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非: 十二月 2008

2008年12月27日星期六

炮郎：政治与股市：从《红旗》停刊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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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股市：从《红旗》停刊说起

作者:炮郎

一

不久前《求是》杂志庆祝创刊五十周年，宣称其前身即创刊于1958年的《红旗》。严格地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杂志。《红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是中央党校主办的。1988年，《红旗》明确宣布停刊，而《求是》也宣布创刊，不存在前者改名为后者的历史事实。问题是，《红旗》为什么停刊？

起因是实践标准讨论。1978年指标性媒体都加入了这个讨论，唯有〈红旗〉按兵不动。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要求总编辑熊复不要卷入，熊复照办，也不与下面的人讲明原委（怎么讲？）。〈红旗〉的沉默如此突兀，外面议论纷纷。下面的编辑们着急了，知道谭震林是个敢人，便去约稿。谭的稿子谈的是毛泽东，但归结于实践标准问题。熊拟删去实践标准那节，谭怒，问题交给汪。汪不敢得罪谭，又不愿意直接批准发表，便转请华、叶、李、邓批示。华无言，叶在粤；邓批示发表，并尖锐指出：不卷入就是卷入；李附议。华汪失势，熊复检讨。胡耀邦为政以宽，助熊过关，终其任，熊复一直是〈红旗〉总编。1987年胡退，中央没有忘记〈红旗〉问题。领导班子全换，留苏星一人负责。随又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胡启立来社讲话，解释说：“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的、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一下，究竟效果如何?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带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的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和研究。”（苏星：〈红旗〉的停刊与〈求是〉的创刊）。

胡启立的话中最有意思的是那句“而且叫‘红旗’”。为什么不能叫“红旗”？国旗、党旗、军旗都是红旗。胡的意思也许是“红旗”两个字太权威，不利于讨论。但红旗的含义，远不止于权威。所以胡那句话到底啥意思还是挺难明确的。在中央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以后，苏星等人曾请示，新刊能否还叫红旗？被否决了。也许有人会认为，中央是为了竖起“求是”的旗帜，才把“红旗”给停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把红旗撤了以后，胡启立还在为新刊找名字。有一次开会，他拿着一堆名字在推敲，坐在旁边的李瑞环知道原委以后，提笔写了“求是”两字，后来被采用了。所以说，当初停“红旗”不是为了“求是”，是为停而停。

1988年〈红旗〉的停刊是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政治事件，其指标意义可能远远超出中央的本意。对于国内外的政治观察者来说，作为中共理论权威的“红旗”倒掉了，而且是被中央自己砍倒的，这肯定是个重大变化，可以做很多解读。对于想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其鼓舞的信号。这些人在一年以后的政治风潮中下注的时候，〈红旗〉的停刊应当是一个重要参考。

二

政治如股市，信心很关键。一个政权如果稳定、自信、威信十足、前程远大，国内的人就会站在政府一边，帮助维护其权威，改进其工作；国外的政治家就会努力与其保持良好关系；国内外的投资者就会有信心在此投资；CIA就不会增加用于推翻该政权的经费预算；企图颠覆该政权的人也倾向偃旗息鼓，另做打算。此时该政权统治成本不断降低，进入良性循环。反之，一个政权没有威严、没有自信、岌岌可危，国内的人就会谋划退路，破坏其秩序以谋取私利（如大量贪污以便在政权垮台后成为寡头）；外国就会在其国内扶植代理人；投资者会逃逸；CIA大量增加经费预算以资助“临门一脚”；颠覆者将异常活跃，颠覆活动此起彼伏；国外媒体天天放送，如播大剧。此时该政权统治成本不断上升，进入恶性循环，崩溃在即。

象股市一样，一个政权如果要增加人们对它的信心，就应该有能力不断释出利好消息（当然必须是有依据的可靠消息），减少利坏消息。拿最近中国的事情来说，“四月青年”的崛起、五月抗震的团结、奥运的成功、航天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增强对政权信心的利好消息。周老虎事件、三鹿事件、“你们算个屁 ”事件、官员外逃事件，以及频繁的矿难、广泛的贪污，都是损害对政权信心的利坏消息。

但中国最大的利坏消息还不是来自于这些突发事件。中国这么大，要避免利坏消息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突发性的事件，天天都会有很多。中国最大的利坏消息在于其精英人物在政治上的反动、幼稚、三心二意、羞羞答答。象茅于轼这种人，那是指望共产党马上垮台的，谓之反动。还有一些小右，刚刚知道一些政治理论的皮毛，就以为真理在握，非照美欧那样不可，此之谓幼稚。有一些人，这样也行，那样也好，晃来晃去，不争论，这当然就是三心二意。还有人不敢对人讲出自己的政治立场，怕被人嘲笑排斥，这叫羞羞答答。《红旗》被停刊，名字被弃用，这就是三心二意或羞羞答答的表现，在1988年的时候释放了一个很大的利坏消息。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政治上反动、幼稚、三心二意或羞羞答答的精英，充斥中国的学校、媒体、乃至机关内部，不断地打击人们对共产党政权的信心，而共产党反过来将这些人捧上高位，给予优厚待遇，使其有更多的机会打击人们的信心。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对于不是明确地、坚决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精英，不应该让其分享比一个普通公民更多的政治权力。例如北大光华学院的院长，这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影响力的职位，就不应该让一个对国有资产被大量贱卖负有责任的人出任。

如果共产党在对精英人物的使用方面，不坚持严格的政治标准，那么今日的“四月青年”，也许会变成明日的茅于轼。到那时候，难保不会出现如股市崩盘那样的局面。

三

真名网站长吴洪森出了一道历史思考题，叫做“假如中国不抗战”：“看了《真实的汪精卫》，我不禁想：假如中国当年不抵抗，就象法国维京政府那样，打不过就立即投降，中国历史将怎样呢？我推论：第一，中国老百姓不会受国民党焦土抗战和日本鬼子三光政策之苦。（有位老先生曾对我说，他这生最好的日子就是日本占领上海的孤岛时期，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惊：这不是汉奸理论吗？）；第二，日本有了中国资源，就会和德国联手夹击进攻苏联，斯大林苏共政权就会垮台；第三，英美和德日之间决战的结果，还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德国被占领。但是世界将不会分解成东西方两大冷战阵营。第四，因为苏联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支持，当然也不可能占领中国。”一时聚讼纷纭。

撇开提问中暗含的政治倾向不谈，撇开其对日本占领上海时期（他的“日本占领上海的孤岛时期”这个提法也暴露了其对历史的无知，孤岛的上海就是指尚未被日军占领的那块上海）的美化不谈，这个问题跟股市里的博弈有类似的地方。在股市里，投资人的决定取决于他对其他投资者即将作出的决定的预期。抗战能否取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国人抗战的决心。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宁死不屈、奋起抵抗，则中国必胜；如果每个人都准备投降，则必败。因此吴洪森可以再出一道题：“ 假如中国没有一个汉奸”。真实的情形，当然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而抵抗者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对胜负的预计，也就是对国人抗战决心的预期。汪精卫认为中国必败，就是低估了国人抗战的决心。以他的巨大影响力，他选择加入投降派，大大打击了国人对胜利的信心，使坚决抗战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罪不可绾。

然而在抗战的问题上，我们的无数英烈，那些使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能够在地球上昂首做人的先烈们，是超出了胜负的算计的。炒股式的算计，在以血肉筑长城的人面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信念很简单，宁死不做亡国奴。有这样信念的人，永远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因此政治到底还是与股市不同。股市里，利是唯一的目标。而政治则不仅关于利益，还关于信仰。共产党如果想维护其政权，除了在政治艺术上通晓政治如股市的道理，不给颠覆力量以可乘之机以外，更为重要地，它必须能够为国人提供信仰。如果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可以让人寄托人生价值的，那么就会有人，在成败的算计之外，义不容辞地维护其领导地位。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2008年12月25日星期四

当前张宏良：形势和中国左翼的任务——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

有些地方一厢情愿了，现在的左派仍然太式微，没什么组织和大力量，还是在吃毛时代的老本，没有创新和发展，但总归是一种系统发声的整理。

觉得现在左派里面几个头面人物大概就是张宏良和黎阳两个人了，前者缺陷也不少，特别是老把股市扯上，似乎其股市亏了。

反西奴队伍里面其他人各色各样，王小东属于民族主义者，司马南属于爱国主义者吧，汪晖属于中国主义者？
再以下面的诸人为例，似乎又能分出一大堆人来，比如新儒家、农村学派等等。
这种散乱真是有些无奈，却没有办法，有总比没有好，只能边战斗边学习进步了。

“中国学派”北大论战，“中国模式”浮出水面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我们将要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为了总结60年的成功经验，12月2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隆重开幕，王绍光、胡鞍钢、汪晖、黄平、张静、李强、温铁军、强世功、康晓光、石之瑜、贺雪峰、房宁、李昌平、张木生、高梁等5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就“中国模式”为题展开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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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by7v.html

当前形势和中国左翼的任务(一)
——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
张宏良
（这是今年4月风暴时在乌有之乡网站的演讲纪录稿，现在整理出来，作为对毛主席诞辰115周年的纪念。其中部分数字和案例有增删，特此说明。）
今天就“当前形势和中国左翼的任务”这个问题，和大家交流一下看法。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这次爱国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意义；第二，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背景；第三，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历史任务。以下就这三个方面简单谈一下个人看法。

