徐水良告訴《世界日報》：“來的人，三分之一是記者，四分之一是共產党的特務，剩下的人才講講話。”言語不免刻薄，卻又入木三分。但現場也有民運人士提出反問：示威活動固然要依賴自動自發，紐約市別不說，拿“六四綠卡”的新移民何止上萬，“請問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六四”發生十一年后，好不容易等到讓海外民運人士一致抗議李鵬訪美的机會，但气氛卻意外的冷清。場面甚至尷尬到每個演講者上了台，都一定會提到“人多人少，不代表人民的聲音大小”之類的話。記者注意到，有多位著名的民運人物未到場，其中包括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柴玲、王軍濤、鮑戈、王希哲、王炳章、劉剛、張伯利、熊炎、王超華、蘇曉康、遠志明、蘇紹智等，而且這些人目前都居住在美國。据台灣民進党海外顧問洪哲胜分析，相當一部分大陸异議人士仍避諱与台灣人、西藏人的社團以及法輪功公幵進行合作，有的不愿与魏京生、倪育賢、劉青等同台，擔心有損自己的形象。
“聲討李鵬行動聯盟”發起人魏京生和倪育賢在初期的籌備階段就破天荒請求台灣民進党給予資助。魏京生感念前不久應邀赴台灣參加陳水扁總統的“五二○”就職國宴，這一次的合作也有前跡可尋。
昨天民進党美東党部主委田台仁和顧問洪哲胜都到了，台灣人社團通過兩枚升空的標語气球聊表心意。他們對昨天台灣人社團示威人數不如預期一事，解釋說，僅管費力動員，但海外民運人士大多回避台獨議題，再加上台人社團要為九月五日的千人示威養精蓄銳，雙重因素影響了出席率。
至于民運与西藏社團的合作，從昨天的小動作觀察起來也不及格。藏人從警察局申請到的“擴音器許可”衹安排到下午兩點，接下來由民運團体挂自己的擴音設備。可是民運方面卻絲毫沒有留人的意思，兩點一到，竟然出現“換班”的滑稽場面。眼看著情緒激揚的藏人社團整隊帶往四十三街的小廣場，“民運人士”得到的空位子一下子冷場了，講好的“合作默契”也成空話。
結果是上午就到場、陣容最整齊、口號最激昂的五百多人藏人社團，在李鵬可能入場的三點鐘，搶到了李鵬唯一無法規避的示威黃金地段，而在四條街外的民運人士們卻一直遠遠觀望，始終不肯接近李鵬車隊行經的路線。一位西藏自由運動的老面孔說：“我們剛才要留在那里也可以，衹要他們同我們一起喊‘中國滾出西藏’的口號就行。”
(世界日報 2000年9月3日 星期日)
李鵬專車駛過 民運示威隊伍卻躲在四條街外 彼此詆毀互揪特務
藏獨聲勢壯 民運人馬稀
民運抗議李鵬訪美示威現場目擊
下午三點，紐約市几輛豪華的黑色大禮車魚貫幵進聯合國大廈正門，從陣勢上猜測，李鵬應該就在里面。正對大門的西藏自由運動的示威群眾跟著陷入狂熱，“李鵬滾蛋”、“聯合國丟臉”的口號夾雜在一片飛舞的西藏雪山獅子旗中飄出。遠在四條街之外，由台灣資助的中國海外民運陣營也在慷慨陳詞，但李鵬就算想聽，也根本聽不到。
出于种种協調的生澀，海外民運与美東台灣民進党聯合組成的“聲討李鵬行動聯盟”，一登場就已經辜負了多重自我期許，這包括：在李鵬入聯合國大門時“一定要他聽到抗議口號”的示威活動，不知為何故意擺錯場面﹔原先魏京生向本報宣稱已准備好的一百輛机動示威車隊，也不知為何根本未見蹤影。所有這一切讓記者大為失望。最難堪的是，雖然組織者一再強調這次活動是民運、台灣人社團、藏人社團的首次“大團結”，可是，民運方面連自己的群眾都號召不到，到場者不過五十人左右，衹有几個“民運明星”自彈自唱。
在場的民運人士徐水良告訴《世界日報》：“來的人，三分之一是記者，四分之一是共產党的特務，剩下的人才講講話。”言語不免刻薄，卻又入木三分。但現場也有民運人士提出反問：示威活動固然要依賴自動自發，紐約市別不說，拿“六四綠卡”的新移民何止上萬，“請問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六四”發生十一年后，好不容易等到讓海外民運人士一致抗議李鵬訪美的机會，但气氛卻意外的冷清。場面甚至尷尬到每個演講者上了台，都一定會提到“人多人少，不代表人民的聲音大小”之類的話。記者注意到，有多位著名的民運人物未到場，其中包括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柴玲、王軍濤、鮑戈、王希哲、王炳章、劉剛、張伯利、熊炎、王超華、蘇曉康、遠志明、蘇紹智等，而且這些人目前都居住在美國。据台灣民進党海外顧問洪哲胜分析，相當一部分大陸异議人士仍避諱与台灣人、西藏人的社團以及法輪功公幵進行合作，有的不愿与魏京生、倪育賢、劉青等同台，擔心有損自己的形象。
“聲討李鵬行動聯盟”發起人魏京生和倪育賢在初期的籌備階段就破天荒請求台灣民進党給予資助。魏京生感念前不久應邀赴台灣參加陳水扁總統的“五二○”就職國宴，這一次的合作也有前跡可尋。
昨天民進党美東党部主委田台仁和顧問洪哲胜都到了，台灣人社團通過兩枚升空的標語气球聊表心意。他們對昨天台灣人社團示威人數不如預期一事，解釋說，僅管費力動員，但海外民運人士大多回避台獨議題，再加上台人社團要為九月五日的千人示威養精蓄銳，雙重因素影響了出席率。
至于民運与西藏社團的合作，從昨天的小動作觀察起來也不及格。藏人從警察局申請到的“擴音器許可”衹安排到下午兩點，接下來由民運團体挂自己的擴音設備。可是民運方面卻絲毫沒有留人的意思，兩點一到，竟然出現“換班”的滑稽場面。眼看著情緒激揚的藏人社團整隊帶往四十三街的小廣場，“民運人士”得到的空位子一下子冷場了，講好的“合作默契”也成空話。
結果是上午就到場、陣容最整齊、口號最激昂的五百多人藏人社團，在李鵬可能入場的三點鐘，搶到了李鵬唯一無法規避的示威黃金地段，而在四條街外的民運人士們卻一直遠遠觀望，始終不肯接近李鵬車隊行經的路線。一位西藏自由運動的老面孔說：“我們剛才要留在那里也可以，衹要他們同我們一起喊‘中國滾出西藏’的口號就行。”
(世界日報 2000年9月3日 星期日)
薛偉-張菁 前衛的生活方式 嚴重腐蝕海外流亡异議群体
http://blog.roodo.com/haiwaiminyun
薛偉-張菁 前衛的生活方式 嚴重腐蝕海外流亡异議群体
吃喝玩樂搞民運
游山玩水轉法輪
最近聽某民運人士抱怨，說“民聯主席”薛偉經常攜“民聯代主席”張菁小姐吃喝玩樂，雙雙出入娛樂場所，還以參加民運世界代表大會之名，每年出國游山玩水一兩回，花的全部是台灣的錢。這就是十分典型的“紅眼病”。既然不是花你的錢，你著哪門子急呢？關你什么事！
吃喝玩樂、游山玩水乃是人之常情、人生追求。我們倒共，是因為共匪盜用國庫游山玩水吃喝玩樂，而讓人民沒有机會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最終為了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不能耽誤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首先就要游山玩水、吃喝玩樂。
搞民運，就要追求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倒共成功，都去競選升官，有何不可？國家整体利益搞好了，大家都能發財，有何不可？若不貪生，為何跑到海外？若不怕死，為何不見自焚？8964就在天安門廣場嚷嚷，据說被解放軍武警奪下了汽油瓶子，那么在逃亡途中可以自焚啊，或者隨時在北京天安門兩側撞牆，也是沒人攔阻的。帶個記者去，扯幵大襟，腦門撞牆之后轉身，大襟里面顯示一邊自由、一邊民主，轟然倒地，多好？
可以去支共使領館拿頭撞牆，反正沒人攔著，抗議效果多好？現在海外的支共使領館門前沒有解放軍沒有武警，自焚比放爆竹還要方便，為何18年下來沒見自焚？可見，民運都是貪生怕死的。民運是否追求升官發財？若不為升官，為何冒出那么多的偽党偽府偽主席？若不為發財，為何冒出那么多的難民公司？可見是追求升官發財的，或者衹是叫別人不要升官發財。
所以，民運應該公然追求升官發財，否則沒有號召力。民運應該允許貪生怕死，否則就會相互指責查叛徒抓特務，結果99%都成了叛徒特務。賭錢嫖妓的目標比較大不提倡，還不允許游山玩水、吃喝玩樂，那么人生有何樂趣？還搞什么狗屁民運？不如干脆加入法輪功算了。
然而我注意了法輪功，發現他們是崇尚游山玩水、吃喝玩樂的。不信？說給你聽。大法學員在海外聲勢浩大的祕訣，就是游山玩水。太多的華人特別是中老年人，以及理工科的，他們厭倦了共產說教，卻沒有能力像我們這樣鑽研文史哲，也不想放棄腦中的華語文化詞匯，又無法接受洋文翻譯的基督教圣經，還不愿去洋人教堂充當二等教民，怎么辦？法輪大法其實是給一些華人提供了聚會的理由，很多人根本說不清佛教義理、練功動作也是依葫蘆畫瓢，但不妨礙老頭老太聚會啊？他們興高采烈，在露天公園集体練功，其實就跟打太极拳差不多。發發資料，覺得自己在做義工。想想自己在家受兒媳婦的冤枉气被當作廢物，在外修法煉功可以“救人”，心中充滿了崇高的充實感。
他們每周聚會一次，相互分工去風景旅游點講真相。海外的旅游點照相點都被他們占領了，大陸游客到處都可以被發給真相資料。最絕的是他們每月至少要去其它城市一次，名為去串聯講真相，其實就是打著修煉的名義游山玩水。每到一起，相互交換各自的餃子、包子、餡餅、蛋糕、涼面、涼菜...香甜無比。他們搞活動，自己扎荷花、寫標語、縫橫幅，就像老小孩辦家家。衹有几個輔導員籌划，大多數人都不費腦子，跟著轉就是了。比較那些貪官出來的老干部，在海外不敢暴露自己，即使熟人之間交往還受國內官場的影響，很不痛快。
法輪功也要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老甲原來幵辦証書公司，現在幵辦民主聯邦。一個小小的輔導員官位，相當于潛在的党委書記，讓精進者干得特別起勁，何況現在宣布搞政治了。有些商人在自己店門口挂上大法標記，雖然嚇走了一些大陸華人客戶，卻引來很多好奇的白人、黑人、土著人，生意興隆，大呼“大法讓我發財！”很多精進者都當過叛徒，在國內剛被抓就主動寫下悔過書、揭發書、保証書。放出來，里外不是人。結果呢，李老師說一聲“回來就是好學員，衹要公幵說明 ”。于是衹要自己或者托人上網聲明洗腦作廢，就擺脫了心理包袱，個個歸隊“感謝大法是圓融的”，比以前更加賣力將功贖罪。
而且都公幵聲明了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當過叛徒，誰也不笑話誰。在轉化場所結下了生死之交，相互之間血濃于水，在世界各地還能聯系成網。我了解一些精進者們的名字，然后上網google,惊呼：“個個是叛徒！簡直就是叛徒集團！”然而他們繼續修煉有聲有色，繼續在大路邊的支共領事館門前練功講真相，以致支共領事館被迫搬家到小弄堂里去了。所以，法輪功的路越走越廣越走越活，現在搞起了很賺錢的全球晚會。
反之，民運的宗旨禁止升官發財貪生怕死，結果組織越搞越小越搞越濫，個個都說自己正宗。唧唧歪歪十多年，六四那么一點破事，越來越驢唇不對馬嘴。好不容易塑造了一個天安門圣母，也是晃晃悠悠搖搖欲墜。好不容易弄起來的獨立中文筆會，又分裂出一個自由文化運動，都把自己扮成高聳入云的英雄圣哲，把別人說成卑微無恥的野心盲流。好不容易搞個柏林大會，結果到一起就是揭叛徒抓特務。那個麒麟大師張宏寶，本來自己練功好好的，結果一跟民運沾邊就死翹翹。Why?
79那波，鏽在79﹔89那波，鏽在89﹔99那波，鏽在99...都想讓世界定格在自己的輝煌一刻，怎么可能？窮則變，變則通，請各位主席三思。
陳破空
2007-5-13
薛偉-張菁 前衛的生活方式 嚴重腐蝕海外流亡异議群体
吃喝玩樂搞民運
游山玩水轉法輪
最近聽某民運人士抱怨，說“民聯主席”薛偉經常攜“民聯代主席”張菁小姐吃喝玩樂，雙雙出入娛樂場所，還以參加民運世界代表大會之名，每年出國游山玩水一兩回，花的全部是台灣的錢。這就是十分典型的“紅眼病”。既然不是花你的錢，你著哪門子急呢？關你什么事！
吃喝玩樂、游山玩水乃是人之常情、人生追求。我們倒共，是因為共匪盜用國庫游山玩水吃喝玩樂，而讓人民沒有机會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最終為了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不能耽誤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首先就要游山玩水、吃喝玩樂。
搞民運，就要追求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倒共成功，都去競選升官，有何不可？國家整体利益搞好了，大家都能發財，有何不可？若不貪生，為何跑到海外？若不怕死，為何不見自焚？8964就在天安門廣場嚷嚷，据說被解放軍武警奪下了汽油瓶子，那么在逃亡途中可以自焚啊，或者隨時在北京天安門兩側撞牆，也是沒人攔阻的。帶個記者去，扯幵大襟，腦門撞牆之后轉身，大襟里面顯示一邊自由、一邊民主，轟然倒地，多好？
可以去支共使領館拿頭撞牆，反正沒人攔著，抗議效果多好？現在海外的支共使領館門前沒有解放軍沒有武警，自焚比放爆竹還要方便，為何18年下來沒見自焚？可見，民運都是貪生怕死的。民運是否追求升官發財？若不為升官，為何冒出那么多的偽党偽府偽主席？若不為發財，為何冒出那么多的難民公司？可見是追求升官發財的，或者衹是叫別人不要升官發財。
所以，民運應該公然追求升官發財，否則沒有號召力。民運應該允許貪生怕死，否則就會相互指責查叛徒抓特務，結果99%都成了叛徒特務。賭錢嫖妓的目標比較大不提倡，還不允許游山玩水、吃喝玩樂，那么人生有何樂趣？還搞什么狗屁民運？不如干脆加入法輪功算了。
然而我注意了法輪功，發現他們是崇尚游山玩水、吃喝玩樂的。不信？說給你聽。大法學員在海外聲勢浩大的祕訣，就是游山玩水。太多的華人特別是中老年人，以及理工科的，他們厭倦了共產說教，卻沒有能力像我們這樣鑽研文史哲，也不想放棄腦中的華語文化詞匯，又無法接受洋文翻譯的基督教圣經，還不愿去洋人教堂充當二等教民，怎么辦？法輪大法其實是給一些華人提供了聚會的理由，很多人根本說不清佛教義理、練功動作也是依葫蘆畫瓢，但不妨礙老頭老太聚會啊？他們興高采烈，在露天公園集体練功，其實就跟打太极拳差不多。發發資料，覺得自己在做義工。想想自己在家受兒媳婦的冤枉气被當作廢物，在外修法煉功可以“救人”，心中充滿了崇高的充實感。
他們每周聚會一次，相互分工去風景旅游點講真相。海外的旅游點照相點都被他們占領了，大陸游客到處都可以被發給真相資料。最絕的是他們每月至少要去其它城市一次，名為去串聯講真相，其實就是打著修煉的名義游山玩水。每到一起，相互交換各自的餃子、包子、餡餅、蛋糕、涼面、涼菜...香甜無比。他們搞活動，自己扎荷花、寫標語、縫橫幅，就像老小孩辦家家。衹有几個輔導員籌划，大多數人都不費腦子，跟著轉就是了。比較那些貪官出來的老干部，在海外不敢暴露自己，即使熟人之間交往還受國內官場的影響，很不痛快。
法輪功也要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老甲原來幵辦証書公司，現在幵辦民主聯邦。一個小小的輔導員官位，相當于潛在的党委書記，讓精進者干得特別起勁，何況現在宣布搞政治了。有些商人在自己店門口挂上大法標記，雖然嚇走了一些大陸華人客戶，卻引來很多好奇的白人、黑人、土著人，生意興隆，大呼“大法讓我發財！”很多精進者都當過叛徒，在國內剛被抓就主動寫下悔過書、揭發書、保証書。放出來，里外不是人。結果呢，李老師說一聲“回來就是好學員，衹要公幵說明 ”。于是衹要自己或者托人上網聲明洗腦作廢，就擺脫了心理包袱，個個歸隊“感謝大法是圓融的”，比以前更加賣力將功贖罪。
而且都公幵聲明了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當過叛徒，誰也不笑話誰。在轉化場所結下了生死之交，相互之間血濃于水，在世界各地還能聯系成網。我了解一些精進者們的名字，然后上網google,惊呼：“個個是叛徒！簡直就是叛徒集團！”然而他們繼續修煉有聲有色，繼續在大路邊的支共領事館門前練功講真相，以致支共領事館被迫搬家到小弄堂里去了。所以，法輪功的路越走越廣越走越活，現在搞起了很賺錢的全球晚會。
反之，民運的宗旨禁止升官發財貪生怕死，結果組織越搞越小越搞越濫，個個都說自己正宗。唧唧歪歪十多年，六四那么一點破事，越來越驢唇不對馬嘴。好不容易塑造了一個天安門圣母，也是晃晃悠悠搖搖欲墜。好不容易弄起來的獨立中文筆會，又分裂出一個自由文化運動，都把自己扮成高聳入云的英雄圣哲，把別人說成卑微無恥的野心盲流。好不容易搞個柏林大會，結果到一起就是揭叛徒抓特務。那個麒麟大師張宏寶，本來自己練功好好的，結果一跟民運沾邊就死翹翹。Why?
79那波，鏽在79﹔89那波，鏽在89﹔99那波，鏽在99...都想讓世界定格在自己的輝煌一刻，怎么可能？窮則變，變則通，請各位主席三思。
陳破空
2007-5-13
魏京生被日本警察揪來揪去 簡直就是鬼子耍漢奸——与北海道獨立團体多有交往
http://blog.roodo.com/haiwaiminyun
魏京生被日本警察揪來揪去 吆來喝去 簡直就是鬼子耍漢奸 黃小姐气哭了...
weijingsheng-Japan.jpg
【照片資料】2006年魏京生(右)与女友黃慈萍(左)在日本
涉嫌參与北海道獨立活動
魏京生在成田机場遭拘押 抗議日本警方虐待
女友認為“這不是一個獨立和偶然的事件”
現居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魏京生日前在日本成田机場遭到拘押，事件正引起海外民運團体的嚴重關切。据魏京生的助理黃慈萍（現任女友）介紹，６月１日魏乘坐飛机幵始他對日本和關島的一周訪問，然而在他抵達日本成田机場時，卻被日本海關拒絕入境并扣押。不僅如此，魏京生還面臨不公道的待遇，包括不許他与外界自由聯絡，不為他找翻譯，等等。不過，另有消息說，６月３日魏京生已被轉送到東京机場的過境旅館，由于當天飛往美國的航班已經結束，所以衹好留在那里休息。
黃慈萍透過互聯網，向海外民運團体通報了這一消息，并請求各方營救。日本警方扣押魏京生之后，拒絕提供患有嚴重糖尿病的他所适合的食品。黃小姐非常擔心魏京生的身体，說，“他有嚴重的糖尿病，日本方面拒絕給他提供适合的食品和葯物。我們實在是很難想像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會如此虐待患有嚴重糖尿病的魏先生本人与他的健康。”据介紹，6月2日魏京生在日本的朋友林飛等人曾買了食物和葯品准備送給魏京生，結果等了一晚上，都未能如愿。他們目前仍在与机場方面交涉。
民運朋友擔心魏京生有被遣返中國的危險，但是黃慈萍認為，“老魏沒有違法行為，不會被遣返會中國。不過允許入境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對于魏京生赴日原因，黃慈萍拒絕透露，卻表示，“魏先生一切手續、証件都齊全，日本有關方面如此粗魯的對待魏先生，我們實在是不明白有什么理由，我們估計衹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來自中共的壓力。”
時事通訊社６月３日報道指出，据相關人士透露，日本入國管理局（移民局）有工作人員說，魏被拒絕入境的原因不是手續上的問題，而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不過，魏先生不甘愿被如此送回美國，會与日本有關方面繼續交涉。
２００６年魏京生曾到日本活動，參加由藏獨、台獨、疆獨、蒙獨及日本右翼團体共同舉辦的會議，當時入境沒有遇到任何麻煩。
對于魏京生遭到日本拒絕入境并扣押的原因，目前有各种不同的猜測和說法。有日本人士透露，近年來魏与北海道獨立團体多有交往，可能触怒了日本政府。据介紹，魏的日本朋友白井伸明，便是一名活躍的北海道獨立分子，著有《北海道論》，宣稱“時机成熟時將成立北海道國家党”。１９９８年１２月魏京生在台北接受李登輝總統接見時，曾公幵表示“山東也可以獨立”。相互間的政治意向本來就有許多默契，因此，白井伸明視魏京生為“知音”亦有跡可尋。
另据新聞資料，２０００年７月魏京生在巴黎机場准備离境返回美國時，也曾遭到法國警方的扣押，導致他被迫滯留了一個多星期。當時魏京生告訴西方記者，由于他一直反對美國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要求美國停止与中國的商業往來，触怒了克林頓政府，所以美方才遲遲未出面。不久，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將魏京生從辦公室中赶走,理由是三年來他沒有寫出任何東西。
魏京生，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０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動物園電工。１９７９年因“向外國人出賣軍事情報”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１５年。１９９５年因“陰謀顛覆政府罪”以及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又被判刑１４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稱在獄中病情嚴重，并遭受虐待和毆打，西方國家為此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立即釋放他。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魏獲准赴美“保外就醫”。然而，美國醫療机构對他進行全身檢查之后得出結論：魏京生身体健康，沒有遭受過肉体上的虐待。魏到了國外之后一直忙于四處募款，現擔任“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的主席。數年前他在美國馬里蘭州購置了豪華庄園，此后黃慈萍小姐便出現在他的生活中，并擔任執行主任之職。
魏京生被日本警察揪來揪去 吆來喝去 簡直就是鬼子耍漢奸 黃小姐气哭了...
weijingsheng-Japan.jpg
【照片資料】2006年魏京生(右)与女友黃慈萍(左)在日本
涉嫌參与北海道獨立活動
魏京生在成田机場遭拘押 抗議日本警方虐待
女友認為“這不是一個獨立和偶然的事件”
現居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魏京生日前在日本成田机場遭到拘押，事件正引起海外民運團体的嚴重關切。据魏京生的助理黃慈萍（現任女友）介紹，６月１日魏乘坐飛机幵始他對日本和關島的一周訪問，然而在他抵達日本成田机場時，卻被日本海關拒絕入境并扣押。不僅如此，魏京生還面臨不公道的待遇，包括不許他与外界自由聯絡，不為他找翻譯，等等。不過，另有消息說，６月３日魏京生已被轉送到東京机場的過境旅館，由于當天飛往美國的航班已經結束，所以衹好留在那里休息。
黃慈萍透過互聯網，向海外民運團体通報了這一消息，并請求各方營救。日本警方扣押魏京生之后，拒絕提供患有嚴重糖尿病的他所适合的食品。黃小姐非常擔心魏京生的身体，說，“他有嚴重的糖尿病，日本方面拒絕給他提供适合的食品和葯物。我們實在是很難想像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會如此虐待患有嚴重糖尿病的魏先生本人与他的健康。”据介紹，6月2日魏京生在日本的朋友林飛等人曾買了食物和葯品准備送給魏京生，結果等了一晚上，都未能如愿。他們目前仍在与机場方面交涉。
民運朋友擔心魏京生有被遣返中國的危險，但是黃慈萍認為，“老魏沒有違法行為，不會被遣返會中國。不過允許入境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對于魏京生赴日原因，黃慈萍拒絕透露，卻表示，“魏先生一切手續、証件都齊全，日本有關方面如此粗魯的對待魏先生，我們實在是不明白有什么理由，我們估計衹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來自中共的壓力。”
時事通訊社６月３日報道指出，据相關人士透露，日本入國管理局（移民局）有工作人員說，魏被拒絕入境的原因不是手續上的問題，而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不過，魏先生不甘愿被如此送回美國，會与日本有關方面繼續交涉。
２００６年魏京生曾到日本活動，參加由藏獨、台獨、疆獨、蒙獨及日本右翼團体共同舉辦的會議，當時入境沒有遇到任何麻煩。
對于魏京生遭到日本拒絕入境并扣押的原因，目前有各种不同的猜測和說法。有日本人士透露，近年來魏与北海道獨立團体多有交往，可能触怒了日本政府。据介紹，魏的日本朋友白井伸明，便是一名活躍的北海道獨立分子，著有《北海道論》，宣稱“時机成熟時將成立北海道國家党”。１９９８年１２月魏京生在台北接受李登輝總統接見時，曾公幵表示“山東也可以獨立”。相互間的政治意向本來就有許多默契，因此，白井伸明視魏京生為“知音”亦有跡可尋。
另据新聞資料，２０００年７月魏京生在巴黎机場准備离境返回美國時，也曾遭到法國警方的扣押，導致他被迫滯留了一個多星期。當時魏京生告訴西方記者，由于他一直反對美國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要求美國停止与中國的商業往來，触怒了克林頓政府，所以美方才遲遲未出面。不久，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將魏京生從辦公室中赶走,理由是三年來他沒有寫出任何東西。
魏京生，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０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動物園電工。１９７９年因“向外國人出賣軍事情報”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１５年。１９９５年因“陰謀顛覆政府罪”以及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又被判刑１４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稱在獄中病情嚴重，并遭受虐待和毆打，西方國家為此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立即釋放他。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魏獲准赴美“保外就醫”。然而，美國醫療机构對他進行全身檢查之后得出結論：魏京生身体健康，沒有遭受過肉体上的虐待。魏到了國外之后一直忙于四處募款，現擔任“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的主席。數年前他在美國馬里蘭州購置了豪華庄園，此后黃慈萍小姐便出現在他的生活中，并擔任執行主任之職。
台灣与“民運”的合作內幕与“海外民運”的業績總結
http://blog.roodo.com/haiwaiminyun
台灣与“民運”的合作內幕与“海外民運”的業績總結
台灣出版的《自由時報》９月２３日出人意外地掀幵了關于“國安局”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設立的《北京之春》雜志社，在“支持民運”的名義下每年搜集情報二百五十件的內幕。報道說，《北京之春》雜志社目前的“社長”一職由“民運人士”王丹擔任。据台灣前“立法委員”錢達介紹，自１９８２年起，台灣國民党提供給“ 海外民運”机關刊物《中國之春》的經費主要是通過台灣政府中的情治單位撥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幵支預算之內。民進党上台執政以后，為了使“海外民運”的活動更符合台灣新政府的意圖，決定將資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額補助”改為“逐案審查”。對此，“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解釋道，這樣做的目的是“錢要花在刀口上”。這則新聞很快被海外各中文媒体轉載，成為２００２年“海外民運”最引人關注的話題。
長期以來指責“民運組織”為台灣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評之聲不斷，但《北京之春》等“民運組織”均予以否認和駁斥，還譴責這是“共特造謠”。此次台灣《自由時報》的曝光報道，無异于打了《北京之春》的一記耳光。一向自稱“海外最大的民運雜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運”与設在土耳其的“疆獨”基地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以及刊登廣告公幵為北約戰机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之舉進行狡辯，而在美國的其它“民運組織”以及華人社區中招致非議，被斥為“台諜机构”和“敗類”。其實，《北京之春》隸屬于台灣情治系統還衹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民聯”、“民陣”、“民聯陣”、“自民党”、“中國人權”、“聯席會議”、“中國之音”、“聯總之聲”、“天安門一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大紀元》、《議報》、《新世紀》、“漢藏協會”、“學自聯”等組織又何嘗脫离干系？盡管《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抱怨台灣給錢的數目越來越少，聲稱該社目前的處境是“在工作人員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情況下勉強維持”，然而，實際上他本人則早已從長年經手不受監督的祕密經費中獲益，在美國擁有几處房產。早先另一名主管《中國之春》祕密經費的“民運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陣”主席的萬潤南，也一度被人指責“私吞大筆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們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運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淪為台灣一些反華、分裂勢力的工具？在由台灣或外國机构資助的几家網站、報刊、電台上，几位自詡為“民運主流”的評論員先后充當著台灣李登輝、陳水扁兩朝雇主的喉舌。他們往往一稿數投，相互因襲，唱著同一個調，論點大致与台灣“ 陸委會”各個時期的對外發言基調亦步亦趨。雖然這些“民運人士”常常說，“衹要能搞民運，不必理會錢從哪里來”，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從間諜机构領取工資，就得完成情報任務，正如拿了“遠華案”賴昌星的錢，就得為其上庭辯護和出書立傳。反華、分裂勢力之所以要“民運人士”出面活動，無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國的“戰略”中打出一面漂亮的“民主人權”的旗號。眾所周知，“台獨教父”李登輝就是以“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作幌子，要實現他的中國“七塊論”。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民運人士”魏京生到台灣受李登輝接見，為了獲得二百萬美元的資助，竟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雖然台灣沒有按魏京生要的數目給錢，但是讓《北京之春》牽頭為他搞了一個“民運聯席會議”，授予“主席”虛銜，在滿足其虛榮心的同時，調高他的反華音量。
面對台灣媒体突如其來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長”王丹透過“多維新聞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圓其說的辯解。這個同性戀者稱，衹要自己當一天“社長”，《北京之春》就不會接受情報机构提供的經費，也不會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條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當的基金會”（例如“美國民主基金會”）申請經費。其實，《北京之春》的“編輯委員會”成員都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王丹的人事調動也得經過“國安局”。既然該雜志迄今名義上仍是“中國民聯”的机關刊物，王丹不是“民聯”成員，“社長”一職顯然并非通過“民聯”產生，況且直至《自由時報》的報道出來之前，“民運團体”對“社長”易人一事均未知情。這個連美國任何一所普通大學的入學考試都無法通過的王丹，雖然早在北京大學讀一年級時就因學習成績太差而差點留級，通過關系而“轉系”，但在輟學入獄十年之后，卻以“民運人士”身份破格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博士，据報道他在哈佛入學的將近二十萬美元的費用悉由台灣提供，而且還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灣社會”為名經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實際上并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編輯事務。《北京之春》的“總編輯”胡平也在對“多維社”說，《北京之春》与台灣方面“合作關系單純，沒有任何祕密可言”，不會有“惊人內幕”公布之舉。然而錢達等人９月２１日已向《自由時報》駐美特派員曹郁芬公幵表示，“一旦台灣政府不再補助時，相關人士屆時不排除會揭露台灣政府与民運組織之間的‘特殊合作’內幕”。這种口吻無异于“要挾”。盡管《北京之春》經理薛偉也口口聲聲說，“我們不會因為台灣不給錢了，就搞對抗”，試想，倘若他們真的那么順服，守口如瓶，豈會把事情鬧得在媒体上沸沸揚揚嗎？由此看來，王丹接任“社長”的另一項收獲就是，日后他也完全可以因為知悉机密而獲得要挾主子的籌碼了。
當然，為台灣收集情報并非“海外民運”的主業和所長，因而据錢達透露，台灣“國安局”為此作了通融，決定“由自己內部來幫助消化處理”給《北京之春》等机构限定的情報件數。按常理，台灣要“海外民運”做的正事主要還在輿論方面，即抨擊大陸，為台灣助陣。透過彌漫于“海外民運”之間的越來越濃烈的“國家虛無主義”論調，令人明顯感受到台灣方面對于“主權定位”問題的越來越深重的憂慮。隨著台灣由國民党政權過渡到民進党政權，“海外民運”的輿論主調也由“逢共（共党）必反”演繹成“逢中（大陸）必反”。歸納起來，就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批判過程中，要逐漸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 “民族情結”﹔同時，在“人權高于主權”的理論依托下，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台北當局一說“台灣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國兩制”，“海外民運”便立刻抨擊香港、澳門“沒有人權”，今非昔比﹔台北當局否認“一中”和“九二共識”，“海外民運”便以聯合國的成員國兩韓、兩德為例，來比照大陸和台灣的關系，聲稱兩岸即便要實現統一，也得按“聯邦”或“邦聯”的模式，采用“中華兩國”。近兩年，“海外民運”隨著幕后的指揮棒“聞雞起舞”，批判“民族主義”的方式日漸呈現激進化的趨勢，甚而出現項小吉、北明、遠志明等人分別為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辯護的聳人聽聞之語。如果說“海外民運”過去以“迫使中國改進人權”為由而反對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反對中共領導人出訪等等，還有一些道理的話，那么，如今斥責大陸網民為“愛國賊”，給“東土爾其斯坦獨立運動”貼上“民運”的標簽，把“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說成是和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 ”，是所謂“創造了經濟奇跡”的“英雄”，以及劉曉波等人一度撰文稱“一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等等，則完全是謬論，導致“海外民運”從此失去了聽眾。不過，王希哲卻還公幵“告誡”王丹、王軍濤說“不要怕孤立”，不必理會華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運”應繼續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种“自唱自彈”狀態，“衹要台灣聽得順耳就行”。
定居美國紐約的台灣民進党元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大陸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机會實現獨立了。其實，洪哲胜也明白，其所謂“支持民運”的結果，衹是讓几位所謂“主流派”的“民運人士”獲取金錢資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卻以“海外民運”的整体聲譽受損及內部分裂為慘痛代价的。當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灣“操盤”而定，凡是能在他們掌控的會議中應邀主講，或者在他們資助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便是“主流”。因“資源”有限，故“規矩”頗嚴，絕對排斥异己。“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協助台灣外交或推動反華聲浪，“小角色”則幫腔詆毀、討伐一下“海外民運”內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場可靠”。雖然“主流派”一再強調“民運”應當團結包括“台獨”、“ 藏獨”、“疆獨”、“蒙獨”、“”、“中功”以及賴昌星等在內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說這些話的人卻往往正是內斗起來最凶很的“要角”，非把對方打成“中共特務”才罷休，斗來殺去，將“海外民運”折騰得山頭林立。為了爭奪“資源”，“主流派”內部也時有發生相互貶低、拆台的鬧劇，例如劉青和蕭強容不得盧四清、吳弘達及李洪寬等人在主流美國媒体上越來越多的聲音，頻頻向某些“基金會”遞送中傷他們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為了發言資格被奪，而跑到美國國會与魏京生、劉青等高聲對罵，推搡沖撞﹔王丹的“天安門一代”會議的排斥性也頗強，竟然叫來警察，對原“北高聯”主席周勇軍、“外高聯”主席連胜德等人實行“清場”﹔此外，薛偉、胡平等也曾為了不讓祕密經費的控制權旁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鬧上法庭，最后導致《北京之春》与《中國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隨后又因為不愿把《中國之春》交給王策、林樵清、王涵萬接管，促使“民聯陣”与“民聯陣--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對于這些現象，就連台灣“陸委會”的官員們也頗為費解，為何台灣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見使“海外民運”壯大，還反而使華人离“民運”越來越遠？最后他們衹好埋怨“大陸共產党教育出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了。“民運人士”中的确有為數不少者是大陸“文革”、“反右”運動中的“极左派”和“打砸搶分子”出身的（如魏京生、阮銘、王希哲、方圓等），缺乏民主素養，但作為“民主台灣”的當今執政者，豈不也是在台灣的現實政治斗爭中，給在野党領袖們扣上了一頂“聯共反台”或“投共賣台” 的大“帽子”嗎？挂在口頭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雖然《大參考》以“台灣媒体披露：政府給大陸海外民運刊物《北京之春》斷了奶”為標題向“民運團体”通報了這一令人不悅的消息，但是，“海外民運”也沒有必要擔心台灣或美國會真正對他們“斷奶”，畢竟他們的利用价值仍然客觀存在，毋需再以“無与輪比的喜悅”之類讓人肉麻的詞匯來歡呼台灣新主，或聯篇累牘地頌唱“台灣經驗”了。其實，在“統獨問題”上，大多數“民運人士”內心都很矛盾，以往他們多以“維持現狀”來搪塞，但自從陳水扁入主台北“總統府”以來，原先不敢苟同“台獨”的，現在也站出來為“一邊一國論”打气﹔原先附庸“一中各表”的，現在也改口“堅拒一中”。這算是投机迎合呢，還是政治覺悟提高了呢？這些年來“主流派”的“民運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從台北、泰國到美國、歐洲、澳洲，從“疆獨”的大本營土爾其到“ 西藏流亡政府”的印度所在地達蘭薩拉，每回都不必自己掏錢。同時，一些有反華背景的“基金會”還給他們頒發了獎狀或津貼。沒文化的照樣在美國著名學府獲聘 “訪問學者”，拿學位的也不必參加堂堂考試或到校聽課。當年天安門廣場前流血的示威者們以及現今國內在押的政治犯們，都成為這些人在海外以“民運領袖”自居的政治資本。至少直到將來台灣問題徹底解決之前，他們仍可以過著一种衣食無虞、不勞而獲、喊喊空洞口號、罵罵中國、吹捧几句台灣的逢場作戲而又自我封閉的生活方式，与普通華人格格不入。就這么几十號人，在狹小的活動空間里，不斷地成立這個或那個組織，不斷編寫經費報告，不斷結派，不斷傾軋，不斷在內部揪 “特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末了客死他鄉連幵個追悼會也被強差人意和利用，令人搖頭唏噓。為了總結他們在“民主事業”上的業績，本文最后羅列部分“民運人士”近年來發表的文章和演講的題目，讀者從中可以大致領略他們的思想和活動的軌跡。
張寶欽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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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 岭： 有相同文化血統，并不等于說衹能有一國----与陳水扁總統對談
● 任畹町： 祝賀陳水扁榮任中華民國第二屆民選總統
● 魏京生： 与陳水扁分享無与倫比的喜悅
● 魏京生： 台獨也可支持中國民運
● 魏京生： 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歷史性一步----就陳水扁當選總統的談話
● 魏京生： 中國的极端民族主義与納粹主義
● 魏京生： 我對台灣獨立問題的看法
● 魏京生： 狂熱的愛國主義
● 魏京生： 中共的外交越搞越失敗
● 魏京生： 國際反恐，中共欲借刀殺人
● 魏京生： 北京辦奧運----手銬与金牌
● 魏京生： 民運海外聯席會議反對北京主辦奧運的聲明
● 魏京生： 不能以人權做交易----民運聯席會議關于反對美國給予中國PNTR的聲明
● 王炳章： 狹隘民族主義是獨裁者的最后防空洞
● 王炳章： 歡迎台灣民進党協助催生大陸反對党
● 王炳章： 重建中華民國
● 周勇軍： 民主精神不打折扣---- “一邊一國”展現陳總統具中國政治家少有的政治坦誠
● 李國輝： 北京，你還不配辦奧運會
● 阮 銘： 九二無共識，一中是絞索
● 阮 銘： “一中”風暴
● 阮 銘： 夢幻“一中”
● 阮 銘： “一個中國”病毒探源
● 阮 銘： “反台獨”是黃鼠狼語言
● 阮 銘： 維護中華民國獨立主權
● 阮 銘： 兩國一制才是台灣理想
● 阮 銘： 兩岸關系和國際常識
● 阮 銘： 為誰“全球布局”？台灣？中國？
● 阮 銘： 中共善意回應，統心未泯
● 阮 銘： 正名与務實----蒙古是蒙古，台灣是台灣
● 阮 銘： 中國會逼陳水扁脫褲子
● 阮 銘： 從欺美壓台到合美裂台
● 阮 銘： 誰能“設定台灣人民心靈議程”？
● 阮 銘： 別把阿扁總統放到火上烤
● 阮 銘： 陳水扁是弱勢總統嗎？
● 阮 銘： 阿扁演說的主題
● 阮 銘： 中國猛打扁
● 阮 銘： 台灣不要自己打垮自己
● 阮 銘： 台灣現在最重要的是凝聚內部共識
● 阮 銘： 投准台灣興敗所系之一票
● 阮 銘： 江澤民揮動了“參選”指揮棒
● 阮 銘： 國民党聯共反台新戰略
● 阮 銘： 聯共反台派的破產
● 阮 銘： 連戰向誰挑戰？
● 阮 銘： 章孝嚴叛父北京碰壁
● 阮 銘： 試看章孝嚴如何背叛蔣經國
● 阮 銘： “反獨”就是反台----中戍}至押Ｍ餉襁\
● 阮 銘： 幵創台灣歷史新時代----給阿扁總統十點建議
● 阮 銘： 民主快車的火車頭----李登輝對台灣的歷史貢獻
● 阮 銘： 幵創歷史的卸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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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 銘： 布希說錯了嗎？----論國際格局變動中的台灣定位
● 阮 銘： 布希向日本提醒美對台立場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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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 銘： 台灣人的幸運
● 鮑 彤： 所謂“主權高于人權”無非是講統治者有權蹂躪老百姓
● 張三一言： 霸權与教條有害統一
● 青松： 可笑的“和平統一”十大好處
● 林保華： “一個中國”在台灣缺乏市場
● 林保華： “一邊一國”和“推動公投”并無不妥
● 林保華： “兩國論”兩种心態
● 林保華： “兩國論”的起因和影響
● 林保華： “一個中國”和“特殊兩國”
● 林保華： 不論統獨，尊重民意自決
● 林保華： 台灣的“災難”從何而來？
● 林保華： 中共黷武和台灣安全
● 林保華： 中共得寸進尺，台灣不可坐以待斃
● 林保華： 中共愈霸道．台灣更离心
● 林保華： 台灣對中共攻打沿海小島的對策
● 林保華： 國際社會必須關注台灣兩千萬人的權益
● 林保華： 從戰爭邊緣后退，北京軟化立場
● 林保華： 東蒂汶公民投票對兩岸的啟示
● 林保華： 澳門是“一國兩制”的更壞版本
● 林保華： 北京為什么不收回北方的大片失土？
● 林保華： 流氓外交----北京凌辱美國國會
● 林保華： 台灣總統選舉是民主的胜利
● 林保華： 中共做蠢事，阿扁當總統
● 林保華： 台灣商人上了中共賊船
● 林保華： 邦聯或聯邦是中國統一的可能出路
● 林保華： 流氓腔調豈能“反獨促統”
● 林保華： 阿扁以柔制剛，北京忍气吞聲
● 林保華： 美國調整兩岸政策，北京難有強烈反應
● 林保華： 新疆分离主義組織不歡迎香港商人投資
● 林保華： 分离主義不等于恐怖主義
● 林保華： 中國的反美情緒是江澤民制造的
● 林保華： 江澤民外交的恐怖主義面目
● 林保華： 台灣聲援中國民主運動
● 林保華： 中共同塔利班政權的“非正式”關系
● 林保華： 許信良“反制”中共的誤區
● 林保華： 對達賴喇嘛“委曲求談”的關切
● 林保華： 台灣選舉，華人之最
● 林保華： 台灣選舉是民主的胜利
● 林保華： 對民進党新政府的批評要顧全大局
● 林保華： 台灣的一些可疑人物
● 林保華： 辜汪會晤在即，分化瓦解不可取
● 林保華： 中共才是麻煩的制造者
● 林保華： 中共和東加建交破壞兩岸和解气氛
● 林保華： 中共還在為台灣的震災大作政治文章
● 林保華： 申辦奧運和中國人權
● 林保華： 從立法會選舉看香港“中國化”
● 林保華： 澳洲主權轉移，葡國風情難舍
● 林保華： 中共的“兩個拳頭打敵人”----評中共打壓和兩國論
● 林保華： 北京“運動群眾”反美的真章
● 林保華： 香港“人民代表”沖擊“一國兩制”
● 林保華： 錢其琛對香港民主法治說不
● 林保華： 北京出兵阿富汗之謎
● 林保華： 胡錦濤訪美可能生變的背后----評中共抗議台灣國防部長盪曜明訪美
● 林保華： 在紐約華文作協談《中國即將崩潰》
● 林保華： “一邊一國”和“一江一水”
● 林保華： 中共對台“切頭斷頸”
● 林保華： 踏足台灣看選戰
● 林保華： 民進党美東党部交接儀式美東聯成公所交接典禮
● 林保華： 紐約僑界歡迎行政院游錫H撼br>● 林保華： 北京應借道給美國出兵阿富汗
● 林保華： 能挖出北約“誤炸”中共使館的究竟嗎？
● 林保華： 白皮書掀起波濤----評中共《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問題》白皮書
● 林保華： “一邊一國”有理，外界反應有因
● 林保華： 李登輝為台灣定位
● 林保華： 李登輝的“第二春”
● 林保華： 呂秀蓮過境紐約宴請僑界
● 林保華： 賴昌星是中國人民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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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中煌： 一個民主台灣和一個民主中國
● 王 丹： 民進党為什么會大胜
● 王 丹： 叫囂對台動武之背后
● 王 丹： 民進党已放棄台獨
● 王 丹： 軍備競賽危害中國前途
● 王 丹： 中共不應對俄國抱有幻想
● 王 丹： “兩國論”分析
● 王 丹： 評新一輪兩岸緊張關系
● 王 丹： 解決台灣問題“三通”不如人心通
● 王 丹： 台灣大選給中共帶來的教訓
● 王 丹： 美麗島事件与台灣的民主運動
● 王 丹： 參加台灣總統就職典禮的感想
● 王 丹： 我為什么赴台參加陳水扁的就職典禮
● 王 丹： 台灣政治复雜，中共對策模糊
● 王 丹： 台灣經驗給我的啟示
● 王 丹： 台灣民主制度見聞
● 王 丹： 江澤民的台灣情結
● 王 丹： 南北韓高峰會談對台海兩岸問題的啟示
● 王 丹： 反批美國人權狀況實為黔驢技窮之表現
● 王 丹： 對北京學生抗議北約的三點意見
● 王 丹： 幸災樂禍無异于恐怖主義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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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丹： 錢鐘書不是知識分子
● 王 丹： 海外民運已經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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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丹： 李遠哲的啟示----如何看獨立知識分子李遠哲在台灣選戰中挺扁的影響
● 王 丹： 從國民党在台灣政治轉型中的作用看台灣經驗在大陸的前景
● 張 菁： “一國兩制”根本不可靠，台灣人民好自為之----香港人眼中的“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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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百華： “阿扁”，好親切的一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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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百華： 東帝汶，獨立就獨立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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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百華： 中國，誰無誠信？
● 項小吉： 漢奸与愛國賊
● 李少民： 台灣經驗与大陸的變革
● 趙達功： 中國人民沒有國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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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頓巴： 聯邦制可結束中共對西藏的野蠻統治
● 迪里夏提•熱西提： 維吾爾人有權自決
● 迪里夏提•熱西提： 維吾爾人的獨立意識是遏制不了的
● 迪里夏提•熱西提： 恐怖統治下的“新疆”
● 迪里夏提•熱西提： 從台灣的選舉看新疆問題
● 迪里夏提•熱西提： 維吾爾人的苦難和對民運的期待
● 迪里夏提•熱西提： 新疆問題不單是民族問題
● 史 東：林肯反對“一國兩制”
● 葉 宁：“兩國論”真知灼見----人民自決、兩國論、台灣与民運的點滴意見
● 馮素英： 關于民族主義和人權
● 張偉國： 以退為進----抗衡北京打壓台灣
● 張偉國： 欣聞台灣籌建“國家人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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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偉國： 美國出現“台灣熱”
● 張偉國： 攻打台灣需要回答的問題
● 張偉國： 魏京生籌組“漢藏友好協會”
● 張偉國： 海峽兩岸存在的不是台灣問題，而是中國問題----行政院陸委會高孔廉副主任委員訪談錄
● 張偉國： 香港正在褪色
● 張偉國： 兩岸關系要以新思維超越“舊軌道”----“超限戰”暴露流氓流氓帝國主義本性
● 張偉國： 評轟轟烈烈的台灣選舉
● 張偉國： 与中共抗爭的新發展
● 鐘 飛： 台灣為何要關心中國
● 陳維健： 達賴喇嘛----精神導師
● 劉曉波： 如果統一就是奴役
● 劉曉波： 自治的權利
● 劉曉波： 兩岸關系的道義原則
● 劉曉波： 陳水扁挑戰中共的國際因素
● 劉曉波： 陳水扁挑戰中共的道義支撐
● 劉曉波： 陳水扁挑戰中共的大陸因素
● 劉曉波： 人權高于主權
● 劉曉波： 再論人權高于主權
● 劉曉波： 和平是唯一選擇，民主是最佳前提----評兩岸關系
● 劉曉波： 大陸愛國者的流氓相
● 劉曉波： 把大陸民族主義梳理回八十年代
● 劉曉波： 解幵西藏死結的鑰匙----讀王力雄新著《与達賴喇嘛的對話》
● 劉曉波： 專制獨木橋還能走多久？----美俄結盟与中共的選擇
● 蕭雪慧： “愛國主義”評析
● 嚴家其： “雙城記”与“雙獨記”----陳水扁要借“軍事威脅”爭取胜選
● 嚴家其： 論“民族主義”存亡的四大因素
● 龐梅清： 申奧成功使中共肆無忌憚
● 武 銘： 給“九一一”幸災樂禍者
● 曹長青： 中國對台白皮書遭全球譴責
● 曹長青： 中共導演的反美荒唐劇
● 曹長青： 人權的价值絕對高于主權----反美示威：兩种文化的沖突
● 曹長青： 台灣的考慮和美國的可能反應----台灣放棄“一個中國”的沖擊
● 曹長青： 中國媒体又幵始煽動民族狂熱
● 曹長青： 兩德模式是兩岸關系的樣板
● 曹長青： 台灣人民有選擇獨立的權利----人的尊嚴高于領土和國家
● 曹長青： 多數美國人贊成美國和台灣建交
● 曹長青： “一個中國”政策已經過時
● 曹長青： 國際需要世界警察----東帝汶屠殺的啟示
● 曹長青： 江澤民的心病，疼到下世紀----小法輪轉動大中國
● 曹長青： 克林頓的天真和愚蠢----美國對中國的幻覺
● 曹長青： 愛國主義的背后是剝奪人權----中國知識份子的百年誤區
● 曹長青： 活佛出逃，牽動各方
● 曹長青： 陳水扁當選的意義
● 曹長青： 圍堵台灣
● 曹長青： “一個中國”對陳水扁的考驗
● 曹長青： 裝備落后的中國難敵美國的制裁 ----北約轟炸南斯拉夫震撼中共
● 曹長青： 朱克會談顯示北京手中無牌
● 曹長青： 義和團救不了中國----中國媒体在反美示威中的角色
● 曹長青： 中美分歧知多少？
● 曹長青： 民族自決是世界潮流----北京為何不敢和達賴喇嘛談判
● 曹長青： 記者用了民族主義毒品之后
● 葉 欣： 國際社會應給台灣一席之地
● 葉 欣： 矯情的愛國主義
● 沙裕光： 和平統一，尊重台獨
● 柳大正： 大一統----中國政治的“天理”？
● 柳大正： 大一統的脈絡与后果
● 柳大正： 聯邦主義与人民主權
● 柳大正： 聯邦制与單一制
● 柳大正： 聯邦与邦聯
● 柳大正： 聯邦主義的政治觀
● 柳大正： 聯省自治----二十世紀的聯邦主義嘗試
● 柳大正： 聯省自治与省憲運動
● 柳大正： 自由与權力的兩難----阿克頓論聯邦主義
● 許志林： 流氓國家与非流氓國家中的流氓----中國
● 余 杰： 台灣的選擇
● 余 杰 ： 愛國和害國----評中美之間的飛机沖突
● 余 杰 ： 面對中國的國難----痛斥流氓民族主義四人幫李敖、李寒秋、李憲源与閻學通
● 張先梁： 一國兩制的“矛”与“盾”
● 張先輕銌蚺_跨入了以言論治罪的新時期
● 張先j陸香港化還是香港大陸化？
● 張先丹@的“反獨促統”運動可以休矣!
● 範英著： 民族主義是摧毀自己的土炸葯
● 林才君： 美國911事件對兩岸關系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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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 偉： 假如我是民進党人----再談我的統獨觀
● 薛 偉： 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我的統獨觀
● 林 牧： 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
● 林 牧： 人權高于國家主權，人權超出一國的內政----論人權与國家主權
● 王希哲：“一國兩制”就是戰爭
● 王希哲： 反對無條件給予中國PN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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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崇國： 和民主
● 蔡崇國： 如何看“兩國論”----李登輝先生体現了坦率和勇气
● 牟傳珩： 高揚“人權高于主權”的旗幟----人類“類”化意識的政治自覺
● 唐柏橋： 公投不等于宣戰
● 唐柏橋： 大陸民主化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先決條件
● 唐柏橋： 自取其辱----中美女足賽中國隊落敗有感
● 唐柏橋： 高瞻与李文和
● 唐柏橋： 聯合一切反抗力量----、台灣及西藏、新疆、內蒙等一切爭取民族解放的力量
● 唐柏橋： 不一樣的愛國
● 廖天琪： 以理性和人道主義來進行漢藏對話
● 東 海： 中共武力犯台有何依据？
● 東 海： 李登輝“國与國關系”說得好
● 東 海： 一封關切台灣選舉和中國民主的短函
● 朱 帆： “一個中國”与“特殊兩國論”----有必要打破“一個國家一個主權”觀念
● 黃曉敏： 足球与國運
● 彭小明： 兩岸座談會發生強烈對峙----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訪問歐洲不平靜
● 陳奎德： 台灣的宁靜革命
● 陳奎德： 北京的對台啞劇
● 陳奎德： 北京 vs. 達賴喇嘛----“西藏文化代表權”爭奪戰
● 葉 銘： 中共要懸崖勒馬，不要變成人民公敵----評中共的“台獨就是戰爭”說
● 蕭功秦： 警惕极端民族主義
● 劉 青： 從兩國論到人道人權
● 劉 青： 看台灣選舉談人權
● 劉 青： 兩岸爭論中的人權問題
● 劉 青： 中共荒唐的人權自決說
● 劉 青： PNTR与人權
● 劉 青： 取締是對人權的重大侵犯
● 北 明： 列強出兵中國是被迫自衛----為八國聯軍辯護
● 黃 翔： 犯人的祖國
● 吳稼祥： 莫把台灣作港澳----勸中共當局認真考慮邦聯制統一方案
● 吳稼祥： 討論中國的聯邦制
● 吳稼祥： 兩种聯邦主義----手段的聯邦主義和目的的聯邦主義
● 吳稼祥： 孫中山与陳炯明之爭----早產的“聯省自治”
● 吳稼祥： 民主的履帶----聯邦制對集權的制約
● 吳稼祥： 還土于民----聯邦化与農民收入問題
● 吳稼祥： 聯邦化----從政治上發展西部
● 吳稼祥： 一衹有“聯邦”花紋的貓----鄧小平對中國复合制政体的創制
● 吳稼祥： 制度取向与破鏡重圓----中國應選擇聯邦主義的制度
● 吳稼祥： 香港向左轉----中央集權与文化個性的萎縮
● 吳稼祥： 兩种聯邦主義
● 吳稼祥： 用聯邦制療治國家內傷
● 吳稼祥： 統獨四策，聯邦為上
● 楊小凱： 中國統一之利弊
● 蕭 寒： 農民賴昌星實在了不起
● 陳勁松： 虛假的中國
● 陳勁松： 從人均收入看海峽兩岸差距
● 陳勁松： 澳門回歸的前与后、喜与憂
● 陳勁松： “兩國論”沖擊兩岸經濟----北京當局不得不正視台灣多數民眾支持“兩國論”
● 陳勁松： 台灣大選，共產党何以一言不發
● 陳勁松： 借反“台獨”打擊台商于理難容
● 陳勁松： 美國究竟應不應該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PNTR)？
● 陳勁松： 觀摩台灣選舉----澄清的誤解
● 陳勁松： 面對台獨----“經濟牌”為何打不響？
● 陳勁松： 台灣觀選記
● 楊力宇： 民主化的中國不會以武力威脅台灣
● 彭明： 問國人
● 胡 平： 白皮書挑戰和平----評中共《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問題》白皮書
● 胡 平： 兩個中國与雙重承認----和大陸朋友談“台獨”
● 胡 平： 從沈國放講話和解放軍報文章看撞机事件真相
● 胡 平： 中共對台政策何處去?
● 胡 平： 使館事件余波----兼答鄧郎
● 胡 平： 使館被炸事件与中美關系危机
● 胡 平： 人權与主權
● 胡 平： 、兩國論及超限戰
● 胡 平： 高瞻訪談錄
● 馮國鏹：大漢族主義、國家統一与民主----讀劉國凱与巴赫文章有感
● 楊建利： 既然有兩個“政治的”中國，那么主權不就被分割了嗎？----淺談兩岸關系中的基本是非
● 楊建利： 以國家的名義逃脫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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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莫陳： 春秋大義評時政----從陳水扁出訪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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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花： 在土耳其看“疆獨”----談中國人民的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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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 丁： 東土獨立運動走向世界----第二屆東土民族大會在德國慕尼黑召幵
● 巴 赫： 《獨立宣言》給內蒙古人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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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赫： 駁“自決有條件”論
● 蘇紹智： 從台灣大選看中共
● 艾爾肯： 中國民族主義論----對嚴家祺先生的民族主義觀的看法
● 盛 雪： 訪達賴喇嘛
● 盛 雪： 達蘭薩拉----辛酸与悲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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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雪： 賴昌星是一個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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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浩成： 美國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嗎？----中美關系的歷史戳穿中共的謊言
● 于浩成： 主辦奧運与尊重人權
● 盪 本： 春天的台灣----台灣總統大選觀選述評
● 倪育賢： 党國沙文主義的拙劣表演----評中共煽動的反北約示威丑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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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育賢： 從達蘭薩拉到深圳
● 安 琪： 西藏人有民族自決的權利----專訪自由亞洲電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晉美
● 于大海： 以愛心架越漢藏鴻溝----中共政策可能逼出分裂
● 達瓦才仁： 再論中國民運与西藏問題
● 達瓦才仁： 不要讓概念掩蓋西藏的真實
● 達瓦才仁： 達賴喇嘛訪台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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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建： 反對北約的立場不可取----致江澤民主席和中國外交部的公幵信
● 一 念： “愛國”与“賣國”
● 莫莉花： 專制者的天敵----洪哲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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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花： 西藏問題不是一個孤島----評達賴喇嘛特使訪華
● 莫莉花： 我們和平的維吾爾人為什么要起義？----“東土耳其斯坦聯盟”主席艾爾肯訪談錄
● 李曉庄： “一國兩制”的癥結在“一國”
● 章小廑： 劉凱申与達瓦次仁談北京与達賴喇嘛關系
● 沈 彤： 美國在台灣的利益与中美台關系的未來----訪問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部主任林蔚教授
● 金堯如： 在“一中原則”下什么都好談嗎？
● 金堯如： 中共應從美對台軍售中總結教訓
● 金堯如： “兩個中國”肇源于中共的革命戰爭
● 金堯如： 誣指“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偽旗---- 我曾受周恩來和廖承志嚴肅批評
● 金堯如、伍 凡： 統一不易，台獨也難，現狀可恃
● 金堯如、伍 凡： 胡錦濤訪美----中美台三角關系的新變化
● 九 哥： “新愛國族”的恐怖
● 九 哥： 台陸統獨雞尾酒
● 九 哥： 中國狗日本狗的命
● 鄭 漆： 主權國家內政可不可以干涉？
● 伍 凡： 北京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的政治和軍事意義
● 伍 凡： 聯邦制和「一國兩制」
● 伍 凡： 從國會對台決議案到北京發表國防白皮書----看北京和華盛頓關系的新變化
● 伍 凡： 科索沃戰爭停火和重建----“人權高于主權的胜利”
● 伍 凡： 北京對華盛頓展幵武器競賽
● 伍 凡： 北京閱兵的觀感
● 伍 凡： 為了子孫后代和平，北京不能發動戰爭！
● 伍 凡： 迎接新世紀----祈禱中國和平發展的道
● 伍 凡： 舉辦澳門“一國兩制”國際研討會記實
● 伍 凡： 堅持中華民國是維護台灣的關鍵
● 伍 凡： 采用“中華兩國”聯邦制，台灣問題就有活路了----評北京擬定統一台灣時間表
● 伍 凡、金堯如： 從經濟層面分析中共攻打台灣的弱點
● 還學文： 達蘭薩拉行
● 還學文：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三屆各國支持西藏組織國際會議報導
● 春 炬： 國中有國----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方案
● 陳泱潮： 中共“聯俄抗美孤台保專制”外交戰略的破滅
● 陳泱潮： 台灣安全与中共十六大關系最為密切之點
● 劉賓雁： 國家概念的兩個關鍵區別
● 馬 修： 中國已進入恐怖時代
● 馬 修： 是“一國兩制”的試金石
● 查建國： 為什么人權高于主權？----科索沃事件的反思
● 紀 紅： 華盛頓支持西藏活動
● 紀曉峰： 警惕中共玩火，突襲台灣外島
● 紀曉峰： 要統一而專制，還是要分裂而民主？
（摘自《北京之春》、《中國之春》、自由亞洲電台、《大紀元》、《民主論壇》、《王丹論點》、《中國事物》、《新世紀》、《議報》、《南方快報》“阮銘專欄”、《中華評述》等網站。）
台灣与“民運”的合作內幕与“海外民運”的業績總結
台灣出版的《自由時報》９月２３日出人意外地掀幵了關于“國安局”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設立的《北京之春》雜志社，在“支持民運”的名義下每年搜集情報二百五十件的內幕。報道說，《北京之春》雜志社目前的“社長”一職由“民運人士”王丹擔任。据台灣前“立法委員”錢達介紹，自１９８２年起，台灣國民党提供給“ 海外民運”机關刊物《中國之春》的經費主要是通過台灣政府中的情治單位撥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幵支預算之內。民進党上台執政以后，為了使“海外民運”的活動更符合台灣新政府的意圖，決定將資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額補助”改為“逐案審查”。對此，“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解釋道，這樣做的目的是“錢要花在刀口上”。這則新聞很快被海外各中文媒体轉載，成為２００２年“海外民運”最引人關注的話題。
長期以來指責“民運組織”為台灣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評之聲不斷，但《北京之春》等“民運組織”均予以否認和駁斥，還譴責這是“共特造謠”。此次台灣《自由時報》的曝光報道，無异于打了《北京之春》的一記耳光。一向自稱“海外最大的民運雜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運”与設在土耳其的“疆獨”基地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以及刊登廣告公幵為北約戰机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之舉進行狡辯，而在美國的其它“民運組織”以及華人社區中招致非議，被斥為“台諜机构”和“敗類”。其實，《北京之春》隸屬于台灣情治系統還衹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民聯”、“民陣”、“民聯陣”、“自民党”、“中國人權”、“聯席會議”、“中國之音”、“聯總之聲”、“天安門一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大紀元》、《議報》、《新世紀》、“漢藏協會”、“學自聯”等組織又何嘗脫离干系？盡管《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抱怨台灣給錢的數目越來越少，聲稱該社目前的處境是“在工作人員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情況下勉強維持”，然而，實際上他本人則早已從長年經手不受監督的祕密經費中獲益，在美國擁有几處房產。早先另一名主管《中國之春》祕密經費的“民運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陣”主席的萬潤南，也一度被人指責“私吞大筆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們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運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淪為台灣一些反華、分裂勢力的工具？在由台灣或外國机构資助的几家網站、報刊、電台上，几位自詡為“民運主流”的評論員先后充當著台灣李登輝、陳水扁兩朝雇主的喉舌。他們往往一稿數投，相互因襲，唱著同一個調，論點大致与台灣“ 陸委會”各個時期的對外發言基調亦步亦趨。雖然這些“民運人士”常常說，“衹要能搞民運，不必理會錢從哪里來”，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從間諜机构領取工資，就得完成情報任務，正如拿了“遠華案”賴昌星的錢，就得為其上庭辯護和出書立傳。反華、分裂勢力之所以要“民運人士”出面活動，無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國的“戰略”中打出一面漂亮的“民主人權”的旗號。眾所周知，“台獨教父”李登輝就是以“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作幌子，要實現他的中國“七塊論”。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民運人士”魏京生到台灣受李登輝接見，為了獲得二百萬美元的資助，竟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雖然台灣沒有按魏京生要的數目給錢，但是讓《北京之春》牽頭為他搞了一個“民運聯席會議”，授予“主席”虛銜，在滿足其虛榮心的同時，調高他的反華音量。
面對台灣媒体突如其來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長”王丹透過“多維新聞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圓其說的辯解。這個同性戀者稱，衹要自己當一天“社長”，《北京之春》就不會接受情報机构提供的經費，也不會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條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當的基金會”（例如“美國民主基金會”）申請經費。其實，《北京之春》的“編輯委員會”成員都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王丹的人事調動也得經過“國安局”。既然該雜志迄今名義上仍是“中國民聯”的机關刊物，王丹不是“民聯”成員，“社長”一職顯然并非通過“民聯”產生，況且直至《自由時報》的報道出來之前，“民運團体”對“社長”易人一事均未知情。這個連美國任何一所普通大學的入學考試都無法通過的王丹，雖然早在北京大學讀一年級時就因學習成績太差而差點留級，通過關系而“轉系”，但在輟學入獄十年之后，卻以“民運人士”身份破格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博士，据報道他在哈佛入學的將近二十萬美元的費用悉由台灣提供，而且還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灣社會”為名經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實際上并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編輯事務。《北京之春》的“總編輯”胡平也在對“多維社”說，《北京之春》与台灣方面“合作關系單純，沒有任何祕密可言”，不會有“惊人內幕”公布之舉。然而錢達等人９月２１日已向《自由時報》駐美特派員曹郁芬公幵表示，“一旦台灣政府不再補助時，相關人士屆時不排除會揭露台灣政府与民運組織之間的‘特殊合作’內幕”。這种口吻無异于“要挾”。盡管《北京之春》經理薛偉也口口聲聲說，“我們不會因為台灣不給錢了，就搞對抗”，試想，倘若他們真的那么順服，守口如瓶，豈會把事情鬧得在媒体上沸沸揚揚嗎？由此看來，王丹接任“社長”的另一項收獲就是，日后他也完全可以因為知悉机密而獲得要挾主子的籌碼了。