一、这次爱国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1，就其历史性质来讲，这次爱国主义运动与当年的五四运动一样，同样是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是21世纪新时期的五四运动。可以说，这次由海外华人发起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和89年前也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意义。恰巧89年是“费氏数列”的一个重要周期，这个周期在以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次闪现作用，只是这不属于今天讨论的内容就不讲了。刚才说当前的爱国主义运动与五四运动具有相同的历史性质，都是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同样具有民族救亡性质，这就需要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矛盾做出一个准确判断，是崛起中的困难，还是被肢解的危险？许多人讲目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和打击，是要阻挠中国崛起，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是被肢解的危险，仍然是救亡的矛盾，而不是崛起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性质决定了四月爱国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
一个国家精英阶层的历史状态最能说明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从中国精英阶层的历史作用就能看出中国面临的是崛起的矛盾还是救亡的矛盾。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崛起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的精英阶层都是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者，而绝不可能是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者，他们可能会成为战争狂人，但是绝不会成为汉奸买办。日本崛起凭借的是勇于牺牲的武士道精神；欧洲崛起拥有的是敢于征服的骑士精神和基督教的献身热情；美国崛起同样是依靠原教旨主义献身精神和理想主义英雄情怀；中国上个世纪中期的崛起，更是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完美结合的产物。崛起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充满自信，都是一些“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高度理想主义者，绝不可能天天宣扬本民族文明是劣等文明，不仅不会宣扬，甚至不能容忍。而中国精英集团天天宣扬中华民族的黄色文明是劣等文明，只有融入西方国家的蓝色文明才有出路。在中华民族还没有融入西方文明之前，他们自己先行一步，成为投靠西方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买办汉奸。一个连精英阶层都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甘愿充当外国买办的国家，是绝不可能崛起的。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丧失了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才会爆发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而一个崛起中的强大国家是永远不可能爆发群众爱国运动的。强大国家只有可能爆发群众反战运动，但绝不可能爆发群众爱国运动。爆发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往往是一个国家被人欺负到极端的民众反映，是弱国才有的历史现象，强国永远不会爆发群众爱国运动。一个家庭遭受到侵犯时，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老婆孩子齐上阵？只有家里男人不行，又不忍看到家产被人抢光，才会出现老婆孩子上前拼命；如果家里男人很强大，打遍天下无敌手，还用老婆孩子上前线？老婆孩子跟在后面享受战利品就行了。可见，自发地爱国群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民族软弱的标志，是一个民族处于历史险境的危险信号。所以四月爱国运动仍然是一场民族救亡运动。
四月爱国运动不仅与五四运动具有相同的历史性质，也具有相同的历史分期意义。五四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拉开了现代中国无比雄阔壮丽的历史画卷，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四月爱国运动则标志着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正反合第三个发展阶段，在整合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与世界一体化发展相适应，开始了以东方文化复兴为主体的世界新文化运动，构成了新的世界现代史的起点。以往人类的所有文化复兴运动，都是只影响世界某些部分的区域性文化运动，而目前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新文化运动，以和谐相助的人性法则取代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重新构造世界组织体系，是这场世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无论就中国还是就世界而言，都意味着一个社会历史时期就要结束了，另一个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就要到来了，中国人民将再一次地站立起来。
从目前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爱国运动的反映上，也可以看出历史正在把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推上政治舞台。目前除中国左翼政治力量之外，中国所有其他政治力量全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这场爱国运动的对立面，结成了反人民反民族反文明的神圣同盟，用尽各种恶毒语言在咒骂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什么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义和拳暴民等等不一而足，努力把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扼杀在摇篮之中。这表明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全都抛弃了引领社会进步的旗帜。中国人民的利益诉求、中华民族的历史诉求，全都集中到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身上，中国左翼政治力量不再仅仅是一只阶级的力量，同时也成为民族的力量，再次担负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上曾经担负的双重任务。可见，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安排。并不是包括左翼政治力量在内的任何社会政治力量主观意志能够决定和改变的。
当然，这次爱国主义群众运动也有与五四运动不同的地方。当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换皮运动”，即脱掉自己东方文化的外衣，换上了西方文化的外衣，脱掉长袍马褂，换上西装革履，毕恭毕敬地迎接西方到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可是，经过近百年特别是最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国人越来越发现，西方到来的这两位先生很不地道，属于危害社会的伪劣假冒产品，使我们这个民族再次陷入了历史危局。所以，这次救亡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二次“换皮运动”，当然不是重新穿上过去的长袍马褂（敌人总是这样诬蔑左翼），而是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综合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制作出比长袍马褂和西服更好的衣服来，以此来温暖整个世界。由于它是把以前彻底丢掉的衣服拿回来重新改造，所以我们说它是东方文化的复兴运动，是对正在把世界带入死路的西方文化的批判运动。这是我们对这场运动性质的一个总的判断。
2，就其历史背景来讲，这次爱国主义群众运动的爆发，是中国经济殖民化危机加深的结果，是西方国家肢解和分裂中国战略图谋暴露的结果。可以这样讲，中国第一轮改革特点是私有化改革，第二轮改革的特点则是殖民化改革。殖民化是私有化的必然结果，二者又具有不同特点。私有化改革的剥夺对象主要是蓝领，而殖民化改革的剥夺对象不仅仅是蓝领，不仅仅是底层劳动者，而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白领也成为被掠夺对象，甚至一旦发生金融洗劫，白领的损失会超过蓝领。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白领感受到了日益迫近的威胁和压力，所以这次爱国主义运动才会在以白领为主体的海外华人中率先爆发，海外华人更加懂得金融洗劫对国家意味着什么，海外华人也更加懂得一旦国家被洗劫衰落，对海外华人意味着什么，所以海外华人才会在瞬间团结起来，形成波及全球的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目前中国经济殖民化危机加深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就是最近我们一直反对的银行控股问题。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已经由控制工商业等战略产业发展到控制中国金融业，其中控股中国银行等于是在经济上全面掌控整个国家。今天的银行不仅能够像传统银行那样通过存贷款业务控制全国企业，更主要的方面是可以通过衍生金融工具控制社会的全部财富，这是以往传统银行所不具有的功能。一个国家银行被外国控制，该国的全部社会财富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被洗劫一空，尼克•利森能够一笔交易输掉巴林银行，外资银行就同样能够一笔交易“输掉”整个国家的金融资产。并且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使银行成为了社会档案馆和信息资料库，国家党政机关、军队公安、事业团体以及个人的全部资料都集中在银行。银行落入外资手中，意味着整个国家从里到外完全处于裸露状态，甚至连军队调动、安全部门活动的全部信息都在外资掌握之中。国家丧失的已不仅仅是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丧失的已不仅是全部社会财富，甚至包括整个国家的行政主权和国防主权也都将彻底丧失。
所以美国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开放的国家，金融领域却壁垒森严，最近刚刚立法规定：善意投资不能超过10%；如果影响国家经济安全，1%投资都不允许。另一个大国俄罗斯同样壁垒森严，严守外资参股银行不能超过12%的法律规定，多年来美国一直以加入WTO相要挟，逼迫俄罗斯打开金融大门，俄罗斯宁可至今不加入 WTO，仍然坚守国家的金融业和战略产业，结果俄罗斯从这次石油价格暴涨和美元贬值中发了大财，一曲《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唱遍俄罗斯大街小巷。与美国、俄罗斯所代表的世界金融发展潮流完全相反的是，中国银监会却立法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并全面开放中国金融领域，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早上醒来，中国老百姓将会发现，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财富已经空空如也。真应了《红楼梦》中那句话：“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为他人做嫁衣裳。”
第二，就是操纵中国台独藏独等分裂势力问题。随着经济殖民化的加深，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越来越肆无忌惮，肢解中国的战略由以往的隐蔽状态完全公开化了，开始对中国实行历史上第二次肢解大手术，其标志就是公开操纵台独藏独等分裂势力，在领土上开始分割中国。今年3月份接连发生的台湾入联公投和藏独暴乱，就是开始肢解中国的外科手术。有人说，公投是民主的表现，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国家是13亿中国人民的国家，领土是13亿中国人民的领土，要公投也应该由13亿中国人民一起公投，而不能由分裂势力部分公投。如果谁想要独立就由谁公投来决定，照此逻辑推论下去，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投票宣布独立，然后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如此一来这个世界岂不彻底乱套了！可见，把如此荒唐的现象强加给中国人民只能说明一点，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眼里，中国再次变成了可以任人宰割的牛羊，所以才会要求在经济上控制中国，在版图上分裂中国。而奉行和平崛起的中国，却再次失去了反映能力。
2005年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态度十分明确，斩钉截铁地警告台湾，公投就意味着战争，这是不可容跨越的最后底线，是不可触犯的战争红线。可是3月22日，美国却操纵台独势力公然跨越了这一底线。可能有人会说，3月22日台湾举行的是加入联合国全民公投，不是台湾独立全民公投。其实两者完全相同，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宣布加入联合国等于是宣布是独立国家。美国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既不给中国“3.22”公投反映的时间，同时又给中国提供一个混乱中默然下台的台阶。不等“3.22公投”开始，就率先策划了“3.14”藏独暴乱，藏独暴乱更是一石双鸟，既让台湾成功跨越了公投底线，又使得西藏问题国际化了。不仅欧盟等主要西方国家纷纷公开支持达赖，连日本首相都多次对中国政府官员讲：“西藏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台湾国际化的问题还没反映过来，又冒出一个西藏国际化的问题，并且对方一直高举着一把巨锤，就是奥运会。你敢反抗我就砸烂你的奥运会，所以才有了“有计划”围堵奥运火炬的反华浪潮和自发捍卫奥运火炬的群众爱国运动。现在，美国一石双鸟的目的初步达到了，昨天中央政府已经答应和达赖进行谈判。这完全是在全世界面前逼迫中国政府打了自己一记响亮耳光，中央政府已经宣布了达赖集团在西藏进行的是打砸抢烧的暴力犯罪活动，既然已经定性是刑事犯罪活动，又怎么能够同刑事犯罪分子谈判呢？记得当初有个美国记者质问普京总统，为什么要使用武力而不同车臣谈判，当时普京总统十分愤怒地回答：“你先请本•拉登去美国白宫谈判以后再来询问这个问题！”
普京总统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退一步而溃千里，底线已破，再无立足之地。中央政府和达赖一谈判，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外国人向中国表示友好又多了一个筹码，以往表示友好的说法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现在又多了一个西藏，变成“台湾和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明天呢？会不会再变成“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照此演变下去，会不会有一天连北京上海都会被友好地表示为“中国内政”？或许有人会说，各国称“台湾和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是中国强大的表现。是这样吗？如果有一天，街坊邻居见到你都纷纷表示，你们夫妻做爱属于你家庭内政时，你会认为这是你家庭强大的表现吗？况且现在西方国家已不再仅仅说是内政了，而直接说西藏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如此欺负人政府能容忍，老百姓忍不了，于是便爆发了四月爱国主义群众运动。
如果站在中华民族百年基业的角度看，这场爱国主义运动更加伟大。中国未来发展的陆地资源，关键在新疆和西藏；中国未来发展的海洋资源，关键在台湾。操纵台独藏独疆独三大分裂势力，无疑构成了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三大死穴，从资源和地缘两个方面同时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如果不及早解决台独藏独问题，将会越拖越被动，越拖代价越大。但是，如果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被台独和藏独的是非纠缠住，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越陷越深。这里应该采取拿破仑的方法：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毛泽东当初就是用这个方法逼迫美国主动送回台湾的。本来这次爱国主义群众运动是一次逼迫西方国家退让，借机重新调整中西方关系的绝好机会，可是官怕洋人这一中国固有的历史逻辑却让中国再次错过了这个历史机会。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近代历史循环的不变轨迹：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
这次群众自发抵制法国家乐福就是一个典型，反映了洋人对中国老百姓相当畏惧。当老百姓发短信准备要抵制家乐福时，法国大使十分不屑地狂妄宣称：要运用法律手段去追究责任。可是第二天抵制运动一爆发，法国大使法国总统包括法国媒体都软了，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什么总统慰问信啊，慰问特使啊全到北京来了。可是到北京一看，北京的官员，北京的媒体，北京的学者，北京的警察，都在保护家乐福，都在声讨和批判参加抵制的群众缺乏理性，马上又恢复了原来的恶劣态度，立刻授予了达赖喇嘛巴黎荣誉市民的称号，狠狠抽了中国一记耳光。如果当时中国乘机对家乐福实行国有化，如同当初普京总统对霍多尔科夫斯基实行国有化一样，西方国家肯定会牺牲达赖修复同中国的关系。达赖对于西方国家来讲，除了能够用来制约中国之外没有任何用处，所以绝不可能为了达赖牺牲在华利益。
中国近代历史上形成的这个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百年怪圈，最终将会演变成三种结局：一种是政府联合百姓抵抗洋人，这是人民的选择；第二种是政府和洋人联合起来压制百姓，这是买办的选择；第三种是洋人和百姓联合起来改变政府，如同中亚颜色革命那样，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选择。最终选择何种方式打破这个怪圈，决定着中国最终是成为强大国家还是肥大国家。中国近代以来曾经两次成为肥大国家：第一次是被清朝洋务运动养得肥肥大大，引来了西方列强的联合宰杀；第二次是被民国初年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养得肥肥大大，引来了日本人的宰杀。目前中国是第三次处于了强大国家和肥大国家的十字路口上。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和国内买办集团，都在千方百计推动中国走上肥大国家道路，所谓经济发展观其实就是在催肥养膘，养肥了供人宰杀。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屡次经济发展的结果都是成为肥大国家，就是经济殖民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不想第三次走上肥大国家的发展道路，便有了四月爱国主义群众运动。
第三，就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仅仅是国内阶级掠夺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华民族掠夺的结果。本来，从十六届六中全会到十七大，中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生路线，特别是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五有社会，完全是现代版的“耕者有其田”，使全体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可是，还未等老百姓弄清楚什么叫“五有社会”，对中央民生路线的围剿就开始了。
一是舆论围剿，中国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打头，铺天盖地掀起了批判民粹主义的浪潮，所谓民粹主义就是“穷鬼”的代名词，和“穷鬼”这个称呼一样，既没有任何明确定义，又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创造了一个典型的富人环境，彻底颠覆了中央的民生路线。保护工人的《劳动合同法》一出台就遭到富人齐声讨伐，实施不到几个月，绝大多数工人还不知道什么内容，国务院法制办就追加了一个补充规定，《劳动合同法》便“出师未捷身先死”，除了作为司法考试的复习资料之外，再也没有人继续关注了。在铺天盖地围剿“穷鬼”的浪潮中，一些富人简直狂妄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里，一位肥肉中嵌满珠宝的富婆，手指着两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叫喊：“你们这些教授根本就不创造价值，完全是我们在养活你们”。显然，这位富婆的想法是真诚，问题是谁把老板养活教授养活社会的观念注入这个富婆大脑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老板都不会认为是他（她）在养活教授养活社会，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出现在中国？就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围剿“穷鬼”的文化。贫穷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种生存状态，而成为一种超过癌症的最可怕绝症，成为一种最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现象。
二是经济围剿，通过推高房价，通货膨胀，以及各个地方各个单位五花八门的所谓“改革创新”，彻底堵塞了老百姓走向“五有社会”的发展道路。
三是外资围剿，这是灾难最深重的围剿，外资通过各种“非经济非市场手段”，大肆掠夺中国财富，去年一年仅低价收购银行股的市场差价，就从中国获取财富超过万亿。外资掠夺财富不仅超过了中国每年新创造财富，甚至还掠去了一部分我们以往资源变现的财富。目前中国火山般喷涌的财富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当年劳动新创造的财富，其中大部分是以往资源变现的财富。外资占有新创造财富，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掠夺；占有以往资源变现的财富，是对我们子孙后代的掠夺。外资对中国财富的大肆掠夺，摧毁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同时还逼迫国内资本更加疯狂地压榨百姓。外贸出口就是典型，利润被外资拿走了95%，只给国内资本留下区区5%，内资斗不过外资，就只能更加疯狂地压榨工人，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牺牲工人的福利、健康乃至生命，来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最近国资委又在犯类似的错误，国资委规定从今年开始，央企（中央直属大型国有企业）老板的年薪要和利润挂钩。老板为了获取巨额年薪，必然是对外利用垄断地位高价掠夺社会，对内利用权力压低工资掠夺工人，如此一来老百姓就倒大霉了。以资为本的发展方式就是这样，外资打压内资，内资打压百姓。如果是以人为本就会形成相反逻辑，百姓挤压内资，内资挤压外资，形成财多民富国强的格局，现在则是财多国弱民穷。
上面我们谈的三个方面背景是客观因素。从主观方面来讲，四月爱国运动的爆发，与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斗争是分不开的，是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常年坚持斗争和宣传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年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坚持不懈地批判和揭露，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和影响，面对西方国家肢解中国的战略图谋，就不可能形成全民族的觉悟和警醒。大家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次爱国运动中“四月青年”用来反对西方图谋、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口号和语言，几乎全都是来自于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理论。这也是一个转折点，反映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已不仅仅是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代表，同时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代表。最近，像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北京大军观察中心、左岸文化网、草根网、威虎网等一大批爱国网站所代表的中国进步力量，正在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阵线，中国这个物欲横流的沉沦大地将再次燃烧起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燎原大火。四月爱国运动标志着被金钱和阴谋麻醉30年的伟大民族正在苏醒过来，中华民族国运的转折点将从这里开始，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又一次站了起来。
3，四月爱国主义群众运动的历史意义。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使海内外所有华人都意识到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四月爱国运动最首要的历史意义。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近年来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发出的民族呼号，当前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把这一呼号变成了全民族的共识，在这场捍卫奥运火炬的斗争中，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凡是有华人斗争的地方，就有这句最让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民族呼号。中华民族是一个能够从危机中不断崛起的伟大民族，大危机大崛起，小危机小崛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到了凤凰陧槃冲天而起的时候。这次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崛起，不仅要彻底改变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虎狼与牛羊的支配关系，还要彻底改变整个世界所有国家之间虎狼与牛羊的支配关系，为世界一体化发展提供一种和谐统一的共生关系。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民族共识，将会很快形成全民族的历史反思，反思我们为什么会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推动我们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又怎样才能安然度过最危险的时候。这就必然要涉及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质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东西方文化的评价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反思，将会不可避免地形成21世纪伟大的东方文化复兴运动，由此奠定人类未来千年发展的人文基础。当然，要形成全民族的历史反思，还需要买办集团和美国鹦鹉的帮助，没有这些反面教员的帮助，就不可能让中国人民完全看清解决危机的历史出路。目前爱国运动的爆发，主要是美欧这个反面教员帮了大忙，西方国家分裂中国的战略图谋帮助我们唤醒了人民。接下来全民族的反思，还需要国内买办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帮忙，帮助我们进一步教育人民。而这个反面教员一定会尽职尽责地完成这个任务的，他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通过改革30周年大庆，彻底否定毛泽东，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把中国彻底定性为是一个劣等民族，为实行经济殖民化提供新的指导思想。当他们轰轰烈烈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人民群众普遍觉醒的时候；相反，如果他们仍然像目前金融领域那样只干不说，倒是很麻烦的事情。不过他们的阶级本性和存在方式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如此做不可，否则他们的美国主子也不会答应。所谓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这个道理。
使全民族意识到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四月爱国运动的一个重大历史意义。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意识到危亡，也就一定能够战胜危亡。可怕的不在经济方面，不在社会方面，而在自然方面。社会危机解决起来容易，自然危机则很难解决。当初中国百年战乱百年腐败，社会腐烂透顶，可共产党一进城，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干干净净、朝气蓬勃的新中国。革命是道德的净化器，能在一夜之间把一个民族所有肮脏的东西都过滤清洗得干干净净。但是自然危机就不同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是亿万年演化的结果，具有难以恢复的不可逆性，一旦破坏便永久丧失。30年来全世界资本对中国的掠夺性毁灭性开发，已经把中国推到了自然环境崩溃的边缘。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被全世界的垄断资本集中开发30年，所有跨国公司无一遗漏地全都聚集中国疯狂淘金，几乎掏空了中国全部自然资源。中国不仅不反抗，反倒采取一切政策进行鼓励，至今仍然把来自民间的反对呼声视为反对改革开放的滔天大罪。
30年来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淘金矿，通过毁灭中国环境换来了西方国家的山清水秀。多年来欧盟为保护环境自己缩减焦炭生产，却逼迫中国增加焦炭出口，本来国际竞争是逼迫对方买东西，西方国家却倒过来逼迫中国卖东西，为什么，就是为了转移污染。德国鲁尔地区是世界著名的重工业污染区，通过向中国转移，目前德国鲁尔变成了一个山清水秀的风景区。整个民族生态环境的毁坏这个代价太大了，并且由西方国家造成的这个生态灾难要由中国人独自承担后果。这是中华民族将要面临的巨大考验。我经常在想，让中国付出整个自然环境来换取对人类正确发展道路的认识，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对中国人来讲肯定是代价太大了，但是如果能够从此改变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式，也不失为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上看，牺牲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总比牺牲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代价要小一些。主席生前多次讲，中国人民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是不是也包括这方面的贡献，承担整个人类转型代价的贡献。这大概也是中华民族将来领导世界的一个历史条件吧。
第二，有可能使中国躲过了一场举国动荡的颜色革命。趁奥运期间数万外国人聚集北京的机会发动颜色革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翘首以盼的绝佳机会。今年台独的“3.22”公投、藏独暴力事件，无一不是发动颜色革命的前奏。可是，这场爱国主义群众运动改变了美国设置的历史进程，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基本判断：无论西方国家在中国发动什么颜色的革命，最终结果都只能是红色革命。这就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只能放弃自下而上的颜色革命，转而寻求其它途径肢解中国。这次中国民间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与当初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纳什”组织，在阻止美国发动颜色革命方面，具有完全相同的作用，这让人再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完全蕴藏于民众之中。
许多人总是讲什么中国政府对美国很好，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这完全是家庭妇女的思维方式。美国战略目光的深远就在于，他不看你是什么政府，只看你是什么制度，只要你叫共产党，叫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定要干掉你！可以说，美国人的阶级斗争观念，绝不亚于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只是语言表达方式不同而已。虽然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了他一定要在中国制造动荡，在动荡中肢解中国，但是他有个底线，就是不能让毛派共产党人重新上台。不能让对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上台，是西方国家不可动摇的钢铁底线。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叶利钦时代放过俄罗斯，就是这个底线作用的结果。
当时西方国家在造成俄罗斯金融市场彻底崩溃后，本来想控制和肢解俄罗斯，日本乘机向叶利钦提出，要么归还北方四岛，要么听凭经济和社会全面崩溃。天天泡在伏特加酒里的叶利钦此时却很清醒，他十分坚定地回答：“政府只有守土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出卖国土的权力。要归还北方四岛也可以，必须进行全民公决”。日本人一听就火了，准备联手西方彻底掐死俄罗斯。就在此时，脚登长筒马靴身穿旧军服的日里诺夫斯基出现了，这位俄罗斯民族主义领袖，站在一幅巨大的壁挂式地图面前，天天对到访的外国人大谈瓜分欧洲、切割日本的宏伟设想，他认为解决北方四岛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日本的北海道也拿过来。整个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被这位 “民族狂人”惊的目瞪口呆，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逼俄罗斯了，如果再逼下去叶利钦肯定下台，而刚刚被推翻的共产党不可能重新上台，唯一可能上台的就是这位“ 民族狂人”日里诺夫斯基。这是西方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于是各种西方援助很不情愿地流向俄罗斯，特别是日本人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北方四岛没要回来还要积极援助俄罗斯。说句玩笑话，直到今天我都怀疑这个日里诺夫斯基和叶利钦是在唱双簧，故意吓唬西方人。不管怎么说，俄罗斯是一个特别幸运的民族，在历史上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特别幸运，幸运得让人羡慕让人嫉妒，每一次都是在即将被历史抛弃的最后时刻，突然出现一个或一批民族天才，带领俄罗斯重新飞跃在历史前列。所以1989年以后俄罗斯的社会崩溃了，经济崩溃了，金融崩溃了，但是她的资源和环境完整无损，她的民族自信和民族文化没有被摧毁，构成了今天再次崛起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反观中国，在没有发生社会崩溃金融崩溃的条件下，产业成为国际资本控制的产业，资源成为国际资本控制的资源，金融正在成为国际资本控制的金融，人民成为国际资本剥削的人民，至于支撑中华民族千年发展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更是被摧毁净尽。中国成为典型的国际奶牛，被西方国家挤奶喝血30年，现在又举起了宰杀的屠刀，准备通过颜色革命肢解中国。如果没有四月爱国运动爆发，奥运会将成为中华民族统一的最后挽歌。
第三，暴露了中国各种右翼政治力量反民主的历史本质。打着民主的旗号在政治上反对民权，在经济上反对民生，是30年来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一个典型特征。政治上反对民权，主要表现为对大民主等罢工权利的剥夺；经济上反对民生，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福利的剥夺；正是在反对民权、反对民生的“民主”建设过程中，精英集团越来越成为人民的主人，民主最终成为充当人民主人的代名词。虽然以往极端右翼政治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把老百姓剥夺的干干净净，但至少口头上还是叫喊要民主的。可是这次爱国民主运动一爆发，人民真的起来了，民主真的来了，那些天天叫喊民主的右翼势力却齐刷刷扔掉了民主的旗帜，如同疯狗般地对这场民主运动恶毒狂吠，用尽了各种最恶毒的语言，什么“疯狂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法西斯民族主义”“现代义和团”（他们把义和团看作是邪恶代名词）等等，把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骂得狗血喷头。还提出什么要“理性爱国”，什么叫“理性爱国”？无非就是要默默接受外来干涉，默默接受亡国事实，当初汪精卫当汉奸就是这个说法。可以说，这场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右翼政治势力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是他们将要彻底丧失群众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跳出来咒骂爱国民主运动的不是一部分右翼政治势力，而是包括改革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所有右翼政治势力。这就使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明朗化简单化了：各种本来十分复杂的政治力量，现在全都各就各位了；要么从属于爱国主义统一阵线，要么从属于卖国主义统一阵线，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这就使人民群众选择起来比较容易了，矛盾解决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矛盾的明朗化和简单化，是解决矛盾的必要条件。
当然，矛盾的简单化也意味着所有反动势力会自觉联合起来，国际反华势力、西方国家豢养的各种海外组织、国内买办汉奸势力、国外基金支持的大批美国鹦鹉、已在国外安排好退路的各类精英，包括自由主义者、地方豪强、贪官污吏、黑帮恶霸等，全都会在卖国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结成反共反华反人民反文明的反动神圣同盟，共同反对和围剿以毛派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政治力量。这次西方国家企图借奥运之机肢解中国阴谋的失败，使国内外所有反华势力共同认识到，毛派共产党人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不彻底铲除毛派共产党人，肢解中国将永无希望。所以国内外所有反动势力再次喊出了要全力反左的口号。他们一起叫喊，解放思想就是反左，并且不是一般的反，而是要杀开一条血路。上次解放思想是砸，砸掉铁工资铁饭碗，至少还留下一条命；这次则是要杀。砸和杀大有不同，砸掉饭碗，不过是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杀条血路则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当初“4.12”政变蒋介石把共产党人杀得血流成河，此前都没敢公开喊杀，现在南方系报刊代表的右翼媒体，却是公然杀声一片，涌动着阵阵血雨腥风。