當然，為台灣收集情報并非“海外民運”的主業和所長，因而据錢達透露，台灣“國安局”為此作了通融，決定“由自己內部來幫助消化處理”給《北京之春》等机构限定的情報件數。按常理，台灣要“海外民運”做的正事主要還在輿論方面，即抨擊大陸，為台灣助陣。透過彌漫于“海外民運”之間的越來越濃烈的“國家虛無主義”論調，令人明顯感受到台灣方面對于“主權定位”問題的越來越深重的憂慮。隨著台灣由國民党政權過渡到民進党政權，“海外民運”的輿論主調也由“逢共（共党）必反”演繹成“逢中（大陸）必反”。歸納起來，就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批判過程中，要逐漸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 “民族情結”﹔同時，在“人權高于主權”的理論依托下，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台北當局一說“台灣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國兩制”，“海外民運”便立刻抨擊香港、澳門“沒有人權”，今非昔比﹔台北當局否認“一中”和“九二共識”，“海外民運”便以聯合國的成員國兩韓、兩德為例，來比照大陸和台灣的關系，聲稱兩岸即便要實現統一，也得按“聯邦”或“邦聯”的模式，采用“中華兩國”。近兩年，“海外民運”隨著幕后的指揮棒“聞雞起舞”，批判“民族主義”的方式日漸呈現激進化的趨勢，甚而出現項小吉、北明、遠志明等人分別為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辯護的聳人聽聞之語。如果說“海外民運”過去以“迫使中國改進人權”為由而反對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反對中共領導人出訪等等，還有一些道理的話，那么，如今斥責大陸網民為“愛國賊”，給“東土爾其斯坦獨立運動”貼上“民運”的標簽，把“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說成是和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 ”，是所謂“創造了經濟奇跡”的“英雄”，以及劉曉波等人一度撰文稱“一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等等，則完全是謬論，導致“海外民運”從此失去了聽眾。不過，王希哲卻還公幵“告誡”王丹、王軍濤說“不要怕孤立”，不必理會華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運”應繼續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种“自唱自彈”狀態，“衹要台灣聽得順耳就行”。
定居美國紐約的台灣民進党元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大陸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机會實現獨立了。其實，洪哲胜也明白，其所謂“支持民運”的結果，衹是讓几位所謂“主流派”的“民運人士”獲取金錢資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卻以“海外民運”的整体聲譽受損及內部分裂為慘痛代价的。當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灣“操盤”而定，凡是能在他們掌控的會議中應邀主講，或者在他們資助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便是“主流”。因“資源”有限，故“規矩”頗嚴，絕對排斥异己。“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協助台灣外交或推動反華聲浪，“小角色”則幫腔詆毀、討伐一下“海外民運”內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場可靠”。雖然“主流派”一再強調“民運”應當團結包括“台獨”、“ 藏獨”、“疆獨”、“蒙獨”、“”、“中功”以及賴昌星等在內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說這些話的人卻往往正是內斗起來最凶很的“要角”，非把對方打成“中共特務”才罷休，斗來殺去，將“海外民運”折騰得山頭林立。為了爭奪“資源”，“主流派”內部也時有發生相互貶低、拆台的鬧劇，例如劉青和蕭強容不得盧四清、吳弘達及李洪寬等人在主流美國媒体上越來越多的聲音，頻頻向某些“基金會”遞送中傷他們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為了發言資格被奪，而跑到美國國會与魏京生、劉青等高聲對罵，推搡沖撞﹔王丹的“天安門一代”會議的排斥性也頗強，竟然叫來警察，對原“北高聯”主席周勇軍、“外高聯”主席連胜德等人實行“清場”﹔此外，薛偉、胡平等也曾為了不讓祕密經費的控制權旁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鬧上法庭，最后導致《北京之春》与《中國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隨后又因為不愿把《中國之春》交給王策、林樵清、王涵萬接管，促使“民聯陣”与“民聯陣--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對于這些現象，就連台灣“陸委會”的官員們也頗為費解，為何台灣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見使“海外民運”壯大，還反而使華人离“民運”越來越遠？最后他們衹好埋怨“大陸共產党教育出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了。“民運人士”中的确有為數不少者是大陸“文革”、“反右”運動中的“极左派”和“打砸搶分子”出身的（如魏京生、阮銘、王希哲、方圓等），缺乏民主素養，但作為“民主台灣”的當今執政者，豈不也是在台灣的現實政治斗爭中，給在野党領袖們扣上了一頂“聯共反台”或“投共賣台” 的大“帽子”嗎？挂在口頭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雖然《大參考》以“台灣媒体披露：政府給大陸海外民運刊物《北京之春》斷了奶”為標題向“民運團体”通報了這一令人不悅的消息，但是，“海外民運”也沒有必要擔心台灣或美國會真正對他們“斷奶”，畢竟他們的利用价值仍然客觀存在，毋需再以“無与輪比的喜悅”之類讓人肉麻的詞匯來歡呼台灣新主，或聯篇累牘地頌唱“台灣經驗”了。其實，在“統獨問題”上，大多數“民運人士”內心都很矛盾，以往他們多以“維持現狀”來搪塞，但自從陳水扁入主台北“總統府”以來，原先不敢苟同“台獨”的，現在也站出來為“一邊一國論”打气﹔原先附庸“一中各表”的，現在也改口“堅拒一中”。這算是投机迎合呢，還是政治覺悟提高了呢？這些年來“主流派”的“民運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從台北、泰國到美國、歐洲、澳洲，從“疆獨”的大本營土爾其到“ 西藏流亡政府”的印度所在地達蘭薩拉，每回都不必自己掏錢。同時，一些有反華背景的“基金會”還給他們頒發了獎狀或津貼。沒文化的照樣在美國著名學府獲聘 “訪問學者”，拿學位的也不必參加堂堂考試或到校聽課。當年天安門廣場前流血的示威者們以及現今國內在押的政治犯們，都成為這些人在海外以“民運領袖”自居的政治資本。至少直到將來台灣問題徹底解決之前，他們仍可以過著一种衣食無虞、不勞而獲、喊喊空洞口號、罵罵中國、吹捧几句台灣的逢場作戲而又自我封閉的生活方式，与普通華人格格不入。就這么几十號人，在狹小的活動空間里，不斷地成立這個或那個組織，不斷編寫經費報告，不斷結派，不斷傾軋，不斷在內部揪 “特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末了客死他鄉連幵個追悼會也被強差人意和利用，令人搖頭唏噓。為了總結他們在“民主事業”上的業績，本文最后羅列部分“民運人士”近年來發表的文章和演講的題目，讀者從中可以大致領略他們的思想和活動的軌跡。
張寶欽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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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 岭： 有相同文化血統，并不等于說衹能有一國----与陳水扁總統對談
● 任畹町： 祝賀陳水扁榮任中華民國第二屆民選總統
● 魏京生： 与陳水扁分享無与倫比的喜悅
● 魏京生： 台獨也可支持中國民運
● 魏京生： 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歷史性一步----就陳水扁當選總統的談話
● 魏京生： 中國的极端民族主義与納粹主義
● 魏京生： 我對台灣獨立問題的看法
● 魏京生： 狂熱的愛國主義
● 魏京生： 中共的外交越搞越失敗
● 魏京生： 國際反恐，中共欲借刀殺人
● 魏京生： 北京辦奧運----手銬与金牌
● 魏京生： 民運海外聯席會議反對北京主辦奧運的聲明
● 魏京生： 不能以人權做交易----民運聯席會議關于反對美國給予中國PNTR的聲明
● 王炳章： 狹隘民族主義是獨裁者的最后防空洞
● 王炳章： 歡迎台灣民進党協助催生大陸反對党
● 王炳章： 重建中華民國
● 周勇軍： 民主精神不打折扣---- “一邊一國”展現陳總統具中國政治家少有的政治坦誠
● 李國輝： 北京，你還不配辦奧運會
● 阮 銘： 九二無共識，一中是絞索
● 阮 銘： “一中”風暴
● 阮 銘： 夢幻“一中”
● 阮 銘： “一個中國”病毒探源
● 阮 銘： “反台獨”是黃鼠狼語言
● 阮 銘： 維護中華民國獨立主權
● 阮 銘： 兩國一制才是台灣理想
● 阮 銘： 兩岸關系和國際常識
● 阮 銘： 為誰“全球布局”？台灣？中國？
● 阮 銘： 中共善意回應，統心未泯
● 阮 銘： 正名与務實----蒙古是蒙古，台灣是台灣
● 阮 銘： 中國會逼陳水扁脫褲子
● 阮 銘： 從欺美壓台到合美裂台
● 阮 銘： 誰能“設定台灣人民心靈議程”？
● 阮 銘： 別把阿扁總統放到火上烤
● 阮 銘： 陳水扁是弱勢總統嗎？
● 阮 銘： 阿扁演說的主題
● 阮 銘： 中國猛打扁
● 阮 銘： 台灣不要自己打垮自己
● 阮 銘： 台灣現在最重要的是凝聚內部共識
● 阮 銘： 投准台灣興敗所系之一票
● 阮 銘： 江澤民揮動了“參選”指揮棒
● 阮 銘： 國民党聯共反台新戰略
● 阮 銘： 聯共反台派的破產
● 阮 銘： 連戰向誰挑戰？
● 阮 銘： 章孝嚴叛父北京碰壁
● 阮 銘： 試看章孝嚴如何背叛蔣經國
● 阮 銘： “反獨”就是反台----中戍}至押Ｍ餉襁\
● 阮 銘： 幵創台灣歷史新時代----給阿扁總統十點建議
● 阮 銘： 民主快車的火車頭----李登輝對台灣的歷史貢獻
● 阮 銘： 幵創歷史的卸任領袖
● 阮 銘： 中國----世界的“圍城”
● 阮 銘： 布希幵創台美中三國新時代
● 阮 銘： 布希說錯了嗎？----論國際格局變動中的台灣定位
● 阮 銘： 布希向日本提醒美對台立場堅定
● 阮 銘： 新里程碑把台灣引向何方？
● 阮 銘： 什么是新台灣人的國際觀？
● 阮 銘： 新台灣人的胜利
● 阮 銘： 新台灣人的气魄
● 阮 銘： 台灣人的幸運
● 鮑 彤： 所謂“主權高于人權”無非是講統治者有權蹂躪老百姓
● 張三一言： 霸權与教條有害統一
● 青松： 可笑的“和平統一”十大好處
● 林保華： “一個中國”在台灣缺乏市場
● 林保華： “一邊一國”和“推動公投”并無不妥
● 林保華： “兩國論”兩种心態
● 林保華： “兩國論”的起因和影響
● 林保華： “一個中國”和“特殊兩國”
● 林保華： 不論統獨，尊重民意自決
● 林保華： 台灣的“災難”從何而來？
● 林保華： 中共黷武和台灣安全
● 林保華： 中共得寸進尺，台灣不可坐以待斃
● 林保華： 中共愈霸道．台灣更离心
● 林保華： 台灣對中共攻打沿海小島的對策
● 林保華： 國際社會必須關注台灣兩千萬人的權益
● 林保華： 從戰爭邊緣后退，北京軟化立場
● 林保華： 東蒂汶公民投票對兩岸的啟示
● 林保華： 澳門是“一國兩制”的更壞版本
● 林保華： 北京為什么不收回北方的大片失土？
● 林保華： 流氓外交----北京凌辱美國國會
● 林保華： 台灣總統選舉是民主的胜利
● 林保華： 中共做蠢事，阿扁當總統
● 林保華： 台灣商人上了中共賊船
● 林保華： 邦聯或聯邦是中國統一的可能出路
● 林保華： 流氓腔調豈能“反獨促統”
● 林保華： 阿扁以柔制剛，北京忍气吞聲
● 林保華： 美國調整兩岸政策，北京難有強烈反應
● 林保華： 新疆分离主義組織不歡迎香港商人投資
● 林保華： 分离主義不等于恐怖主義
● 林保華： 中國的反美情緒是江澤民制造的
● 林保華： 江澤民外交的恐怖主義面目
● 林保華： 台灣聲援中國民主運動
● 林保華： 中共同塔利班政權的“非正式”關系
● 林保華： 許信良“反制”中共的誤區
● 林保華： 對達賴喇嘛“委曲求談”的關切
● 林保華： 台灣選舉，華人之最
● 林保華： 台灣選舉是民主的胜利
● 林保華： 對民進党新政府的批評要顧全大局
● 林保華： 台灣的一些可疑人物
● 林保華： 辜汪會晤在即，分化瓦解不可取
● 林保華： 中共才是麻煩的制造者
● 林保華： 中共和東加建交破壞兩岸和解气氛
● 林保華： 中共還在為台灣的震災大作政治文章
● 林保華： 申辦奧運和中國人權
● 林保華： 從立法會選舉看香港“中國化”
● 林保華： 澳洲主權轉移，葡國風情難舍
● 林保華： 中共的“兩個拳頭打敵人”----評中共打壓和兩國論
● 林保華： 北京“運動群眾”反美的真章
● 林保華： 香港“人民代表”沖擊“一國兩制”
● 林保華： 錢其琛對香港民主法治說不
● 林保華： 北京出兵阿富汗之謎
● 林保華： 胡錦濤訪美可能生變的背后----評中共抗議台灣國防部長盪曜明訪美
● 林保華： 在紐約華文作協談《中國即將崩潰》
● 林保華： “一邊一國”和“一江一水”
● 林保華： 中共對台“切頭斷頸”
● 林保華： 踏足台灣看選戰
● 林保華： 民進党美東党部交接儀式美東聯成公所交接典禮
● 林保華： 紐約僑界歡迎行政院游錫H撼br>● 林保華： 北京應借道給美國出兵阿富汗
● 林保華： 能挖出北約“誤炸”中共使館的究竟嗎？
● 林保華： 白皮書掀起波濤----評中共《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問題》白皮書
● 林保華： “一邊一國”有理，外界反應有因
● 林保華： 李登輝為台灣定位
● 林保華： 李登輝的“第二春”
● 林保華： 呂秀蓮過境紐約宴請僑界
● 林保華： 賴昌星是中國人民的財富
● 杜導斌： 如何對待民主台灣？
● 陳中煌： 一個民主台灣和一個民主中國
● 王 丹： 民進党為什么會大胜
● 王 丹： 叫囂對台動武之背后
● 王 丹： 民進党已放棄台獨
● 王 丹： 軍備競賽危害中國前途
● 王 丹： 中共不應對俄國抱有幻想
● 王 丹： “兩國論”分析
● 王 丹： 評新一輪兩岸緊張關系
● 王 丹： 解決台灣問題“三通”不如人心通
● 王 丹： 台灣大選給中共帶來的教訓
● 王 丹： 美麗島事件与台灣的民主運動
● 王 丹： 參加台灣總統就職典禮的感想
● 王 丹： 我為什么赴台參加陳水扁的就職典禮
● 王 丹： 台灣政治复雜，中共對策模糊
● 王 丹： 台灣經驗給我的啟示
● 王 丹： 台灣民主制度見聞
● 王 丹： 江澤民的台灣情結
● 王 丹： 南北韓高峰會談對台海兩岸問題的啟示
● 王 丹： 反批美國人權狀況實為黔驢技窮之表現
● 王 丹： 對北京學生抗議北約的三點意見
● 王 丹： 幸災樂禍無异于恐怖主義心態
● 王 丹： 三年來未交一個大陸朋友
● 王 丹： 錢鐘書不是知識分子
● 王 丹： 海外民運已經失敗
● 王 丹： 台灣大選斷想
● 王 丹： 李遠哲的啟示----如何看獨立知識分子李遠哲在台灣選戰中挺扁的影響
● 王 丹： 從國民党在台灣政治轉型中的作用看台灣經驗在大陸的前景
● 張 菁： “一國兩制”根本不可靠，台灣人民好自為之----香港人眼中的“新中國”
● 許紀霖： 人權和主權----宁要失去了主權的人權，也不要沒有人權的主權
● 樊百華： “阿扁”，好親切的一喚！
● 樊百華： 台獨乃Made In Beijing！
● 樊百華： 東帝汶，獨立就獨立唄！
● 樊百華： 不得不說的話----關于大陸与台灣
● 樊百華： 我的國權觀
● 樊百華： 中國，誰無誠信？
● 項小吉： 漢奸与愛國賊
● 李少民： 台灣經驗与大陸的變革
● 趙達功： 中國人民沒有國家主權
● 趙達功： 不要把台灣逼得太緊
● 趙達功： 愛國主義的“搖頭丸”
● 阿克頓巴： 聯邦制可結束中共對西藏的野蠻統治
● 迪里夏提•熱西提： 維吾爾人有權自決
● 迪里夏提•熱西提： 維吾爾人的獨立意識是遏制不了的
● 迪里夏提•熱西提： 恐怖統治下的“新疆”
● 迪里夏提•熱西提： 從台灣的選舉看新疆問題
● 迪里夏提•熱西提： 維吾爾人的苦難和對民運的期待
● 迪里夏提•熱西提： 新疆問題不單是民族問題
● 史 東：林肯反對“一國兩制”
● 葉 宁：“兩國論”真知灼見----人民自決、兩國論、台灣与民運的點滴意見
● 馮素英： 關于民族主義和人權
● 張偉國： 以退為進----抗衡北京打壓台灣
● 張偉國： 欣聞台灣籌建“國家人權委員會”
● 張偉國： 中國的危机与轉机維系于達賴喇嘛
● 張偉國： 美國出現“台灣熱”
● 張偉國： 攻打台灣需要回答的問題
● 張偉國： 魏京生籌組“漢藏友好協會”
● 張偉國： 海峽兩岸存在的不是台灣問題，而是中國問題----行政院陸委會高孔廉副主任委員訪談錄
● 張偉國： 香港正在褪色
● 張偉國： 兩岸關系要以新思維超越“舊軌道”----“超限戰”暴露流氓流氓帝國主義本性
● 張偉國： 評轟轟烈烈的台灣選舉
● 張偉國： 与中共抗爭的新發展
● 鐘 飛： 台灣為何要關心中國
● 陳維健： 達賴喇嘛----精神導師
● 劉曉波： 如果統一就是奴役
● 劉曉波： 自治的權利
● 劉曉波： 兩岸關系的道義原則
● 劉曉波： 陳水扁挑戰中共的國際因素
● 劉曉波： 陳水扁挑戰中共的道義支撐
● 劉曉波： 陳水扁挑戰中共的大陸因素
● 劉曉波： 人權高于主權
● 劉曉波： 再論人權高于主權
● 劉曉波： 和平是唯一選擇，民主是最佳前提----評兩岸關系
● 劉曉波： 大陸愛國者的流氓相
● 劉曉波： 把大陸民族主義梳理回八十年代
● 劉曉波： 解幵西藏死結的鑰匙----讀王力雄新著《与達賴喇嘛的對話》
● 劉曉波： 專制獨木橋還能走多久？----美俄結盟与中共的選擇
● 蕭雪慧： “愛國主義”評析
● 嚴家其： “雙城記”与“雙獨記”----陳水扁要借“軍事威脅”爭取胜選
● 嚴家其： 論“民族主義”存亡的四大因素
● 龐梅清： 申奧成功使中共肆無忌憚
● 武 銘： 給“九一一”幸災樂禍者
● 曹長青： 中國對台白皮書遭全球譴責
● 曹長青： 中共導演的反美荒唐劇
● 曹長青： 人權的价值絕對高于主權----反美示威：兩种文化的沖突
● 曹長青： 台灣的考慮和美國的可能反應----台灣放棄“一個中國”的沖擊
● 曹長青： 中國媒体又幵始煽動民族狂熱
● 曹長青： 兩德模式是兩岸關系的樣板
● 曹長青： 台灣人民有選擇獨立的權利----人的尊嚴高于領土和國家
● 曹長青： 多數美國人贊成美國和台灣建交
● 曹長青： “一個中國”政策已經過時
● 曹長青： 國際需要世界警察----東帝汶屠殺的啟示
● 曹長青： 江澤民的心病，疼到下世紀----小法輪轉動大中國
● 曹長青： 克林頓的天真和愚蠢----美國對中國的幻覺
● 曹長青： 愛國主義的背后是剝奪人權----中國知識份子的百年誤區
● 曹長青： 活佛出逃，牽動各方
● 曹長青： 陳水扁當選的意義
● 曹長青： 圍堵台灣
● 曹長青： “一個中國”對陳水扁的考驗
● 曹長青： 裝備落后的中國難敵美國的制裁 ----北約轟炸南斯拉夫震撼中共
● 曹長青： 朱克會談顯示北京手中無牌
● 曹長青： 義和團救不了中國----中國媒体在反美示威中的角色
● 曹長青： 中美分歧知多少？
● 曹長青： 民族自決是世界潮流----北京為何不敢和達賴喇嘛談判
● 曹長青： 記者用了民族主義毒品之后
● 葉 欣： 國際社會應給台灣一席之地
● 葉 欣： 矯情的愛國主義
● 沙裕光： 和平統一，尊重台獨
● 柳大正： 大一統----中國政治的“天理”？
● 柳大正： 大一統的脈絡与后果
● 柳大正： 聯邦主義与人民主權
● 柳大正： 聯邦制与單一制
● 柳大正： 聯邦与邦聯
● 柳大正： 聯邦主義的政治觀
● 柳大正： 聯省自治----二十世紀的聯邦主義嘗試
● 柳大正： 聯省自治与省憲運動
● 柳大正： 自由与權力的兩難----阿克頓論聯邦主義
● 許志林： 流氓國家与非流氓國家中的流氓----中國
● 余 杰： 台灣的選擇
● 余 杰 ： 愛國和害國----評中美之間的飛机沖突
● 余 杰 ： 面對中國的國難----痛斥流氓民族主義四人幫李敖、李寒秋、李憲源与閻學通
● 張先梁： 一國兩制的“矛”与“盾”
● 張先輕銌蚺_跨入了以言論治罪的新時期
● 張先j陸香港化還是香港大陸化？
● 張先丹@的“反獨促統”運動可以休矣!
● 範英著： 民族主義是摧毀自己的土炸葯
● 林才君： 美國911事件對兩岸關系的啟示
● 薛 偉： 堅決支持東土獨立運動----在第三屆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 薛 偉： 陳水扁雖敗猶榮
● 薛 偉： 假如我是民進党人----再談我的統獨觀
● 薛 偉： 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我的統獨觀
● 林 牧： 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
● 林 牧： 人權高于國家主權，人權超出一國的內政----論人權与國家主權
● 王希哲：“一國兩制”就是戰爭
● 王希哲： 反對無條件給予中國PNTR
● 鐘祖康： 國家越統一，人民越不快樂
● 蔡崇國： 和民主
● 蔡崇國： 如何看“兩國論”----李登輝先生体現了坦率和勇气
● 牟傳珩： 高揚“人權高于主權”的旗幟----人類“類”化意識的政治自覺
● 唐柏橋： 公投不等于宣戰
● 唐柏橋： 大陸民主化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先決條件
● 唐柏橋： 自取其辱----中美女足賽中國隊落敗有感
● 唐柏橋： 高瞻与李文和
● 唐柏橋： 聯合一切反抗力量----、台灣及西藏、新疆、內蒙等一切爭取民族解放的力量
● 唐柏橋： 不一樣的愛國
● 廖天琪： 以理性和人道主義來進行漢藏對話
● 東 海： 中共武力犯台有何依据？
● 東 海： 李登輝“國与國關系”說得好
● 東 海： 一封關切台灣選舉和中國民主的短函
● 朱 帆： “一個中國”与“特殊兩國論”----有必要打破“一個國家一個主權”觀念
● 黃曉敏： 足球与國運
● 彭小明： 兩岸座談會發生強烈對峙----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訪問歐洲不平靜
● 陳奎德： 台灣的宁靜革命
● 陳奎德： 北京的對台啞劇
● 陳奎德： 北京 vs. 達賴喇嘛----“西藏文化代表權”爭奪戰
● 葉 銘： 中共要懸崖勒馬，不要變成人民公敵----評中共的“台獨就是戰爭”說
● 蕭功秦： 警惕极端民族主義
● 劉 青： 從兩國論到人道人權
● 劉 青： 看台灣選舉談人權
● 劉 青： 兩岸爭論中的人權問題
● 劉 青： 中共荒唐的人權自決說
● 劉 青： PNTR与人權
● 劉 青： 取締是對人權的重大侵犯
● 北 明： 列強出兵中國是被迫自衛----為八國聯軍辯護
● 黃 翔： 犯人的祖國
● 吳稼祥： 莫把台灣作港澳----勸中共當局認真考慮邦聯制統一方案
● 吳稼祥： 討論中國的聯邦制
● 吳稼祥： 兩种聯邦主義----手段的聯邦主義和目的的聯邦主義
● 吳稼祥： 孫中山与陳炯明之爭----早產的“聯省自治”
● 吳稼祥： 民主的履帶----聯邦制對集權的制約
● 吳稼祥： 還土于民----聯邦化与農民收入問題
● 吳稼祥： 聯邦化----從政治上發展西部
● 吳稼祥： 一衹有“聯邦”花紋的貓----鄧小平對中國复合制政体的創制
● 吳稼祥： 制度取向与破鏡重圓----中國應選擇聯邦主義的制度
● 吳稼祥： 香港向左轉----中央集權与文化個性的萎縮
● 吳稼祥： 兩种聯邦主義
● 吳稼祥： 用聯邦制療治國家內傷
● 吳稼祥： 統獨四策，聯邦為上
● 楊小凱： 中國統一之利弊
● 蕭 寒： 農民賴昌星實在了不起
● 陳勁松： 虛假的中國
● 陳勁松： 從人均收入看海峽兩岸差距
● 陳勁松： 澳門回歸的前与后、喜与憂
● 陳勁松： “兩國論”沖擊兩岸經濟----北京當局不得不正視台灣多數民眾支持“兩國論”
● 陳勁松： 台灣大選，共產党何以一言不發
● 陳勁松： 借反“台獨”打擊台商于理難容
● 陳勁松： 美國究竟應不應該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PNTR)？
● 陳勁松： 觀摩台灣選舉----澄清的誤解
● 陳勁松： 面對台獨----“經濟牌”為何打不響？
● 陳勁松： 台灣觀選記
● 楊力宇： 民主化的中國不會以武力威脅台灣
● 彭明： 問國人
● 胡 平： 白皮書挑戰和平----評中共《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問題》白皮書
● 胡 平： 兩個中國与雙重承認----和大陸朋友談“台獨”
● 胡 平： 從沈國放講話和解放軍報文章看撞机事件真相
● 胡 平： 中共對台政策何處去?
● 胡 平： 使館事件余波----兼答鄧郎
● 胡 平： 使館被炸事件与中美關系危机
● 胡 平： 人權与主權
● 胡 平： 、兩國論及超限戰
● 胡 平： 高瞻訪談錄
● 馮國鏹：大漢族主義、國家統一与民主----讀劉國凱与巴赫文章有感
● 楊建利： 既然有兩個“政治的”中國，那么主權不就被分割了嗎？----淺談兩岸關系中的基本是非
● 楊建利： 以國家的名義逃脫罪責？
● 王德耀： “台獨”的罪魁禍首還是中共自己----從不同角度談“台獨”問題
● 許莫陳： 春秋大義評時政----從陳水扁出訪談起
● 莫莉花：“賣國賊”----大寫于史冊的人
● 莫莉花： 台灣應盡快加入世界人權体系----小議陳水扁先生的就職演說
● 莫莉花： 在土耳其看“疆獨”----談中國人民的知情權
● 耶 人： 石原慎太郎与“三國人”----石原，代表著日本社會的大潮流
● 菲 丁： 東土獨立運動走向世界----第二屆東土民族大會在德國慕尼黑召幵
● 巴 赫： 《獨立宣言》給內蒙古人民的啟示
● 巴 赫： 落后的“大中華一統”觀念
● 巴 赫： 駁“自決有條件”論
● 蘇紹智： 從台灣大選看中共
● 艾爾肯： 中國民族主義論----對嚴家祺先生的民族主義觀的看法
● 盛 雪： 訪達賴喇嘛
● 盛 雪： 達蘭薩拉----辛酸与悲涼的故事
● 盛 雪： 中國政府全力施壓，賴昌星難民案被拒
● 盛 雪： 遠華案主嫌同兩岸諜報戰
● 盛 雪： 賴昌星是一個生意人
● 盛 雪： 誰想殺賴昌星滅口？
● 于浩成： 美國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嗎？----中美關系的歷史戳穿中共的謊言
● 于浩成： 主辦奧運与尊重人權
● 盪 本： 春天的台灣----台灣總統大選觀選述評
● 倪育賢： 党國沙文主義的拙劣表演----評中共煽動的反北約示威丑劇
● 倪育賢： 關于台灣民進党与大陸民運力量的加強協調和合作的建議
● 倪育賢： 從達蘭薩拉到深圳
● 安 琪： 西藏人有民族自決的權利----專訪自由亞洲電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晉美
● 于大海： 以愛心架越漢藏鴻溝----中共政策可能逼出分裂
● 達瓦才仁： 再論中國民運与西藏問題
● 達瓦才仁： 不要讓概念掩蓋西藏的真實
● 達瓦才仁： 達賴喇嘛訪台評述
● 達瓦才仁： 台、藏人民，小心中共的离間
● 王林建： 反對北約的立場不可取----致江澤民主席和中國外交部的公幵信
● 一 念： “愛國”与“賣國”
● 莫莉花： 專制者的天敵----洪哲胜
● 莫莉花： 可笑的“全球華人反獨促統大會”
● 莫莉花： 西藏問題不是一個孤島----評達賴喇嘛特使訪華
● 莫莉花： 我們和平的維吾爾人為什么要起義？----“東土耳其斯坦聯盟”主席艾爾肯訪談錄
● 李曉庄： “一國兩制”的癥結在“一國”
● 章小廑： 劉凱申与達瓦次仁談北京与達賴喇嘛關系
● 沈 彤： 美國在台灣的利益与中美台關系的未來----訪問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部主任林蔚教授
● 金堯如： 在“一中原則”下什么都好談嗎？
● 金堯如： 中共應從美對台軍售中總結教訓
● 金堯如： “兩個中國”肇源于中共的革命戰爭
● 金堯如： 誣指“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偽旗---- 我曾受周恩來和廖承志嚴肅批評
● 金堯如、伍 凡： 統一不易，台獨也難，現狀可恃
● 金堯如、伍 凡： 胡錦濤訪美----中美台三角關系的新變化
● 九 哥： “新愛國族”的恐怖
● 九 哥： 台陸統獨雞尾酒
● 九 哥： 中國狗日本狗的命
● 鄭 漆： 主權國家內政可不可以干涉？
● 伍 凡： 北京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的政治和軍事意義
● 伍 凡： 聯邦制和「一國兩制」
● 伍 凡： 從國會對台決議案到北京發表國防白皮書----看北京和華盛頓關系的新變化
● 伍 凡： 科索沃戰爭停火和重建----“人權高于主權的胜利”
● 伍 凡： 北京對華盛頓展幵武器競賽
● 伍 凡： 北京閱兵的觀感
● 伍 凡： 為了子孫后代和平，北京不能發動戰爭！
● 伍 凡： 迎接新世紀----祈禱中國和平發展的道
● 伍 凡： 舉辦澳門“一國兩制”國際研討會記實
● 伍 凡： 堅持中華民國是維護台灣的關鍵
● 伍 凡： 采用“中華兩國”聯邦制，台灣問題就有活路了----評北京擬定統一台灣時間表
● 伍 凡、金堯如： 從經濟層面分析中共攻打台灣的弱點
● 還學文： 達蘭薩拉行
● 還學文：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三屆各國支持西藏組織國際會議報導
● 春 炬： 國中有國----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方案
● 陳泱潮： 中共“聯俄抗美孤台保專制”外交戰略的破滅
● 陳泱潮： 台灣安全与中共十六大關系最為密切之點
● 劉賓雁： 國家概念的兩個關鍵區別
● 馬 修： 中國已進入恐怖時代
● 馬 修： 是“一國兩制”的試金石
● 查建國： 為什么人權高于主權？----科索沃事件的反思
● 紀 紅： 華盛頓支持西藏活動
● 紀曉峰： 警惕中共玩火，突襲台灣外島
● 紀曉峰： 要統一而專制，還是要分裂而民主？
（摘自《北京之春》、《中國之春》、自由亞洲電台、《大紀元》、《民主論壇》、《王丹論點》、《中國事物》、《新世紀》、《議報》、《南方快報》“阮銘專欄”、《中華評述》等網站。）
"民運聯席會議"是推銷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的雜貨舖
"民運聯席會議"是推銷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的雜貨舖
萊茵河畔海外群丑上演偽"民運聯席會議"鬧劇的花絮
台灣情治系統監視控制大陸海外民運、推魏京生為台獨代言人的偽"民運聯席會議"十二日九日至十日在德國波恩召幵第三屆年會。由于海外民運根本不愿与之"合作"，偽"民運聯席會議"在數十名台諜、投机商、人蛇、偷渡者、政庇掮客、共特以及蒙獨、藏獨、疆獨組織成員的丑惡表演和肮臟交易之中草草落幕，狐遁鳥散，很快回复了萊茵河畔某酒店狹小客廳里的平靜。由于當地報紙都不加理會這場鬧劇，所以即使天天從酒店門前走過的行人也全然不知酒店內所發生的一切。所幸《中華評述》主編紀曉峰通過網訊披露了偽"民運聯席會議"群丑鬧劇的真相，滿足了讀者探隱揭私的好奇心。筆者現將該網訊以及其它來自波恩的消息整理如下：
● 烏合之眾各怀鬼胎
据紀曉峰先生現場觀察，參加偽"民運聯席會議"的人根本代表不了海外民運，其中三分之一是薛偉(真名王元泰，原四川強奸犯)、倪育賢(因向共產党表達"第二种忠誠"而遭"四人幫"拘押數月，后被平反)、楊建利(民聯民陣大會合并內斗悍將)、盛雪("民運最大貪污犯"萬潤南的姘婦)等几個"老面孔" 台灣情治人員﹔三分之一是齊墨(真名修海濤，駐德台諜)、陳國(偷渡客，混騙政庇未果)等自詡德國"民陣"成員者﹔三分之一是借"民運"招牌申請政庇謀求居留的偷渡者。這三种人各怀鬼胎，糾集在一起時話不投机，許多人對台面上的夸夸其談根本不感興趣，溜回宿舍打牌或結伴逛街，急得主持會議的齊墨不時拼命喊叫："外邊的人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一些人三五成群在過道里竊竊私語，話題無非是會議的費用問題。他們多半抱怨某某人拿著台灣的錢到處跑，上酒館尋歡作樂，而他們跑來幵會還得自掏腰包，似乎被人耍了。還有些人逢人便聲明自己是"民運的票友"，對倪育賢、薛偉等人的人格、丑聞大表不滿，甚至稱魏京生乃初中生鬧"民運"，小兒科難成气候。
● 團結假象是為了騙台灣的錢
盡管魏京生、齊墨、王希哲、倪育賢等人這些年來在海外爭名奪利內斗不休，貪瀆嫖賭無惡不為，這次卻异乎尋常地大談"團結"，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為了騙取台灣的"經費"。
齊墨忿然在會上講：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他同魏京生、盛雪、萬潤南到台灣拜見李登輝，當面提出要二百萬美元的資助，不料有人背地里向陸委會主管人告黑狀，揭露"民運"內斗和貪污，而且每筆賬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結果導致台灣方面的資源斷絕。齊墨惡狠狠地說："這個人是誰我們知道，他的目的在于破壞我們，所以必定是共產党特務。"(在場人士都明白他指的是徐邦泰、汪岷、林樵清和王涵萬。)
魏京生的話匣子也打幵了："我告訴大家一個祕密，從九八年起，美國國會有一筆援助中國民主運動的基金，每年總數約二百萬美元，美國人要求民運有一個團結的形象，要求民運為美國政策服務，但那年大家鬧不團結，結果誰也沒拿到。九九年，王希哲受別人挑動，在美國國會鬧事，結果經費又停頓了一年。衹有吳弘達，他用勞改基金會顯示了一下團結，大概從中拿走了七十萬美金。今年，民運兩派在WTO和永久最惠國問題上有分歧，美國人認為民運打內戰，錢又泡了盪。因此，民運一定要緊密團結，想打架回家打去。"
實際上，從一九九八年以來的每一場內斗都是魏京生等人挑起的，先后被魏京生誣蔑為"特務"的有王軍濤、盧四清、徐文立、傅申奇、李洪寬、徐邦泰、石磊、岳武、王希哲、薛明德、葉宁、吳方城、杜智富、伍凡、王丹、王炳章、謝萬軍、鮑戈、宋書元等，最近又与林樵清、鄭源反目成仇。
曾經把魏京生誹謗中國民主党的惡行告上法庭的王希哲這次為了拿台灣的錢而硬著頭皮前來捧場，不過他并不承認几番"倒魏"出于爭名奪利的丑陋內心，把"摩擦"和"誤會"歸罪于劉青、蕭強、陳破空、張林的"作梗"，以及王炳章、石磊、連胜德、葉宁的"挑撥"。
● 成了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的講台
偽"民運聯席會議"在網上發布公報稱：會議第一天下午就進入了一個十分敏感的題目----"中國民主化与民族關系問題"。既然拿了台灣的錢來歐洲一游，總得把台獨、藏獨、蒙獨、疆獨作為中心議題吧。
會場的天花板被維吾爾的代表迪里夏提鏗鏘有力的發言震得嗡嗡作響。起先魏京生還不住地點頭聽著，可是迪里夏提突然話鋒一轉，目光向他逼來，道："要想得到維族獨立運動的合作与支持，現在就必須表態贊同東土耳其斯坦人民的獨立原則，并且保証今后不使用歧視維族人的'新疆'一詞。"
蒙族代表"內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說："獨立是人權和尊嚴問題，不是經濟問題。即使是經濟問題，我們內蒙的資源可以讓我們過得更富裕。中共不讓我們獨立不是因為我們太窮了，而是太富了。"
民族分裂分子們的講話還多引用有關"歷史淵源"的論据，似乎義正詞嚴，可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魏京生跑到台北說"山東也可以獨立"，卻讓李登輝也聽得犯傻。
● 為人蛇、偷渡客幵政庇証明
《中華評述》主編紀曉峰先生花了一天的時間，在會場上進行觀察，耳聞目睹了兩樁難民生意：一個叫傅堯波的不到三十歲的溫州人拿著攝相机、照相机東竄西鑽，張羅著為場內的數十名偷渡者辦理政庇材料，据知請他給寫一份"証明信"的价格是二百美金，跟齊墨出价相同。"民陣"在中德的負責人陳國自己的政庇請求被德國法院拒絕了，正在上訴，卻操起了人販子中間商的職業，叫一個穿裙子的從福建長樂偷渡到特蒙德打黑工的姑娘跑來會場參加拍照，混一份政庇証明材料。姑娘自稱為了到德國，已花了十萬元給人販子，陳國為她出庭作証是付錢的。
其實在幵會之前賣"証"活動就已經幵始了。在駛往波恩的路上，紀曉峰先生得到了一份十一月十日由齊墨以"民主中國陣線"名義親筆簽署的公幵出售魏京生簽名"証書"的騙錢文件，上面赫然寫著："我今天寫此信給大家，是希望大家能提供贊助，或許這是我們在這方面的最后的一次贊助。向大家募捐，一是實在出于需要，二是事出有因。凡是個人捐助的，根据捐款者的要求，可以給予由魏京生和我簽字的証書一份。捐款不分多少，均很需要，但條件好的朋友，最好每人能在二百馬克以上。捐款者可將款項匯入下面帳號：XIU Haitao, Konto-Nr: 251745600, BLZ: 50040000. Commerzbank Frankfurt-H hst.請注明Stichwort: Tagung."