他们对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仇恨的确是不共戴天，如果不是这次国内外全面爆发的爱国主义运动，他们本来肯定会像中亚国家和乌克兰那样获得成功的，眼看着到手的天下被左翼政治力量领导的爱国运动给毁了，怎能不咬牙切齿萌动杀机！此前他们推进的很有章法，台独藏独一东一西同时起事，南都报和中青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海外通过围堵奥运火炬形成国际势力和国际舆论，把北京变成国际愤怒中心；届时各路人马齐聚北京，加上以游客身份潜入北京的西方准军事组织，一声炮响占领广场；美欧的华人流亡组织乘机打着“中国人民”的旗号要求国际干预，拿下中国简直易如反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们什么都算到了，唯独丢掉了颜色革命最关键的环节：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仅倒向了左翼政治力量，甚至走在了左翼政治力量的前面。恼羞成怒的右翼势力喊出了要用暴力手段镇压左派的口号。本来为了准备颜色革命，右派天天叫喊反对政府暴力干预政治，最近右派媒体却强烈要求政府镇压左派，甚至大骂政府为什么还不对左派实行暴力镇压，充分暴露了他们穷凶极恶的血腥本质。可以说，目前中国的极端右翼势力，已经完全超出了革命反革命爱国卖国的政治范畴，是一帮反人类反文明的凶残野兽，是一帮灭绝人性的恐怖匪帮！四月爱国运动加速暴露了他们凶残的野兽面目，形成了中国左右政治力量强弱转换的转折点，中国右翼政治势力将由此走向没落，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将由此走向强大。这是四月爱国运动的又一个伟大意义。
二、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条件
前面我们讲，这场爱国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标志着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正在登上历史舞台，所谓登上历史舞台是指中国左翼正在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领导力量。一种政治力量能否成为社会历史的领导力量，关键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要素，而在于能否代表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能否肩负起现阶段历史提出的各项任务。历史对现实政治力量的选择，不在于谁表面力量强大，而在于谁拥有未来拥有希望。历史的镰刀只会收割即将落地腐烂的成熟果实，而绝不会割断茁壮成长的希望幼苗。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就是这样一颗茁壮成长的历史幼苗。决定她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主要条件，是历史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民族崛起的要求，以及东方文化复兴的要求。下面就这四个条件简单说一下。
1，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决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不同于自然历史发展进程，它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人类活动实现的，是通过社会先进分子和先锋集团的努力奋斗实现的。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是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潮流。可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却把中国推上了背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
一是经济上的私有化背离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轨道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先是用国家所有制克服私人所有制野蛮血腥的弊端，然后再用社会所有制克服国家所有制僵化惰性的弊端。这是人类社会几百年探索的结果，是几百年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形成了公有化——集团化——私有化的发展道路，先是把公有制变成官僚集团占有制，然后再把官僚集团占有制变成权贵私有制。权贵私有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私有化，它只承认权贵的私有化，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个人的私有化。比如住房，中国住房的私有化程度世界最高，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居民住房的土地、外墙和屋顶却不属于房主，而属于地方官僚。中国老百姓用世界最高房价买到的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二是政治上的官权化背离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政治模式的发展轨迹，是由集权政治到集团政治再到大众政治的发展过程，即集权政治——集团政治——大众政治，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成果。人类先是遭受权力集团的统治，后来又是资本集团的统治，目前世界正经历着由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伟大历史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如同《国际歌》所唱的那样，是人类摆脱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最后的斗争”。本来中国应该是走在世界历史转变前列的，中国曾是当今世界中唯一既消灭了资本集团统治，又找到了约束官僚集团方法的国家。可是后来却在改革的旗号下人为造就了两大集团：权力无边的官僚集团和血腥无边的资本集团，并通过权钱交换形成了两大集团的内在联合，垄断了社会所有资源，包括机会资源和希望资源。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遭受两大集团同时统治的国家，封建社会人们只遭受权力集团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只遭受资本集团的统治，目前中国人民则是左肩上骑着权力集团，右肩上骑着资本集团，政治上被权力集团剥夺的干干净净，经济上被资本集团榨取的一无所有。同时控制权力和资本的地方官僚成为社会的主宰，官权化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极端。
三是突破了现代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着不可突破的人类文明底线。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进行南京大屠杀，却没有进行东京大屠杀；德国纳粹可以把大批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却没有把大批雅利安人送进毒气室；就是底线的约束作用。现代社会的文明底线在哪里？就是罢工自由和福利制度。这是现代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可以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却不敢取消罢工自由和福利制度；包括许多封建专制笼罩的世界文明的偏僻角落，都没有突破罢工自由和福利制度的文明底线。可是中国却在改革的旗号下突破了现代文明的最后底线，脱掉了罢工自由和福利制度的最后裤衩，将人类剥削社会最丑陋的地方赤裸裸地暴露在世界文明面前，把文明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民族变成了文明世界批判的对象，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点着中国人的脑门教训什么叫人权，煌煌千年礼仪之邦居然落到了未开化野蛮人的悲惨地步。
政治文明的倒退毁掉了这个民族的自信和力量，再次沦为西方国家联合围猎的对象，只是这次宰杀不是以瓜分领土的方式，而是以制定规则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就掠夺财富的规模来讲，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掠夺。直到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才明白，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是指政治上的落后，而非经济上的落后，过去完全是被以阴谋起家的改革精英欺骗了。造成中国政治上再次落后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化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之所以率先在中国造成可怕灾难，是因为西方国家持续数百年掠夺的巨额财富形成了国内阶级力量均衡的物质基础，一旦维系力量均衡的物质基础发生动摇，西方社会立刻就会变成血腥的动物世界。三年前卡特丽娜风暴瞬间把美国新奥尔良市变成抢劫强奸的人间地狱，把当地一些市民变成灭绝人性的疯狂野兽，就是典型例证。中国引入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又不具备对外抢劫的条件，便形成了工业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对内抢劫，这种对内抢劫的结果就是富人成为野兽，穷人成为牲口，整个社会兽性化了。并且不是兽性化为虎狼，而是兽性化为牛羊，这是中华民族尤为可悲的地方。
现在，要摆脱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恢复社会的人性法则，就只能重建经济社会化、政治大众化、生活福利化的社会制度，首先就是要实现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五有社会，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并且社会也具备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这个历史任务只有依靠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才能完成。去年十七大提出的五有社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内容，是新的中央民生路线的核心部分，是贯彻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社会和平转轨的关键环节。可是从去年十七大到今年两会，仅仅半年时间，让老百姓无比振奋令老百姓望眼欲穿的五有社会目标，便无声无息地从所有政府部门中消失了，好像十七大确立的民生路线根本就不存在。全国党代会政治报告确定的路线不到半年便被默默废除，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事例客观上说明当今中国，离开中国左翼政治力量，任何社会进步都很难推进，包括党中央的决议。这次抵制家乐福就是典型，青年学生只不过是喊几句爱国口号，没有提出任何诉求，就招来了除左翼之外所有政治力量的反对和咒骂，甚至在家乐福门前拿国旗都要没收。这说明在当今中国，哪怕是像抵制一家外国商场这种极其微小表面的社会进步，都不能被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所容忍，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推动。
可能有人会说，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并没有直接参加四月爱国运动，也没有组织和领导抵制家乐福的具体活动，怎么能说是四月爱国运动是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呢？前面已经解释过，这主要是从历史诉求的角度来讲的，四月爱国运动提出的民族救亡任务，只有中国左翼政治力量能够完成，所以标志着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就如同说五四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同样的道理，五四运动是没有工人阶级参加的学生运动，为什么说标志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呢？也是从历史诉求这个角度来讲的，五四运动提出的民族救亡任务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所谓历史的选择就是这个意思，是当时的历史选择了无产阶级，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又选择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
2，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中国人民的现实选择。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同样，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决定各种政治力量互相消长的根本因素。这次四月爱国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自发性质，纯粹是一场自发的爱国群众运动，没有任何自觉的政治力量进行组织和领导，甚至连自发的民间组织都没有。历史上任何一场自发运动，只要没有先进的政治力量来领导，最终都只能会变成一场盲目的破坏运动，不可避免地最后以悲剧收场，其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也往往仅局限在警世作用上。所以列宁讲，工人运动如果没有外部马克思主义的注入，就只能变成工联运动，在中国则往往会变成流氓无产者的痞子运动。那么义和团带有不带有盲目性？确实带有盲目性，它的反帝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确实带有很大盲目性，就是因为没有先进政治力量的领导。不仅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任务，自己也再次重复了历代农民起义最终怒目苍天饮恨亡的悲剧结局。可见，虽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人民并不是自发地创造历史，而是在先进政治力量的带领下创造历史的，没有先进政治力量的带领，人民只能是一盘散沙，人民的反抗也只能是遍地星火，而不可能形成刷新历史的燎原大火。人民和先进政治力量的关系，如同火药和雷管的关系：如果没有雷管的引导，火药要么是散落地上任人践踏的尘土，要么是烧毁一切的盲目大火；而如果没有火药，再精巧的雷管也只不过是一个没用的废物。这次爱国运动表明人民已经觉醒了，随着外资对中国越来越大规模的毁灭性掠夺，海内外各种自发的爱国力量将会越来越发展壮大，类似四月风暴这样的民主运动将会越来越多，这就在客观上需要先进政治力量的领导，只有在先进政治力量和先进理论的领导下，群众爱国运动才能由自发的运动变成自觉的运动，才能由盲目的破坏力量变成自觉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客观要求。刚才已经讲过，一个强大民族崛起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这个民族的精英阶层充满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豪感，充满拯救世界的理想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这个精英阶层可能会犯傲视世界各国的错误，却绝不可能成为崇洋媚外、屈膝卖国的买办汉奸集团。显然，目前中国的精英集团不仅不能承担起大国精英的角色，甚至已经完全堕落成为西方反华势力豢养的政治走狗和民族自虐的文化太监，这个精英集团存在的全部价值，就是穷尽各种方式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东方文明是一种劣等文明。它又怎么可能担负起国家强大和民族崛起的历史大任！此前我们一直在讲，欧美各国的右翼集团都是民族主义者，能够担负起捍卫国家利益的任务，唯独中国的右翼集团卖国，让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两付历史重担同时落到了左翼政治力量肩上，使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成为实现国家强大和民族崛起的中坚力量，左翼强则国家强，左翼弱则国家弱，左翼灭则国家亡。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共和国未来强大的国运，全都集中到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身上。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崛起，需要有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充满自信的强大集团，而目前中国对国家和民族充满文化自信的，除中国左翼政治力量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种政治力量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已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最后依靠力量，已成为当今中国始终坚守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的唯一政治力量，并且在文化自信和理想主义热情方面，完全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强大国家中最优秀的政治集团。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关键因素。
从目前中国三大政治力量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未来国运的昌盛只剩下中国左翼政治力量这唯一的选择了。目前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是由官僚组成的国家政治力量。由于遭受到政治腐败、经济买办和学界汉奸三种毒素的严重锈蚀，无论在传统文化还是在现代意识形态方面，它都越来越丧失存在的基本自信，面对西方的文化冲击和政治图谋，不仅越来越没有招架之力，甚至正在被西方国家推到文明法庭的被告席上。这次在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被动员起来反对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虽然它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拥有国家政权和全部资源，但是如果没有一场内部的自新运动来清除腐败和恢复健康，它将很难带领这个民族走出困境，实现民族崛起。目前中国第二种政治力量，是由权贵资本、买办汉奸、叛党邪教，以及那些卖国的自由主义学者组成的极端右翼集团。由于中国极端右翼集团已经被西方国家所收买所控制，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殖民化和最终肢解中国的政治工具，不仅不可能带领民族崛起，甚至是阻挡民族崛起的最大反动势力。这样一来，带领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大任，就只能由第三种政治力量——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来完成了。或许有人会说，如果中国左翼力量也不行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已没有了怎么办的其它任何选择，如果真的是中国左翼政治力量也不行，那么等待这个民族的唯一命运，就是解体完蛋。中华民族将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后一个消失的古老民族。但是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出现，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经历过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物欲泛滥两个极端环境锻炼的政治力量，是唯一见证过天堂地狱两个人类极端命运的政治力量，仅凭这一点，他就一定能够带领中华民族战胜危机，实现民族的世纪性崛起。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与以往历史上所有强大国家崛起的根本不同在于：以往历史上所有强大国家的崛起都是战争崛起，都是在其他国家毁灭和灾难的基础上崛起；而中华民族的崛起将有可能开创和平崛起的先例。和平崛起意味着文明和发展的阳光，将不再是仅仅照耀在少数强大国家头上，而是要照耀在所有国家头上，不再区分这些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强国还是弱国，他们在文明和发展方面都将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就是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国家观、民族观，以及关于世界一体化的根本观点。所以，目前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将有可能彻底改变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悲剧命运，用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和掠夺，用和谐互助的人性法则代替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按照人性法则重新构筑世界秩序和一体化规则，让人性和文明的阳光照耀在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头上。（接二）

当前形势和中国左翼的任务(二)
——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
张宏良
正是基与这一点，我们说中华民族的崛起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关乎人类命运的根本发展方向。目前这一改善人类命运的世纪重担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肩上，如果说21世纪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中国，那么中国的发展则取决于中国左翼政治力量。21 世纪的世界看着中国，21世纪的中国看着左翼。因为中国左翼代表着一种先进文化和健康生活方式，这种先进文化和健康生活方式，是人类摆脱危机恢复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随着历史重担落在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肩上，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也将越来越集中于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身上，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正在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国内权贵资本、官僚买办集团、各种汉奸力量，以及贪官污吏、流氓恶霸等一切人民敌对势力疯狂仇恨的对象。中国这些极端右翼反动势力对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和对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正在彻底堵塞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道路，把目前中国社会激烈的思想斗争转化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对此，中国人民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
4，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东方文明复兴的历史需要。我们一直在讲，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是 21世纪最重要的历史特点，并且这两个历史任务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说的东方文明的复兴，是指在融合东西方文明优势的基础上，东方文明将取代西方文明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这既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文化前提。
一方面，就世界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世界一体化发展意味着世界60亿人将住进统一的“地球村”，形成大同世界的文明起点。既然大家住进了统一的地球村，就必须有统一的“村规民约”，有统一的价值观，创造出与“地球村”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这就是和谐共生的东方文化，并且只能是东方文化。因为西方文化的本质特点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和征服，它适合于杀戮和掠夺的工业社会，却根本不可能形成和谐的“地球村”生活。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是背弃人类文明的一种异化状态，只能把世界变成狼与羊之间的宰杀关系，而不会形成和谐共生的统一体。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就是西方文明危机的反映，反映世界开始进入了文明转型期，由征服掠夺的西方文明，向和谐共生的东方文明转变。东方文明和谐共生的本质属性，将使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共享财富增长和文明进步的发展阳光。
另一方面，就中华民族崛起来看。中华民族崛起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能够创造出既反映当代世界发展要求又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的政治文化和先进的生活方式。这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崛起的先决条件。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不能为世界提供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先进的政治文化、先进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实现历史崛起。世界大潮潮起潮落，强大衰亡交替循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百年间，其实质，是人类文化不断实现自我更新的一种方式，衰亡国家裹着腐朽文化进入历史坟墓，强大国家披着新生文化登上历史舞台。西方国家主导世界数百年的奥秘就在于此，西方国家将要退出世界文明主导地位的奥秘也在于此，中华民族将要崛起的历史贡献还在于此。这种历史贡献就是大众政治，大众经济，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生活相适应的健康生活方式。
人类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精英统治的历史，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民主，精英自由等等，精英控制了人类社会的整个舞台，人民大众则仅仅是台下的看客，最大的民主权利就是为台上的某一政治角色叫喊喝彩，一旦超出这一范围靠近舞台，立刻就会遭受到残酷镇压。精英统治下的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唯一区别，就是专制国家不允许台下喝倒彩，民主国家允许台下喝倒彩。但是，把民众的政治权利永远锁定在只能喝彩的看客位置上，则是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共同特征，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用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用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用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就是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让人民大众成为社会舞台的主人，而不仅仅是历史舞台的看客。
而今天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具备了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物质技术基础：现代股份制和金融证券业的发展，奠定了大众经济的物质基础；网络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大众政治的技术基础；基因技术和现代生物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并且，新型产业的发展不仅奠定了消灭精英统治，实现大众政治的物质基础，同时还提出了消灭精英统治的迫切要求：要么消灭精英统治制度；要么消灭人类自身；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比如，一旦把基因技术用于精英统治，就会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差别变成自然界的物种差别，人类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中华民族创造的大众政治的意义就在这里，防止精英统治运用新技术把人类推向毁灭，保证新技术沿着造福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可以说，20世纪以前工业社会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斗争；21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主要不再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斗争，而主要是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之间的斗争。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提出的要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就是既要彻底消除专制政治，又要反对建立精英政治，要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百姓和精英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利——无论是当权者还是老百姓，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都拥有表达政治诉求的机会和权利。而今天体制内外围绕民主展开的斗争，则仍然是精英民主内部不同模式之争。体制内政治集团强调的党内民主其本质是权力民主，体制外政治集团强调的宪政民主其本质是资本民主，双方都是把广大民众排除在外的精英民主。虽然双方之间彼此不共戴天，不惜动用坦克将对方置于死地，但是面对人民群众拥有四大自由的大众民主，双方立场则完全一致，会立刻双剑合璧地杀向大众民主。大众民主的难产就在于此：她不是反对某一种精英民主，而是反对一切精英民主；如果只反对某一种精英民主，还会得到其他精英的支持；中国自由派反对权力民主的斗争之所以能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就在于自由派把中国变成支离破碎的前景符合美国等西方精英的利益；而反对所有精英统治的大众民主，则必然会招致所有精英的疯狂仇恨；在人民大众没有充分觉醒之前，大众民主的力量必然极其幼小稚嫩。惟其幼小稚嫩，才更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辉煌未来。
当今世界文明的转型，不仅仅表现在价值观和政治文明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如果说以往工业社会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那么眼下这场金融危机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危机。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越来越大量地投入到与商品实用性完全无关的虚荣性成本方面，超越人性化需求的穷奢极欲，依赖过度透支形成的虚拟财富，为满足极少数人的兽性化需求而形成的黄赌毒环境，除了刷新财富排行榜没有任何意义的环境和资源的毁灭性开发，所有这些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腐朽生活方式，正在把人类推向毁灭。金融危机不过是历史自我矫正的一种方式，然而，如果没有新的生活方式来替代，仅仅通过自发性危机来实现自我矫正的作用微乎其微。所以，必须要用健康朴素的东方生活方式取代穷奢极欲的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东方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够使人类摆脱危机，就在于她对生命和幸福的理解与西方完全不同。在东方文化看来，生命本质上属于一种精神现象，幸福本质上属于一种主观感受，可以通过对个人及人类自身的调节实现生命的完善和幸福的感受。而在西方文化看来，生命本质属于物质现象，幸福取决于对外界的征服和对外物的占有，所以才形成了生产力论和“白猫黑猫论”，把社会变成了物欲横流、肉欲泛滥的魔兽世界，造成环境和资源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
而在当今中国，能够为社会提供一种健康朴素、充实幸福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唯有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其他两种主要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其本身就是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完全承袭了封建文化的中国官僚权贵集团，把本来就已穷奢极欲腐朽糜烂的封建生活方式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变态程度；而引领西方文化扫荡中国的文化精英和买办集团，则把本来仅限于封建集团内部的腐朽生活方式推向整个社会，把原本只存在于青楼妓院的妓女，普及成为充满大街小巷的“小姐”，以便在肉欲满足方面实现充分的民主自由。这两大腐朽的政治力量正在一个从深度，另一个从广度方面把中国推向堕落和毁灭。他们极端堕落的腐朽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拥有前途和未来，不仅没有前途和未来，并且只有消灭他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才能拥有光明的前途和未来。中国左翼政治力量之所以能够为社会提供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是在于她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人民大众是最干净的社会土壤；二是在于她继承了集5千年文明之大成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一种政治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先进的政治文化、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力量，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依靠力量，也是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拥有辉煌前途的根本保障。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既经历了前30年“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熏陶，又经历了后30年极端物欲泛滥、人面兽心社会的毒火冶炼，天堂地狱游历一遍，尽览东西方文化的优点缺点，是当今世界唯一见证过两种极端生活环境的政治力量，最有条件担负起社会文化转型和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任务。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向世界提供先进的生活方式，世界才选择了我们。目前中国商品走遍天下的过程，就是天下在认识中国和接受中国的过程。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是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极少有的一个干干净净的政治力量，正是因为她自身干干净净，才有可能带出一个干干净净的政党，带出一个干干净净的国家，带出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
中国所有左翼人士都应该十分珍惜和保持干干净净的左翼形象，象胡锦涛主席讲的那样，干干净净地为人民做事情。现在要干干净净做事情，将来成为中国领导力量以后仍然要干干净净为人民做事情。中国左翼政治力量能否做到永远干干净净呢？完全能！因为我们找到了或者说主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保持干净的法宝，就是人民民主。不再是抽象的形式民主，不再是少数人的精英民主，而是由人民直接制约各级官员的人民民主。前苏联等官僚统治集团之所以解决不了政府腐败的问题，就在于只是研究政府如何掌权；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解决不了精英腐败的问题，就在于只是研究精英内部如何分权；双方都在研究如何用权力去统治人民，区别只在于统治方法不同。而中国左翼政治力量与前两种政治力量的本质区别在于，不是研究如何统治人民，而是研究如何由人民来统治。人民的权利不再仅仅是决定把手中的选票投给精英集团控制的哪个总统候选人，而是有权直接制约所有官员，特别是有权制约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就从根本上创造了领导者干干净净做事的制度基础。
三、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历史任务
目前，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左翼政治力量面临着四个方面的历史任务。
第一个任务，仍然是反对三座大山的斗争。目前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主要是两个三座大山，一个是政治上的三座大山，一个是经济上的三座大山。政治上的三座大山仍然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上的三座大山是住房、医疗和教育。政治上的三座大山是根源，经济上的三座大山是结果。中国人民再次被压在两个三座大山之下，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反复性和曲折性，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30年后夹着皮包又回来了。
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举世瞩目，中国资源变现的无边财富举世瞩目，而中国工资占GDP比重之低也是举世罕见，中国居民在社会财富火山般喷涌的同时丧失了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更是举世罕见。那么，中国火山般喷涌的财富哪里去了？很简单，都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占有了。中国经济变成了洋人经济加官人经济。如同中国股市一样，洋人发了大财，官人发了大财，只有中国民众赔得血本无归。仅外贸一项西方发达国家从中国攫取的财富就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按照1：20的中外利润分配比例，中国积累2万亿外汇的同时为西方国家贡献了40万亿美元的利润，相当于3百万亿人民币；按照我国6%的平均利润率折算出的商品数量近5千万亿，分摊给13亿中国人每人超过380万，每个家庭超过千万元。中国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换来的是什么？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被称为美元的一堆废纸，并且这些美元又以购买美国债券的形式回流到了美国，中国除了参与其中的极少数官僚买办发了大财之外，国家和百姓最终都是两手空空。