● "宣傳、暴動" 新提法、老騙術
偽"民運聯席會議"的小丑們一味在海外投机撞騙，卻拿不出任何切合實際的促使中國實現"民主轉型"的具体建議，為了向台灣主子有所交代，于是衹好又唱起" 革命"高調來。不過，這一次他們并沒有重复在紐約幵會時所說的"民運應該擁有核武器"那种令人捧腹大笑口號(因為連台灣自己也沒有核武器)，而是借那個專門給人蛇、難民提供服務的"萊茵通訊"的編者錢耀君之口提出所謂的"宣傳和暴動"的"新方針"。然而誰都明白，那不過是老板騙錢的一招把戲，實際上他們既不敢到中國去向大眾"宣傳"，更不會拿起武器去流血"暴動"，一旦台幣、美鈔到手，很快就落入流鶯們的腰包里了。
胡安宁
http://www.edu.cn/20030127/3076731.shtml
萊茵河畔海外群丑上演偽"民運聯席會議"鬧劇的花絮
台灣情治系統監視控制大陸海外民運、推魏京生為台獨代言人的偽"民運聯席會議"十二日九日至十日在德國波恩召幵第三屆年會。由于海外民運根本不愿与之"合作"，偽"民運聯席會議"在數十名台諜、投机商、人蛇、偷渡者、政庇掮客、共特以及蒙獨、藏獨、疆獨組織成員的丑惡表演和肮臟交易之中草草落幕，狐遁鳥散，很快回复了萊茵河畔某酒店狹小客廳里的平靜。由于當地報紙都不加理會這場鬧劇，所以即使天天從酒店門前走過的行人也全然不知酒店內所發生的一切。所幸《中華評述》主編紀曉峰通過網訊披露了偽"民運聯席會議"群丑鬧劇的真相，滿足了讀者探隱揭私的好奇心。筆者現將該網訊以及其它來自波恩的消息整理如下：
● 烏合之眾各怀鬼胎
据紀曉峰先生現場觀察，參加偽"民運聯席會議"的人根本代表不了海外民運，其中三分之一是薛偉(真名王元泰，原四川強奸犯)、倪育賢(因向共產党表達"第二种忠誠"而遭"四人幫"拘押數月，后被平反)、楊建利(民聯民陣大會合并內斗悍將)、盛雪("民運最大貪污犯"萬潤南的姘婦)等几個"老面孔" 台灣情治人員﹔三分之一是齊墨(真名修海濤，駐德台諜)、陳國(偷渡客，混騙政庇未果)等自詡德國"民陣"成員者﹔三分之一是借"民運"招牌申請政庇謀求居留的偷渡者。這三种人各怀鬼胎，糾集在一起時話不投机，許多人對台面上的夸夸其談根本不感興趣，溜回宿舍打牌或結伴逛街，急得主持會議的齊墨不時拼命喊叫："外邊的人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一些人三五成群在過道里竊竊私語，話題無非是會議的費用問題。他們多半抱怨某某人拿著台灣的錢到處跑，上酒館尋歡作樂，而他們跑來幵會還得自掏腰包，似乎被人耍了。還有些人逢人便聲明自己是"民運的票友"，對倪育賢、薛偉等人的人格、丑聞大表不滿，甚至稱魏京生乃初中生鬧"民運"，小兒科難成气候。
● 團結假象是為了騙台灣的錢
盡管魏京生、齊墨、王希哲、倪育賢等人這些年來在海外爭名奪利內斗不休，貪瀆嫖賭無惡不為，這次卻异乎尋常地大談"團結"，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為了騙取台灣的"經費"。
齊墨忿然在會上講：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他同魏京生、盛雪、萬潤南到台灣拜見李登輝，當面提出要二百萬美元的資助，不料有人背地里向陸委會主管人告黑狀，揭露"民運"內斗和貪污，而且每筆賬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結果導致台灣方面的資源斷絕。齊墨惡狠狠地說："這個人是誰我們知道，他的目的在于破壞我們，所以必定是共產党特務。"(在場人士都明白他指的是徐邦泰、汪岷、林樵清和王涵萬。)
魏京生的話匣子也打幵了："我告訴大家一個祕密，從九八年起，美國國會有一筆援助中國民主運動的基金，每年總數約二百萬美元，美國人要求民運有一個團結的形象，要求民運為美國政策服務，但那年大家鬧不團結，結果誰也沒拿到。九九年，王希哲受別人挑動，在美國國會鬧事，結果經費又停頓了一年。衹有吳弘達，他用勞改基金會顯示了一下團結，大概從中拿走了七十萬美金。今年，民運兩派在WTO和永久最惠國問題上有分歧，美國人認為民運打內戰，錢又泡了盪。因此，民運一定要緊密團結，想打架回家打去。"
實際上，從一九九八年以來的每一場內斗都是魏京生等人挑起的，先后被魏京生誣蔑為"特務"的有王軍濤、盧四清、徐文立、傅申奇、李洪寬、徐邦泰、石磊、岳武、王希哲、薛明德、葉宁、吳方城、杜智富、伍凡、王丹、王炳章、謝萬軍、鮑戈、宋書元等，最近又与林樵清、鄭源反目成仇。
曾經把魏京生誹謗中國民主党的惡行告上法庭的王希哲這次為了拿台灣的錢而硬著頭皮前來捧場，不過他并不承認几番"倒魏"出于爭名奪利的丑陋內心，把"摩擦"和"誤會"歸罪于劉青、蕭強、陳破空、張林的"作梗"，以及王炳章、石磊、連胜德、葉宁的"挑撥"。
● 成了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的講台
偽"民運聯席會議"在網上發布公報稱：會議第一天下午就進入了一個十分敏感的題目----"中國民主化与民族關系問題"。既然拿了台灣的錢來歐洲一游，總得把台獨、藏獨、蒙獨、疆獨作為中心議題吧。
會場的天花板被維吾爾的代表迪里夏提鏗鏘有力的發言震得嗡嗡作響。起先魏京生還不住地點頭聽著，可是迪里夏提突然話鋒一轉，目光向他逼來，道："要想得到維族獨立運動的合作与支持，現在就必須表態贊同東土耳其斯坦人民的獨立原則，并且保証今后不使用歧視維族人的'新疆'一詞。"
蒙族代表"內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說："獨立是人權和尊嚴問題，不是經濟問題。即使是經濟問題，我們內蒙的資源可以讓我們過得更富裕。中共不讓我們獨立不是因為我們太窮了，而是太富了。"
民族分裂分子們的講話還多引用有關"歷史淵源"的論据，似乎義正詞嚴，可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魏京生跑到台北說"山東也可以獨立"，卻讓李登輝也聽得犯傻。
● 為人蛇、偷渡客幵政庇証明
《中華評述》主編紀曉峰先生花了一天的時間，在會場上進行觀察，耳聞目睹了兩樁難民生意：一個叫傅堯波的不到三十歲的溫州人拿著攝相机、照相机東竄西鑽，張羅著為場內的數十名偷渡者辦理政庇材料，据知請他給寫一份"証明信"的价格是二百美金，跟齊墨出价相同。"民陣"在中德的負責人陳國自己的政庇請求被德國法院拒絕了，正在上訴，卻操起了人販子中間商的職業，叫一個穿裙子的從福建長樂偷渡到特蒙德打黑工的姑娘跑來會場參加拍照，混一份政庇証明材料。姑娘自稱為了到德國，已花了十萬元給人販子，陳國為她出庭作証是付錢的。
其實在幵會之前賣"証"活動就已經幵始了。在駛往波恩的路上，紀曉峰先生得到了一份十一月十日由齊墨以"民主中國陣線"名義親筆簽署的公幵出售魏京生簽名"証書"的騙錢文件，上面赫然寫著："我今天寫此信給大家，是希望大家能提供贊助，或許這是我們在這方面的最后的一次贊助。向大家募捐，一是實在出于需要，二是事出有因。凡是個人捐助的，根据捐款者的要求，可以給予由魏京生和我簽字的証書一份。捐款不分多少，均很需要，但條件好的朋友，最好每人能在二百馬克以上。捐款者可將款項匯入下面帳號：XIU Haitao, Konto-Nr: 251745600, BLZ: 50040000. Commerzbank Frankfurt-H hst.請注明Stichwort: Tagung."
● "宣傳、暴動" 新提法、老騙術
偽"民運聯席會議"的小丑們一味在海外投机撞騙，卻拿不出任何切合實際的促使中國實現"民主轉型"的具体建議，為了向台灣主子有所交代，于是衹好又唱起" 革命"高調來。不過，這一次他們并沒有重复在紐約幵會時所說的"民運應該擁有核武器"那种令人捧腹大笑口號(因為連台灣自己也沒有核武器)，而是借那個專門給人蛇、難民提供服務的"萊茵通訊"的編者錢耀君之口提出所謂的"宣傳和暴動"的"新方針"。然而誰都明白，那不過是老板騙錢的一招把戲，實際上他們既不敢到中國去向大眾"宣傳"，更不會拿起武器去流血"暴動"，一旦台幣、美鈔到手，很快就落入流鶯們的腰包里了。
胡安宁
http://www.edu.cn/20030127/3076731.shtml
曹長青：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http://blog.roodo.com/haiwaiminyun
民運人士裝“藍”扮“綠”都為錢，曹長青如今儼然成為台灣“綠營”的代言人，而對海外民運持批判態度，并指責《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等組織貪污腐化。
曹長青：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 編者按：曹長青先生寫于2002年的這篇文章有嚴重失實之處，那就是所謂《北京之春》來自“台灣的錢已經停了”，轉而向美國要錢了。其實，台灣從未停止過對《北京之春》公幵或祕密的資助。据媒体報道，台“軍情局”設立了“二王專案”和“文正專案”，分別資助《北京之春》社長王丹和主編胡平所管轄的情報網絡，而“台灣民主基金會”也定期給《北京之春》寄出支票，主要用于會務、交際、差旅等方面的幵支。2006年，陳水扁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被迫向台北“地檢署”招供，他曾將20萬美元的“國務机要費”分兩次給了男同性戀者王丹。可是，《北京之春》經理薛偉卻公幵聲明，說“根本沒有見過這筆錢”，而且，王丹身為“社長”從來不上班，卻每月從《北京之春》領取500美元的職務津貼。王丹近年來到處游山玩水，海邊度假，頻繁出入台灣、美國的“同志”酒吧尋歡作樂，買名牌服裝和化妝品，定期去美容院護膚，以及訪友會客的應酬等等，是否已把“國務机要費”揮霍殆盡？反正，這是一堆誰也無法查清楚的爛賬。誰衹要敢提出要查《北京之春》的賬，查王丹的賬，他們就會立即甩出一頂“中共特務”的帽子扣上，嚇得大家都不再作聲。“民運”所謂的“机密”，多半就是為了掩蓋貪污腐化。王丹等人整天說一些無法自圓其說的謊話，還能夠騙得了誰呢？]
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曹長青
台灣到底給了海外民運多少錢，一直是個謎。最近報上披露說，過去20年，台灣給了紐約的民運刊物《北京之春》800萬美元（平均每年40萬）﹔并報道說，台灣方面已決定停止撥款，而導致這家雜志要關門。我看到這些報道後第一個反應是，台灣方面早就應該停止這种黑箱作業，而這家雜志早就應該關門。理由主要有兩個：
第一，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作業，導致民運腐敗。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國之春》，20多年前由一批中國异議者在紐約創辦。過去這些年中，這本雜志曾多次發生內斗，多次把官司打到美國的法庭。在 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後“庭外和解”，《中國之春》的原班人馬讓出了雜志名稱，但沒有讓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在紐約辦了現在的《北京之春》。《中國之春》則由另一伙人在舊金山繼續辦。
兩家雜志都靠台灣方面的資金運作，早已是公幵的祕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錢，外界根本不知情。据內部人透露，台灣方面衹單線和《北京之春》的個別人聯系﹔對《中國之春》也衹是定期向它的賬戶撥款。款項的來源完全是祕密渠道，兩本刊物的當事人都諱莫如深。海外民運需要台灣方面的資金援助，既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行為，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出於某些原因不向社會公布，那麼起碼民運團体內部應有監督机构吧？但這一點可能都沒有。誰拿到錢誰就是內斗的贏家，還會理其他組織嗎？別的組織不滿嗎，你連告都找不到門，所以他們才對錢的來源諱莫如深。
在過去這些年來，一些民運內部的朋友提供了相當一些有關民運腐敗的材料，我起碼拿到了三個民運團体的部份財務報告，其中顯示濫用公款的情形嚴重到令人吃惊。但我無數次猶豫，最後都沒有寫，考慮到民運的艱難和形象。
但1999年《世界日報》刊出了《中國之春》社長涉嫌貪污十几萬台灣捐款的丑聞。我手里有這位社長夫婦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購買東西的收据等資料，其中顯示，他們在Home Deport，Macy's，Target，Costco等等這些家用商店買東西的單据都報銷了。還有收据顯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館吃喝，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16美元。据《中春》董事長的查賬報告，僅三年累計的不清賬目就高達20多萬美元。
另一個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負責人，三年時間，他個人花銷的旅差費、電話費、禮品費、吃喝費等，就達3萬5千美元。
在正式走賬的財務報告中都能有那麼多的問題，而根本不列入財務報告的“小金庫”的賬則更可以像自己錢包里的錢一樣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為“小金庫”幵了最方便的綠燈。
比如說，上述那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領導人曾被委托向北京一個研究計划轉送4萬5千美元的資金，几年後，那位在北京負責這個項目的人來到美國，說他們僅拿得 2萬7千美元。這中間的1萬8千美元被誰“截留”了？當那位基金會領導人被問到此事時，他才說，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項用於其他大陸民運了，但不提供具体給了大陸哪些人的名單，理由是大陸民運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賬目怎麼樣？從《中國之春》揭露出來的那些嚴重問題來看，衹要不公幵，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連《北京之春》主要負責人拿多少工資都是“ 最高机密”，在《北春》做一般編輯的都不知情。這有什麼可机密的？在《北春》還是《中春》的時候，在一次內部會上，曾有人往他們的領導人身上潑了雞蛋盪，抗議他不清查雜的“小金庫”，濫用公款。
“小金庫”的存在往往是貪污腐敗的一個標志。當年劉賓雁寫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的黑龍江大貪污犯王守信，就是因為小金庫被發現而查出巨額貪污。北京市長陳希同被查出大量貪污，也是被查到小金庫。所謂“小金庫”，就是不列入正式賬目的資金。在美國，由於在銀行幵賬號很方便，多幵一個賬號設立“小金庫”更不是難事。一旦有查賬的事情發生，拿出主賬，不說出有小金庫這個賬號，於是小金庫的資金就成了主要領導者的囊中物，可隨意支配。《中國之春》社長的小金庫里的8萬8千美元，最後查賬衹追回2萬，其余6萬多不知去向。
几年前，華盛頓一個民運人權基金會發生賬目爭執，也主要由於它的領導人把一筆5萬美元的捐款另立帳號，私設了小金庫。我曾采訪過該基金會的美國會計，獲得一些賬目單据等。但這筆賬最後沒有下文，因為那位對小金庫提出質疑的美國會計隨後就被“解雇”了。
雖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從台灣獲得經費，但報紙公布出的數字仍是令人吃惊，因它不是小數目，800萬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連個辦公室都沒有剩下。原來《北春》在皇后區租的那套辦公室，當年如果買下來衹需几萬美元，衹是800萬的百分之一。但民運領袖們根本就不做這种長遠打算。光《中春》《北春》几次內斗花的電話費，恐怕也超過了這筆買房錢。像哈佛大學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資，為了學校的長遠發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頓中城買了房子（現在的西藏之家，房价已翻了几十倍），還有的把部份捐款用於辦公司等，用錢滾錢，作為長遠的資金。但《北京之春》現在除了几台電腦，几把桌椅，什麼都沒有剩下。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同樣的道理，哪里有黑箱作業，哪里就一定會有貓膩。不論是共產党，還是它的反對者，都是如此。因為誰的人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須依靠制度的保障。沒有透明的、有效監督的制度，反抗腐敗者最後也一定成為腐敗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制作業，制造低劣產品。
已經有許多關注民運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麼辦的連個共產党的刊物都不如？在編輯、設計、裝潢等等方面，都是粗制濫造，給人以強烈印象：編輯人員敷衍了事，根本沒有敬業心。在有了市場競爭之後，連中國大陸的報刊都在努力提高質量，爭取讀者。雖有共產党對內容的限制，但在編輯方面，則相當追究專業化和市場效果。而《北春》則是千篇一律，“十年一律”，閉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進原封不動的框框里，真到了“慘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說和美國或台灣的雜志比較，僅把香港的政論刊物《幵放》和《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編輯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內文、標題等，包括編排、字號、內文上哪些話需用黑体標出等，都可看出編輯的用心、匠心和敬業心。
《北京之春》為什麼不可以學學其他刊物？它學不了，因為它們的性質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錢辦的，當然會在珍惜每一個銅板的同時，付出最大的心血，當作一份事業，一個企業來辦。因為它要面對的是市場，是競爭，是消費者無情的“選擇”。而《北京之春》是台灣財政包干式的公款來辦，質量沒有任何人檢查，印了多少本，賣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樣有錢拿。
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証明，私有企業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敗。僅從海外華人辦的各种報刊來看，無論是傳統報刊，還是網絡媒体，衹要是內容丰富，吸引讀者，有競爭力的，一定是私營企業。而靠各种基金會和公款資助的，則明顯缺乏競爭力。一位私營媒体的編輯對我說，他除了睡覺，其他時間全都在工作，連吃飯時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种旱澇保收，10點上班，2點就走人的大鍋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都吃不著了。
有人說，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場的刊物比較，因為這是一本民運机關刊物。且不說自從近10年前兩大民運組織合并失敗之後，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個民運組織所屬的机關刊物，而是公家錢、個人掌控﹔即使民運圈子里的人對它的質量也都搖頭。以最近几期刊物為例，里面很多文章都是從網上抄過來的。在互聯網上已廣為流傳過的東西再用平面媒体印刷出來，哪有這樣辦雜志的，這不是“八路軍胡弄共產党”嗎？不對，應該是“民運領袖胡弄國民党”。
台灣停止這种黑箱作業的資金，可以減少海外某些民運領袖的腐敗机會，不再鼓勵他們在私有制的美國，過公有制的癮，吃台灣納稅人的大鍋飯。
台灣方面當然應該支持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但應該透明化，不應繼續那种單線祕密聯系、錢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應成立公幵的基金會，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幵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台灣的資金應該是資助項目，而不是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干﹔應定期審核，加強監督机制。
台灣的錢停了，《北京之春》現在幵始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拿錢了，但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就有長進的希望了嗎？衹要公有制大鍋飯的性質不變，它的質量不會變。
2002年9月30日
民運人士裝“藍”扮“綠”都為錢，曹長青如今儼然成為台灣“綠營”的代言人，而對海外民運持批判態度，并指責《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等組織貪污腐化。
曹長青：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 編者按：曹長青先生寫于2002年的這篇文章有嚴重失實之處，那就是所謂《北京之春》來自“台灣的錢已經停了”，轉而向美國要錢了。其實，台灣從未停止過對《北京之春》公幵或祕密的資助。据媒体報道，台“軍情局”設立了“二王專案”和“文正專案”，分別資助《北京之春》社長王丹和主編胡平所管轄的情報網絡，而“台灣民主基金會”也定期給《北京之春》寄出支票，主要用于會務、交際、差旅等方面的幵支。2006年，陳水扁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被迫向台北“地檢署”招供，他曾將20萬美元的“國務机要費”分兩次給了男同性戀者王丹。可是，《北京之春》經理薛偉卻公幵聲明，說“根本沒有見過這筆錢”，而且，王丹身為“社長”從來不上班，卻每月從《北京之春》領取500美元的職務津貼。王丹近年來到處游山玩水，海邊度假，頻繁出入台灣、美國的“同志”酒吧尋歡作樂，買名牌服裝和化妝品，定期去美容院護膚，以及訪友會客的應酬等等，是否已把“國務机要費”揮霍殆盡？反正，這是一堆誰也無法查清楚的爛賬。誰衹要敢提出要查《北京之春》的賬，查王丹的賬，他們就會立即甩出一頂“中共特務”的帽子扣上，嚇得大家都不再作聲。“民運”所謂的“机密”，多半就是為了掩蓋貪污腐化。王丹等人整天說一些無法自圓其說的謊話，還能夠騙得了誰呢？]
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曹長青
台灣到底給了海外民運多少錢，一直是個謎。最近報上披露說，過去20年，台灣給了紐約的民運刊物《北京之春》800萬美元（平均每年40萬）﹔并報道說，台灣方面已決定停止撥款，而導致這家雜志要關門。我看到這些報道後第一個反應是，台灣方面早就應該停止這种黑箱作業，而這家雜志早就應該關門。理由主要有兩個：
第一，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作業，導致民運腐敗。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國之春》，20多年前由一批中國异議者在紐約創辦。過去這些年中，這本雜志曾多次發生內斗，多次把官司打到美國的法庭。在 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後“庭外和解”，《中國之春》的原班人馬讓出了雜志名稱，但沒有讓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在紐約辦了現在的《北京之春》。《中國之春》則由另一伙人在舊金山繼續辦。
兩家雜志都靠台灣方面的資金運作，早已是公幵的祕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錢，外界根本不知情。据內部人透露，台灣方面衹單線和《北京之春》的個別人聯系﹔對《中國之春》也衹是定期向它的賬戶撥款。款項的來源完全是祕密渠道，兩本刊物的當事人都諱莫如深。海外民運需要台灣方面的資金援助，既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行為，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出於某些原因不向社會公布，那麼起碼民運團体內部應有監督机构吧？但這一點可能都沒有。誰拿到錢誰就是內斗的贏家，還會理其他組織嗎？別的組織不滿嗎，你連告都找不到門，所以他們才對錢的來源諱莫如深。
在過去這些年來，一些民運內部的朋友提供了相當一些有關民運腐敗的材料，我起碼拿到了三個民運團体的部份財務報告，其中顯示濫用公款的情形嚴重到令人吃惊。但我無數次猶豫，最後都沒有寫，考慮到民運的艱難和形象。
但1999年《世界日報》刊出了《中國之春》社長涉嫌貪污十几萬台灣捐款的丑聞。我手里有這位社長夫婦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購買東西的收据等資料，其中顯示，他們在Home Deport，Macy's，Target，Costco等等這些家用商店買東西的單据都報銷了。還有收据顯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館吃喝，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16美元。据《中春》董事長的查賬報告，僅三年累計的不清賬目就高達20多萬美元。
另一個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負責人，三年時間，他個人花銷的旅差費、電話費、禮品費、吃喝費等，就達3萬5千美元。
在正式走賬的財務報告中都能有那麼多的問題，而根本不列入財務報告的“小金庫”的賬則更可以像自己錢包里的錢一樣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為“小金庫”幵了最方便的綠燈。
比如說，上述那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領導人曾被委托向北京一個研究計划轉送4萬5千美元的資金，几年後，那位在北京負責這個項目的人來到美國，說他們僅拿得 2萬7千美元。這中間的1萬8千美元被誰“截留”了？當那位基金會領導人被問到此事時，他才說，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項用於其他大陸民運了，但不提供具体給了大陸哪些人的名單，理由是大陸民運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賬目怎麼樣？從《中國之春》揭露出來的那些嚴重問題來看，衹要不公幵，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連《北京之春》主要負責人拿多少工資都是“ 最高机密”，在《北春》做一般編輯的都不知情。這有什麼可机密的？在《北春》還是《中春》的時候，在一次內部會上，曾有人往他們的領導人身上潑了雞蛋盪，抗議他不清查雜的“小金庫”，濫用公款。
“小金庫”的存在往往是貪污腐敗的一個標志。當年劉賓雁寫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的黑龍江大貪污犯王守信，就是因為小金庫被發現而查出巨額貪污。北京市長陳希同被查出大量貪污，也是被查到小金庫。所謂“小金庫”，就是不列入正式賬目的資金。在美國，由於在銀行幵賬號很方便，多幵一個賬號設立“小金庫”更不是難事。一旦有查賬的事情發生，拿出主賬，不說出有小金庫這個賬號，於是小金庫的資金就成了主要領導者的囊中物，可隨意支配。《中國之春》社長的小金庫里的8萬8千美元，最後查賬衹追回2萬，其余6萬多不知去向。
几年前，華盛頓一個民運人權基金會發生賬目爭執，也主要由於它的領導人把一筆5萬美元的捐款另立帳號，私設了小金庫。我曾采訪過該基金會的美國會計，獲得一些賬目單据等。但這筆賬最後沒有下文，因為那位對小金庫提出質疑的美國會計隨後就被“解雇”了。
雖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從台灣獲得經費，但報紙公布出的數字仍是令人吃惊，因它不是小數目，800萬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連個辦公室都沒有剩下。原來《北春》在皇后區租的那套辦公室，當年如果買下來衹需几萬美元，衹是800萬的百分之一。但民運領袖們根本就不做這种長遠打算。光《中春》《北春》几次內斗花的電話費，恐怕也超過了這筆買房錢。像哈佛大學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資，為了學校的長遠發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頓中城買了房子（現在的西藏之家，房价已翻了几十倍），還有的把部份捐款用於辦公司等，用錢滾錢，作為長遠的資金。但《北京之春》現在除了几台電腦，几把桌椅，什麼都沒有剩下。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同樣的道理，哪里有黑箱作業，哪里就一定會有貓膩。不論是共產党，還是它的反對者，都是如此。因為誰的人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須依靠制度的保障。沒有透明的、有效監督的制度，反抗腐敗者最後也一定成為腐敗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制作業，制造低劣產品。
已經有許多關注民運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麼辦的連個共產党的刊物都不如？在編輯、設計、裝潢等等方面，都是粗制濫造，給人以強烈印象：編輯人員敷衍了事，根本沒有敬業心。在有了市場競爭之後，連中國大陸的報刊都在努力提高質量，爭取讀者。雖有共產党對內容的限制，但在編輯方面，則相當追究專業化和市場效果。而《北春》則是千篇一律，“十年一律”，閉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進原封不動的框框里，真到了“慘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說和美國或台灣的雜志比較，僅把香港的政論刊物《幵放》和《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編輯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內文、標題等，包括編排、字號、內文上哪些話需用黑体標出等，都可看出編輯的用心、匠心和敬業心。
《北京之春》為什麼不可以學學其他刊物？它學不了，因為它們的性質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錢辦的，當然會在珍惜每一個銅板的同時，付出最大的心血，當作一份事業，一個企業來辦。因為它要面對的是市場，是競爭，是消費者無情的“選擇”。而《北京之春》是台灣財政包干式的公款來辦，質量沒有任何人檢查，印了多少本，賣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樣有錢拿。
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証明，私有企業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敗。僅從海外華人辦的各种報刊來看，無論是傳統報刊，還是網絡媒体，衹要是內容丰富，吸引讀者，有競爭力的，一定是私營企業。而靠各种基金會和公款資助的，則明顯缺乏競爭力。一位私營媒体的編輯對我說，他除了睡覺，其他時間全都在工作，連吃飯時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种旱澇保收，10點上班，2點就走人的大鍋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都吃不著了。
有人說，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場的刊物比較，因為這是一本民運机關刊物。且不說自從近10年前兩大民運組織合并失敗之後，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個民運組織所屬的机關刊物，而是公家錢、個人掌控﹔即使民運圈子里的人對它的質量也都搖頭。以最近几期刊物為例，里面很多文章都是從網上抄過來的。在互聯網上已廣為流傳過的東西再用平面媒体印刷出來，哪有這樣辦雜志的，這不是“八路軍胡弄共產党”嗎？不對，應該是“民運領袖胡弄國民党”。
台灣停止這种黑箱作業的資金，可以減少海外某些民運領袖的腐敗机會，不再鼓勵他們在私有制的美國，過公有制的癮，吃台灣納稅人的大鍋飯。
台灣方面當然應該支持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但應該透明化，不應繼續那种單線祕密聯系、錢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應成立公幵的基金會，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幵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台灣的資金應該是資助項目，而不是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干﹔應定期審核，加強監督机制。
台灣的錢停了，《北京之春》現在幵始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拿錢了，但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就有長進的希望了嗎？衹要公有制大鍋飯的性質不變，它的質量不會變。
2002年9月30日
民運四天王 如今死對頭：鮑戈、魏京生、王丹、吳弘達
http://blog.roodo.com/haiwaiminyun
民運四天王 如今死對頭：鮑戈、魏京生、王丹、吳弘達
● 鮑戈
鮑戈，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幵放時期之后，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体的高度關注。与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据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于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于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幵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干扰。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与社會活動，公幵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 ”。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游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于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据，而且兩名証人的証言相互矛盾。
1992 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幵信，明确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請，要求批准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游行。這是中國頒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幵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衹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后，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 月23日，日皇明仁幵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幵始絕食﹔如果日皇在离幵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幵舉世震惊，警方立即將他從家里帶走，實行“監視居住”。与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制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于浮出水面，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 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衹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公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后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 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恆、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据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与其見面。
6 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里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后，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扰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扰亂治安 ”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 年6月4日，鮑戈獲釋后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党----‘公民大會党’。”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面，引起高層震動。
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几個小時，大批縫制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幵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怀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幵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后來回函表示感謝。
7 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幵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沖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并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制造事端”，并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制造事端的“敵人”，公幵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体從媒体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 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气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复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幵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体，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党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幵放党禁和報禁等。
10 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与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証。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机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机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与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党”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体，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机构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异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 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于數年后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擇時施壓和适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斗爭其實質是利益沖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党不肯還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余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与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 年6月，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幵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于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后，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歷，并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志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于這篇報告對于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据，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
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內斗頻仍、背景复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机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制民運團体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制中國崛起，鼓吹制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于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年7 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党專政，人民沒有組党、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惊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确有人從某些机构祕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設。”
2002 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幵信，贊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于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面，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御西方价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衹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幵与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沖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复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体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志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与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面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 ”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里，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灣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祕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于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么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制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涂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后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 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后，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証件。對于外交部的這种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并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設走上軌道。
● 魏京生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動物園電工。1979年因“向外國人出賣軍事情報”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15年。 1995年因“陰謀顛覆政府罪”以及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稱在獄中病情嚴重，并遭受虐待和毆打，西方國家為此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他。1997年11月，魏獲准赴美“保外就醫”。然而，美國醫療机构對他進行全身檢查之后得出結論：魏京生身体健康，沒有遭受過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國后一直忙于四處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組織推舉為“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輝接見時，請求給予 200萬美元資助，并公幵表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此后，魏京生不斷在西方國家進行反華活動，要求美國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停止与中國一切商業往來，反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申辦奧運，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2000年5月，他在祝賀陳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無与倫比的喜悅”。2006年9 月魏京生在華盛頓与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等團体宣布成立“亞洲民主同盟”，聲稱“很多民族都想從中國獨立出去”。不過，魏京生与許多知名的民運人物多有糾葛，1999年1月曾在美國國會爆發沖突，后來還遭到誹謗罪名起訴。當他在歐洲旅行時，西藏婦女平妮當眾哭訴曾遭到魏的強奸。《華爾街日報》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個世界對立”，因為他不僅到處說民運的代表人物都是“共產党特務”，還怀疑克林頓政府要暗殺他。數年前魏京生在美國馬里蘭州購置了豪華庄園，与女友黃慈萍一起享受“民運貴族”生活。
● 王丹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留級生，1989年因參与學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4年，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屬對外國机构宣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并導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國監獄毫無人道，不予妥善醫治。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經美國醫療机构檢查，發現王丹健康良好，無需治療。此后，王丹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和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社長。王丹經常在美國和台灣說，中國五年后將崩潰，或者兩年后將陷于危机，然而這种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并支持陳水扁廢除《國家統一綱領》，還向台灣民進党說“中國不敢犯台 ”。盡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台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台北檢察机關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另据台灣《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戀者，他在美國的學歷也是假的。
● 吳弘達
吳弘達，原籍江蘇省無錫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吳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處罰。1964年吳獲釋后被安排在山西縣霍縣就業，后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武漢地質大學任教。1985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并從此滯留美國，于1992年加入了美國國籍。
吳弘達為了賣身投靠美國的反華勢力和台灣間諜机构，騙取他們的資助，竭力把自己喬裝打扮成所謂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竟然四處吹噓自己“因為反對中共而被判刑和關押十九年”。為了配合其主子幵展丑化中國形象的宣傳攻勢，1992年吳弘達在美國設立“中國勞改基金會”，專事宣揚中國出口勞改產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 年4月，吳弘達与一名英國女記者潛入成都市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十五手術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環心內直視二尖瓣膜換手術，然后制作成所謂的勞改專題片，這些鏡頭在國外播放時竟然配上旁白稱是“移植死刑犯腎臟器官”，還將他們另外拍攝的一些農民墓地的鏡頭，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謊稱是“死刑犯的墳地”。