可以说，今天西方国家对中国财富的掠夺，远远超过当初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只是掠夺形式发生了变化，由当初的领土占领和军事掠夺，变成了现在的规则占领和资本掠夺。通过制定和强加规则来掠夺别国财富，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帝国主义统治方式。中国老百姓经济上的三座大山，就是这种新的帝国主义统治方式的结果。这些夹着皮包回来了的新的帝国主义，在掠夺中国资源的疯狂性、压榨中国工人的残酷性方面，远远超过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那些老牌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同样的商品，在中国销价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同样的工作，中国工资甚至不到其西方国家工资的百分之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濒临破产的经济危机条件下，工人小时工资还超过78美元（由此导致美国国会否定了美国政府对汽车公司的财政救助方案），而中国的可口可乐公司支付给工人的小时工资仅大约0.4美元，相差几乎2百倍！这是自贩运非洲黑奴时代结束以来，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如此悬殊的劳动力价格。用中国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维持和推动了西方国家高消费低物价的现代生活，而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却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中国资源变现和劳动创造的惊人财富，能够养活美国养活欧洲，却难以养活自己的百姓，这就是经济殖民化的必然恶果。
对于经济上三座大山的态度，社会矛盾比较简单，左右两派旗帜鲜明、尖锐对立，左派反对，右派叫好。对于政治上三座大山的态度，社会矛盾则十分复杂，各种政治力量彼此纠缠在一起。由于目前中国的殖民化只是经济上的殖民化，并非是全盘殖民化，与西方利益相联系的极右翼势力，便要在经济殖民化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现政治殖民化，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和中央集权。他们依靠西方国家向共产党摊牌亮剑，要共产党改旗易帜，扔掉镰刀斧头组成的党旗，降下五星红旗代表的国旗，允许分裂势力完全自治，把中国变成一个松散的联邦。到时，各地外资立刻转化成为各国在华势力，彻底掏空中国资源，把中国变成国际垃圾场，然后任凭13 亿中国人民自生自灭。与极端右翼政治势力的判断完全相反，部分左派则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性质已经改变，必须彻底推翻。如此一来，部分左派与极端右翼政治势力从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走到了一起，形成了部分左派与右派合流的复杂现象。并且双方都打着十分漂亮的旗帜，右派打着人权的旗帜，部分左派打着人民的旗帜，矛头都一样，就是推翻中国现有政治制度。
极端右翼政治势力要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很简单，他们通过经济改革抢劫了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必然要建立资本对社会的绝对统治，推翻现有政治制度，建立西方的宪政制度，西方宪政制度是资本统治的最佳政治模式。可是同样要推翻现有政治制度的部分左派却很少回答这个问题：以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取代现有政治制度。许多左派会信誓旦旦地说，要重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其实，目前中国仍然是毛泽东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只是其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官僚买办的复辟，不是像欧洲那样是通过改变政治制度实现的，而是在保留原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恢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地位，不能依靠推翻现有政治制度，而只能是恢复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西方国家十分清楚这一点，国内极端右翼政治势力也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一定要推翻现有政治制度，防止中国政治制度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原有功能和性质。而部分左派的关键问题，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是真继承还是假继承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这份政治遗产。可以说，毛泽东留下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决策，政治协商会议的精英主导，人民政府的执行机构，是世界历史上最先进最有效的权利制衡系统，是唯一能够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政治最干净、公平和效率结合最好、社会最朝气蓬勃、人民最扬眉吐气的国家，依靠的就是这个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一旦被推翻，要想重建将又是一个流血千里的内战过程。作为对国家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应该坚决维护毛泽东创建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恢复其原有功能和性质，以此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实现人民利益。
中国遭受侵略杀戮的历史和面临西方国家干预掠夺的现实，要求一定要处理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这是与欧美等国家所不同的特殊矛盾。前面我们曾经谈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国中的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右派属于爱国力量，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力量，这些国家左派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只维护人民的利益就可以了，所以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很少谈到左翼的民族主义任务。而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右派卖国，中国的左派就必须同时挑起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两付重担。而在绝大多数历史情况下比如目前，这两个任务又是互相矛盾的，这就必须处理好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否则就会给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同时造成惨重损失。可以说，就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来讲，目前中国又回到了八国联军和抗战时期那种状态，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家利益就没有人民利益，一旦国家分裂，人民将陷入最惨烈状态。所以国家完整和民族统一，是当今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只有在保住国家完整和民族统一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如何实现人民的利益。为什么会在中国很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巨额财富流向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过控制中国的精英集团，用各种不合理规则束缚和损害了中国主权，在中国身上插满了财富吸管，把中国变成了西方国家可随意取用的免费提款机，变成了西方国家共同享有的国际奶牛。大家想一下，在中国表面还完整统一的情况下，都会形成外资对中国人民的随意掠夺，一旦中国主权丧失民族分裂，恐怕中国人民损失的将不仅仅是财富，而是生命本身。
第二，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要总想着领导人民，而是要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随着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和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历史兴起，左翼政治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究竟是人民内部形成的先进力量，以及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还是独立于人民之外，并且把人民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工具？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最大前途，或者将成为拥有特殊利益的各类帮会组织，或者将成为极其松散的派别团体，既不可能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谋取到任何利益，充其量也就是时代变革大潮中飞散的政治泡沫，不会留下任何积极的历史痕迹。许多左翼人士不顾人民疾苦，不管人民利益诉求，完全沉湎于自己心目中社会主义旧有模式的政治自恋之中，幻想着由人民流血牺牲去实现其政治梦想。这些政治梦游症患者不懂得人民是最具政治智慧的伟大群体，凡是想利用人民的政治力量，肯定会被人民所抛弃。特别是目前中国人民最为痛恨的就是蒙受30年的历史欺骗，刚刚从改革教的历史欺骗中觉醒过来的中国人民，绝不可能再次被任何人骗做政治工具。凡是不去想我能为人民做什么，而总是想让人民跟我干什么的人，哪怕是出发点和个人情感十分高尚，在损害人民利益方面，也和那些改革教的政治骗子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主席生前最为强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当前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目前中国人民最迫切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就是渴望从住房、医疗、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当今社会也具备了解决三座大山的物质基础。就拿住房来说，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米，三口之家的平均住房面积达到90平米，人均住房面积大大超过日本，完全具备了居者有其屋的物质条件。现在住房成为压迫民生大山的根源，完全是中国官僚、开发商和外资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结果。中国各级官僚建立起来的土地财政，把70年的地租一次性打入住房成本，再加上各级官僚索贿的腐败成本，仅这两项就超过住房价格的三分之二。这些本来属于人民的土地却被官僚高价卖给人民，官僚贪婪的血盆大口又刺激了开发商和外资同样疯狂的贪婪，于是在武警枪口的支持下，住房价格如火箭般窜升。老百姓买不起怎么办？又成立城管执法大队，禁止老百姓住在街头，逼迫老百姓把未来 30年的收入以契约形式交给官僚、开发商和银行。这种逼迫百姓贷款买房的做法完全是变相卖身为奴，人生工作总计不过40余年，踏上社会那天起，就把其中 30年提前卖给了官僚、开发商和银行。并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卖掉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30年也仅仅只够满足月供，首付房款还需要父母那一辈再献出终生的积蓄。如此残暴野蛮的住房制度，再加上同样残暴野蛮的医疗和教育制度，把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完全压缩到了奴隶时代，并且变成了自觉自愿的奴隶：自觉自愿地去拼命赚钱，自觉自愿地去拼命省钱，自觉自愿地把拼命赚来和省下的钱再通过银行献给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中国老百姓真正达到了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的至高佛家境界，从生到死都是四大皆空。正是中国老百姓自觉自愿的奴隶式消费和四大皆空的财产境界，有效维持了中国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流向欧洲，流向与中国老百姓无关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十七大提出建设五有社会的口号才如此振奋人心，十七大的“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反映了当今中国老百姓最迫切最基本的民生要求。在此之前我们就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幼者有其学，老者有其养”的口号，一直被官僚买办和汉奸学者骂做是蛊惑人心的极左口号。现在这个口号变成了党中央的民生路线，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应该全力拥护这一路线，在此基础上形成党中央与民众的强大合力，把中国老百姓的消费从三座大山之下释放出来，让人民有能力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当人民的消费能力达到能够共享发展成果时，才有可能切断中西方之间形成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变外向型经济为内需型经济。可见，建设五有社会具有改变殖民经济突破口的重要作用，海内外所有政治力量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看到党中央建设五有社会的民生口号，还不到半年时间就被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删除时，我们自然表示坚决反对，坚决要求贯彻党中央建设五有社会的民生路线。可是我们却遭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强烈攻击：右派攻击我们维护民生路线的主张是维护专制，认为应该提倡的是民主自由；一些左派攻击我们维护民生路线的主张是宋江投降，认为应该追求劳动人民的政治解放。在这个问题上，又形成了左派右派完全合流的现象：都是高喊十分漂亮的抽象口号，一个高喊民主自由，一个高喊政治解放；就是不管老百姓的现实疾苦。右派不管老百姓的现实疾苦，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毫不奇怪。一些左派也不管老百姓的现实疾苦，主要是没有摆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只考虑让人民去做什么，而不考虑去为人民做什么。
纵观历史就会发现：凡是革命的先进的政治力量，其口号总是具体的现实的；相反，凡是反动的落后的政治力量，其口号总是抽象的空洞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反动的落后的政治力量不敢公开其真实目的，所以总是用抽象口号加以掩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学者文人表现得最为恶劣，当人们拼命去制止流氓强奸时，他们在旁边大谈性爱的重要作用，孤立地来看，他们的抽象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个完全正确却比流氓本身更加可恶！中国伦理中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学者，之所以舅舅不喜老娘不爱地总是没有地位，也在于总是干这种没有人格的卑劣勾当。不仅统治集团不喜欢他们，老百姓不喜欢他们，甚至连妓女强盗都蔑视他们，像杜十娘、李香君等伟大的女性形象，都是在知识分子的反衬下树立起来的。水泊梁山就一个知识分子，还起了个名字叫吴（无）用，就是告诉人们知识分子没用。如果真的没用也就罢了，偏偏是没有好作用只有坏作用，如果不是这个吴用整天和宋江在一起嘀咕着投降，梁山好汉们至少能多过几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日子。
目前中国左右翼之间的斗争还处在思想斗争阶段，思想斗争阶段主要是双方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并不是存在于人民大众之外的独立政治力量，而是人民大众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民大众的大脑，代表人民大众的良心，是人民大众观察问题的放大镜和显微镜，是人民大众谋取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所以，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总是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反映的总是人民大众的具体苦难和要求。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具体苦难和要求，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反映的也是人民大众的具体苦难和要求。像毛泽东这样达到至尊境界的人民之神、革命之神提出的尚且是具体口号，而那些所谓的革命毛派却是天天只会叫喊抽象口号，认为自己比孙中山，甚至比毛泽东还要高明。如果说那些叫喊民主自由等抽象口号的右派，不过是想在美国爸爸的怀里撒个娇，那么这些叫喊政治解放等抽象口号的所谓左派，则不过是想有一天能在中南海里撒泡尿。他们的全部政治理想也就仅此而已。如果说在以往他们是被各种极端右翼势力边缘化的话，那么下一步他们将被自己的现实立场边缘化，将被自己的历史选择所淘汰。
思想斗争阶段的这种淘汰作用十分重要，可以减少进入政治斗争阶段后左翼政治力量的盲动性以及对人民大众的误导作用，减少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损失和牺牲，降低社会转型期的历史成本，避免伤及中华民族崛起的政治元气。
四月风暴表明，中国左右之间在网络上展开的思想斗争随时会转化为街头政治斗争。就外部环境来说，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危机，防止中国在西方危机中乘机崛起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在中国制造分裂和内乱，必然会一波接一波地展开对中国的打击。西方国家和海外汉奸势力旨在改变中国基本制度和实现民族解体的攻势，使中国政府退让的政治空间越来越狭小。中国政府一直希望和请求西方国家能够停止对中国的解体战略，为中国政府保留一个历史空间，为此中国做出了巨大的经济牺牲。但是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决定了不可能停止对华解体战略，中国政府退让的底线一缩再缩，已经退让到了社会极限，这个极限不是指政府权利的极限，而是指老百姓承受能力的极限。中国民众往往能够接受家破，却不能接受国亡，在国家民族问题上相当敏感，一旦超出限度爆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必然会表现为街头政治和街头革命的形式。
就国内矛盾来说，中国贫富之间两极分化超越了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财富掠夺和财富集中过程，如同西方国家对外掠夺过程中形成了对其他民族的极度蔑视一样，国内掠夺过程中也形成了极端的仇穷文化。贫穷成为穷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最严重罪行，对穷人物质上的剥夺和精神上的摧残同时达到了社会极限。在国内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基础上，买办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在日趋白热化。攫取了百年财富的权贵资本和买办集团，希望通过改朝换代漂白财产，让子孙后代永享财富和太平。所以便与西方国家结成了利益联盟，全力配合西方国家的对华解体战略。这就必然要同依靠现有体制获取财富的官僚集团形成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还有，在权、钱、学组成的精英铁三角中，政治精英由末日情绪形成的疯狂强势，越来越激起了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强烈不满，也希望通过一场制度变革恢复三角均势。所有这些矛盾全都交织在一起进入了白热化状态，随时会爆发为覆盖全国的大规模街头政治冲突。
与20世纪以及此前的政治斗争相比较，21世纪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以街头政治斗争代替武装斗争。决定中国街头政治斗争胜败的仍然是两杆大旗，民族利益的大旗和人民利益的大旗。现在，右派把民族利益的大旗整个送给了左派，大骂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又把人民利益大旗的一半送给了左派，大骂人民利益是民粹主义。为什么说把人民利益大旗的一半送给了左派？因为人民利益包括经济上的民生和政治上的民主两个方面，右派把民生的旗子也扔给了左派，只剩下一面民主的旗子。只要左派再用人民民主的大旗打掉右派精英民主的旗子，右派就两手空空了，就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
第三，为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掀起一场大规模肃奸肃贪运动。中国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许多人立刻会说是专制集权。其实不是，专制集权并非是中国特产，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曾有过专制集权，目前世界许多地方仍然有专制集权，但是并没有造成国家财富大规模外流，并没有把本国资源和环境都变成外国资产。如果萨达姆愿意把伊拉克石油变成美国资产的话，伊拉克也就不会被美军占领，萨达姆也不会被美国绞死。并且，如果把专制集权国家排列在一起就会发现，历史上的专制集权国家不仅不会卖国，甚至大都是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国家。伊拉克的悲剧就是从占领本来属于自己的科威特开始的。显然，专制集权并不是联手外资共同抢劫本国百姓的根源，特别是连本国劳工对抗外资的罢工权也被立法剥夺的现象，更是与专制集权没有任何关系。希特勒绝不会立法强迫雅利安人成为外资奴隶，东条英机也绝不会立法强迫日本人成为外资奴隶。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主立法强迫本国国民成为外资奴隶的现象，可谓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如果简单归结为汉奸现象也不能解释问题的根源。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汉奸现象”，都是在入侵外敌打败本国精英集团的武力逼迫下产生的。像目前中国这样在没有任何外来武力逼迫条件下，精英集团的主体整批整批地自愿充当汉奸的现象却从未有过。不仅是整批整批地沦为汉奸，还不遗余力地要把这个国家推向毁灭：经济汉奸不计后果地把国家的资源和环境变成西方财富，毁灭着国家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汉奸在毁灭着国家的文化基础，把中华文明贬低为是劣等文明，把八国联军侵略歌颂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把日军占领时期称颂为是中国法制最好的时期，把抗击外来侵略的义和团妖魔化为邪恶势力等等。这类歌颂对本国侵略和侮辱本国反抗侵略的行为，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刑事犯罪，在亚洲任何一个国家对会被社会自动铲除，唯独在中国，却成为社会精英的主流行为。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根源就在于中国精英集团联手西方国家打造了一个能够逃避历史惩罚的汉奸机制。这就是，把财产和亲属转移海外，然后全力以赴让中国沉没，所有历史罪恶就都会伴随着中国这艘大船，一起沉没到历史背后，他们及其子孙后代就会从此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享福了。这就是那位老人在抽掉成堆雪茄烟后，冥思苦想出的“让腐败儿孙能够活下去”的亡国路线图。中国的贪官污吏、权贵富豪、买办集团、汉奸学者、美国鹦鹉等，之所以敢于突破任何文明底线地胡作非为，有恃无恐的就是这个建立在海外利益基础上的汉奸机制。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都有着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就在于他们的利益都在国内，他们只能通过统治中国实现利益，而不能通过想毁灭中国实现利益。这就决定了历代精英集团只是想统治中国，而不是想毁灭中国。唯独那位老人带领的精英集团，是在通过毁灭中国实现利益，毁灭中国成为精英集团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致目标。南巡讲话的有害，就在于发起了一场毁灭中国的沉船运动。
这种建立在海外利益基础上的汉奸机制，已成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大祸的灾难根源。所以必须要用暴力彻底铲除这个汉奸机制，任何反对暴力铲除这个汉奸机制的人，都要毫不留情地以包庇汉奸罪论处。并且这个暴力铲除汉奸机制的运动，一定要达到足够恐怖的程度，能对未来任何政治力量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让现在和今后所有政治力量都不敢再把利益放在海外，彻底根除把利益放在海外的国内政治斗争模式。俄罗斯是通过暗杀震慑住了利益向海外转移的“汉奸”毁国现象，中华民族不能搞暗杀活动，而是要光明正大地惩治汉奸毁国行为。国家要出台与《反分裂法》相配套的《反汉奸法》，为惩治汉奸提供法律依据；成立国家海外刑事侦察局，用来在世界范围内追缴国家财产和缉捕汉奸；成立国家海外司法执行局，对那些已获得外国国籍而拒绝回国接受审判的罪犯就地正法。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心慈手软，千万不能和国内政治斗争混为一谈。国内政治斗争在没有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绝不能采取镇压手段。而对于利益在海外的汉奸则一定要坚决镇压，一直镇压到中国能够形成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政治常态为止。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俄罗斯东欧等刚刚被颠覆的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都没有出现主流精英的利益在国外、斗争目标是把利益继续输送国外的荒谬现象。只有中国是利益在海外的一帮主流精英在支配国家的各种资源，支配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流向海外。这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把中华民族再次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就不可能彻底根除。
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危害像中国这样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国家对“汉奸现象”采取了超越一般暴力的残酷镇压。自诩是世界人权典范的法国，二战胜利后把那些被称为“法奸”的女人，剃光头发扒光衣服游街示众，对于叛国者足以起到震慑千古的历史作用。韩国2008年连续出版了第三卷《韩奸大词典》，公布60年前日军占领时期的韩奸名单及其家庭状况，政府按照词典没收所有韩奸及其后代的财产，持续清算历史上的韩奸罪行。清算的深度和广度都完全超越了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行动，在清算60年之后还要继续清算下去，不仅清算韩奸本人，还要清算亲属后代，如此的历史恐惧感足以让每一个拥有叛国念头的人都会震颤发抖。而饱受汉奸之苦的中国，却从来没有过一次认真的整肃汉奸行动，改革开放前对汉奸的打击，也不过是在入党提干方面有些限制而已，即便这种没有构成惩罚的限制，还被中国改革精英和文化知识精英咒骂了近30年。30年来，中国整个精神文化领域，妖魔丑化的不是汉奸，而是清算汉奸的红卫兵造反派。结果是清算汉奸的红卫兵造反派无颜示人，而被清算的汉奸却成为可怜的人权受害者，甚至成为受难基督。30年的是非颠倒造成中国汉奸文化泛滥成灾，汉奸现象成为公民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政治标志，精英们当汉奸比妓女脱裤子还要随便，不仅没有犯罪感和恐惧感，甚至连片刻的犹豫感都没有，如同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中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崇尚“汉奸文化”的国家，一个人成为汉奸很正常，而一个人要反对汉奸，立刻就会成为媒体讨伐的对象，而如果再说用暴力惩处汉奸，则会更会成为媒体疯狂讨伐的对象。如果说财产和亲属转移海外是汉奸泛滥的硬环境，那么对汉奸惩戒的妖魔化则是汉奸泛滥的软环境。如果不采取强硬措施创造出一个对汉奸买办人人喊打的社会环境，中华民族将很难躲过亡国灭种的大祸。
汉奸泛滥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人文灾难，也是中国贪腐无度的一个重要根源。只要日后还要在这个土地上生存下去，人们就总是有所顾忌，即便贪腐到富可敌国的财富，也仍然要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嘉靖年间的和砷就是典型。并且只要贪腐不和汉奸联系在一起，危害就是有限的可控制的，至少中国还有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可是一旦贪腐和汉奸联系在一起，财富就会长江大河般流向国外，根本就没有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无论经济怎样高速发展，无论资源和环境变现到什么程度，中国老百姓也得不到任何财富，只能在贫困中等待生态大崩溃的恐怖灾难。所以，汉奸买办至于中国，已经超出了政治斗争的文明范围，成为超越任何犯罪的最邪恶的刑事犯罪集团，无论对他们采用任何打击手段都绝不过分，他们的目的，绝不是像一般剥削集团那样仅限于剥削、压迫、掠夺和镇压人民，而是要将中国人民赶尽杀绝！中国人民和汉奸买办集团之间的矛盾，是真正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矛盾。中华民族要想避免亡国灭种的滔天大祸，中国人民要想避免血流成河的惨烈后果，就必须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手段，彻底铲除人类历史上这个最贪婪最恶毒最没有人性的邪恶集团。
彻底铲除这个集团不仅能够解除中国人民的历史大劫难，同时也将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创建世界一体化新秩序的辉煌开端。利用“汉奸”买办控制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新的殖民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导弹和腐败已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护其全球霸权体系的两个最主要武器。美国利用腐败打垮了苏联，打垮了东欧，瘫痪了伊拉克军队，将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仅美国银行通过中国贱卖银行股，就从中国建设银行这一家银行中赚取了2千多亿，而中国建设银行两任行长都因贪腐先后被捕，其中一个恰恰就是主持贱卖银行股的行长，另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位被逮捕的腐败行长，竟然在向美国贱卖银行股的问题上十分清白。这位行长的呆傻弱智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放过向美国贱卖银行股这样千载难逢的捞大鱼机会，却在国内贷款项目上捞取小鱼小虾地受贿，有谁会相信一个省部级银行行长会弱智到这种程度！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腐败官员的奥秘就在这里，只要美国不想揭露你，你就会绝对安全，哪怕是像建行行长这样已经入狱，也能确保你和美国的交易不会泄底。中国建行行长对外交易的清白，与陈水扁海外黑金暴光之间的强烈反差，显示了美国运用腐败手段控制其他国家已达到了收放自如的至高境界：护住中国一个银行行长，可以让中国许多银行行长放心大胆地为美国输送更多财富；扔出一个陈水扁，可以让海峡两岸许许多多拥有海外存款的官员俯首帖耳，老老实实地制定符合美国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政策。
第四，准备应对美国对中国发动街头革命。前面谈到，目前中国的思想斗争随时会转化为街头政治斗争。由美国引爆的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世界将要进入动荡期，必然会加剧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有人说，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就会过去，不会出现大问题。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前面说过，目前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是以往那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而是西方国家生活方式的危机，不改变西方国家现有生活方式，危机不仅不能解决，甚至会逐步激化，再现危机、战争、革命三部曲的固有历史逻辑。特别是美国要维护其透支消费的生活方式，就必须以其他国家的资源透支为前提，而要满足美欧这类大国的透支消费，只能透支中国这样的大国资源。可是，在被称为 “金砖四国”的资源大国中，俄罗斯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10万大学生组成的青年近卫军“纳什”组织，天天在搜索打击“妄图把俄罗斯变成美国殖民地”的亲美势力，俄罗斯上千个政党中没有一个亲美派，美欧想要透支俄罗斯的资源已不可能。再看印度，与崇洋媚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相反，印度知识分子的天然任务就是为熊熊燃烧的民族主义添柴加火，莫说去透支印度资源，就连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都被印度知识分子视为可耻行为。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印度为自己的定位，是成为“世界办公室”，而不是像中国这样成为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的角色决定了不可能透支印度资源。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已上过美国一次当，掉入过一次陷阱，拉美模式的悲惨情景举世闻名，更让巴西等拉美国家谈虎色变，绝不会再接受美国忽悠，让美国透支本国资源。如此一来，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都拒绝透支本国资源，俄罗斯幻想恢复世界领袖席位，印度只愿意做世界白领，巴西对美国敬而远之，唯一剩下来的就只有中国了。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是志在必得，这绝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国家利益问题。
那么，控制中国的主要武器是什么呢？仍然是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民主牌。美国当初就是依靠这张牌，设置了著名的拉美陷阱，把拉美陷入了鬼哭神嚎的危机当中；也是依靠这张牌，把富饶的俄罗斯洗劫一空，如果不是身临绝境的普京突然学习毛泽东发动群众，俄罗斯早已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现在用这张牌打中国可谓时机再好不过，中国已经形成中央集权、买办集团、爱国民众三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基本格局。在相互对峙的三大力量中，表面强大的中央集权实际最为薄弱。一是美国十大军事基地对中国的铁桶包围，以及大部分航母潜艇部署在中国周边海域，有效抑制了中央集权的最大优势——掌握军队。中央政府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巨大勇气，决然无法突破美国的军事抑制。而要具有破釜沉舟的巨大勇气，就必须与民众进行政治联合，而美国民主牌的一个主要功能，就在于能够有效隔离中央政府与民众的政治联合。二是作为中央集权组织基础的地方官僚，大都或多或少地与买办集团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利益联系，与当地民众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尖锐对立，一旦爆发大规模冲突，中央政府将立刻陷入两难环境：支持地方官僚，将会丧失民众；支持民众，又会丧失组织基础；陷入两难环境的中央政府将很难有所作为。三是控制了媒体和金融的中国买办集团，正在通过一正一反两个方面把中国民众赶上街头：媒体从正面强化美国的宣传作用，包括中央电视台都未能幸免，天天都是那几只美国鹦鹉在叫唤；金融和经济买办通过加深掠夺，从反面把中国民众赶上街头。
经济危机爆发，全世界都在遭受损失，可是中国极少数权贵富豪和外资，仍然通过股市的大小非解禁在大肆抢劫股民财产，获取的惊人暴利少则几倍十几倍，多则几十倍上百倍。在前所未有的巨大股灾面前，不是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减少股灾损失，而是保护少数人继续大肆掠夺股民财产，把中国股民置于双重股灾之中——市场的灾难和人为的灾难。其作用可谓是一石双鸟，既获取了上万亿的现金资产，又激发了股民对中央政府的强烈不满。一旦爆发冲突，目前这些在经济上被买办集团洗劫一空的可怜股民，又会成为买办集团逼迫中央改旗易帜的政治炮灰。最近，在亿万股民泪眼相望的大小非问题上，监管部门官员对早已泪血地而成泥的亿万悲惨股民仍然是一付恶狠狠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两大集团战略决战的最终胜负已经注定，面对买办集团的前后进攻，中央政府表现出了无所适从的软弱姿态，只是眼看着极少数权贵富豪以牺牲共产党和共和国的政治信用和历史合法性为代价，公开抢劫亿万股民的资产而无能为力，仿佛不知道这种大规模抢劫最终要由中央政府来买单。4千万股民不是6千万下岗工人，他们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是街头革命天然的宣传员战斗员，现在这些天然的宣传员战斗员，正在被齐刷刷地赶向中央政府的对立面。
综合各种矛盾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未来发展将有可能出现三个不可避免。一是以街头革命为主的动荡将有可能不可避免。无论是地方官僚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还是买办集团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都会随时爆发为街头斗争。特别是买办集团和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爆发为大规模街头冲突的可能性最大。他们外有西方国家的全面支持，内有官民矛盾可以利用，手中又控制媒体和金融，拥有一批知识精英做主将，最关键的是财产和亲属已经转移海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即便中国陷入火海，也可以随时飞往大洋彼岸。二是中央集权代表的国家力量的失败将有可能不可避免。街头革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胜负关键取决于对民众的掌控。如果中国不发生普京式的政治转变，国家力量不与民众力量相结合，未来国家力量的失败将不可避免。本来，街头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明的专利，中国比普京更有条件发动群众战胜外来势力挑战。如果中国能够借此机会实现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的结合，那么中国不仅能够彻底战胜任何街头动荡，并且能够就此形成中华民族崛起的牢固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三是街头冲突的流血事件将有可能不可避免。与一般情况下的判断相反，流血事件可能不是发生在国家力量和买办集团的冲突之间，以及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的冲突之间，而是发生在买办集团与民众力量的冲突之间。看一下那些民主自由的倡导者们对四月风暴的恶毒咒骂和疯狂喊杀就会发现，那些高喊民主自由的右派精英，几乎无一不是浑身充满杀气的流氓恶棍，他们叫喊的民主自由的另一面，就是杀戮和镇压。并且这些右派精英拥有双重暴力，内有买办集团控制的暴力，外有西方国家提供的暴力，一旦举起屠刀，血腥规模将肯定超过“四一二”政变。中国人民必须在他们举起屠刀之前就将其消灭，否则，中国将进入无边黑暗。
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总是混淆视听，把左右之间的斗争说成是民主和专制的斗争。其实人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左派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右派的民主自由，不仅没有反对，并且举双手赞成，只是在右派的民主自由前面加了两个字：大众，要求实行大众民主。左派倡导的大众民主，并不是和右派的精英民主具有不同内容的另一种民主，而只是要求让大众也和精英一样享有民主权利。因为大众也是人，也是十月怀胎爹妈生养一场，来世界转一圈都不容易，也应该享有民主自由。左派就这么一点儿附加条件，右派就立刻恼羞成怒，恶毒咒骂大众民主是法西斯主义，是极端民粹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应该杀光清光死光光的左棍、左粪、极左分子。“把左派毛派杀光清光死光光”，已成为那些高喊民主自由的右派精英的口头禅。他们一边高喊民主自由，一边把毛泽东的四大自由称为是封建专制。那好，我们不提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只提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总可以吧？那也不行，提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也是应该杀光清光死光光的左棍、左粪，因为罗斯福四大自由中有两项是属于穷人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贫穷的自由。所以中国的右派精英坚决拒绝照搬美国民主，只承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两项自由。中国右派精英的无耻就在这里：他们在思想言论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就只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和免于贫困的自由对穷人有好处，所以就坚决排除在民主自由之外。哪怕是他们的主子美国总统罗斯福设立的民主自由的基本原则，也同样踩在脚下。总之，不管是毛泽东还是罗斯福，凡是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他们一概反对。本来，西方民主自由的基本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精英是人，老百姓也是人，大家都享有同样的民主自由权利。既要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也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贫困的自由。四大自由具有同等地位，禁止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犯罪，把人置于恐惧和贫困之中同样是犯罪，甚至是更大的犯罪。其实，毛泽东的四大自由，比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更加完善更加先进，并且完全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只是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完全适用于人民，并且难以割裂，不像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一样，能够随意割裂开来为精英所用，所以中国精英才如此仇恨毛泽东，实际上是仇恨人民。人民承认精英提出的民主自由，精英却不承认人民拥有民主自由，并且由此而对人民产生了刻骨仇恨。（接三）