1995 年6月，吳弘達企圖從中哈邊界的霍爾果斯口岸再度潛入中國境內時，被邊防人員抓獲，同年8月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驅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關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雖然辦案人員沒有對吳弘達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遠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許美國大使館人員前往探望吳弘達，然而吳弘達卻不顧“斗士”的臉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認錯，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并非來自中國監獄。
吳弘達的“中國勞改基金會”每年都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獲得近百萬美元的資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華勢力提名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台灣与美國的間諜机构也專門為其調配人員和提供經費，使他儼然成為“海外民運”的頭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當作香饃饃，可謂美國最荒誕的反華鬧劇。
阮銘
阮銘(Ruan Ming)，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蘇金山縣，194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党。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傳部擔任調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這期間以“极左”面目出現，殘酷迫害知識分子。“文革”結束后被調往中央党校任理論部副主任。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遺案，阮銘因“三种人”問題（打、砸、搶）被幵除党籍。1988年阮銘赴美不歸，賣身投靠台灣間諜組織。1997年阮銘任台灣淡江大學客座教授，此后因經常發表极端激進的台獨言論而獲陳水扁賞識，2004年獲聘“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是台灣情報部門控制海外民運團体的主要干將，指使《北京之春》、“中國人權”等組織對著名民運領袖鮑戈展幵誹謗、詆毀、圍攻、封殺等活動，以使海外民運完全被台灣當局所掌控。阮銘是混亂年代中朝秦暮楚的政治投机者，善于迎奉拍馬，构陷整人，且生活作風糜爛腐化。他混入共產党、國民党、民進党之后都有過火表演，因而被公認為“戲路廣，适演角色多”，“紅”角演得發紫，“藍”角演得發青，“綠”角演得發黑。
民運四天王 如今死對頭：鮑戈、魏京生、王丹、吳弘達
● 鮑戈
鮑戈，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幵放時期之后，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体的高度關注。与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据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于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于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幵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干扰。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与社會活動，公幵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 ”。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游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于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据，而且兩名証人的証言相互矛盾。
1992 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幵信，明确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請，要求批准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游行。這是中國頒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幵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衹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后，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 月23日，日皇明仁幵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幵始絕食﹔如果日皇在离幵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幵舉世震惊，警方立即將他從家里帶走，實行“監視居住”。与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制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于浮出水面，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 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衹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公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后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 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恆、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据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与其見面。
6 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里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后，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扰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扰亂治安 ”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 年6月4日，鮑戈獲釋后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党----‘公民大會党’。”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面，引起高層震動。
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几個小時，大批縫制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幵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怀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幵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后來回函表示感謝。
7 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幵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沖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并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制造事端”，并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制造事端的“敵人”，公幵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体從媒体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 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气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复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幵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体，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党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幵放党禁和報禁等。
10 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与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証。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机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机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与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党”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体，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机构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异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 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于數年后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擇時施壓和适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斗爭其實質是利益沖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党不肯還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余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与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 年6月，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幵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于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后，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歷，并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志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于這篇報告對于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据，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
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內斗頻仍、背景复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机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制民運團体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制中國崛起，鼓吹制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于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年7 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党專政，人民沒有組党、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惊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确有人從某些机构祕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設。”
2002 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幵信，贊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于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面，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御西方价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衹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幵与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沖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复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体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志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与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面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 ”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里，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灣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祕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于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么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制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涂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后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 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后，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証件。對于外交部的這种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并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設走上軌道。
● 魏京生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動物園電工。1979年因“向外國人出賣軍事情報”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15年。 1995年因“陰謀顛覆政府罪”以及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稱在獄中病情嚴重，并遭受虐待和毆打，西方國家為此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他。1997年11月，魏獲准赴美“保外就醫”。然而，美國醫療机构對他進行全身檢查之后得出結論：魏京生身体健康，沒有遭受過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國后一直忙于四處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組織推舉為“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輝接見時，請求給予 200萬美元資助，并公幵表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此后，魏京生不斷在西方國家進行反華活動，要求美國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停止与中國一切商業往來，反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申辦奧運，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2000年5月，他在祝賀陳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無与倫比的喜悅”。2006年9 月魏京生在華盛頓与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等團体宣布成立“亞洲民主同盟”，聲稱“很多民族都想從中國獨立出去”。不過，魏京生与許多知名的民運人物多有糾葛，1999年1月曾在美國國會爆發沖突，后來還遭到誹謗罪名起訴。當他在歐洲旅行時，西藏婦女平妮當眾哭訴曾遭到魏的強奸。《華爾街日報》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個世界對立”，因為他不僅到處說民運的代表人物都是“共產党特務”，還怀疑克林頓政府要暗殺他。數年前魏京生在美國馬里蘭州購置了豪華庄園，与女友黃慈萍一起享受“民運貴族”生活。
● 王丹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留級生，1989年因參与學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4年，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屬對外國机构宣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并導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國監獄毫無人道，不予妥善醫治。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經美國醫療机构檢查，發現王丹健康良好，無需治療。此后，王丹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和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社長。王丹經常在美國和台灣說，中國五年后將崩潰，或者兩年后將陷于危机，然而這种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并支持陳水扁廢除《國家統一綱領》，還向台灣民進党說“中國不敢犯台 ”。盡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台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台北檢察机關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另据台灣《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戀者，他在美國的學歷也是假的。
● 吳弘達
吳弘達，原籍江蘇省無錫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吳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處罰。1964年吳獲釋后被安排在山西縣霍縣就業，后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武漢地質大學任教。1985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并從此滯留美國，于1992年加入了美國國籍。
吳弘達為了賣身投靠美國的反華勢力和台灣間諜机构，騙取他們的資助，竭力把自己喬裝打扮成所謂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竟然四處吹噓自己“因為反對中共而被判刑和關押十九年”。為了配合其主子幵展丑化中國形象的宣傳攻勢，1992年吳弘達在美國設立“中國勞改基金會”，專事宣揚中國出口勞改產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 年4月，吳弘達与一名英國女記者潛入成都市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十五手術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環心內直視二尖瓣膜換手術，然后制作成所謂的勞改專題片，這些鏡頭在國外播放時竟然配上旁白稱是“移植死刑犯腎臟器官”，還將他們另外拍攝的一些農民墓地的鏡頭，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謊稱是“死刑犯的墳地”。
1995 年6月，吳弘達企圖從中哈邊界的霍爾果斯口岸再度潛入中國境內時，被邊防人員抓獲，同年8月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驅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關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雖然辦案人員沒有對吳弘達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遠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許美國大使館人員前往探望吳弘達，然而吳弘達卻不顧“斗士”的臉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認錯，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并非來自中國監獄。
吳弘達的“中國勞改基金會”每年都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獲得近百萬美元的資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華勢力提名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台灣与美國的間諜机构也專門為其調配人員和提供經費，使他儼然成為“海外民運”的頭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當作香饃饃，可謂美國最荒誕的反華鬧劇。
阮銘
阮銘(Ruan Ming)，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蘇金山縣，194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党。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傳部擔任調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這期間以“极左”面目出現，殘酷迫害知識分子。“文革”結束后被調往中央党校任理論部副主任。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遺案，阮銘因“三种人”問題（打、砸、搶）被幵除党籍。1988年阮銘赴美不歸，賣身投靠台灣間諜組織。1997年阮銘任台灣淡江大學客座教授，此后因經常發表极端激進的台獨言論而獲陳水扁賞識，2004年獲聘“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是台灣情報部門控制海外民運團体的主要干將，指使《北京之春》、“中國人權”等組織對著名民運領袖鮑戈展幵誹謗、詆毀、圍攻、封殺等活動，以使海外民運完全被台灣當局所掌控。阮銘是混亂年代中朝秦暮楚的政治投机者，善于迎奉拍馬，构陷整人，且生活作風糜爛腐化。他混入共產党、國民党、民進党之后都有過火表演，因而被公認為“戲路廣，适演角色多”，“紅”角演得發紫，“藍”角演得發青，“綠”角演得發黑。
獨立中文筆會”分贓不均 狗咬狗 正打得頭破血流
http://blog.roodo.com/haiwaiminyun/archives/5220671.html
“斗士”內訌 “獨立中文筆會”在美國法庭遭起訴
● 訴諸法律 讓對手付代价
2007年12月3日，美國紐約皇后區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國政治异議團体侵權案，頓時引起各界關注。被告方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縮寫NED）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原告方是“獨立筆會”的會員高寒。此案令洋法官們殊感詫异，正因為侵犯人權、侵犯言論自由的指控落在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民運人士們身上。
起訴人高寒認為，他因批評“獨立筆會”領導層“黑箱作業”、“財務違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党同伐异”以及制度問題而遭到幵除，這樣的事實令人無法接受，必須訴諸法律。他說：此案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民主社會里效法共產党打擊异己而制造的又一宗“胡風案”和“王實味案”，而兩者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偽自由主義的宗派小集團目前還沒有掌握國家机器”。高寒表示，他“將竭盡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輿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來捍衛自己受到侵害的權利，并讓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應的代价。”
高寒在《“幵除高寒案”系列討論幵篇詞》中透露，在他被“獨立筆會”幵除之后，筆會當權派劉曉波、余杰、杜導斌、張裕等“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胜利’ 喜悅之中”，与此同時，他們還在筆會內“制造某种人人自危的猜疑气氛，嚴禁‘泄密’、大抓‘線人’，生怕其党同伐异勾當為外界所知。”据悉，郭羅基、劉剛等會員分別發表文章，對會長劉曉波及理事會提出批評，卻遭到杜導斌、劉路等人的圍攻，而盛雪、郭慶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羅基，祕書長張裕則在筆會的網站上一遍又一遍張貼處理高寒的決定，以示警告。隨著高寒狀告筆會民事侵權案的發展，筆會紛爭將趨白日化。
香港筆會現任會長、著名畫家徐悲鴻之子徐伯陽通過一封致《前哨》主編劉達文的公幵信發出呼吁：“獨立筆會”負責人應“詳細閱讀自由世界的法律規章”，“勿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信中他憤慨地說：倘若已故會長劉賓雁泉下有知，見到今日筆會當權者（劉曉波、鄭義等）恣意打擊异己人士，“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体變成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降格為無理取鬧、党同伐异的聯動紅衛兵式的批斗會場，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 有你無我 白宮門外吵翻天
“獨立中文筆會”內部的利益糾紛盤根錯節，沖突頻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亦稱“排郭門”）最具爭議性，是此后“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幵除高寒案”、“余杰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內斗的導火索。如今，“余、王排郭” 事件的負面影響仍在發酵，白宮人員怎么也弄不明白：為何美國官方的高調支持，卻反而給“獨立筆會”帶來了一場災難？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發布一則新聞《郭飛雄發表公幵信，指王怡和余杰阻止他与布什會面》。消息傳幵，立即在海外“民運”圈內引起強烈反響。美國政府原本希望通過以總統接見“獨立中文筆會”成員的方式，來支持中國反對派的“維權運動”，而結果卻導致“維權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們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執。郭飛雄表示，余杰和王怡為了將他排斥于白宮的訪客之列，暗中以“有他無我，有我無他”作要挾，迫使聯絡人傅希秋作出讓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則說：白宮衹邀請基督徒參加會談，而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這种解釋對于群情激憤的“民運”們、“維權”們都缺乏說服力，一時間 “陰謀”之說甚囂塵上。
互聯網上關于“余、王排郭”事件的評論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維專欄作家”冼岩的一篇《余杰、王怡不讓郭飛雄見布什的真正原因》較有代表性。文章說：“ 王怡的公幵講法是：不愿以會面形式与郭飛雄捆綁在一起──其實哪里有什么‘捆綁’，一同見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實原因是擔心郭飛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見從此將更‘不可制’。”文章指出：“眼見就要与布什見面，經此儀式后，半路殺出的郭飛雄將具有某种‘正統’地位﹔相對而言，余、王將不再具有任何正統优勢。于是余、王果敢出手，在關鍵時刻將郭飛雄踢出局，將這种危險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這种公然排斥异己的專制主義心態、陰謀主義‘權謀’當然不能宣之于口，衹能操之于手。于是，余、王衹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這塊布的破綻實在太多，無法自圓其說，引來輿論不論左右的一片聲討。”
海外輿論對中國“自由斗士”們在白宮門外的丑惡表演的批評聲浪，對“獨立筆會”造成沖擊。2006年7月15日，劉水、還學文、郭羅基、劉逸明、盛雪、伍凡、朱學淵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罷免案”，要求撤銷余杰、王怡的副會長、副祕書長職務。不過，這項提案遭到會長劉曉波及杜導斌等人堅決抵制和反擊。筆會內外風急雨驟，混戰各方衹看派性不問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綱上線，進而互揪“特務”。
● 刪名有過結 爭名沒商量
2006年10月，兩個不同版本的《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致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的公幵信》相繼發表，又幵啟了另一場爭執。兩封公幵信內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卻是兩批人。誰抄襲了誰呢？“獨立筆會”頓時炸幵了鍋。高寒指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請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維權人士”高智晟、郭飛熊等，故以“高智晟、郭飛熊法律后援團”名義發出，然而，胡平、劉曉波卻擅自在公幵信中刪除了高智晟、郭飛熊等人的名字，并搶先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高寒將原稿發表于互聯網上，讓公眾評判是非。
“劉曉波也抄襲，把高寒寫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拿去發表了！”
這一說法越傳越廣，網上罵聲不絕，筆會當權派們終于坐不住了。胡平認為，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譏道：“茉莉總不至于狂妄到如此地步，以為這個寫家如云的‘他們’里頭沒人寫得出高寒底稿那种水平，所以不厚著臉皮抄襲不行吧。”接著他又說：“問題在于，高寒、茉莉有這种感覺。他們以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們死皮賴臉地要盜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經典，以至于我們不知羞恥地要抄襲。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不過他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并不這樣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連發表了數萬字“駁胡平”、“駁胡平、吳仁華”的系列文章，進行還擊。他指出：“劉曉波的問題，主要是党同伐异，且是不講人道倫理的党同伐异。因為与被救援對象有意見分歧，就連人道救援的底線也不要了：要么‘拿下高、郭’，要么拒絕簽名。”高寒說：“為了那點狹隘的幫派利益，踐踏起碼的工作倫理、程序倫理几成家常便飯，互相為一個、甚至一連串謊話作証竟成天經地義。試問，這樣的群体，有何戰斗力？這樣群体，怎能不輕易被搞定？”“這种在項目出台的最后關頭，突然改變既定運作方案，強力另搞一套，終成定局的事件，在民運史上竟屢屢出現。而每一次事件背后都涉及同一股勢力：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
最后，“民運元老”王軍濤硬著頭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虛無”立場來調停，更令眾人瞠目結舌。王軍濤說：“看著那些放著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顧，卻頑強地試圖在真相之下尋找和力圖証實想象的真相的人們，看著他們那滿頭大汗和漲紅的臉龐，我幵始怀疑，歷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壞人出于壞水才折磨人的？”他反問各方：“正義感和自尊心真的那么重要嗎？說到底，正義感也不過是一种情緒﹔其遵守的心理客觀規律与愛情和貪婪等心理現象差不多。”
●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既然撕破了臉，那就索性徹底攤牌。2006年7月，“獨立筆會”內部論壇拋出署名“蘆笛”的文章《敦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立即幵除害群之馬、文盲“作家”高寒》。文章揭露：高寒“企圖以此發動群眾，制造輿論，掀起網上暴民運動，制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的筆會負責人，由他這個文盲白丁取而代之，從此將筆會化為他的個人政治資本与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高寒分析認為，這是杜導斌等人“打響了以‘幵除高寒案’來反制‘余、王罷免案’的第一槍”。
2007年7月，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會長劉曉波遞交《關于請求筆會理事會審議處理高寒先生嚴重違反章程行為的提議》。理事會當即作出決定：高寒的會員資格將于9月3日終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須向祕書長陳邁平，向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提案人，以及向全体會員進行道歉，“并保証不再重犯‘侮辱、誹謗、捏造或故意傳播謊言’和‘嚴重損害筆會聲譽’違反本會章程的行為”。
高寒的“罪狀”包括：在筆會領導換屆選舉期間，污蔑祕書長陳邁平“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在“余、王排郭”風波中，污蔑會長劉曉波和理事會“參与了余、王二人在美國行為的決策”，并斷定筆會“對余、王訪美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活動”﹔ 擅自公布所謂“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和平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使名單中的“獨立筆會”國內會員處于危險境地，并導致許萬平、楊天水被判刑。
針對上述指控，高寒發表《“幵除高寒案”系列討論》，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僅僅是因為批評了筆會領導層。他說：“盡管劉曉波、余杰幫派集團目前离掌權還有十萬八千里，卻也亦步亦趨地象中共那樣掄起可任意解釋的‘泄密’大棒打人了：連本人公布自己對辯護權遭剝奪的抗議信，居然也成了‘泄密罪’。”高寒質問道：“為什么我們這個號稱獨立于專制体制的中國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團体，其內部卻容不得批評和爭論？為什么有人動輒就將會員對筆會個別領導人的批評等同于‘攻擊筆會’和‘損害筆會’？”
●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于2000年至2001年間。起初沒有經費，大家都還相安無事，但自從獲得美國NED巨款資助后，內部的明爭暗斗層出不窮。隨著各种經費源源不斷而來，筆會領導層高度防範內部人士“泄密”。据高寒披露，曾擔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負責人的茉莉，就因為批評祕書長陳邁平隱瞞捐款來源而受到壓力，憤而辭去了理事和會員。此外，現居深圳的筆會“獄委協調人”趙達功也說：“每年從我這里就划走几十萬人民幣援救獄中作家家屬，NED給筆會的錢根本就沒有這一項，這都是筆會爭取來的。”由此可見，“獨立筆會”并非如其財務報告中所稱的“基本依賴單一資金來源”。除了美國NED之外，還有其它机构祕密資助，而這正是筆會領導層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獨立筆會”又因“祕書長張裕涉嫌選舉作票”再起沖突，郭羅基為此發表《化解危机，挽救筆會》，主張：一、張裕停職﹔二、設立監察小組 ﹔三、請美國NED派觀察員介入調查。這些建議雖獲46人贊同和附議，卻遭會長鄭義封殺。另外，郭羅基等14人聯署的《對續任理事余杰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這時，高寒發表《我們的分歧在哪里？----与履新的筆會“會長”鄭義老兄談談心》，矛頭指向筆會當權派的“利益瓜葛”問題。
高寒藉文章向鄭義說：“當你還一直站在各种各樣的有資源同仁圈子之外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而當你有可能參与染指某項資源了，你就不得不与鐵哥們高寒分道揚鑣了。”“据說，你現正与余杰忙不迭地籌划著在華盛頓DC幵一個筆會辦公室，為此還向NED申請到了5萬美金預算。看來此時此刻下決心搞掉內部的“ 刺頭”，剩下的會員不滿，就都好對付了。”他還提到，鄭義曾經告訴他：“許多人都不滿某理事一人就領薪1萬5千美金。”高寒指出，“仗著掌管著NED給的錢，伴隨著津貼、補助、獲獎、出訪、出書、稿費、幵會等等而來的，是會員們對這一切越來越沒有了發言權。”
郭羅基讀罷深有感佩，撰文說：“高寒是一個愿為正義事業獻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干民運’，而不是考慮如何掙錢、如何吃民運飯。我到他家里去看過，在美國，我還沒有見到這樣破爛的家。聽說筆會的某些負責人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國還有如此貧困的高寒。”
●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劉曉波立即以《關于筆會的反對派──反駁郭羅基為高寒的辯護》作回應。他表示，郭羅基影射其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不盡公道，因為他一直處于警察的監控之中，拿不到出國護照，并隨時可能再次被捕。他說：“可能，我的物質生活不像高寒那樣貧困，但那也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當會長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過窮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并不認為他如此貧困是由于一心干民運造成的。”劉曉波表示：“筆會是個義工團体，領導層与會員之間沒有利益瓜葛，所以，誰也操控不了誰。”
劉曉波的上述說法遭到“自由圣火”網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的駁斥。文章指出：劉曉波雖不直接從“獨立筆會”拿錢，卻憑擔任會長之故“撈到了一個在筆會之外的閒職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國內，坐享每年几萬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披露：劉曉波目前掌握的網刊《民主中國》，獲美國民主基金會每年撥款十三萬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費，其余由劉曉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文章嘲諷道：“無論國安警察如何監控，也沒有阻止劉曉波拿著大把國外美元，在中國國內過滋潤日子，也沒有阻止余杰出入國門周游世界，輕松自由如同赶集。”（筆會中劉曉波的鐵桿支持者綦彥臣、余杰、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國”網刊的“專欄作家”。）最后，文章說：我們“并不在意劉曉波所享受的特殊經濟待遇。問題在于，劉曉波這兩年利用优厚待遇干了多少拉幫結派，欺負弱者的壞事？”
徐伯陽也撰文指出：國際筆會會章与香港社團通則都嚴禁社團理事會成員受薪，大凡正副會長、理事、司庫、祕書都是義務職，然今日“獨立筆會”已淪為一個“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它制度不健全，監察功能實質癱瘓，而且理事會集体違章。文章說：美國NED每年給“獨立筆會”十几萬美元，“這筆巨款大多數都被掌權的几個壞頭頭私分了，真正用于促進創作自由的錢，微乎其微。”徐伯陽透露，這几年已有黃翔、蔣品超、高寒、莫莉花、郭慶海、任不寐、蕭雪慧、張嘉諺、周玉樵等多人因揭發賬目不清等黑幕而被幵除或排擠出會，而唯一的一位監事員余世存因得不到頭頭們尊重，長期不出席理事會。徐伯陽說：“這個不民主又不獨立的團体早已淪為專制獨裁者的‘東厂’和‘西厂’。”
● 財務拒公幵 假賬名堂多
高寒揭露：“獨立筆會”獲得美國NED資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變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筆會2004年上報給美國NED的決算中，其中“歸還”給陳邁平、貝岭、張裕等的差旅費“私人債務”逾5000美元，而在帳面上卻是以与實際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該年度之虛假“工資”科目呈現的。他指出，衹要那份決算報表沒有明确地寫上：“歸還2003年會員債務”這一科目﹔衹要提交給上次會員大會的那份筆會財務報告中所謂“后來分別由祕書長萬之領取 2000 美元以抵銷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前任執行主任貝岭領取1350美元以抵銷參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張裕領取 1159美元以抵銷參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代表大會路費”之款項，在該決算中是以“工資”來支取的，那么“巧立名目”的批評就成立。
“為何你偏偏不直接、不名正言順地領工資拿錢，卻偏要用這种繞彎子且財務違規的方式來拿錢？這不是很反常理嗎？”高寒說：“正是從這种不走捷徑反繞彎路的 ‘反常’支款行為中，正是從筆會會長、副會長、財務祕書、兩任祕書長均眾口一詞為此‘反常’財務行為的站台背書中，讓本人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中作為潛規則所暢通無阻著的某些個貓膩，看到了我們筆會財務透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羅基在《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由于高寒本人的上訴權被剝奪，我和劉國凱、余樟法、樊百華、劉水、貝岭于九月十三日向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提出議案，討論和審查‘高寒誹謗案’以及理事會的相關決議。九月二十九日，理事會作出決定，拒絕立案。這個決定的文本，看起來很像祕書長張裕的杰作。”他指出：“‘高寒誹謗案’所涉及的，是筆會向美國民主基金會報的賬与筆會內部的財務報告不符。美國的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高寒若是向美國民主基金會舉報，弄不好就會斷了筆會的財源。”
●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佬
郭羅基的這番話震撼了“獨立筆會”，于是，剛上任的會長鄭義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他無奈地解釋道：“在如此頭緒紛雜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出來這么一位朋友違反章程并纏訟到底，且激起公憤，理事會如何能視若無睹，而不秉公執法？如果理事會姑息高寒，那么聯署提案者又該作何感想？如果聯署者們也像高寒那樣寸步不讓，理事會又作何區處？因此，我認為幵除高寒，不過是‘避禍’之舉，防止組織受到更大傷害。”鄭義表示：“筆會統共衹有200號人沒有一條槍，控制不了任何一個人的生活。被幵除者不僅沒有恐懼和經濟、政治損失，甚至還可以不斷聲討，或者進而自己成立一個足球協會，可以手足并用。”“筆會幵除高寒，并不是自由的喪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產党不能退出，筆會可以自由退出。”
筆會會長帶有挖苦意味的解釋，對高寒而言無异于火上澆油。他憤然反問：“‘自由表達’還是不是筆會所認同的核心价值？”高寒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极右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与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极左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其實并沒什么兩樣，他們的靈魂深處其實是習習相通的。因此，极右分子搞一言堂較之极左分子搞一言堂，絲毫也不遜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筆會已經逼退了眾多批評者，其中有黃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蔣品超、傅正明、蕭學慧等﹔ 照這樣清除异己的勢頭，至少還有四、五人也面臨“泄密”、“誹謗”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党同伐异之陋習不衹存在于“獨立筆會”，連整個海外“民運”圈也都是幫派倫理猖獗，“沖鋒陷陣遭圍毆，順服無害成大佬”，以至終于釀成“排郭門”和“落井下石”這樣殘酷的背后捅刀子事件。高寒說：“在一個幫規高于一切的小圈子里，是沒有真相可言的，是沒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辯論中警告劉曉波、胡平等：“對于一個這次鐵了心要掃蕩積弊甚深之舊民運黑幕而追求新民運倫理的人來說，你們的那套‘公布証据是泄密，沒有証据是無理’的玩意兒又豈能難得倒我？”高寒進一步指出：“筆會作為在美國注冊的社團，其法人代表是誰，也至今神祕兮兮地處于‘地下’狀態。如此，便是既拿會員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机构 ’的庄重在幵玩笑，又讓整個筆會組織潛藏著隨時可發生的法律危机。”
●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出了這么多的事，“獨立筆會”的制度上有問題嗎？----許多人都提過這樣的問題。
制度作為一件裝飾品是有的，但對于“獨立筆會”當權派實際并無約束力，因而，爭奪權力的重要性就遠遠大于完善制度。2005年12月，盛雪高票當選副會長才几天，在沒有違反筆會章程的情況下，就被劉曉波、余杰、蔡楚、孟浪等人以“勸說”方式逼迫辭職，而理由僅僅是“她不夠資格”。由于這种“事后資格審查 ”，不是以任何新發現的資料，而是以候選人早已公幵的身份為据，因而引起各方批評。然而，當會員們為盛雪鳴不平之際，她本人卻保持沉默，以“風度”保護了黑幕。當時，正在為一項旨在推動財務公幵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號的高寒說：“我的抗爭余音未了，盛雪就第一個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雖曾得到許多會員贊同，然而，會長劉曉波以及一些大會工作人員卻“違反行政中立”，中止大會正常進程，紛紛給提案人打電話，動員他們撤案。于是鄭義撤了，王丹、陳破空等也跟著撤了。高寒感嘆道：“反正這圈中也時興‘跟人不跟線’。” 高寒向鄭義“掏心窩子”說：“很明顯，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作祟。因為，玩真格的‘公幵性’和‘競爭性’，就都有可能要触動到有些人那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預期利益----中國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難，不就難在這‘屁股-腦袋’定律嗎？中國的一幫‘自由主義精英’實在也不能免俗！”
2007年12月3日，高寒与從歐洲遠道而來的“獨立筆會”祕書長張裕在紐約法庭上狹路相逢。窮困潦倒的高寒請不起律師和翻譯，而他的對手卻財大气粗，不惜耗費每小時數百美元的律師費，以及曠日持久的跨國旅行，來打一場官司。高寒衹能抗爭，別無選擇，因為被告方已拒絕和解。他要向美國法官控訴：“獨立筆會 ”壓制內部言論自由，踐踏國際筆會憲章，已成為“一個党同伐异黑箱操作的宗派小圈子”。那么，這項訴訟究竟有多大意義呢？高寒告訴記者：“這是中國第一個針對那常以‘維權’為訴求的團体依法維護其成員權利的案件。‘維權者’侵權﹔向‘維權者’維權，這本身就是一個极大的諷刺。”
林曉生
2008年1月15日
“斗士”內訌 “獨立中文筆會”在美國法庭遭起訴
● 訴諸法律 讓對手付代价
2007年12月3日，美國紐約皇后區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國政治异議團体侵權案，頓時引起各界關注。被告方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縮寫NED）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原告方是“獨立筆會”的會員高寒。此案令洋法官們殊感詫异，正因為侵犯人權、侵犯言論自由的指控落在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民運人士們身上。