当前形势和中国左翼的任务（三）

——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

张宏良

未来街头斗争中流血不可避免，就是来自于对人民的这种刻骨仇恨。中国右派精英的灭绝人性就在于他们打着漂亮旗号在干禽兽不如的勾当。中国左派右派之间关于民主的争论，说穿了就是承认不承认老百姓是人的问题，特别是承认不承认中国老百姓是人的问题。如果承认中国老百姓是人，就应该承认中国老百姓也应该有民主自由，就应该承认老百姓有拒绝下岗的自由，有拒绝死在医院外面的自由，有拒绝被关在学校大门外的自由，有拥有自己住房的自由，有拒绝被上司随意处罚的自由，有拒绝依靠卖淫为生的自由，有拒绝出售自己住房的自由，有在大街上摆摊谋生的自由，有上访告状的自由，有拒绝被金融抢劫的自由，有拒绝和领导上床的自由——，可是，所有高喊民主自由的右派精英，无一不是把剥夺老百姓最基本的民生自由，歌颂为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公民社会开端，是民主自由时代开始降临。正是在他们的疯狂叫喊中，改革变成了所有汉语词汇中老百姓最为恐惧的词汇，现在老百姓只要听到改革，比白日见到活鬼还要恐怖万分，男人听到这个词会立刻变得俯首帖耳，女人听到这个词会立刻跟人乖乖上床。否则，无论男人女人都是死路一条。而目前中国人民遭受的所有这些悲剧，无一不是他们所谓民主自由发展的结果。经过30年所谓民主自由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终于看清了他们的民主自由，就是抢劫的自由，强奸的自由，镇压的自由。现在，他们还要把这种抢劫强奸的自由再送给洋人，让洋人也来随意抢劫同胞的财产，奸淫同胞的妻女，损毁同胞的家园。这就是洋人对他们呵护有加的原因，这就是洋人让他们揣着护照回国搞颜色革命的原因。

揣着护照闹颜色革命，也是未来流血事件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中国的汉奸学者经济买办是美欧等西方国家豢养的政治走狗，是实现西方国家利益的政治工具，所以西方国家对这些政治走狗极其关照，只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出事，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就会立刻行动起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有整个西方国家做后盾，这些西方走狗也越来越嚣张，不仅不把中国人民放在眼里，甚至同样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中国政府在这些有西方撑腰的汉奸买办面前也是小心翼翼，不敢轻易造次。实在忍受不住触犯一下，也要小心看着西方脸色，只要西方国家脸色一变，中国立刻就会缩回手来，甚至低声下气地把对方拱手送往西方。在世界历史上，只有过在入侵者面前忍气吞声的政府，还从来没有过在汉奸面前忍气吞声的政府，即便在日军占领时期都没有过。当初“七七事变”日军的借口也只是寻找丢失的日本士兵，而不是要求中国政府对一个遭受处分的中国士兵向日本交代。而今天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会要求中国政府对处罚某一个人进行交代，如果中国政府的交代得不到西方国家认可，就必须立刻改变。如果不改变，中国就要向西方国家缴纳巨额财富以及接受各种有害规则。那些丧尽天良的右派精英会说什么这是西方国家关心中国人权，这是最让中国人愤慨的狗放屁！那么多中国老百姓被活活打死谁见过西方国家过问过人权，扣留一个右派精英西方国家就全都扑上来讨要人权，难道许多条生命的人权还抵不上一个人扣留几天的人权？其实，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所谓人权，已经称为西方国家掠夺中国财富的一个主要手段。美国获取中国财富的两个主要手段，就是美元和人权。在贸易上用美元换取中国财富，在其他经济领域用人权换取中国财富。中国的资源和商品，是被美国用美元手段拿走的；中国的产业和银行，是被美国用人权手段控制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想要得到中国某些东西，就挑起所谓人权事件，或者让某个地区闹独立，或者让某些汉奸闹民主；中国政府如果不管，结果就是分裂就是下台，如果管就是侵犯人权；侵犯人权就要得到西方谅解，要得到西方谅解就要支付巨额财富或者接受不利条件。西方国家再从中国支付的巨额财富中那出极小一部分，用来继续支持中国海内外民主人士，向他们提供资金，提供工作，提供住房，提供绿卡，提供护照，接受他们的亲属在美国定居，出资为他们创办各种反华媒体、反华网站以及各类基金，安排他们获得各种国际大奖，以及在各种国际组织中任职等等。

可见，所谓人权不过是西方国家豢养宠物狗的一种狗粮而已。西方国家的人权永远是只体现在宠物上，美国议会可以开会讨论驻伊拉克美军士兵豢养的小猫是否可以带回美国的问题，以免主人离去的那些小猫会伤心，而对于每时每刻都在遭受残杀的伊拉克人民却十分心安理得。美国人对于别国杀狗杀猫表现出极度震惊，而对于美军天天杀人却习以为常。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热爱宠物的这个特点，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他们对中国右派精英这个政治宠物的过分溺爱，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就是揣着护照搞运动的护照派，由于身揣护照有退路，于是毁灭起祖国家园来便无所顾忌，一切都往死里整，一切都往绝路上逼，必然会走向动荡和流血。可以说，与中国历史上历代右派相比较，这一代揣着护照搞运动的右派是最无耻的右派，是最没有人格的右派。想当初，右派虽然政治上反动，至少在人格上还有让人敬佩的地方。带着汉奸罪死在监狱里的陈璧君就是典型，揣有英国护照的陈璧君伴随汪精卫去刺杀清朝摄政王，当有人告诉她有护照会得到英国公使馆营救时，立刻掏出护照撕得粉碎。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她当庭断喝：“本人有受死的勇气，却没有坐牢的耐性，请求法庭判处死刑”，闻者无不动容。蒋介石撤退时故意将其留在大陆监狱，宋庆龄与何香凝去劝告她，说只要承认汪精卫有罪，立刻就能恢复自由。陈璧君毅然表示，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可是后来连读8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思想大变，临死前慨叹：“不能做社会主义的人，也要做社会主义的鬼”，一代奇女子，就此香销玉损。相比之下，今天这些右派，是地地道道美国豢养的阿猫阿狗，既无人格更无血性。

没有人格没有血性，也就没有道德力量，没有道德力量也就没有强大战斗力，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他们。他们一旦发起街头斗争，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会立刻展开人民革命的天罗地网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彻底埋葬这帮卖国祸国的反动集团，一个干干净净的红彤彤新中国将会再次崛起于世界东方。还是那句话，在中国无论发生什么颜色的革命，结果都会变成红色革命。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历史将再次给中国人民一个机会。中国人民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机会！

2008年4月演讲录音整理稿

2008年12月再次整理修订。

2008年12月22日星期一

戆巴子末日

哈哈哈哈哈，牛人啊，把港汕气疯了

欢迎由此进入Funnylynx HP

朝饮醉，夜何寐，

琵琶胡琴会枝蕊。

胭香谁，云髻回，

笑扑狎蝶思还味。

花满路，酒满觞，

香流水娘绕飞廊。

孰与杯，依栏睡，

重雾寒露惊肠碎。

本贴由【funnylynx】于2008-12-22 00:10:06发表。该贴仅代表【funnylynx】个人观点。

2008年12月18日星期四

刚才无聊，统计了一下那303个的自称职业 [ 正午 ] 于:2008-12-14 09:45:39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939671

刚才无聊，统计了一下那303个的自称职业 [ 正午 ] 于:2008-12-14 09:45:39
“大义”系人口最多：79
计有人权捍卫者：28，民主人士：23，维权人士：27，业主维权者：1（这是干吗的？）
各类“作”36
作家：28，剧作家：1，诗人：7
“讼”类34
法律工作者：5，法律人：3，法学家：2，法学博士：3，律师：21
“叫”字头27
教师：10，大学教师：1，大学退休教师：1教授：15，，
某“者”24
学者：22，管理学者：1，宪政学者：1
各种“记”23
编辑：4，采编：1，记者：3，老记者：1，老报人：1，媒体人：2，资深媒体人：1，新闻人：1，新闻工作者：1，自由撰稿人：8，
各种“家”19
思想家：1，哲学家：1，政治学家：3，社会活动家：2，选举专家：1，经济学家：2，画家：2，艺术家：2，艺术评论家：1，评论家：2，评论家：2，宗教学专家：1，公共卫生专家：1，
资本家：19
企业家：2，企业主：13（这俩有什么区别吗？），商人：4
建设者23人
农民：8，工人：5，职员：3，工程师：4
“挨踢民工”3个
IT从业者：2，电子工程师：1
闲杂人等19
公务员：3，退休人员：3，研究员：2，公民：1（不容易啊，还知道自己是公民），宪政义工：1，环保人士：1，环保志愿者：1，社会活动人士：1，自由职业者：1，职业经理人：1，设计师：1，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1，北大右派学生：1（学生倒也罢了，“北大右派”做什么，强调属性？），医生：1，

2008年12月17日星期三

打脸党出动！转贴西西河：宪章派2009年路线图

一月，庆祝最民主国家大统领就职，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专制制度，签名：焦国标等300余人；

二月，纪念2008中国冰灾，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计划生育政策，签名：各界人士300余人；

三月，纪念拉萨事件一周年，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民族政策，签名：达赖等300余人；

四月，纪念胡前总书记逝世20周年，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专制制度，签名：各界人士300余人；纪念火炬事件一周年，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民族政策，签名：王千源等300余人；

五月，纪念四川大地震一周年，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救灾水平，签名：范跑跑等300余人；

六月，纪念某运动20周年，全面深入彻底的批判及声讨中国政府，签名：排名不分先后的300余人；

七月，纪念某功被取缔10周年，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宗教制度，签名：李大师等300余人；

八月，纪念批判北京奥运会一周年，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好大喜功，签名：各界人士300余人；

十月，强烈抗议共和国成立60周年，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专制制度，签名：各界人士300余人；

十一月，纪念法国总统敢于抗议中国暴政，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国际政策，签名：萨克奇等300余人；纪念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绝食一周年，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台湾政策，签名：王O等300余人；

十二月，纪念学生告教授事件一周年，愤怒声讨中国政府及教育制度，签名：杨教授等300余人；纪念08宪章公布一周年，并改名为09宪章，同时坚决彻底深入的愤怒声讨中国政府，签名：各界人士300余人。

2010年，以上各周年年数加一，继续进行，要有不达到邪恶的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对其彻底清算的目的就不罢休的精神，同时鼓动国内人民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以各非政府组织名义向各友好国家申请来年活动经费。

达赖支持08宪章呼吁中国释放胡佳

http://www.top81.net/show.php?f=1&t=748897&m=4767962

达赖支持08宪章呼吁中国释放胡佳

达赖喇嘛12日发表声明，讚扬「零八宪章」，并指出「和谐社会」应可为中国人提供更多空间。他并呼吁中国释放良心犯。
达赖喇嘛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学者、艺术家、农民、律师在世界人权宣言签署60周年提出的「零八宪章」，让他受到极大鼓舞。
达赖喇嘛表示，他们所呼吁的政治、法律及宪法改革，是令人敬佩的。
他说，「我个人认为胡锦涛主席所主张的和谐社会，是值得讚扬的倡议，应可为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表达看法，提供更多的空间。而和谐社会只有在人民有信任感，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法治、公正、平等的情况下，才能达成。」
达赖喇嘛呼吁中国领导人，以文明的方式达成统一及稳定。
达赖喇嘛并要求中国释放良心犯，包括因行使言论自由而遭羁押的胡佳。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2日也在日内瓦呼吁中国与达赖喇嘛的代表继续对话。
http://www.winnipegchinese.com/html/36/n-20436.html

本贴由【小花猫】于2008-12-16 21:18:22发表。该贴仅代表【小花猫】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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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支持08宪章 呼吁中国释放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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