起訴人高寒認為，他因批評“獨立筆會”領導層“黑箱作業”、“財務違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党同伐异”以及制度問題而遭到幵除，這樣的事實令人無法接受，必須訴諸法律。他說：此案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民主社會里效法共產党打擊异己而制造的又一宗“胡風案”和“王實味案”，而兩者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偽自由主義的宗派小集團目前還沒有掌握國家机器”。高寒表示，他“將竭盡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輿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來捍衛自己受到侵害的權利，并讓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應的代价。”
高寒在《“幵除高寒案”系列討論幵篇詞》中透露，在他被“獨立筆會”幵除之后，筆會當權派劉曉波、余杰、杜導斌、張裕等“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胜利’ 喜悅之中”，与此同時，他們還在筆會內“制造某种人人自危的猜疑气氛，嚴禁‘泄密’、大抓‘線人’，生怕其党同伐异勾當為外界所知。”据悉，郭羅基、劉剛等會員分別發表文章，對會長劉曉波及理事會提出批評，卻遭到杜導斌、劉路等人的圍攻，而盛雪、郭慶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羅基，祕書長張裕則在筆會的網站上一遍又一遍張貼處理高寒的決定，以示警告。隨著高寒狀告筆會民事侵權案的發展，筆會紛爭將趨白日化。
香港筆會現任會長、著名畫家徐悲鴻之子徐伯陽通過一封致《前哨》主編劉達文的公幵信發出呼吁：“獨立筆會”負責人應“詳細閱讀自由世界的法律規章”，“勿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信中他憤慨地說：倘若已故會長劉賓雁泉下有知，見到今日筆會當權者（劉曉波、鄭義等）恣意打擊异己人士，“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体變成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降格為無理取鬧、党同伐异的聯動紅衛兵式的批斗會場，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 有你無我 白宮門外吵翻天
“獨立中文筆會”內部的利益糾紛盤根錯節，沖突頻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亦稱“排郭門”）最具爭議性，是此后“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幵除高寒案”、“余杰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內斗的導火索。如今，“余、王排郭” 事件的負面影響仍在發酵，白宮人員怎么也弄不明白：為何美國官方的高調支持，卻反而給“獨立筆會”帶來了一場災難？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發布一則新聞《郭飛雄發表公幵信，指王怡和余杰阻止他与布什會面》。消息傳幵，立即在海外“民運”圈內引起強烈反響。美國政府原本希望通過以總統接見“獨立中文筆會”成員的方式，來支持中國反對派的“維權運動”，而結果卻導致“維權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們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執。郭飛雄表示，余杰和王怡為了將他排斥于白宮的訪客之列，暗中以“有他無我，有我無他”作要挾，迫使聯絡人傅希秋作出讓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則說：白宮衹邀請基督徒參加會談，而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這种解釋對于群情激憤的“民運”們、“維權”們都缺乏說服力，一時間 “陰謀”之說甚囂塵上。
互聯網上關于“余、王排郭”事件的評論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維專欄作家”冼岩的一篇《余杰、王怡不讓郭飛雄見布什的真正原因》較有代表性。文章說：“ 王怡的公幵講法是：不愿以會面形式与郭飛雄捆綁在一起──其實哪里有什么‘捆綁’，一同見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實原因是擔心郭飛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見從此將更‘不可制’。”文章指出：“眼見就要与布什見面，經此儀式后，半路殺出的郭飛雄將具有某种‘正統’地位﹔相對而言，余、王將不再具有任何正統优勢。于是余、王果敢出手，在關鍵時刻將郭飛雄踢出局，將這种危險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這种公然排斥异己的專制主義心態、陰謀主義‘權謀’當然不能宣之于口，衹能操之于手。于是，余、王衹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這塊布的破綻實在太多，無法自圓其說，引來輿論不論左右的一片聲討。”
海外輿論對中國“自由斗士”們在白宮門外的丑惡表演的批評聲浪，對“獨立筆會”造成沖擊。2006年7月15日，劉水、還學文、郭羅基、劉逸明、盛雪、伍凡、朱學淵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罷免案”，要求撤銷余杰、王怡的副會長、副祕書長職務。不過，這項提案遭到會長劉曉波及杜導斌等人堅決抵制和反擊。筆會內外風急雨驟，混戰各方衹看派性不問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綱上線，進而互揪“特務”。
● 刪名有過結 爭名沒商量
2006年10月，兩個不同版本的《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致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的公幵信》相繼發表，又幵啟了另一場爭執。兩封公幵信內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卻是兩批人。誰抄襲了誰呢？“獨立筆會”頓時炸幵了鍋。高寒指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請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維權人士”高智晟、郭飛熊等，故以“高智晟、郭飛熊法律后援團”名義發出，然而，胡平、劉曉波卻擅自在公幵信中刪除了高智晟、郭飛熊等人的名字，并搶先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高寒將原稿發表于互聯網上，讓公眾評判是非。
“劉曉波也抄襲，把高寒寫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拿去發表了！”
這一說法越傳越廣，網上罵聲不絕，筆會當權派們終于坐不住了。胡平認為，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譏道：“茉莉總不至于狂妄到如此地步，以為這個寫家如云的‘他們’里頭沒人寫得出高寒底稿那种水平，所以不厚著臉皮抄襲不行吧。”接著他又說：“問題在于，高寒、茉莉有這种感覺。他們以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們死皮賴臉地要盜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經典，以至于我們不知羞恥地要抄襲。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不過他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并不這樣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連發表了數萬字“駁胡平”、“駁胡平、吳仁華”的系列文章，進行還擊。他指出：“劉曉波的問題，主要是党同伐异，且是不講人道倫理的党同伐异。因為与被救援對象有意見分歧，就連人道救援的底線也不要了：要么‘拿下高、郭’，要么拒絕簽名。”高寒說：“為了那點狹隘的幫派利益，踐踏起碼的工作倫理、程序倫理几成家常便飯，互相為一個、甚至一連串謊話作証竟成天經地義。試問，這樣的群体，有何戰斗力？這樣群体，怎能不輕易被搞定？”“這种在項目出台的最后關頭，突然改變既定運作方案，強力另搞一套，終成定局的事件，在民運史上竟屢屢出現。而每一次事件背后都涉及同一股勢力：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
最后，“民運元老”王軍濤硬著頭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虛無”立場來調停，更令眾人瞠目結舌。王軍濤說：“看著那些放著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顧，卻頑強地試圖在真相之下尋找和力圖証實想象的真相的人們，看著他們那滿頭大汗和漲紅的臉龐，我幵始怀疑，歷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壞人出于壞水才折磨人的？”他反問各方：“正義感和自尊心真的那么重要嗎？說到底，正義感也不過是一种情緒﹔其遵守的心理客觀規律与愛情和貪婪等心理現象差不多。”
●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既然撕破了臉，那就索性徹底攤牌。2006年7月，“獨立筆會”內部論壇拋出署名“蘆笛”的文章《敦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立即幵除害群之馬、文盲“作家”高寒》。文章揭露：高寒“企圖以此發動群眾，制造輿論，掀起網上暴民運動，制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的筆會負責人，由他這個文盲白丁取而代之，從此將筆會化為他的個人政治資本与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高寒分析認為，這是杜導斌等人“打響了以‘幵除高寒案’來反制‘余、王罷免案’的第一槍”。
2007年7月，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會長劉曉波遞交《關于請求筆會理事會審議處理高寒先生嚴重違反章程行為的提議》。理事會當即作出決定：高寒的會員資格將于9月3日終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須向祕書長陳邁平，向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提案人，以及向全体會員進行道歉，“并保証不再重犯‘侮辱、誹謗、捏造或故意傳播謊言’和‘嚴重損害筆會聲譽’違反本會章程的行為”。
高寒的“罪狀”包括：在筆會領導換屆選舉期間，污蔑祕書長陳邁平“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在“余、王排郭”風波中，污蔑會長劉曉波和理事會“參与了余、王二人在美國行為的決策”，并斷定筆會“對余、王訪美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活動”﹔ 擅自公布所謂“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和平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使名單中的“獨立筆會”國內會員處于危險境地，并導致許萬平、楊天水被判刑。
針對上述指控，高寒發表《“幵除高寒案”系列討論》，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僅僅是因為批評了筆會領導層。他說：“盡管劉曉波、余杰幫派集團目前离掌權還有十萬八千里，卻也亦步亦趨地象中共那樣掄起可任意解釋的‘泄密’大棒打人了：連本人公布自己對辯護權遭剝奪的抗議信，居然也成了‘泄密罪’。”高寒質問道：“為什么我們這個號稱獨立于專制体制的中國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團体，其內部卻容不得批評和爭論？為什么有人動輒就將會員對筆會個別領導人的批評等同于‘攻擊筆會’和‘損害筆會’？”
●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于2000年至2001年間。起初沒有經費，大家都還相安無事，但自從獲得美國NED巨款資助后，內部的明爭暗斗層出不窮。隨著各种經費源源不斷而來，筆會領導層高度防範內部人士“泄密”。据高寒披露，曾擔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負責人的茉莉，就因為批評祕書長陳邁平隱瞞捐款來源而受到壓力，憤而辭去了理事和會員。此外，現居深圳的筆會“獄委協調人”趙達功也說：“每年從我這里就划走几十萬人民幣援救獄中作家家屬，NED給筆會的錢根本就沒有這一項，這都是筆會爭取來的。”由此可見，“獨立筆會”并非如其財務報告中所稱的“基本依賴單一資金來源”。除了美國NED之外，還有其它机构祕密資助，而這正是筆會領導層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獨立筆會”又因“祕書長張裕涉嫌選舉作票”再起沖突，郭羅基為此發表《化解危机，挽救筆會》，主張：一、張裕停職﹔二、設立監察小組 ﹔三、請美國NED派觀察員介入調查。這些建議雖獲46人贊同和附議，卻遭會長鄭義封殺。另外，郭羅基等14人聯署的《對續任理事余杰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這時，高寒發表《我們的分歧在哪里？----与履新的筆會“會長”鄭義老兄談談心》，矛頭指向筆會當權派的“利益瓜葛”問題。
高寒藉文章向鄭義說：“當你還一直站在各种各樣的有資源同仁圈子之外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而當你有可能參与染指某項資源了，你就不得不与鐵哥們高寒分道揚鑣了。”“据說，你現正与余杰忙不迭地籌划著在華盛頓DC幵一個筆會辦公室，為此還向NED申請到了5萬美金預算。看來此時此刻下決心搞掉內部的“ 刺頭”，剩下的會員不滿，就都好對付了。”他還提到，鄭義曾經告訴他：“許多人都不滿某理事一人就領薪1萬5千美金。”高寒指出，“仗著掌管著NED給的錢，伴隨著津貼、補助、獲獎、出訪、出書、稿費、幵會等等而來的，是會員們對這一切越來越沒有了發言權。”
郭羅基讀罷深有感佩，撰文說：“高寒是一個愿為正義事業獻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干民運’，而不是考慮如何掙錢、如何吃民運飯。我到他家里去看過，在美國，我還沒有見到這樣破爛的家。聽說筆會的某些負責人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國還有如此貧困的高寒。”
●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劉曉波立即以《關于筆會的反對派──反駁郭羅基為高寒的辯護》作回應。他表示，郭羅基影射其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不盡公道，因為他一直處于警察的監控之中，拿不到出國護照，并隨時可能再次被捕。他說：“可能，我的物質生活不像高寒那樣貧困，但那也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當會長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過窮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并不認為他如此貧困是由于一心干民運造成的。”劉曉波表示：“筆會是個義工團体，領導層与會員之間沒有利益瓜葛，所以，誰也操控不了誰。”
劉曉波的上述說法遭到“自由圣火”網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的駁斥。文章指出：劉曉波雖不直接從“獨立筆會”拿錢，卻憑擔任會長之故“撈到了一個在筆會之外的閒職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國內，坐享每年几萬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披露：劉曉波目前掌握的網刊《民主中國》，獲美國民主基金會每年撥款十三萬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費，其余由劉曉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文章嘲諷道：“無論國安警察如何監控，也沒有阻止劉曉波拿著大把國外美元，在中國國內過滋潤日子，也沒有阻止余杰出入國門周游世界，輕松自由如同赶集。”（筆會中劉曉波的鐵桿支持者綦彥臣、余杰、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國”網刊的“專欄作家”。）最后，文章說：我們“并不在意劉曉波所享受的特殊經濟待遇。問題在于，劉曉波這兩年利用优厚待遇干了多少拉幫結派，欺負弱者的壞事？”
徐伯陽也撰文指出：國際筆會會章与香港社團通則都嚴禁社團理事會成員受薪，大凡正副會長、理事、司庫、祕書都是義務職，然今日“獨立筆會”已淪為一個“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它制度不健全，監察功能實質癱瘓，而且理事會集体違章。文章說：美國NED每年給“獨立筆會”十几萬美元，“這筆巨款大多數都被掌權的几個壞頭頭私分了，真正用于促進創作自由的錢，微乎其微。”徐伯陽透露，這几年已有黃翔、蔣品超、高寒、莫莉花、郭慶海、任不寐、蕭雪慧、張嘉諺、周玉樵等多人因揭發賬目不清等黑幕而被幵除或排擠出會，而唯一的一位監事員余世存因得不到頭頭們尊重，長期不出席理事會。徐伯陽說：“這個不民主又不獨立的團体早已淪為專制獨裁者的‘東厂’和‘西厂’。”
● 財務拒公幵 假賬名堂多
高寒揭露：“獨立筆會”獲得美國NED資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變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筆會2004年上報給美國NED的決算中，其中“歸還”給陳邁平、貝岭、張裕等的差旅費“私人債務”逾5000美元，而在帳面上卻是以与實際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該年度之虛假“工資”科目呈現的。他指出，衹要那份決算報表沒有明确地寫上：“歸還2003年會員債務”這一科目﹔衹要提交給上次會員大會的那份筆會財務報告中所謂“后來分別由祕書長萬之領取 2000 美元以抵銷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前任執行主任貝岭領取1350美元以抵銷參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張裕領取 1159美元以抵銷參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代表大會路費”之款項，在該決算中是以“工資”來支取的，那么“巧立名目”的批評就成立。
“為何你偏偏不直接、不名正言順地領工資拿錢，卻偏要用這种繞彎子且財務違規的方式來拿錢？這不是很反常理嗎？”高寒說：“正是從這种不走捷徑反繞彎路的 ‘反常’支款行為中，正是從筆會會長、副會長、財務祕書、兩任祕書長均眾口一詞為此‘反常’財務行為的站台背書中，讓本人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中作為潛規則所暢通無阻著的某些個貓膩，看到了我們筆會財務透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羅基在《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由于高寒本人的上訴權被剝奪，我和劉國凱、余樟法、樊百華、劉水、貝岭于九月十三日向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提出議案，討論和審查‘高寒誹謗案’以及理事會的相關決議。九月二十九日，理事會作出決定，拒絕立案。這個決定的文本，看起來很像祕書長張裕的杰作。”他指出：“‘高寒誹謗案’所涉及的，是筆會向美國民主基金會報的賬与筆會內部的財務報告不符。美國的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高寒若是向美國民主基金會舉報，弄不好就會斷了筆會的財源。”
●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佬
郭羅基的這番話震撼了“獨立筆會”，于是，剛上任的會長鄭義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他無奈地解釋道：“在如此頭緒紛雜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出來這么一位朋友違反章程并纏訟到底，且激起公憤，理事會如何能視若無睹，而不秉公執法？如果理事會姑息高寒，那么聯署提案者又該作何感想？如果聯署者們也像高寒那樣寸步不讓，理事會又作何區處？因此，我認為幵除高寒，不過是‘避禍’之舉，防止組織受到更大傷害。”鄭義表示：“筆會統共衹有200號人沒有一條槍，控制不了任何一個人的生活。被幵除者不僅沒有恐懼和經濟、政治損失，甚至還可以不斷聲討，或者進而自己成立一個足球協會，可以手足并用。”“筆會幵除高寒，并不是自由的喪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產党不能退出，筆會可以自由退出。”
筆會會長帶有挖苦意味的解釋，對高寒而言無异于火上澆油。他憤然反問：“‘自由表達’還是不是筆會所認同的核心价值？”高寒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极右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与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极左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其實并沒什么兩樣，他們的靈魂深處其實是習習相通的。因此，极右分子搞一言堂較之极左分子搞一言堂，絲毫也不遜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筆會已經逼退了眾多批評者，其中有黃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蔣品超、傅正明、蕭學慧等﹔ 照這樣清除异己的勢頭，至少還有四、五人也面臨“泄密”、“誹謗”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党同伐异之陋習不衹存在于“獨立筆會”，連整個海外“民運”圈也都是幫派倫理猖獗，“沖鋒陷陣遭圍毆，順服無害成大佬”，以至終于釀成“排郭門”和“落井下石”這樣殘酷的背后捅刀子事件。高寒說：“在一個幫規高于一切的小圈子里，是沒有真相可言的，是沒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辯論中警告劉曉波、胡平等：“對于一個這次鐵了心要掃蕩積弊甚深之舊民運黑幕而追求新民運倫理的人來說，你們的那套‘公布証据是泄密，沒有証据是無理’的玩意兒又豈能難得倒我？”高寒進一步指出：“筆會作為在美國注冊的社團，其法人代表是誰，也至今神祕兮兮地處于‘地下’狀態。如此，便是既拿會員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机构 ’的庄重在幵玩笑，又讓整個筆會組織潛藏著隨時可發生的法律危机。”
●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出了這么多的事，“獨立筆會”的制度上有問題嗎？----許多人都提過這樣的問題。
制度作為一件裝飾品是有的，但對于“獨立筆會”當權派實際并無約束力，因而，爭奪權力的重要性就遠遠大于完善制度。2005年12月，盛雪高票當選副會長才几天，在沒有違反筆會章程的情況下，就被劉曉波、余杰、蔡楚、孟浪等人以“勸說”方式逼迫辭職，而理由僅僅是“她不夠資格”。由于這种“事后資格審查 ”，不是以任何新發現的資料，而是以候選人早已公幵的身份為据，因而引起各方批評。然而，當會員們為盛雪鳴不平之際，她本人卻保持沉默，以“風度”保護了黑幕。當時，正在為一項旨在推動財務公幵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號的高寒說：“我的抗爭余音未了，盛雪就第一個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雖曾得到許多會員贊同，然而，會長劉曉波以及一些大會工作人員卻“違反行政中立”，中止大會正常進程，紛紛給提案人打電話，動員他們撤案。于是鄭義撤了，王丹、陳破空等也跟著撤了。高寒感嘆道：“反正這圈中也時興‘跟人不跟線’。” 高寒向鄭義“掏心窩子”說：“很明顯，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作祟。因為，玩真格的‘公幵性’和‘競爭性’，就都有可能要触動到有些人那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預期利益----中國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難，不就難在這‘屁股-腦袋’定律嗎？中國的一幫‘自由主義精英’實在也不能免俗！”
2007年12月3日，高寒与從歐洲遠道而來的“獨立筆會”祕書長張裕在紐約法庭上狹路相逢。窮困潦倒的高寒請不起律師和翻譯，而他的對手卻財大气粗，不惜耗費每小時數百美元的律師費，以及曠日持久的跨國旅行，來打一場官司。高寒衹能抗爭，別無選擇，因為被告方已拒絕和解。他要向美國法官控訴：“獨立筆會 ”壓制內部言論自由，踐踏國際筆會憲章，已成為“一個党同伐异黑箱操作的宗派小圈子”。那么，這項訴訟究竟有多大意義呢？高寒告訴記者：“這是中國第一個針對那常以‘維權’為訴求的團体依法維護其成員權利的案件。‘維權者’侵權﹔向‘維權者’維權，這本身就是一個极大的諷刺。”
林曉生
2008年1月15日
2009年5月8日星期五
广东籍的邝治中和四川籍的夏明：跟艾未未同样操弄地震的人渣
我为什么憎恶艾未未，原因也在这里，这些人其实是绑架了中国的民权事业。
很多善良而糊涂的人看到这些人表面上正在做的事情，就俨然将其视为正义使者，为其迷惑。
有人在做正确的事，但其人却未必正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正义的事业被这种人渣绑架时，更需要我们奋起揭穿，否则就是对正义事业的荼毒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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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bjb2.org/webjb/viewtopic.php?topic=15374&select=&forum=01
吃人血馒头的家伙。
当四川地震，大家都忙着救人的时候，这俩SB带了美国摄影记者冲到灾区去找他们需要的政治题材去了。
这俩SB的初衷是“警醒可能发生大地震的美国西岸民众，为美国人寻找最佳的抢救措施”；后来改成了“暴露中国社会矛盾”、“摘取09年奥斯卡纪录片奖”。
* http://blog.jackjia.com/?p=1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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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jackjia.com/?p=11420
20090505/川震一周年，纪录片拍摄与思考
归类于： 背景资料(政经社会), 四川大地震 | 作者: jackjia | 798Views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报导/08年5月12日发生的里氏8级汶川大地震不仅震撼了中国，也惊动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美国最大的电影频道HBO特拨经费，派出15 次获得艾美奖的纪录片名导Jon Alpert及其助理Matt O’Neill前往四川，希望拍摄一部地震科教片，以警醒可能发生大地震的美国西岸民众，为美国人寻找最佳的抢救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摄制组还有两名来自纽约市立大学的华裔学者，广东籍的邝治中教授和四川籍的夏明教授。四人于震后第十日飞抵成都，在震区拍摄了十天，地震暴露出的中国社会矛盾改变了他们拍片的初衷，制作出了一部中国社会问题纪录片。在纽约，HBO执行总裁Sheila Nevin看完样片，决定追加投资精心制作，这位顶尖的纪录片制作人认定该片有望摘取09年奥斯卡纪录片奖。
09年5月5日，HBO在时代广场总部为该片首映举办酒会，7日晚8时该片将在全美HBO频道播放，这部片的片名是《劫后天府泪纵横》（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总长度3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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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天府泪纵横》将于四川地震一周年前夕在全美HBO频道播放。（取自影片网站）
震区拍摄十日
摄制组于5月22日到达成都，四人带着卫星电话，下了飞机还在当地配了手机，租用了两辆吉普车。他们从报道中选取了两个重灾区，夏明和Jon Alpert去绵竹市的汉旺镇，邝治中和Matt O’Neill去都江堰市的向峨乡。
第一天（23日）：汉旺是绵竹的工业大镇，位于绵竹市正北偏西10公里处，人口有七八万之多。因为灾情严重，这里驻扎了很多军人。摄制组在汉旺拍摄到了片中第一个画面，一位小女孩走向倒塌的学校，向死在废墟里的同学鞠躬。
第二天（24日）：听说绵竹市富新镇家长要游行到60里开外的成都请愿，倒塌的富新二小死了很多学生，家长们在废墟上搭设灵堂，花圈一直摆到了街上。摄制组立即转向富新，在路上遇见了游行队伍，Jon Alpert扛起摄像机混入游行队伍中，在都江堰的另一摄制组也火速赶来，Matt O’Neill拍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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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新小学家长们捧着儿女的遗像步行去德阳市示威（夏明提供）
他们跟着行进了20多公里，拍摄了这样的画面：绵竹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蒋国华下跪阻挡游行队伍，家长们和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的对话，和德阳市副市长宋玉华的争吵，还拍摄到一位新华社女记者被当地官员驱赶。可能是摄制组的存在给游行家长们增加了安全感，家长们直叮嘱他们：请跟紧我们，请跟紧我们。游行家长引来的官员中，有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正权，他招来外事警察，四人被告知不允许拍摄游行。
第三天（25日）：前一日巧遇家长游行，使他们决定聚焦于死难学生，这一天他们在德阳拍摄倒塌的学校。
第四天（26日）：他们去死难学生在农村的家中做家访，采访顺利无人干预。
第五天（27日）：听说汉旺中心小学家长们在堵路抗议，他们赶往拍摄，又遇上了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正权，着令外事警察查验护照，发现他们持旅游签证，并无采访许可，这一天德阳市公安局发令，四人必须离开德阳地界，否则将遭逮捕。
第六七八天（28、29、30日）：四人离开德阳，去都江堰、什邡和成都，走访拍摄了十多所学校。
第九天（31日）：四人在成都听说德阳绵竹富新二小的家长们将在六一儿童节举行活动，为在天堂中的孩子们过节。这一活动非拍不可，这些画面将会为纪录片增色，但四人再去德阳，恐怕凶多吉少。于是他们做了第二手准备，雇请了一名当地摄影师，Jon Alpert给一台摄像机让他分开行动单独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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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跪的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夏明提供）
第十天（6月1日）：四人坐着吉普刚到富新二小门口，就被警察包围。他们无法下车，只能放弃拍摄驱车回到成都。当地摄像师没被警察盯上，但在离开现场时被警察跟踪，一直尾随至成都，在成都兜了很大的圈子才甩掉警察，把录像带交给摄制组。由于当地摄像师坐的是夏明在成都姐姐家的私家车，警察径直前往夏明姐姐家搜查。这天下午，四人前往成都一家超市购物，两位吉普车司机在停车场被警察扣留，警察从十多辆警车中冲下来把四人团团围住，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德阳警察和四川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的联合行动。警察坚持要把四人押往四川省公安厅，他们拒绝，双方在停车场僵持。他们打电话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告知要避免警察冲突，于是便去了省厅，做了讯问和笔录，一直折腾到午夜十二点，共耗去8个多小时。因为夏明在四川有人际关系，警察没有搜查和扣留他们放在宾馆的拍摄素材。四川省外办人员告诉他们：你们绝对违法，马上离开！国务院已下了新指令，六一以后，四川外办发的采访证全部作废，原来有证件的人都未必可以再采访，何况你们什么也没有，快走快走。
第十一天（6月2日）：四人在上午乘机离开成都。
6月23日至7月31日，回到纽约的夏明教授把58个小时录像中的四川话全部翻译成英文。8月，开始剪辑，最初成片一百分钟，后精剪为一个小时，Sheila Nevin将目标调整为角逐奥斯卡奖后，追加投资重新编辑，将未来市场扩大到电影院，并按奥斯卡要求，片长减为39分钟。
被掩盖的豆腐渣
四川地震共造成七千多所学校倒塌，中国公布的师生死亡人数是7千多人，封从德在震后的5月20日根据中国公开报道所做的统计是16365人。（见封从德：汶川师生遇难人数估算报告）
摄制组认为中国政府在学校建筑质量问题上掩盖真相。根据他们在灾区所见，学校建筑倒塌比其他建筑多，富新小学的教学楼倒塌，旁边楼房却没倒，连门口一栋百年建筑都没倒，农民自建房也没有整体垮塌，而教学楼却结结实实的垮塌了。都江堰的新建小学教学楼也是一垮到底，周边楼房都没有垮。向峨小学全部垮塌，而旁边的医院纹丝不动，红白中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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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孩子们（夏明提供）
在学校拍摄的时候，基层地方官员向家长们保证：我们一定查，一两个月就拿出报告，给大家一个说法，把罪人送上法庭。他们还拍摄到建筑专家在查看钢筋和混凝土后，指出明显不合格。
原本说一两个月可以出的报告，后来一直没有出笼，也没有官员因学校倒塌受到处罚。人们看到的是政府用钱来解决问题，每个死去的孩子赔六万，再给家长存入三万元的社保。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学校建筑质量问题牵涉很多官员的渎职和腐败，深挖下去，恐怕会挖垮官场这张网，四川地震会引起巨大的官场地震。“共产党通过政治上的分赃制度，通过机会、荣耀、物质和官职，来摆平下面的官员。官员又是通过同样的分赃，摆平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党的骨干分子又如法炮制在群众中寻找自己的骨干，如此这般一层层地建立起党的根基和体系。”夏明认为这才是捂盖子的根本原因。
“学校出问题，绵竹和德阳的党委书记们和市长们恐怕脱不了干系，深查下去会触动党的基层官员和骨干分子的网络体系，所以党宁愿花钱解决问题，也不容许基层网络被触动。”夏明对多维分析说：“我认为捂盖子的决定是由中央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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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的都江堰新建小学，温家宝曾在这里温情喊话。（夏明提供）
中国在地震中心
十天在震区的拍摄，产生了一部准备角逐奥斯卡的《劫后天府泪纵横》，也为夏明的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题目，他的新著《中国在地震中心》已经列入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
按照中国的历史逻辑，天灾必有饥荒，历来是灾荒相连，饥荒后出现流民，流民带来混乱直至起义。夏明在四川震区发现，共产党再次推翻了这一历史逻辑。19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没有天灾却有饥荒，但却没有流民，更没有混乱，因为共产党强大的控制使得老百姓饿死都无法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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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得15次艾美奖的美国名导Jon Alpert在拍摄现场（夏明提供）
这次川震出现了另一个逻辑，有天灾，但没有饥荒，百姓得了高补偿还是要抗议闹事。夏明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底层人民的根本需求，已经从过去对食品安全的追求，转向追求人身安全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给他们发放了救济粮、抚恤金，他们还是要讨说法、讨公正。夏明对多维引述了纪录片中一位丧子母亲的话：钱，我不要！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未来不能让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夏明认为此话出自中国农民之口，说明中国百姓对人生的价值、尊严和安全的追求，超出了过去生活在饥饿和死亡边沿的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追求。人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价值和尊严的提升。“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体制一个很根本的挑战，共产党认为你们吃饱了，为何还要放下筷子骂娘，因为共产党还在用食品安全的底线来要求中国人。”夏明对多维分析说。
夏明在震区的第二个发现是：中国百姓的抗议没有激化成暴力冲突。他们拍摄了百姓对官员严厉的质问，甚至骂官员狼心狗肺，但冲突始终停留在言语层面，没有激化成暴力，他们甚至看出警察的心慌胆怯。夏明认为这是中国的进步，因为中国官员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在他们的亲身经历中，尽管不断遭受警察阻拦甚至扣留，他们发现警察的自我克制。
夏明在《中国在地震中心》要阐明的另一观点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基层危机上的失败。在拍摄中他们发现，德阳富新二小家长们示威的成功激励了远在都江堰的新建小学的家长们，于是他们去堵路。夏明认为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是扬汤止沸，解决不了根本矛盾，结果是这边压下去，那边又起来了。
豆腐渣学校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始终没给老百姓说法，夏明打电话回四川回访家长，年老一些的人会说：这就是天命，我们认了，不再想这些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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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和Matt O’Neill在川震现场拍摄
但火焰并无止熄，问题会接踵而至，别的地方矛盾爆发，这里的百姓也会趁机宣泄自己的委屈愤恨。夏明认为这就是为何在中国，一件小事就可以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一个女孩淹死，带出了计划生育被罚款者、被城管驱赶者、受过欺负者等等一系列人，人们把老账新账一起算。夏明认为这种扬汤止沸的危机处理模式，根本没有解决每一个细小的危机，这与中国政府要追求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因为每个细节都埋伏着定时炸弹，一旦风吹草动，就酿成大危机。
中国政府处理基层危机的失败还表现在《劫后天府泪纵横》中几个有趣的镜头：下跪的绵竹市委书记说“走，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我也有很多冤屈。”一个镇长说“去，你们去跟上面说，让他们知道情况，也好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层层有冤屈，下情不上达，基层官员怕自己管不住下面，会被上级问罪。一旦基层问题控制不住，小官员们就有意把事情弄大，让上级知道此事重大棘手。夏明认为中国的底层官员有两个极端的选择，为了捂住问题，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下跪，一旦捂不住，他们就把事情夸大，让上级觉得不得了了革命了。小事变大事，基层官员一来可以推脱责任，二可引起上级注意。因为上级财政比基层充裕，可以用紧急财政拨款用钱来解决问题，于是地方官员得以解脱。
很多善良而糊涂的人看到这些人表面上正在做的事情，就俨然将其视为正义使者，为其迷惑。
有人在做正确的事，但其人却未必正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正义的事业被这种人渣绑架时，更需要我们奋起揭穿，否则就是对正义事业的荼毒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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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血馒头的家伙。
当四川地震，大家都忙着救人的时候，这俩SB带了美国摄影记者冲到灾区去找他们需要的政治题材去了。
这俩SB的初衷是“警醒可能发生大地震的美国西岸民众，为美国人寻找最佳的抢救措施”；后来改成了“暴露中国社会矛盾”、“摘取09年奥斯卡纪录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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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报导/08年5月12日发生的里氏8级汶川大地震不仅震撼了中国，也惊动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美国最大的电影频道HBO特拨经费，派出15 次获得艾美奖的纪录片名导Jon Alpert及其助理Matt O’Neill前往四川，希望拍摄一部地震科教片，以警醒可能发生大地震的美国西岸民众，为美国人寻找最佳的抢救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摄制组还有两名来自纽约市立大学的华裔学者，广东籍的邝治中教授和四川籍的夏明教授。四人于震后第十日飞抵成都，在震区拍摄了十天，地震暴露出的中国社会矛盾改变了他们拍片的初衷，制作出了一部中国社会问题纪录片。在纽约，HBO执行总裁Sheila Nevin看完样片，决定追加投资精心制作，这位顶尖的纪录片制作人认定该片有望摘取09年奥斯卡纪录片奖。
09年5月5日，HBO在时代广场总部为该片首映举办酒会，7日晚8时该片将在全美HBO频道播放，这部片的片名是《劫后天府泪纵横》（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总长度3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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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天府泪纵横》将于四川地震一周年前夕在全美HBO频道播放。（取自影片网站）
震区拍摄十日
摄制组于5月22日到达成都，四人带着卫星电话，下了飞机还在当地配了手机，租用了两辆吉普车。他们从报道中选取了两个重灾区，夏明和Jon Alpert去绵竹市的汉旺镇，邝治中和Matt O’Neill去都江堰市的向峨乡。
第一天（23日）：汉旺是绵竹的工业大镇，位于绵竹市正北偏西10公里处，人口有七八万之多。因为灾情严重，这里驻扎了很多军人。摄制组在汉旺拍摄到了片中第一个画面，一位小女孩走向倒塌的学校，向死在废墟里的同学鞠躬。
第二天（24日）：听说绵竹市富新镇家长要游行到60里开外的成都请愿，倒塌的富新二小死了很多学生，家长们在废墟上搭设灵堂，花圈一直摆到了街上。摄制组立即转向富新，在路上遇见了游行队伍，Jon Alpert扛起摄像机混入游行队伍中，在都江堰的另一摄制组也火速赶来，Matt O’Neill拍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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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新小学家长们捧着儿女的遗像步行去德阳市示威（夏明提供）
他们跟着行进了20多公里，拍摄了这样的画面：绵竹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蒋国华下跪阻挡游行队伍，家长们和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的对话，和德阳市副市长宋玉华的争吵，还拍摄到一位新华社女记者被当地官员驱赶。可能是摄制组的存在给游行家长们增加了安全感，家长们直叮嘱他们：请跟紧我们，请跟紧我们。游行家长引来的官员中，有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正权，他招来外事警察，四人被告知不允许拍摄游行。
第三天（25日）：前一日巧遇家长游行，使他们决定聚焦于死难学生，这一天他们在德阳拍摄倒塌的学校。
第四天（26日）：他们去死难学生在农村的家中做家访，采访顺利无人干预。
第五天（27日）：听说汉旺中心小学家长们在堵路抗议，他们赶往拍摄，又遇上了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正权，着令外事警察查验护照，发现他们持旅游签证，并无采访许可，这一天德阳市公安局发令，四人必须离开德阳地界，否则将遭逮捕。
第六七八天（28、29、30日）：四人离开德阳，去都江堰、什邡和成都，走访拍摄了十多所学校。
第九天（31日）：四人在成都听说德阳绵竹富新二小的家长们将在六一儿童节举行活动，为在天堂中的孩子们过节。这一活动非拍不可，这些画面将会为纪录片增色，但四人再去德阳，恐怕凶多吉少。于是他们做了第二手准备，雇请了一名当地摄影师，Jon Alpert给一台摄像机让他分开行动单独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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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跪的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夏明提供）
第十天（6月1日）：四人坐着吉普刚到富新二小门口，就被警察包围。他们无法下车，只能放弃拍摄驱车回到成都。当地摄像师没被警察盯上，但在离开现场时被警察跟踪，一直尾随至成都，在成都兜了很大的圈子才甩掉警察，把录像带交给摄制组。由于当地摄像师坐的是夏明在成都姐姐家的私家车，警察径直前往夏明姐姐家搜查。这天下午，四人前往成都一家超市购物，两位吉普车司机在停车场被警察扣留，警察从十多辆警车中冲下来把四人团团围住，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德阳警察和四川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的联合行动。警察坚持要把四人押往四川省公安厅，他们拒绝，双方在停车场僵持。他们打电话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告知要避免警察冲突，于是便去了省厅，做了讯问和笔录，一直折腾到午夜十二点，共耗去8个多小时。因为夏明在四川有人际关系，警察没有搜查和扣留他们放在宾馆的拍摄素材。四川省外办人员告诉他们：你们绝对违法，马上离开！国务院已下了新指令，六一以后，四川外办发的采访证全部作废，原来有证件的人都未必可以再采访，何况你们什么也没有，快走快走。
第十一天（6月2日）：四人在上午乘机离开成都。
6月23日至7月31日，回到纽约的夏明教授把58个小时录像中的四川话全部翻译成英文。8月，开始剪辑，最初成片一百分钟，后精剪为一个小时，Sheila Nevin将目标调整为角逐奥斯卡奖后，追加投资重新编辑，将未来市场扩大到电影院，并按奥斯卡要求，片长减为3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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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震共造成七千多所学校倒塌，中国公布的师生死亡人数是7千多人，封从德在震后的5月20日根据中国公开报道所做的统计是16365人。（见封从德：汶川师生遇难人数估算报告）
摄制组认为中国政府在学校建筑质量问题上掩盖真相。根据他们在灾区所见，学校建筑倒塌比其他建筑多，富新小学的教学楼倒塌，旁边楼房却没倒，连门口一栋百年建筑都没倒，农民自建房也没有整体垮塌，而教学楼却结结实实的垮塌了。都江堰的新建小学教学楼也是一垮到底，周边楼房都没有垮。向峨小学全部垮塌，而旁边的医院纹丝不动，红白中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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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孩子们（夏明提供）
在学校拍摄的时候，基层地方官员向家长们保证：我们一定查，一两个月就拿出报告，给大家一个说法，把罪人送上法庭。他们还拍摄到建筑专家在查看钢筋和混凝土后，指出明显不合格。
原本说一两个月可以出的报告，后来一直没有出笼，也没有官员因学校倒塌受到处罚。人们看到的是政府用钱来解决问题，每个死去的孩子赔六万，再给家长存入三万元的社保。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学校建筑质量问题牵涉很多官员的渎职和腐败，深挖下去，恐怕会挖垮官场这张网，四川地震会引起巨大的官场地震。“共产党通过政治上的分赃制度，通过机会、荣耀、物质和官职，来摆平下面的官员。官员又是通过同样的分赃，摆平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党的骨干分子又如法炮制在群众中寻找自己的骨干，如此这般一层层地建立起党的根基和体系。”夏明认为这才是捂盖子的根本原因。
“学校出问题，绵竹和德阳的党委书记们和市长们恐怕脱不了干系，深查下去会触动党的基层官员和骨干分子的网络体系，所以党宁愿花钱解决问题，也不容许基层网络被触动。”夏明对多维分析说：“我认为捂盖子的决定是由中央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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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的都江堰新建小学，温家宝曾在这里温情喊话。（夏明提供）
中国在地震中心
十天在震区的拍摄，产生了一部准备角逐奥斯卡的《劫后天府泪纵横》，也为夏明的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题目，他的新著《中国在地震中心》已经列入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
按照中国的历史逻辑，天灾必有饥荒，历来是灾荒相连，饥荒后出现流民，流民带来混乱直至起义。夏明在四川震区发现，共产党再次推翻了这一历史逻辑。19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没有天灾却有饥荒，但却没有流民，更没有混乱，因为共产党强大的控制使得老百姓饿死都无法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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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得15次艾美奖的美国名导Jon Alpert在拍摄现场（夏明提供）
这次川震出现了另一个逻辑，有天灾，但没有饥荒，百姓得了高补偿还是要抗议闹事。夏明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底层人民的根本需求，已经从过去对食品安全的追求，转向追求人身安全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给他们发放了救济粮、抚恤金，他们还是要讨说法、讨公正。夏明对多维引述了纪录片中一位丧子母亲的话：钱，我不要！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未来不能让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夏明认为此话出自中国农民之口，说明中国百姓对人生的价值、尊严和安全的追求，超出了过去生活在饥饿和死亡边沿的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追求。人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价值和尊严的提升。“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体制一个很根本的挑战，共产党认为你们吃饱了，为何还要放下筷子骂娘，因为共产党还在用食品安全的底线来要求中国人。”夏明对多维分析说。
夏明在震区的第二个发现是：中国百姓的抗议没有激化成暴力冲突。他们拍摄了百姓对官员严厉的质问，甚至骂官员狼心狗肺，但冲突始终停留在言语层面，没有激化成暴力，他们甚至看出警察的心慌胆怯。夏明认为这是中国的进步，因为中国官员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在他们的亲身经历中，尽管不断遭受警察阻拦甚至扣留，他们发现警察的自我克制。
夏明在《中国在地震中心》要阐明的另一观点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基层危机上的失败。在拍摄中他们发现，德阳富新二小家长们示威的成功激励了远在都江堰的新建小学的家长们，于是他们去堵路。夏明认为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是扬汤止沸，解决不了根本矛盾，结果是这边压下去，那边又起来了。
豆腐渣学校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始终没给老百姓说法，夏明打电话回四川回访家长，年老一些的人会说：这就是天命，我们认了，不再想这些事情了。
tear7.jpg
夏明和Matt O’Neill在川震现场拍摄
但火焰并无止熄，问题会接踵而至，别的地方矛盾爆发，这里的百姓也会趁机宣泄自己的委屈愤恨。夏明认为这就是为何在中国，一件小事就可以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一个女孩淹死，带出了计划生育被罚款者、被城管驱赶者、受过欺负者等等一系列人，人们把老账新账一起算。夏明认为这种扬汤止沸的危机处理模式，根本没有解决每一个细小的危机，这与中国政府要追求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因为每个细节都埋伏着定时炸弹，一旦风吹草动，就酿成大危机。
中国政府处理基层危机的失败还表现在《劫后天府泪纵横》中几个有趣的镜头：下跪的绵竹市委书记说“走，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我也有很多冤屈。”一个镇长说“去，你们去跟上面说，让他们知道情况，也好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层层有冤屈，下情不上达，基层官员怕自己管不住下面，会被上级问罪。一旦基层问题控制不住，小官员们就有意把事情弄大，让上级知道此事重大棘手。夏明认为中国的底层官员有两个极端的选择，为了捂住问题，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下跪，一旦捂不住，他们就把事情夸大，让上级觉得不得了了革命了。小事变大事，基层官员一来可以推脱责任，二可引起上级注意。因为上级财政比基层充裕，可以用紧急财政拨款用钱来解决问题，于是地方官员得以解脱。
2009年5月7日星期四
八平方就是颜色革命
http://www.webjb2.org/webjb/viewtopic.php?topic=14988&select=&forum=01
八平方就是颜色革命
散仙谷 http://www.webjb2.org/webjb/sanxian/
送交者: 康成 于 2009-05-06 21:08:11
你根本的错误，在于把中国现在一个左右妥协和斗争并存的局面，说成是颜色革命成功。原因也在于你相当地左。
而颜色革命，则根本没左的余地。结果是左到台下，右彻底在台上，毁纪念堂，实行全国的全盘西化。
当时中国的学生领袖，如王八丹等人的精神导师，是方励之，李淑娴一类。
六四站出来的戴晴一类，是恨毛恨得入骨的那些人。
在中央，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你最好读一哈。 苏晓康这种恨透马列的人在当社科院马列研究所的所长。所谓的第三梯队，基本都是文革下过乡，恨毛恨得要命，回城要跟老共算总账的那种。
至于广大学生，属于群氓式地跟着这些领袖走。就跟苏联人群氓式地跟着叶利钦走一样。苏联人也许不会希望解散苏联，但是叶利钦就解散了苏联。苏联人也许脑子里没那么快地全盘私有化，可是叶利钦就是飞快地实行了全盘私有化。领袖跟群众未必意志唯一。
六四的时候大多数学生脑子里面有个球鸡巴民主，所以海宁老头说的根本就不对。所谓六四是为了民主，乃是西方人跟香港民猪炒出来的。但是六四的领袖跟中国当时赵派的高层基本属于彻底西化那一派。在政治上的特点是极端反毛，要摧毁其建立的一切。这就自然包括了他建立的政体和经济体制。
如果六四成功，大批拥到苏联去的那些搞500天计划的就会空降中国，如盖达尔之类的就会给中国出各种消灭中国的主义。而当时赵派的领袖，学运的领袖都会去听。等待中国的就是苏联的命运，也就是颜色革命的命运。
那种四分五裂，人民生活涂炭的命运，在邓江胡治理下的情况要好很多了。可是正是因为小易你太左，看见的全是你太左的不能实现，所以干脆就一团漆黑了。这就是太左没意思的地方。
粉老属于老粪清，海宁脑壳有点小问题，跟着闹闹也就罢了。
八平方就是颜色革命
散仙谷 http://www.webjb2.org/webjb/sanxian/
送交者: 康成 于 2009-05-06 21:08:11
你根本的错误，在于把中国现在一个左右妥协和斗争并存的局面，说成是颜色革命成功。原因也在于你相当地左。
而颜色革命，则根本没左的余地。结果是左到台下，右彻底在台上，毁纪念堂，实行全国的全盘西化。
当时中国的学生领袖，如王八丹等人的精神导师，是方励之，李淑娴一类。
六四站出来的戴晴一类，是恨毛恨得入骨的那些人。
在中央，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你最好读一哈。 苏晓康这种恨透马列的人在当社科院马列研究所的所长。所谓的第三梯队，基本都是文革下过乡，恨毛恨得要命，回城要跟老共算总账的那种。
至于广大学生，属于群氓式地跟着这些领袖走。就跟苏联人群氓式地跟着叶利钦走一样。苏联人也许不会希望解散苏联，但是叶利钦就解散了苏联。苏联人也许脑子里没那么快地全盘私有化，可是叶利钦就是飞快地实行了全盘私有化。领袖跟群众未必意志唯一。
六四的时候大多数学生脑子里面有个球鸡巴民主，所以海宁老头说的根本就不对。所谓六四是为了民主，乃是西方人跟香港民猪炒出来的。但是六四的领袖跟中国当时赵派的高层基本属于彻底西化那一派。在政治上的特点是极端反毛，要摧毁其建立的一切。这就自然包括了他建立的政体和经济体制。
如果六四成功，大批拥到苏联去的那些搞500天计划的就会空降中国，如盖达尔之类的就会给中国出各种消灭中国的主义。而当时赵派的领袖，学运的领袖都会去听。等待中国的就是苏联的命运，也就是颜色革命的命运。
那种四分五裂，人民生活涂炭的命运，在邓江胡治理下的情况要好很多了。可是正是因为小易你太左，看见的全是你太左的不能实现，所以干脆就一团漆黑了。这就是太左没意思的地方。
粉老属于老粪清，海宁脑壳有点小问题，跟着闹闹也就罢了。
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幼稚的八十年代，自大的所谓“知识分子”们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10/13/138271.html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3639
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
作者：苏炜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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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圈子”有许多形式：各种“编委会”、“学会”、“协会”、“
沙龙”、“书院”、“研究所”、“讲习班”等等。至少在组织形式上，你不能说这些“
圈子”都是反叛现存体制的。他们一般都“挂靠”在一个国营机构的注册管理之中；至于
个人性的“沙龙”聚会，则都是联谊性的。当然，俗称“赵紫阳智囊团”的“体改所”、
“政改办”、“农改办”、“中信研究所”等，也算京中一个著名的“体制内”“圈子”
；被称为“民间操作派”的陈子明、王军涛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也是一个颇有影
响的“圈子”，也和上述各种文化“圈子”发生多方面联系。另外，也有游离在各个“圈
子”以外的“独行侠”式人物如刘晓波、何新等。他们不被各个“圈子”所接受或者是自
觉抗拒进入“圈子”的经历，我相信都影响了他们日后的人生选择。
笔者仅就自己的经验范围，把八十年代北京几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圈子”和相关事件
，作一点基本介绍。
人文学界的“三大编委会”
八五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
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
院”编委会；以甘阳、王焱、苏国勋、赵越胜、周国平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委会。在五、六年间，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
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走向未来”丛书，是在中国大陆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一套西方新思潮普及丛书。编
委会人员的组成颇为庞杂，科学界、人文学界、政界的许多热衷改革的人士都参与其事（
一个时间里，印象中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都曾是其编委会或顾问）。
其特点是，强调科学主义、贴近现实和向大众普及。最有影响的当然首推金观涛提出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丛书翻译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未
来主义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改革造成巨大的冲击。
学术界的“方法论热”，也直接得力于丛书所翻译的“信息论”、“系统论”、“控
制论”方面的西方著作。
由于偏重现实功用和普及性，丛书后来逐渐出现粗制滥造，“翻译”变“编译”
直到“胡编胡译”，使“走向未来”在八七年以后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另一个原因是
，“走向未来”编委会与当时的官方改革派关系很近，也造成了一部分强调独立的知识分
子对它的疏离（就此而言，它的“体制内”色彩是很浓的，包括它影响、参与了《河殇》
的创作也属一例）。
与“走向未来”打对台或特点相异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
这是以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一批学有专精的青年学者为主要成员的“纯
学术”圈子（笔者当时虽非“编委”，但可算“圈子中人”）。其特点是，强调人文主义
、专业精神、学术独立与非政治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介绍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界的经典
著作（由北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分专业性的“学术文库”与普及性的“新知文库”
两个系列。
可以说，就出版业而言，过去十年是自“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出版西方学
术著作的大潮，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又是其中质量最高、编选最严谨、数量最丰
富的姣姣者。数年之间，本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但凡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
理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从难度最高的大部头“天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及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直接引发了日后“新权威主义”论争的亨廷顿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译书出书达数百
种，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资源。
“非政治的政治”是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
号）。他们每月的第一个周四总有一个学术沙龙聚会，围绕一、两个学术专题开展认真的
讨论；每一两个月总有一次到数次家庭或郊游聚会，高谈阔论，欢歌达旦。大家每以出好
书、写好文章作为“较劲儿”的谈资，而大多为《读书》杂志（北京知识界最叫好的刊物
）撰稿人的“圈子中人”，则每每以《读书》中发表的文章互相评点。八八年笔者在《读
书》上连发的“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胡言乱语”系列与赵越胜的“精神漫游”系列，曾蒙
受读者偏爱；其实就是在“圈子”内的文章品评之中写出来的。至于春、夏、秋的郊游，
于古长城上狂舞、大水库中裸泳；一直到……当中一齐挺身而出，不避责任；都可以
从中看出，在这个编委会中，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新的健全的素质、新的独立品格，在开始
生长。
角色处在上述两个编委会之间（同时人员也互相交错）的“中国文化书院”，是想承
接宋、明以来朱熹等先人创办的“书院”、“学舍”的方式，由梁漱溟任荣誉院长，以函
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兼任的讲师都是海内外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
“一时之选”（包括海外的杜维明教授）。其特点是，强调从传统的再出发，强调文化的
延续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设性。
林育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和杜维明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都曾引发了
范围广泛的讨论而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招牌主张”。他们温和、渐进、包
容广大的办学方式，不但被各方面广为接受，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据说每
年寒、暑假全国各地报名听课的人数常达数百上千之巨（大多是各地高校的教师），更不
必说函授教材令一时“洛阳纸贵”。其造成的文化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参加过文
化书院接待台湾作家王拓的活动（王拓当时不喜欢由官方作协接待），从方励之、胡风夫
人，各界名流到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曾与会，可见文化书院的号召力与包容性。同类的
书院还有更注重整理出版古籍的“幽州书院”等。
《东方纪事》与《海南纪实》
“同人杂志”，是在各种“文化圈子”形成以后的必然产物。
八八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承包了江苏出版社连年亏损的纪实文学杂志《
东方纪事》，移师北京，自搭编辑班子，决定由“圈子”中的朋友自己分担专栏的组稿、
编辑。朱伟、李陀、戴晴和我几位熟朋友，便为这本“大有可为”的泛文化杂志忙碌起来
。目前在欧美流亡的好几位知识分子都是当时的专栏主持人。
专栏计有：“封面人物”（李陀）、“四时佳兴”（林斤澜）、“文革研究”
（戴晴）、“知识分子”（刘再复）、“感悟与人生”（苏炜）、“人与历史”
（苏晓康）、“自然、灾祸、人”（钱钢）、“东方闲话”（刘心武）、“当代艺文
志”
（黄子平）、“文化潮汐”（史铁生）、“东西风”（林培瑞、查建英）、“读书俱
乐部”（陈平原）等。
详细记下这些专栏人事，是因为，此乃所谓“圈子”的组成、运作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双月刊《东方纪事》新刊于八九年初甫一上市便造成轰动。除了刊出戴晴的长篇历史人
物评传《储安平》震动朝野，使文化界交耳相告、争相传阅以外，杂志的编辑方式、人员
组合的开创性也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它确是开创了一条在现存体制下，巧妙避开文化控制
、挣大活动空间的“圈子文化”的新路子。《东方纪事》在出版了四期以后，于……
后不久被官方查禁。不过那时，上述专栏主持人大多数已经“不是在里面（监狱），就是
在外面（流亡海外）”了。
与高水准的严肃读物《东方纪事》“南北呼应”的，是著名作家韩少功“下海做生意
”（他的自嘲）以后，创办的通俗刊物《海南纪实》。
八七年后韩少功带领一批“湘军”（湖南作家群）到新建省的海南岛打天下，去实现
他的“重新设计自己人生”的理想主义抱负。《海南纪实》（原名《大参考》）是他计划
中的“以商养文”的第一步；随后，他打算办一份高水平的纯文学刊物和一份具开拓性的
理论刊物；还准备在海南买地建“作家新村”，创立了一块不受金钱、政治干扰的创作的
静土。如果不是“六四”，韩少功的“乌托邦”之梦几乎就要实现了。因为，《海南纪实
》走出了一条“严肃的可读性”的路子，既有“毛泽东与张玉凤”一类不无历史真实又不
无可读性的“纪实文学”，也有探究西单民主墙运动得失的“走钢丝”作品，一夜之间成
为南、北报摊上最畅销的刊物，“暴得大利”。
《海南纪实》的编辑方针也一如《东方纪事》的“同人式”，出版“挂号”在海南，
整个组稿、编辑以至印刷发行都是全国性的，哪里有优势就在哪里编、印、发，使得本来
偏于一隅的“海南纪实”成了“中国纪实”。当然，它也无法逃脱“六四”后被查禁的命
运。
同在八九年创刊的“准同人”杂志，还有戴晴、吴国光等人筹办的《国情研究》（编
辑班子主要由“赵紫阳智囊团”系统的“圈子”组成）；包遵信、远志明等创办的《太平
洋评论》（以“走向未来”部分班底组成）；以及赵越胜、周国平等（包括笔者）创办的
《精神》（人文杂志，以“文化：中国与世界”部分主力组成），大都因为“六四”而夭
折。
三峡建坝反对派”和“十二学者上天安门”
这节涉及的其实是几个似乎分量不一、无直接关联的大小事件，却又都与“圈子”有关，
其中心人物，则是我愿意特别提及的作家戴晴。
八七年九月，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整肃批判的刘宾雁、刘再复在香港《八方》杂
志上第一公开发表文章，回应“左派”的攻击和世人的关注。我和几位朋友（包括戴晴）
读罢深受感动。面对当时文坛一片压抑的气氛（刚刚又传来吴祖光、苏绍智等被“劝退出
党”的消息），我和戴晴几位一商量，决定在我的西郊小家开一个“二刘作品朗诵会”，
请“二刘”和文学界、社科界、文艺界的朋友们热闹一场，为宾雁、再复两位兄长解解闷
，也给大家解解气。
我的蜗居小屋当晚挤进了将近三十个人。我请来了几位话剧演员、钢琴家和唱老生的
朋友，他们在微弱的灯光下蹲着靠着，伴着琴声，把刘宾雁的作品集自序和刘再复的散文
诗《寻找的悲歌》平静地朗诵了一遍。在当时的重压下，当晚凝重、真挚的气氛至今想来
仍令人心动。台湾作家王拓和台湾的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稍后也赶到了（本来戴晴还请了
方励之），他们后来把这个特别的家庭晚会实录，写成了连载登在台湾《人间》杂志上，
使得很多人由此担忧我们这种“在天子眼皮底下的示威”（晚会上语）要“吃后果”。不
过，至少在当时，当局无所表示。但这次在重压下的小小聚会所产生凝聚力，却反映到了
以后迭起的各次事件之中。自此，我的京中小居，也就成了跨越两个“圈子”（文学界和
社科界）的“沙龙”聚会场所而一时蜚声遐尔。
八八年十二月，“上头”传来了主事领导人要强行通过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方
案，“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吹风”。我和李陀、戴晴等几位作家正在参加一次
南方省市举行的笔会。在路上，戴晴和我们谈起这个话题（她显然对此已思虑良久），说
：我们总应该有所表示。这么一件关系整个民族经济、地理生态的大事，不能就这样糊里
糊涂让全国老百姓蒙在鼓里，要把反对的声音公开出来。
“他们硬要把钱往水里扔，也不能让他们扔得舒舒服服的！”
我们一路上商量过好几个办法：开座谈会、发文章、搞签名等等，都觉得来不及，分
量也不够。“出书，一定要把历年反对上马的意见出成一本书，这样才能面广，有影响力
。”戴晴当时的主张，我们几乎觉得是“天方夜谭”，至少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按
中国的出版周期，一本书出一、两年是常规，何况又是“反对意见”结集？而且，“反对
三峡上马”已经开始被上纲为“政治问题”？可戴晴来了她那股犟劲：“你们支持，我就
干！”
随后就是春节长假。本来这是中国人最不能“出活儿”的时间，岂料就在仅仅一个月
的时间里，戴晴单枪匹马的，买书号（大陆特有的出版“缝隙”）、组稿审稿、向朋友筹
款募捐，连同印刷校对。
当我从南方度假归来，《长江，长江》这本四九年以后第一本关系到国民经济大事决
策的反对意见专集，已经开过了新闻发布会！并且及时赶在三月全国人大开幕时与代表见
面。《长江，长江》一书的出版，在出版史上破了好几个大记录。这种合理、合法的“一
人挑头、一人集资、一月出版、一派意见”的态势，其意义确实早已超出了经济和出版的
范畴。我向戴晴了解过一月成书的过程，发现在其中起作用的，就是社会上各个“圈子”
（包括党内的“智囊团圈子”）在关键时刻的协调作用，而戴晴，恰恰是在各个“圈子”
中穿针引线的人物（朋友们曾开玩笑：要成立一个北京“搅和儿”协会，把善于把大家“
搅和儿”在一起作事玩闹的戴晴选为“会长”，李陀选为“副会长”，鄙人很荣幸，“捞
了个‘秘书长’当当”）。
一九八九年二、三月，北京知识分子响应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信的要求，呼吁释放魏
京生等政治犯的三封签名信，曾在海内外引起过很大的震撼。这是四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
子第一次作为独立群体发出的集体反叛的呼声。笔者当时不期然地作为第三封签名信的发
起人，其“操作”上的原因，就是“拜”了“圈子”之赐（要在一、两天内在严格保密的
情况下发动起范围广泛的签名，只有依靠这种非组织的“圈子”力量）。随后，八九民运
爆发，知识分子卷入学运，发生了“十二学者上天安门”，“五。一六”，“五。一七”
宣言，“知识分子联合会”等一系列事件。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想这些事件已成历史，其功罪、意义、价值，还是交给历史
评价为好；但是，就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而言，“十二学者”事件确实就和戴晴个人所涉
入的“圈子”有关，有心者可以从上面的描述里理出它的线索。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傍晚，
集体走上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并呼吁同学理性撤出广场的这十二位作家、学者的名字是：
戴晴、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李泽厚、刘再复、温元凯、李陀
、苏炜、麦天枢。
文化“圈子”的意义
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与其说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不如说是文化性的。正如我同
意余英时先生常常强调的论点一样：过去四十年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社会造成的最大的
毁灭性破坏，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文化。那很可能会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损耗，再用
一、两百年的时间也不知是否可以复原、弥补回来。
有两点可以更详细地说一下。第一，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主要是以一种
“文人文化”的形态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的一翼，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题外
话）。所谓“文人诗”、“文人画”，“清议”、“清流”的说法，都说明，中国传统中
的“知识分子文明”（“士”的文明）一向是很发达的。从先秦诸子设坛讲学、“处士横
议”、“学而优则仕”，一直到唐、宋以诗文取士、明清以朝廷直辖科举，都体现了一种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独特的“士”的传统尊严。中国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唯一
一个数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形态，可能有见仁见智的驳杂原因；但维护知识和知识者的尊
严成为一种传统的“本体形态”，我相信一定是其中很根本、很重要的原故。从这一意义
上说，“圈子”是一种文明的“生态环境”，是文明、文化发生、发展的温床。
第二，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的几个大的创造时期，都处在朝代相交的“乱世”，已
经有论者把这称为“法统虚而文统盛”的“文化转型期”（赵毅衡语）。先秦、魏晋六朝
即是一个显例。一如陈寅恪先生言：“政治之纷扰，孰甚于战国、六朝？而学术思想之自
由，亦惟战国、六朝为最；汉唐号称盛世，然学术思想辄统于一尊，其成绩未必优于乱世
。“而”文化圈子“这种东西，就是在专制者的权力控制无以企及的时、空条件下，才得
以产生的。
今天，我们谈东欧知识分子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深入研究过的“公民社会”理论，自
觉争取的“无权者的权力”（捷克哈维尔语），以及把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的自觉意识迅
速输送到工人和社会公众中去（如波兰、捷克、匈牙利），以至整个东欧的变革被西方史
学家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这里面有许多深值反省的东西。比如
，是否在只有发现了“公民社会”的理论以后，才算找到了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
灵丹妙药？对于东欧知识分子而言，“公民社会”理论，不过是他们自古西腊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洛克、哈伯玛斯所形成的“传统资源”的一部份；对于在一个完全
相异的历史环境之下的当今中国的现实改革，知识分子是否有可能从自己悠远的传统（比
如上述提到的“文人文化”、“士的文化”传统）里头，寻找到一些什么新的精神资源？
（这里毫无贬低“公民社会”理论的意思。）还有，捷克知识分子早在“七七宪章”运动
前后，就逐渐使知识分子的整体协调行动，从而使有组织的反对派活动得以产生；中国知
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以前虽然已“圈子”林立，却彼此沟壑森严，以致在八九民运五月前后
的历史转折关头无法形成能动的、理性的抗衡力量，这里面，有些什么文化性的、社会性
的因素值得反省？是否值得深思“圈子意识”本身的狭隘性，深究“‘圈子’反被‘圈子
’所误”的就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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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32668c8c4668d4e419ce3b4c413037bfa6777f4d5dce8336211caf4b5eeee7360435093db59bd5d91781fdc574699f2040751e874515d119b8cb317f877f841fb4ef4fe8ad803084dfa2c4ae2744b924127bf0e7fa5c1763b97880122697d58e49654860b9fa4066e829003eec2857b737ee96367974f2e1ac2f5bb32ec7606180df43a74917a212d4086b2353d14aa609213141975856f9534d74859829f02b095752bc5fc0bdd6c0ee5ffadd&p=9c34d319cd934eaf1cbe9b7e57&user=baidu
文化沙龙里的1980年代
中国网 | 时间： 2006-08-02 |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
日前，“上海文人心目中的八十年代”讨论会在沪上低调召开。会议的缘起是因为旅美作家查建英在三联书店出版了访谈录《八十年代》。她历时两年访问了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田壮壮等1980年代“文化热”中的核心人物。
上市仅1个月，《八十年代》第一次印刷的1．5万册就售罄。众多平面媒体和门户网站也都纷纷报道此书内容。而同时，作家陈村主持的网上文艺沙龙“小众菜园”里，批评家吴亮从6月7日开始的帖子《八十年代琐记》，1个月内赢得了逾万人次的“大众”点击。
在北京，查建英受邀在圆明园的单向街沙龙演讲“他们的浪漫年代”。席间，主持人许知远大段地引用作家朱伟的新作《作家笔记及其他》中的句子：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压”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
文中西瓜摊旁边楼上的李陀，是1980年代北京重量级的文学批评家。在和查建英的对话中，他专门谈的就是“友情与争论”：“那时候，你的家对所有朋友都是开放的，所有朋友的家，对你也都是开放的。”
查建英本人的感受则是：“圈子文化在八十年代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时对大集体生活有一种反叛，但有趣的是，反叛的结果是结成一个个小集体——就是圈子，每个圈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评论认为，回望1980年代的“圈子文化”，或者说文化沙龙、准文化沙龙，也许是观照和考察那个年代整体文化生态特别是知识分子精神群落化生存，重绘当时思想文化地图的一个有效视角。
“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是大陆近来的“八十年代热”给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讲师苏炜的印象。
苏炜本人也是亲历者。据他回忆，1980年代北京人文知识界有“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大文化圈子，“这三大圈子共有一个中心舞台——就是当时北京的《读书》杂志”。
苏炜在1980年代参加最多的文化沙龙是“《读书》服务日”和赵越胜沙龙，他当年在双榆树公寓的1657号寓所也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一大据点。
《读书》服务日
《读书》在1984年7月号上宣布，每个月的25日举办“《读书》服务日”：“由有关出版社提供最近出版新书样本，定期组织各方面的同志阅览、议论。”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读书》负责人沈昌文还不敢将之命名为“读书沙龙”：“叫‘俱乐部’容易联想到1957年反右时批判过的‘裴多斐俱乐部’，叫‘沙龙’也不行，那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
当时，老一辈学者如金克木、张中行和冯亦代等，中年学者如李泽厚、王蒙和叶秀山等，青年学者如甘阳、刘小枫、陈平原和周国平等，与《读书》联系比较密切。沈昌文和他的同事们“想把老的和少的团结在一起”。
《读书》编辑吴彬依稀记得，“《读书》服务日”的场地最开始租过东四附近的一个点心店，后来租过朝阳门外的一个意大利冰淇淋店，“当时租外面的咖啡店，一个下午好像是人均消费两三块钱”。
这项活动影响颇大。某次，语言学家吕叔湘为了参加“《读书》服务日”而放弃参加政协会议，成为文化界的佳话。
最忆赵沙龙
在苏炜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的回忆里，1980年代的赵越胜沙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苏炜还表示，作家柯云路当年在畅销小说《夜与昼》中重点提到的“哲学——艺术月会”，就是以赵越胜沙龙为原型的。柯云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可了这一说法：“当时的沙龙有很多，有政治精英的沙龙，也有文化精英的沙龙，赵越胜沙龙是改革开放年代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当时大家都很活跃，不像现在这么务实。”
“我的‘京都三部曲’《新星》、《夜与昼》、《衰与荣》就是想概括当时社会的全貌，因此这些沙龙我都接触过。”柯云路回忆说，“我见过赵越胜好几次，记得好像是在地安门东大街他的家中。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也非常好客、热心，在那个时代比较新潮”，“我和他比较多地谈存在主义，他谈论的话题和直接关心国情民生的政治精英不完全一样，更有文化性质，不是落实于具体层面，总的来说是希望突破过去的思想禁锢，把各种学派介绍进来。那时最大的命题就是‘思想解放’。”
赵越胜沙龙以甘阳领衔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班底为中心，核心成员如甘阳、周国平、徐友渔和赵越胜当时都是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同事。《人论》、《悲剧的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存在与虚无》等重要且畅销的学术书，就是这个编委会的成果。
沙龙聚会一般选在每月最后一个周末，“有时候不一定选在周末，一般是从下午开始，围绕一个专题，请一个人主讲，然后大家发表讨论意见。晚上大家一起聚餐（一般都在赵家，由赵越胜和诗人阿坚张罗，偶尔也拉队伍出去下馆子），聚餐后继续开聊，此时音乐是助兴的话题，包括著名歌唱家范竞马的演唱。 ”苏炜回忆说。
在苏炜印象中，赵越胜沙龙最多的话题还是谈论最近《读书》上的某篇文章，或就当时的“文化热”、“方法论热”等话题展开讨论。1988年5 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的梁治平将翻译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译后记发表在《读书》上，“因为写得极精彩，话题也极重要——谈法治观念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关系，就在聚会上引起过很热烈的谈论”。
当然，访学归来的学人介绍海外情况也是一个保留节目：徐友渔（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从英国访学归来谈维特根斯坦与牛津学派，陈来（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访美归来谈海外儒学和传统国学的研究，甘阳（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访港归来谈台、港学术界的情况……
而“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独立话题、“非政治的政治”等人文主义话题，也是这个沙龙的核心话题。“但是，我们一般都不讨论具体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决策之类的话题，这些话题当时北京有别的圈子更关心，却不是赵越胜沙龙的聚焦点。”苏炜说。
双榆树公寓
苏炜1986年回国，时值赵越胜沙龙的后期。社科院文学所为照顾大龄未婚青年分配给他一套房子——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和赵越胜一样好客的苏炜配了四五把钥匙，“分掌在好几位朋友手里，很多朋友都曾因为临时需要借用过我的公寓”。李陀、张暖忻、陈建功、郑万隆、史铁生、查建英、黄子平、陈平原等都是苏炜家聚会的常客。
双榆树沙龙活动，苏炜印象较深的一次是，陈凯歌的《孩子王》1987年拍竣，在北京电影学院小放映室试映后，“大家也相约来我家聊一次”。那天，史铁生冒着风雪，摇着断了链条的轮椅来参加讨论，“好像是半路上遇见万隆，由万隆推着进来的”。尽管陈凯歌因故缺席，与会者还是很认真地讨论了《孩子王》的得失并提出很多建议。
1980年代前期热心参加沙龙活动的陈凯歌，是朱伟1989年承包创办的《东方纪事》杂志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而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也是《东方纪事》编辑会议的召开地之一。李陀负责“封面人物”，查建英和一个美国人负责“东西风”栏目——稿件多是探讨东西文化之间的异同，苏炜则负责散文版“人生感悟”，“我组的就是越胜沙龙朋友们的稿子——赵越胜、周国平、何怀宏等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苏炜还记得，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在1988年春举行过两位作家的作品朗诵会，30余位出席者“下饺子样地挤满了小屋”。此场景被与会的台湾作家王拓写成连载报道发表于台湾《人间》杂志，“我的小家因此也成为两岸开放探亲后，两岸作家、文化人最早交流的场所。”
沙龙今安在？
“《读书》服务日”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那么固定了，“现在只是每年的12月25日会组织《读书》的部分在京作者聚一聚。1980年代以后大家也都变忙了。”《读书》编辑吴彬告诉记者，“1980年代和以前及以后都不太一样，人人相信将来会变得更好。”
赵越胜沙龙和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沙龙也因为成员在1980年代末星散各地而解体。至今，赵越胜在巴黎的家仍是当年的文友们访问法国时最温暖的精神驿站，苏炜就曾多次听友人谈起在那里感受到的“温馨和愉悦”。而苏炜本人，“无论在普林斯顿，在耶鲁，同样是‘大门永远向朋友敞开’”。
一次，李陀来访，和耶鲁友人相谈甚欢，出门还骂了苏炜一句：“你小子，走到哪里都会有话题，有热闹！”苏炜则回敬了一句：“我可从没被人叫做什么‘爷’呢！”（李陀在1980年代的北京文学圈被称为“陀爷”）
“1980年代的文化人不像今天。现在，一个一个山头林立。而那时，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还是朋友。”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刚刚完成一个关于1990年代中国思想研究的课题，他认为“对于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来说，那个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理想性的符号，用来反思和批判九十年代以来的世俗化和市场化”，“比较八十年代与今天的上海，我认为那个年代文化人的公共空间比现在开阔得多，那时大家都充满激情，就像在古希腊城邦那样”。
许纪霖宣称：“上海的‘八十年代’，是以1992年上海股市的开放而宣告结束的。”
作家陈村则表示，他担心1980年代像上海的1930年代一样被时尚化。
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刘擎把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归结于“那个时代沉浸在激情昂扬的‘斗争’氛围之中”，一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所谓“改革”与“保守”的冲突，一是在知识与文化资本上“新思潮”对“旧教条”的挑战。“这两方面的冲突和竞争都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而且期望给社会带来新的前景”，“但后来发现，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有自己更为复杂多样的动力和逻辑，不完全在文人和知识分子的规划与想像之中”，“所以，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和纯文学作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重要，被‘边缘化’了。现在公共舞台上的主角是企业家、商人和娱乐明星”。
一场不期然而至的“八十年代热”，让评论者白龙联想起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名著《追忆》里的核心意象：绚烂的盛唐只有在追忆中，才会呈现出黄金时代的特有色彩，而“追忆”，也是中华文化一个不息的母题。
“物质把精神打入了冷宫”，这是评论者刘晨光对1980年代“文化热”向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转向过程的比喻，“时代把重心放在了经济上，人们对现实利益的渴望替代了对于思想文化的迷恋”。1994年那场著名的“人文精神讨论”，在刘晨光眼里，固然不乏对于人心不古的关切，但也彻底表露了不甘寂寞的文化人对于“经济人时代”的不满，以及掩埋在愤懑之情下对于昔日话语权的留恋。
“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画家陈丹青和查建英对话中的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圈内名言。“八十年代是谈不像的。”他淡淡地告诉记者。
对于这一切，“过来人”苏炜倒是看得很开：“现在回忆当初北京的这些圈子和沙龙活动，很有意思，也是人生一段很珍贵的记忆”，“但我却不主张把它浪漫化、神圣化。甚至对它所谓‘局限性’的检讨，其实就有一个‘太当一回事儿’的前提，所以我也不愿意去‘检讨’它。”
苏炜所在的耶鲁大学华人社区，沙龙式小圈子聚会“非常常见”。他还介绍说，哈佛大学华裔教授主持的“剑桥新语”文化沙龙持续了30年，“最近刚刚因为主持其事的赵如兰、陆惠风教授逐渐年迈而暂时休会”，不过“据说，王德威、张凤等华裔‘哈佛人’又已形成了新的圈子”。而即便身处全球化后工业时代，以《纽约客》为中心的“纽约文人帮”，也还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大圈子，沙龙活动无数。
在苏炜看来，但凡一个稍微正常、开放的社会和年代，知识文化界的圈子和沙龙活动，就是它的一种常态。即便存在各种芜杂的现象，也属正常。如果在19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竟然成为一个新鲜的话题，反而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本报记者 张彦武)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3639
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
作者：苏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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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圈子”有许多形式：各种“编委会”、“学会”、“协会”、“
沙龙”、“书院”、“研究所”、“讲习班”等等。至少在组织形式上，你不能说这些“
圈子”都是反叛现存体制的。他们一般都“挂靠”在一个国营机构的注册管理之中；至于
个人性的“沙龙”聚会，则都是联谊性的。当然，俗称“赵紫阳智囊团”的“体改所”、
“政改办”、“农改办”、“中信研究所”等，也算京中一个著名的“体制内”“圈子”
；被称为“民间操作派”的陈子明、王军涛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也是一个颇有影
响的“圈子”，也和上述各种文化“圈子”发生多方面联系。另外，也有游离在各个“圈
子”以外的“独行侠”式人物如刘晓波、何新等。他们不被各个“圈子”所接受或者是自
觉抗拒进入“圈子”的经历，我相信都影响了他们日后的人生选择。
笔者仅就自己的经验范围，把八十年代北京几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圈子”和相关事件
，作一点基本介绍。
人文学界的“三大编委会”
八五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
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
院”编委会；以甘阳、王焱、苏国勋、赵越胜、周国平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委会。在五、六年间，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
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走向未来”丛书，是在中国大陆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一套西方新思潮普及丛书。编
委会人员的组成颇为庞杂，科学界、人文学界、政界的许多热衷改革的人士都参与其事（
一个时间里，印象中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都曾是其编委会或顾问）。
其特点是，强调科学主义、贴近现实和向大众普及。最有影响的当然首推金观涛提出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丛书翻译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未
来主义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改革造成巨大的冲击。
学术界的“方法论热”，也直接得力于丛书所翻译的“信息论”、“系统论”、“控
制论”方面的西方著作。
由于偏重现实功用和普及性，丛书后来逐渐出现粗制滥造，“翻译”变“编译”
直到“胡编胡译”，使“走向未来”在八七年以后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另一个原因是
，“走向未来”编委会与当时的官方改革派关系很近，也造成了一部分强调独立的知识分
子对它的疏离（就此而言，它的“体制内”色彩是很浓的，包括它影响、参与了《河殇》
的创作也属一例）。
与“走向未来”打对台或特点相异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
这是以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一批学有专精的青年学者为主要成员的“纯
学术”圈子（笔者当时虽非“编委”，但可算“圈子中人”）。其特点是，强调人文主义
、专业精神、学术独立与非政治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介绍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界的经典
著作（由北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分专业性的“学术文库”与普及性的“新知文库”
两个系列。
可以说，就出版业而言，过去十年是自“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出版西方学
术著作的大潮，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又是其中质量最高、编选最严谨、数量最丰
富的姣姣者。数年之间，本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但凡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
理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从难度最高的大部头“天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及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直接引发了日后“新权威主义”论争的亨廷顿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译书出书达数百
种，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资源。
“非政治的政治”是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
号）。他们每月的第一个周四总有一个学术沙龙聚会，围绕一、两个学术专题开展认真的
讨论；每一两个月总有一次到数次家庭或郊游聚会，高谈阔论，欢歌达旦。大家每以出好
书、写好文章作为“较劲儿”的谈资，而大多为《读书》杂志（北京知识界最叫好的刊物
）撰稿人的“圈子中人”，则每每以《读书》中发表的文章互相评点。八八年笔者在《读
书》上连发的“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胡言乱语”系列与赵越胜的“精神漫游”系列，曾蒙
受读者偏爱；其实就是在“圈子”内的文章品评之中写出来的。至于春、夏、秋的郊游，
于古长城上狂舞、大水库中裸泳；一直到……当中一齐挺身而出，不避责任；都可以
从中看出，在这个编委会中，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新的健全的素质、新的独立品格，在开始
生长。
角色处在上述两个编委会之间（同时人员也互相交错）的“中国文化书院”，是想承
接宋、明以来朱熹等先人创办的“书院”、“学舍”的方式，由梁漱溟任荣誉院长，以函
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兼任的讲师都是海内外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
“一时之选”（包括海外的杜维明教授）。其特点是，强调从传统的再出发，强调文化的
延续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设性。
林育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和杜维明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都曾引发了
范围广泛的讨论而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招牌主张”。他们温和、渐进、包
容广大的办学方式，不但被各方面广为接受，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据说每
年寒、暑假全国各地报名听课的人数常达数百上千之巨（大多是各地高校的教师），更不
必说函授教材令一时“洛阳纸贵”。其造成的文化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参加过文
化书院接待台湾作家王拓的活动（王拓当时不喜欢由官方作协接待），从方励之、胡风夫
人，各界名流到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曾与会，可见文化书院的号召力与包容性。同类的
书院还有更注重整理出版古籍的“幽州书院”等。
《东方纪事》与《海南纪实》
“同人杂志”，是在各种“文化圈子”形成以后的必然产物。
八八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承包了江苏出版社连年亏损的纪实文学杂志《
东方纪事》，移师北京，自搭编辑班子，决定由“圈子”中的朋友自己分担专栏的组稿、
编辑。朱伟、李陀、戴晴和我几位熟朋友，便为这本“大有可为”的泛文化杂志忙碌起来
。目前在欧美流亡的好几位知识分子都是当时的专栏主持人。
专栏计有：“封面人物”（李陀）、“四时佳兴”（林斤澜）、“文革研究”
（戴晴）、“知识分子”（刘再复）、“感悟与人生”（苏炜）、“人与历史”
（苏晓康）、“自然、灾祸、人”（钱钢）、“东方闲话”（刘心武）、“当代艺文
志”
（黄子平）、“文化潮汐”（史铁生）、“东西风”（林培瑞、查建英）、“读书俱
乐部”（陈平原）等。
详细记下这些专栏人事，是因为，此乃所谓“圈子”的组成、运作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双月刊《东方纪事》新刊于八九年初甫一上市便造成轰动。除了刊出戴晴的长篇历史人
物评传《储安平》震动朝野，使文化界交耳相告、争相传阅以外，杂志的编辑方式、人员
组合的开创性也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它确是开创了一条在现存体制下，巧妙避开文化控制
、挣大活动空间的“圈子文化”的新路子。《东方纪事》在出版了四期以后，于……
后不久被官方查禁。不过那时，上述专栏主持人大多数已经“不是在里面（监狱），就是
在外面（流亡海外）”了。
与高水准的严肃读物《东方纪事》“南北呼应”的，是著名作家韩少功“下海做生意
”（他的自嘲）以后，创办的通俗刊物《海南纪实》。
八七年后韩少功带领一批“湘军”（湖南作家群）到新建省的海南岛打天下，去实现
他的“重新设计自己人生”的理想主义抱负。《海南纪实》（原名《大参考》）是他计划
中的“以商养文”的第一步；随后，他打算办一份高水平的纯文学刊物和一份具开拓性的
理论刊物；还准备在海南买地建“作家新村”，创立了一块不受金钱、政治干扰的创作的
静土。如果不是“六四”，韩少功的“乌托邦”之梦几乎就要实现了。因为，《海南纪实
》走出了一条“严肃的可读性”的路子，既有“毛泽东与张玉凤”一类不无历史真实又不
无可读性的“纪实文学”，也有探究西单民主墙运动得失的“走钢丝”作品，一夜之间成
为南、北报摊上最畅销的刊物，“暴得大利”。
《海南纪实》的编辑方针也一如《东方纪事》的“同人式”，出版“挂号”在海南，
整个组稿、编辑以至印刷发行都是全国性的，哪里有优势就在哪里编、印、发，使得本来
偏于一隅的“海南纪实”成了“中国纪实”。当然，它也无法逃脱“六四”后被查禁的命
运。
同在八九年创刊的“准同人”杂志，还有戴晴、吴国光等人筹办的《国情研究》（编
辑班子主要由“赵紫阳智囊团”系统的“圈子”组成）；包遵信、远志明等创办的《太平
洋评论》（以“走向未来”部分班底组成）；以及赵越胜、周国平等（包括笔者）创办的
《精神》（人文杂志，以“文化：中国与世界”部分主力组成），大都因为“六四”而夭
折。
三峡建坝反对派”和“十二学者上天安门”
这节涉及的其实是几个似乎分量不一、无直接关联的大小事件，却又都与“圈子”有关，
其中心人物，则是我愿意特别提及的作家戴晴。
八七年九月，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整肃批判的刘宾雁、刘再复在香港《八方》杂
志上第一公开发表文章，回应“左派”的攻击和世人的关注。我和几位朋友（包括戴晴）
读罢深受感动。面对当时文坛一片压抑的气氛（刚刚又传来吴祖光、苏绍智等被“劝退出
党”的消息），我和戴晴几位一商量，决定在我的西郊小家开一个“二刘作品朗诵会”，
请“二刘”和文学界、社科界、文艺界的朋友们热闹一场，为宾雁、再复两位兄长解解闷
，也给大家解解气。
我的蜗居小屋当晚挤进了将近三十个人。我请来了几位话剧演员、钢琴家和唱老生的
朋友，他们在微弱的灯光下蹲着靠着，伴着琴声，把刘宾雁的作品集自序和刘再复的散文
诗《寻找的悲歌》平静地朗诵了一遍。在当时的重压下，当晚凝重、真挚的气氛至今想来
仍令人心动。台湾作家王拓和台湾的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稍后也赶到了（本来戴晴还请了
方励之），他们后来把这个特别的家庭晚会实录，写成了连载登在台湾《人间》杂志上，
使得很多人由此担忧我们这种“在天子眼皮底下的示威”（晚会上语）要“吃后果”。不
过，至少在当时，当局无所表示。但这次在重压下的小小聚会所产生凝聚力，却反映到了
以后迭起的各次事件之中。自此，我的京中小居，也就成了跨越两个“圈子”（文学界和
社科界）的“沙龙”聚会场所而一时蜚声遐尔。
八八年十二月，“上头”传来了主事领导人要强行通过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方
案，“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吹风”。我和李陀、戴晴等几位作家正在参加一次
南方省市举行的笔会。在路上，戴晴和我们谈起这个话题（她显然对此已思虑良久），说
：我们总应该有所表示。这么一件关系整个民族经济、地理生态的大事，不能就这样糊里
糊涂让全国老百姓蒙在鼓里，要把反对的声音公开出来。
“他们硬要把钱往水里扔，也不能让他们扔得舒舒服服的！”
我们一路上商量过好几个办法：开座谈会、发文章、搞签名等等，都觉得来不及，分
量也不够。“出书，一定要把历年反对上马的意见出成一本书，这样才能面广，有影响力
。”戴晴当时的主张，我们几乎觉得是“天方夜谭”，至少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按
中国的出版周期，一本书出一、两年是常规，何况又是“反对意见”结集？而且，“反对
三峡上马”已经开始被上纲为“政治问题”？可戴晴来了她那股犟劲：“你们支持，我就
干！”
随后就是春节长假。本来这是中国人最不能“出活儿”的时间，岂料就在仅仅一个月
的时间里，戴晴单枪匹马的，买书号（大陆特有的出版“缝隙”）、组稿审稿、向朋友筹
款募捐，连同印刷校对。
当我从南方度假归来，《长江，长江》这本四九年以后第一本关系到国民经济大事决
策的反对意见专集，已经开过了新闻发布会！并且及时赶在三月全国人大开幕时与代表见
面。《长江，长江》一书的出版，在出版史上破了好几个大记录。这种合理、合法的“一
人挑头、一人集资、一月出版、一派意见”的态势，其意义确实早已超出了经济和出版的
范畴。我向戴晴了解过一月成书的过程，发现在其中起作用的，就是社会上各个“圈子”
（包括党内的“智囊团圈子”）在关键时刻的协调作用，而戴晴，恰恰是在各个“圈子”
中穿针引线的人物（朋友们曾开玩笑：要成立一个北京“搅和儿”协会，把善于把大家“
搅和儿”在一起作事玩闹的戴晴选为“会长”，李陀选为“副会长”，鄙人很荣幸，“捞
了个‘秘书长’当当”）。
一九八九年二、三月，北京知识分子响应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信的要求，呼吁释放魏
京生等政治犯的三封签名信，曾在海内外引起过很大的震撼。这是四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
子第一次作为独立群体发出的集体反叛的呼声。笔者当时不期然地作为第三封签名信的发
起人，其“操作”上的原因，就是“拜”了“圈子”之赐（要在一、两天内在严格保密的
情况下发动起范围广泛的签名，只有依靠这种非组织的“圈子”力量）。随后，八九民运
爆发，知识分子卷入学运，发生了“十二学者上天安门”，“五。一六”，“五。一七”
宣言，“知识分子联合会”等一系列事件。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想这些事件已成历史，其功罪、意义、价值，还是交给历史
评价为好；但是，就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而言，“十二学者”事件确实就和戴晴个人所涉
入的“圈子”有关，有心者可以从上面的描述里理出它的线索。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傍晚，
集体走上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并呼吁同学理性撤出广场的这十二位作家、学者的名字是：
戴晴、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李泽厚、刘再复、温元凯、李陀
、苏炜、麦天枢。
文化“圈子”的意义
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与其说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不如说是文化性的。正如我同
意余英时先生常常强调的论点一样：过去四十年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社会造成的最大的
毁灭性破坏，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文化。那很可能会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损耗，再用
一、两百年的时间也不知是否可以复原、弥补回来。
有两点可以更详细地说一下。第一，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主要是以一种
“文人文化”的形态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的一翼，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题外
话）。所谓“文人诗”、“文人画”，“清议”、“清流”的说法，都说明，中国传统中
的“知识分子文明”（“士”的文明）一向是很发达的。从先秦诸子设坛讲学、“处士横
议”、“学而优则仕”，一直到唐、宋以诗文取士、明清以朝廷直辖科举，都体现了一种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独特的“士”的传统尊严。中国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唯一
一个数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形态，可能有见仁见智的驳杂原因；但维护知识和知识者的尊
严成为一种传统的“本体形态”，我相信一定是其中很根本、很重要的原故。从这一意义
上说，“圈子”是一种文明的“生态环境”，是文明、文化发生、发展的温床。
第二，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的几个大的创造时期，都处在朝代相交的“乱世”，已
经有论者把这称为“法统虚而文统盛”的“文化转型期”（赵毅衡语）。先秦、魏晋六朝
即是一个显例。一如陈寅恪先生言：“政治之纷扰，孰甚于战国、六朝？而学术思想之自
由，亦惟战国、六朝为最；汉唐号称盛世，然学术思想辄统于一尊，其成绩未必优于乱世
。“而”文化圈子“这种东西，就是在专制者的权力控制无以企及的时、空条件下，才得
以产生的。
今天，我们谈东欧知识分子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深入研究过的“公民社会”理论，自
觉争取的“无权者的权力”（捷克哈维尔语），以及把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的自觉意识迅
速输送到工人和社会公众中去（如波兰、捷克、匈牙利），以至整个东欧的变革被西方史
学家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这里面有许多深值反省的东西。比如
，是否在只有发现了“公民社会”的理论以后，才算找到了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
灵丹妙药？对于东欧知识分子而言，“公民社会”理论，不过是他们自古西腊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洛克、哈伯玛斯所形成的“传统资源”的一部份；对于在一个完全
相异的历史环境之下的当今中国的现实改革，知识分子是否有可能从自己悠远的传统（比
如上述提到的“文人文化”、“士的文化”传统）里头，寻找到一些什么新的精神资源？
（这里毫无贬低“公民社会”理论的意思。）还有，捷克知识分子早在“七七宪章”运动
前后，就逐渐使知识分子的整体协调行动，从而使有组织的反对派活动得以产生；中国知
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以前虽然已“圈子”林立，却彼此沟壑森严，以致在八九民运五月前后
的历史转折关头无法形成能动的、理性的抗衡力量，这里面，有些什么文化性的、社会性
的因素值得反省？是否值得深思“圈子意识”本身的狭隘性，深究“‘圈子’反被‘圈子
’所误”的就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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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沙龙里的1980年代
中国网 | 时间： 2006-08-02 |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
日前，“上海文人心目中的八十年代”讨论会在沪上低调召开。会议的缘起是因为旅美作家查建英在三联书店出版了访谈录《八十年代》。她历时两年访问了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田壮壮等1980年代“文化热”中的核心人物。
上市仅1个月，《八十年代》第一次印刷的1．5万册就售罄。众多平面媒体和门户网站也都纷纷报道此书内容。而同时，作家陈村主持的网上文艺沙龙“小众菜园”里，批评家吴亮从6月7日开始的帖子《八十年代琐记》，1个月内赢得了逾万人次的“大众”点击。
在北京，查建英受邀在圆明园的单向街沙龙演讲“他们的浪漫年代”。席间，主持人许知远大段地引用作家朱伟的新作《作家笔记及其他》中的句子：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压”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
文中西瓜摊旁边楼上的李陀，是1980年代北京重量级的文学批评家。在和查建英的对话中，他专门谈的就是“友情与争论”：“那时候，你的家对所有朋友都是开放的，所有朋友的家，对你也都是开放的。”
查建英本人的感受则是：“圈子文化在八十年代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时对大集体生活有一种反叛，但有趣的是，反叛的结果是结成一个个小集体——就是圈子，每个圈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评论认为，回望1980年代的“圈子文化”，或者说文化沙龙、准文化沙龙，也许是观照和考察那个年代整体文化生态特别是知识分子精神群落化生存，重绘当时思想文化地图的一个有效视角。
“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是大陆近来的“八十年代热”给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讲师苏炜的印象。
苏炜本人也是亲历者。据他回忆，1980年代北京人文知识界有“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大文化圈子，“这三大圈子共有一个中心舞台——就是当时北京的《读书》杂志”。
苏炜在1980年代参加最多的文化沙龙是“《读书》服务日”和赵越胜沙龙，他当年在双榆树公寓的1657号寓所也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一大据点。
《读书》服务日
《读书》在1984年7月号上宣布，每个月的25日举办“《读书》服务日”：“由有关出版社提供最近出版新书样本，定期组织各方面的同志阅览、议论。”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读书》负责人沈昌文还不敢将之命名为“读书沙龙”：“叫‘俱乐部’容易联想到1957年反右时批判过的‘裴多斐俱乐部’，叫‘沙龙’也不行，那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
当时，老一辈学者如金克木、张中行和冯亦代等，中年学者如李泽厚、王蒙和叶秀山等，青年学者如甘阳、刘小枫、陈平原和周国平等，与《读书》联系比较密切。沈昌文和他的同事们“想把老的和少的团结在一起”。
《读书》编辑吴彬依稀记得，“《读书》服务日”的场地最开始租过东四附近的一个点心店，后来租过朝阳门外的一个意大利冰淇淋店，“当时租外面的咖啡店，一个下午好像是人均消费两三块钱”。
这项活动影响颇大。某次，语言学家吕叔湘为了参加“《读书》服务日”而放弃参加政协会议，成为文化界的佳话。
最忆赵沙龙
在苏炜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的回忆里，1980年代的赵越胜沙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苏炜还表示，作家柯云路当年在畅销小说《夜与昼》中重点提到的“哲学——艺术月会”，就是以赵越胜沙龙为原型的。柯云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可了这一说法：“当时的沙龙有很多，有政治精英的沙龙，也有文化精英的沙龙，赵越胜沙龙是改革开放年代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当时大家都很活跃，不像现在这么务实。”
“我的‘京都三部曲’《新星》、《夜与昼》、《衰与荣》就是想概括当时社会的全貌，因此这些沙龙我都接触过。”柯云路回忆说，“我见过赵越胜好几次，记得好像是在地安门东大街他的家中。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也非常好客、热心，在那个时代比较新潮”，“我和他比较多地谈存在主义，他谈论的话题和直接关心国情民生的政治精英不完全一样，更有文化性质，不是落实于具体层面，总的来说是希望突破过去的思想禁锢，把各种学派介绍进来。那时最大的命题就是‘思想解放’。”
赵越胜沙龙以甘阳领衔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班底为中心，核心成员如甘阳、周国平、徐友渔和赵越胜当时都是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同事。《人论》、《悲剧的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存在与虚无》等重要且畅销的学术书，就是这个编委会的成果。
沙龙聚会一般选在每月最后一个周末，“有时候不一定选在周末，一般是从下午开始，围绕一个专题，请一个人主讲，然后大家发表讨论意见。晚上大家一起聚餐（一般都在赵家，由赵越胜和诗人阿坚张罗，偶尔也拉队伍出去下馆子），聚餐后继续开聊，此时音乐是助兴的话题，包括著名歌唱家范竞马的演唱。 ”苏炜回忆说。
在苏炜印象中，赵越胜沙龙最多的话题还是谈论最近《读书》上的某篇文章，或就当时的“文化热”、“方法论热”等话题展开讨论。1988年5 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的梁治平将翻译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译后记发表在《读书》上，“因为写得极精彩，话题也极重要——谈法治观念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关系，就在聚会上引起过很热烈的谈论”。
当然，访学归来的学人介绍海外情况也是一个保留节目：徐友渔（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从英国访学归来谈维特根斯坦与牛津学派，陈来（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访美归来谈海外儒学和传统国学的研究，甘阳（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访港归来谈台、港学术界的情况……
而“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独立话题、“非政治的政治”等人文主义话题，也是这个沙龙的核心话题。“但是，我们一般都不讨论具体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决策之类的话题，这些话题当时北京有别的圈子更关心，却不是赵越胜沙龙的聚焦点。”苏炜说。
双榆树公寓
苏炜1986年回国，时值赵越胜沙龙的后期。社科院文学所为照顾大龄未婚青年分配给他一套房子——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和赵越胜一样好客的苏炜配了四五把钥匙，“分掌在好几位朋友手里，很多朋友都曾因为临时需要借用过我的公寓”。李陀、张暖忻、陈建功、郑万隆、史铁生、查建英、黄子平、陈平原等都是苏炜家聚会的常客。
双榆树沙龙活动，苏炜印象较深的一次是，陈凯歌的《孩子王》1987年拍竣，在北京电影学院小放映室试映后，“大家也相约来我家聊一次”。那天，史铁生冒着风雪，摇着断了链条的轮椅来参加讨论，“好像是半路上遇见万隆，由万隆推着进来的”。尽管陈凯歌因故缺席，与会者还是很认真地讨论了《孩子王》的得失并提出很多建议。
1980年代前期热心参加沙龙活动的陈凯歌，是朱伟1989年承包创办的《东方纪事》杂志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而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也是《东方纪事》编辑会议的召开地之一。李陀负责“封面人物”，查建英和一个美国人负责“东西风”栏目——稿件多是探讨东西文化之间的异同，苏炜则负责散文版“人生感悟”，“我组的就是越胜沙龙朋友们的稿子——赵越胜、周国平、何怀宏等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苏炜还记得，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在1988年春举行过两位作家的作品朗诵会，30余位出席者“下饺子样地挤满了小屋”。此场景被与会的台湾作家王拓写成连载报道发表于台湾《人间》杂志，“我的小家因此也成为两岸开放探亲后，两岸作家、文化人最早交流的场所。”
沙龙今安在？
“《读书》服务日”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那么固定了，“现在只是每年的12月25日会组织《读书》的部分在京作者聚一聚。1980年代以后大家也都变忙了。”《读书》编辑吴彬告诉记者，“1980年代和以前及以后都不太一样，人人相信将来会变得更好。”
赵越胜沙龙和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沙龙也因为成员在1980年代末星散各地而解体。至今，赵越胜在巴黎的家仍是当年的文友们访问法国时最温暖的精神驿站，苏炜就曾多次听友人谈起在那里感受到的“温馨和愉悦”。而苏炜本人，“无论在普林斯顿，在耶鲁，同样是‘大门永远向朋友敞开’”。
一次，李陀来访，和耶鲁友人相谈甚欢，出门还骂了苏炜一句：“你小子，走到哪里都会有话题，有热闹！”苏炜则回敬了一句：“我可从没被人叫做什么‘爷’呢！”（李陀在1980年代的北京文学圈被称为“陀爷”）
“1980年代的文化人不像今天。现在，一个一个山头林立。而那时，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还是朋友。”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刚刚完成一个关于1990年代中国思想研究的课题，他认为“对于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来说，那个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理想性的符号，用来反思和批判九十年代以来的世俗化和市场化”，“比较八十年代与今天的上海，我认为那个年代文化人的公共空间比现在开阔得多，那时大家都充满激情，就像在古希腊城邦那样”。
许纪霖宣称：“上海的‘八十年代’，是以1992年上海股市的开放而宣告结束的。”
作家陈村则表示，他担心1980年代像上海的1930年代一样被时尚化。
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刘擎把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归结于“那个时代沉浸在激情昂扬的‘斗争’氛围之中”，一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所谓“改革”与“保守”的冲突，一是在知识与文化资本上“新思潮”对“旧教条”的挑战。“这两方面的冲突和竞争都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而且期望给社会带来新的前景”，“但后来发现，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有自己更为复杂多样的动力和逻辑，不完全在文人和知识分子的规划与想像之中”，“所以，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和纯文学作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重要，被‘边缘化’了。现在公共舞台上的主角是企业家、商人和娱乐明星”。
一场不期然而至的“八十年代热”，让评论者白龙联想起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名著《追忆》里的核心意象：绚烂的盛唐只有在追忆中，才会呈现出黄金时代的特有色彩，而“追忆”，也是中华文化一个不息的母题。
“物质把精神打入了冷宫”，这是评论者刘晨光对1980年代“文化热”向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转向过程的比喻，“时代把重心放在了经济上，人们对现实利益的渴望替代了对于思想文化的迷恋”。1994年那场著名的“人文精神讨论”，在刘晨光眼里，固然不乏对于人心不古的关切，但也彻底表露了不甘寂寞的文化人对于“经济人时代”的不满，以及掩埋在愤懑之情下对于昔日话语权的留恋。
“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画家陈丹青和查建英对话中的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圈内名言。“八十年代是谈不像的。”他淡淡地告诉记者。
对于这一切，“过来人”苏炜倒是看得很开：“现在回忆当初北京的这些圈子和沙龙活动，很有意思，也是人生一段很珍贵的记忆”，“但我却不主张把它浪漫化、神圣化。甚至对它所谓‘局限性’的检讨，其实就有一个‘太当一回事儿’的前提，所以我也不愿意去‘检讨’它。”
苏炜所在的耶鲁大学华人社区，沙龙式小圈子聚会“非常常见”。他还介绍说，哈佛大学华裔教授主持的“剑桥新语”文化沙龙持续了30年，“最近刚刚因为主持其事的赵如兰、陆惠风教授逐渐年迈而暂时休会”，不过“据说，王德威、张凤等华裔‘哈佛人’又已形成了新的圈子”。而即便身处全球化后工业时代，以《纽约客》为中心的“纽约文人帮”，也还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大圈子，沙龙活动无数。
在苏炜看来，但凡一个稍微正常、开放的社会和年代，知识文化界的圈子和沙龙活动，就是它的一种常态。即便存在各种芜杂的现象，也属正常。如果在19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竟然成为一个新鲜的话题，反而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本报记者 张彦武)
20年后两亲历者再探8* 8
20年后两亲历者再探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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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哥这头民猪说的当天晚上有大量故意回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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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康成 于 2009-05-04 10:30:06
1.流斯前数天，解放军无武装进城，大量的被打，并被市民押送给高自联看管。
此事所见，乃是市民的极度暴力行为，跟解放军是否带枪，以及解放军是否开枪执法早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2. 当晚解放军自西路所进，经过的地段如木樨地等地，均受到市民暴雨般的砖块袭击。而此时市民根本不知道其余地方发生了什么。本人就在木樨地，而且就在挡军车的一线市民跟学生之中。 极度暴力的确跟学生无大关系，多是市民所为。但是溜死死伤学生亦居少数，不过十来人左右。切都是在双方最激烈对峙的几个地方。
3. 解放军路过木樨地，在几乎所有时间，均在朝天鸣枪。而两边高楼，则农村兵不明就理，随意倾斜，就会误伤观者，而当日就是这个情况。
4. 人民群众的极度暴力，不是来自于民猪说的“听说士兵开枪而愤怒”，而恰恰是来自于以为解放军绝对不会开枪的信念。有这个信念以为解放军必不开枪的包括了俺。俺其实没那么大胆，如果知道解放军会开枪，哪真敢去挡军车。说白了，挡军车挡了好几次了。从来人一站，军车即不能动。然后上去说服之类。唯当晚之暴烈，才知道北京城里这些人下手之恨，跟学生完全不同而已。群众即群氓，那天晚上表现的最为厉害。我们大约百来号人一面在拦军车，一面叫人不要朝解放军砸石头。而根本没有人听。最后忽有一二愣子市民，手里面拿者带长钉的木棒要冲过去打解放军。对方护车队前冲，这么才过的我们这一线。如果解放军有心故意杀人，本人早就死了。后来解放军车队经过，亦数次受到楼顶暴风雨样的石块袭击。象我们这些站在墙根下面看车队经过的都多有被砸中者。我们学校的同学站我边上，后来居然就拿录音会学校去放，然后大吹死伤7000人（在校门口被激的），其实丫跟俺就两人站路边墙角下，看见的唯一所谓“暴行”，不过是护车队的解放军一边走，一边有些人在骂：叫你们再欺负我们。后来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沿着长安街倒骑。护车队便要其停下站一边去。年青人一边骂一边继续骑，结果被用棍子打到，然后来一救护车开走。
5.死伤多的地方，自俺那地方以后，复兴门，西单，跟东边公安部门口。情况都绝非“解放军开枪”那么简单。袭击解放军都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士兵如不回击，就要被打散了。跟王维林那种上去送死要人打的，却通常没有解放军动手。复兴门俺一哥们儿爬地上，旁边的女人忽然站起来去找死，站了半天没动静，又给人拉下来就是个例子。
6.自北路过来被市民打散的极多。 杀害解放军的事情也多。
7.说到溜死前后，鉴于本人的老师险些被经济体改委的某某请去当了黑手，而他自己犹豫，跟XXX说你们要进去，最后非开枪开炮不足以了解。 最后没参与（此事居然全部被公安部掌握），所以放过一马。事后摸乌贼鱼下酒谈自己那些事情，所以根本就跟局外人知道的大为不同。
基本绝食前，那是个自发学生运动。
绝食后，赵派已经决定跟民间三所，第三梯队联合起来向邓夺权，早就不是什么学生运动了。中央政治，经济等几个体改委，海淀区人大，公安系统，民间的几个靠倒卖起家的那几个所联合起来要参与，并派了大批的顾问跟代表到学生那里去。所有的李邓的谈话等等，亦多被传达过去。后来根本就停不下来了。连口号都整齐划一，没有一个盯者老邓骂的。老邓那时候只要一个不稳，就是送中国给戈尔巴乔夫罢了。
溜死以后有组织地散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也是这些B。外加学生当时全部开动自己的说谎能力，自愿地去扩大这些谎言。
溜死垮了以后，民猪里面明的逃美，暗的到英。 逃英的后来回国，继续那套在中央的阴谋诡计；逃美的在明，倒没太多能力了。北京海淀去那一块公安系统跟国内大批中央机关里面其实这些人到现在也还在干当年那些事情。不过比形势，比人心，难得跟20年前那么嚣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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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又在拿20年前说事儿了！俺这个亲历者给你们打几个补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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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探戈 于 2009-05-05 01:30:20
1.
20年前会出事，是和当时中国社会整体和作为社会领导核心的TG（特别是其高层领导）在文革结束后迷失了方向转而盲目崇拜西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虽然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大方向是好的，那就是要抵御列强、复兴中华，对西方是有所警惕的，盲目崇拜西方从来都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所以，才会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会有中国共产党上台领导中国。但自1978年以后的10年间这个正确的方向却迷失了。即便是在TG的上层，也鲜有坚决走正确道路的当权派了（次上层倒还有一些，但并不掌实权），有的只是犹犹豫豫不知道路在哪里的摸石头派和心甘情愿地倒向西方的投降派。
出事前后海内外的某些人给TG内部贴的什么“保守派”“改革派”的标签都是乱贴，实际上，有的只是“迷茫派”和“投降派”，如果出事前TG的领导层内还有意志坚定的追寻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遵循的正确方向的能决定大局的势力的话，20年前的事是不可能闹得那么大的，更不可能以流血收场。
2.
20年前会出事，和胡耀邦是否在那一年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胡耀邦的死只不过是给出事提供了导火索、引爆点和助燃剂。
其实，早在20年前的年初在各大高校和中国所谓的知识界圈子里就流传着“今年是54运动XX周年”“法国大革命XX周年”“......XX周年”，今年要出事。。。。。。这样的传言。这说明早就有人在为出事造舆论做准备了。
从当时的形势看，即便胡耀邦不死，很有可能当年的54也会成为一个出事的爆发点，但事情不一定会闹得那么大。
3.
胡耀邦的死来得突然。早就在酝酿的情绪一下子找到了引爆点，但刚开始时的确是以自发的方式起事的，是无组织有预谋（只不过预谋是松散的、不完全连续的）。
4.
TG的政治敌对者一直在设法整合和组织起来，但由于他们以往的臭名声（主要拜国民党蒋介石所赐）和毛主席共产党的巨大威望，他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没什么地位和号召力的，他们的洋主子也比较轻视他们。但可惜的是，TG的领导层对港台势力合流、对自己阵营中出了反叛者、对王丙章“从运”（TG的公派生）、对胡平的叛变（其出身于TG的理论大本营之一）。。。。。。没有足够的重视（并不是一点儿都不重视，但重视程度不够）。否则的话就不可能让这些势力在事件的后期把手伸到中国内地来拨弄是非（甚至主导事件在某些方面的进程）。
5.
从415到426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事件主要是发生在各大高校，其间的花圈、挽联、标语、大小字报等等虽然大部分是出自群众、学生之手（很有意思，落款署名往往是“北大人”“清华人”之类），但的确有TG内部的反叛势力和海外实力的插手了，善良的愿望、合理的主张和险恶的造谣挑拨并存，基本上是鱼龙混杂的阶段。至于学生组织方面，还是很初级的，只要谁敢站出来大声说几句并勇于揽事，那他起码在本校的学自联组织里占据一个领导职位是没问题的。经费方面，也没有社会上和海外方面的资助，基本上是学生自掏腰包凑钱或者挪用学校的公用物资。415花圈、417游行、420新华门、422追悼会和广场请愿等均体现出这种鱼龙混杂的特征。
TG当然不是傻子，这些情况他们是了解的。单纯说426社论为学潮火上加油其实是否认了在这之前事件已经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由下而上的运动的事实。但问题在于，由于TG中的投降派（再加上西方势力）是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潜移默化地为事件而造舆论和默默准备的，而老邓等是在未经说明（事实上当时也实在是说不清）且当时和事件有关的大多数现象还是以民间自发的形式出现的情况下蒙蒂来了这么一片措辞强硬的社论，结果自然是引起了学生的反弹，导致了 427大游行。
老邓这个人，虽然能干，也干了很多事，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短视和急功近利。426社论的本意是想通过强硬的措辞把学生吓唬住把学运压给下去，但经过为时10年的TG中的投降派和风细雨的不断熏陶，大学生们却并没有被吓住。更要命的是，TG自己的理论队伍和政工队伍在49年进城之后的衰败和78年之后的自我矮化合污名化之后已经没有什么感召力和战斗力了（尤其是在各大高校），没有了他们的得力配套措施，老邓的一篇文章定江山的期望落空了。
6.
427大游行之后，如果没有大学生之外的其他政治势力插手的话，整个事件其实是在不温不火的局面中降温的。54大游行其实应该是普通人们情绪发泄的最后一次集中大爆发（如果胡耀邦不死，这一天倒有可能成为酝酿了10年的情绪的一个起爆点，特别是在85年底86年初想泄又没泄成的情况下），属于回光返照的那类。5月4号这天，不仅北京的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了，而且全国几十个城市的大学生都上街游行示威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不过，因为学生们已经折腾了20来天了，基本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如果没有学生之外的政治势力插手的话，事件是不会走向白热化并最终导致流血冲突的。
那些单纯指责426社论为学潮火上加油和通过各种手段（写文章、写书、电视访谈、拍电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而把责任全都推到柴玲等几个学生头上的各路“精英”其实才是事件最终走向白热化并导致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
54大游行后，全国各地的高校（包括北京的高校）的大学生是在自我降温中的，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了继续折腾的劲头和动力，从时节来看，近期内也没有像54这样的能继续鼓动大学生们大干的传统热点“节日”了，大部分学校已经开始复课了。即便是在清华、北大和全国各大城市的“龙头”大学中，5月6、7、 8这几天的校园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大多数学生已经开始回归课堂了。
7.
在这种情况下，前一段时间的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和骨干们因怕遭清算报复而不安了；某些早就不甘于当个学生而是早就憋着劲儿当学生领袖并借此跻身政治新贵的人（如王丹之流）坐不住了；酝酿了10年才导致了如今的“大好局面”的TG内部的投降派和反叛势力、港台海外势力、西方大老板们不甘了。
于是，事件不是走向结束而是走向白热化并最终导致流血冲突的大幕拉开了。
第一步，就是绝食！
8.
9.
10.
11.
12.
* 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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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哥这头民猪说的当天晚上有大量故意回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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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康成 于 2009-05-04 10:30:06
1.流斯前数天，解放军无武装进城，大量的被打，并被市民押送给高自联看管。
此事所见，乃是市民的极度暴力行为，跟解放军是否带枪，以及解放军是否开枪执法早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2. 当晚解放军自西路所进，经过的地段如木樨地等地，均受到市民暴雨般的砖块袭击。而此时市民根本不知道其余地方发生了什么。本人就在木樨地，而且就在挡军车的一线市民跟学生之中。 极度暴力的确跟学生无大关系，多是市民所为。但是溜死死伤学生亦居少数，不过十来人左右。切都是在双方最激烈对峙的几个地方。
3. 解放军路过木樨地，在几乎所有时间，均在朝天鸣枪。而两边高楼，则农村兵不明就理，随意倾斜，就会误伤观者，而当日就是这个情况。
4. 人民群众的极度暴力，不是来自于民猪说的“听说士兵开枪而愤怒”，而恰恰是来自于以为解放军绝对不会开枪的信念。有这个信念以为解放军必不开枪的包括了俺。俺其实没那么大胆，如果知道解放军会开枪，哪真敢去挡军车。说白了，挡军车挡了好几次了。从来人一站，军车即不能动。然后上去说服之类。唯当晚之暴烈，才知道北京城里这些人下手之恨，跟学生完全不同而已。群众即群氓，那天晚上表现的最为厉害。我们大约百来号人一面在拦军车，一面叫人不要朝解放军砸石头。而根本没有人听。最后忽有一二愣子市民，手里面拿者带长钉的木棒要冲过去打解放军。对方护车队前冲，这么才过的我们这一线。如果解放军有心故意杀人，本人早就死了。后来解放军车队经过，亦数次受到楼顶暴风雨样的石块袭击。象我们这些站在墙根下面看车队经过的都多有被砸中者。我们学校的同学站我边上，后来居然就拿录音会学校去放，然后大吹死伤7000人（在校门口被激的），其实丫跟俺就两人站路边墙角下，看见的唯一所谓“暴行”，不过是护车队的解放军一边走，一边有些人在骂：叫你们再欺负我们。后来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沿着长安街倒骑。护车队便要其停下站一边去。年青人一边骂一边继续骑，结果被用棍子打到，然后来一救护车开走。
5.死伤多的地方，自俺那地方以后，复兴门，西单，跟东边公安部门口。情况都绝非“解放军开枪”那么简单。袭击解放军都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士兵如不回击，就要被打散了。跟王维林那种上去送死要人打的，却通常没有解放军动手。复兴门俺一哥们儿爬地上，旁边的女人忽然站起来去找死，站了半天没动静，又给人拉下来就是个例子。
6.自北路过来被市民打散的极多。 杀害解放军的事情也多。
7.说到溜死前后，鉴于本人的老师险些被经济体改委的某某请去当了黑手，而他自己犹豫，跟XXX说你们要进去，最后非开枪开炮不足以了解。 最后没参与（此事居然全部被公安部掌握），所以放过一马。事后摸乌贼鱼下酒谈自己那些事情，所以根本就跟局外人知道的大为不同。
基本绝食前，那是个自发学生运动。
绝食后，赵派已经决定跟民间三所，第三梯队联合起来向邓夺权，早就不是什么学生运动了。中央政治，经济等几个体改委，海淀区人大，公安系统，民间的几个靠倒卖起家的那几个所联合起来要参与，并派了大批的顾问跟代表到学生那里去。所有的李邓的谈话等等，亦多被传达过去。后来根本就停不下来了。连口号都整齐划一，没有一个盯者老邓骂的。老邓那时候只要一个不稳，就是送中国给戈尔巴乔夫罢了。
溜死以后有组织地散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也是这些B。外加学生当时全部开动自己的说谎能力，自愿地去扩大这些谎言。
溜死垮了以后，民猪里面明的逃美，暗的到英。 逃英的后来回国，继续那套在中央的阴谋诡计；逃美的在明，倒没太多能力了。北京海淀去那一块公安系统跟国内大批中央机关里面其实这些人到现在也还在干当年那些事情。不过比形势，比人心，难得跟20年前那么嚣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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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又在拿20年前说事儿了！俺这个亲历者给你们打几个补丁吧
散仙谷 http://www.webjb2.org/webjb/sanxian/
送交者: 探戈 于 2009-05-05 01:30:20
1.
20年前会出事，是和当时中国社会整体和作为社会领导核心的TG（特别是其高层领导）在文革结束后迷失了方向转而盲目崇拜西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虽然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大方向是好的，那就是要抵御列强、复兴中华，对西方是有所警惕的，盲目崇拜西方从来都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所以，才会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会有中国共产党上台领导中国。但自1978年以后的10年间这个正确的方向却迷失了。即便是在TG的上层，也鲜有坚决走正确道路的当权派了（次上层倒还有一些，但并不掌实权），有的只是犹犹豫豫不知道路在哪里的摸石头派和心甘情愿地倒向西方的投降派。
出事前后海内外的某些人给TG内部贴的什么“保守派”“改革派”的标签都是乱贴，实际上，有的只是“迷茫派”和“投降派”，如果出事前TG的领导层内还有意志坚定的追寻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遵循的正确方向的能决定大局的势力的话，20年前的事是不可能闹得那么大的，更不可能以流血收场。
2.
20年前会出事，和胡耀邦是否在那一年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胡耀邦的死只不过是给出事提供了导火索、引爆点和助燃剂。
其实，早在20年前的年初在各大高校和中国所谓的知识界圈子里就流传着“今年是54运动XX周年”“法国大革命XX周年”“......XX周年”，今年要出事。。。。。。这样的传言。这说明早就有人在为出事造舆论做准备了。
从当时的形势看，即便胡耀邦不死，很有可能当年的54也会成为一个出事的爆发点，但事情不一定会闹得那么大。
3.
胡耀邦的死来得突然。早就在酝酿的情绪一下子找到了引爆点，但刚开始时的确是以自发的方式起事的，是无组织有预谋（只不过预谋是松散的、不完全连续的）。
4.
TG的政治敌对者一直在设法整合和组织起来，但由于他们以往的臭名声（主要拜国民党蒋介石所赐）和毛主席共产党的巨大威望，他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没什么地位和号召力的，他们的洋主子也比较轻视他们。但可惜的是，TG的领导层对港台势力合流、对自己阵营中出了反叛者、对王丙章“从运”（TG的公派生）、对胡平的叛变（其出身于TG的理论大本营之一）。。。。。。没有足够的重视（并不是一点儿都不重视，但重视程度不够）。否则的话就不可能让这些势力在事件的后期把手伸到中国内地来拨弄是非（甚至主导事件在某些方面的进程）。
5.
从415到426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事件主要是发生在各大高校，其间的花圈、挽联、标语、大小字报等等虽然大部分是出自群众、学生之手（很有意思，落款署名往往是“北大人”“清华人”之类），但的确有TG内部的反叛势力和海外实力的插手了，善良的愿望、合理的主张和险恶的造谣挑拨并存，基本上是鱼龙混杂的阶段。至于学生组织方面，还是很初级的，只要谁敢站出来大声说几句并勇于揽事，那他起码在本校的学自联组织里占据一个领导职位是没问题的。经费方面，也没有社会上和海外方面的资助，基本上是学生自掏腰包凑钱或者挪用学校的公用物资。415花圈、417游行、420新华门、422追悼会和广场请愿等均体现出这种鱼龙混杂的特征。
TG当然不是傻子，这些情况他们是了解的。单纯说426社论为学潮火上加油其实是否认了在这之前事件已经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由下而上的运动的事实。但问题在于，由于TG中的投降派（再加上西方势力）是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潜移默化地为事件而造舆论和默默准备的，而老邓等是在未经说明（事实上当时也实在是说不清）且当时和事件有关的大多数现象还是以民间自发的形式出现的情况下蒙蒂来了这么一片措辞强硬的社论，结果自然是引起了学生的反弹，导致了 427大游行。
老邓这个人，虽然能干，也干了很多事，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短视和急功近利。426社论的本意是想通过强硬的措辞把学生吓唬住把学运压给下去，但经过为时10年的TG中的投降派和风细雨的不断熏陶，大学生们却并没有被吓住。更要命的是，TG自己的理论队伍和政工队伍在49年进城之后的衰败和78年之后的自我矮化合污名化之后已经没有什么感召力和战斗力了（尤其是在各大高校），没有了他们的得力配套措施，老邓的一篇文章定江山的期望落空了。
6.
427大游行之后，如果没有大学生之外的其他政治势力插手的话，整个事件其实是在不温不火的局面中降温的。54大游行其实应该是普通人们情绪发泄的最后一次集中大爆发（如果胡耀邦不死，这一天倒有可能成为酝酿了10年的情绪的一个起爆点，特别是在85年底86年初想泄又没泄成的情况下），属于回光返照的那类。5月4号这天，不仅北京的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了，而且全国几十个城市的大学生都上街游行示威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不过，因为学生们已经折腾了20来天了，基本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如果没有学生之外的政治势力插手的话，事件是不会走向白热化并最终导致流血冲突的。
那些单纯指责426社论为学潮火上加油和通过各种手段（写文章、写书、电视访谈、拍电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而把责任全都推到柴玲等几个学生头上的各路“精英”其实才是事件最终走向白热化并导致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
54大游行后，全国各地的高校（包括北京的高校）的大学生是在自我降温中的，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了继续折腾的劲头和动力，从时节来看，近期内也没有像54这样的能继续鼓动大学生们大干的传统热点“节日”了，大部分学校已经开始复课了。即便是在清华、北大和全国各大城市的“龙头”大学中，5月6、7、 8这几天的校园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大多数学生已经开始回归课堂了。
7.
在这种情况下，前一段时间的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和骨干们因怕遭清算报复而不安了；某些早就不甘于当个学生而是早就憋着劲儿当学生领袖并借此跻身政治新贵的人（如王丹之流）坐不住了；酝酿了10年才导致了如今的“大好局面”的TG内部的投降派和反叛势力、港台海外势力、西方大老板们不甘了。
于是，事件不是走向结束而是走向白热化并最终导致流血冲突的大幕拉开了。
第一步，就是绝食！
8.
9.
10.
11.
12.
* TG
2009年5月1日星期五
感谢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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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六 四...
散仙谷 http://www.webjb2.org/webjb/sanxian/
送交者: 五台山人 于 2009-04-18 07:36:19
六 四历史上很有功绩...
(1)使一个国家震撼性地学会避免政改中走全西化的岐路.西方很多学者给中国指出一条路,这就是
政治西化-->区域分权-->裂为七块.
这个理论的根据就是中国的显著特点
A.多民族组成,且大面积分居.这与美国的各民族混居大不相同.
B.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
六四事件使很多人看出此点.已经并正在学会避免歧途.
(2)在组织上,六四事件有幸分化出并解决了最高层的西化派.如没有六四,赵紫阳治下的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前南斯拉夫的内裂内战并引发外侵局面.
换句话说,六四事件把中国这条大船从危险关头猛拨开来.管用很多年.
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从效果看,中国现制度给发展带来无限生机.坚持在此一基础上继续改革是必要的,但始终要保持清醒头脑(高层或文化界政治界西化派蠢蠢而兴的可能性随时存在),绝不能走全盘西化大卸七块的危险之途.
在此感谢六四!
五台山人
感谢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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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五台山人 于 2009-04-18 07:36:19
六 四历史上很有功绩...
(1)使一个国家震撼性地学会避免政改中走全西化的岐路.西方很多学者给中国指出一条路,这就是
政治西化-->区域分权-->裂为七块.
这个理论的根据就是中国的显著特点
A.多民族组成,且大面积分居.这与美国的各民族混居大不相同.
B.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
六四事件使很多人看出此点.已经并正在学会避免歧途.
(2)在组织上,六四事件有幸分化出并解决了最高层的西化派.如没有六四,赵紫阳治下的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前南斯拉夫的内裂内战并引发外侵局面.
换句话说,六四事件把中国这条大船从危险关头猛拨开来.管用很多年.
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从效果看,中国现制度给发展带来无限生机.坚持在此一基础上继续改革是必要的,但始终要保持清醒头脑(高层或文化界政治界西化派蠢蠢而兴的可能性随时存在),绝不能走全盘西化大卸七块的危险之途.
在此感谢六四!
五台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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