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疑似误国精英——兼议排行榜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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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疑似误国精英——兼议排行榜提名 　　
　　
　　
最近《中国不高兴》大行其道，其中言语给大家的感觉是大骂精英很解恨。近年来，精英误国确实使中国百姓恨得咬牙，但认真看过《中国不高兴》后觉得十分蹊跷，中国不高兴实际上是中国部分小资们不高兴。他们骂的其实大多不是误国精英，就连疑似的大都不是。真正的误国精英几乎没有入围。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这些真正的误国精英推到聚光灯下。　　
一、谁是误国精英　　
《中国不高兴》所提到的精英：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崔卫平、朱学勤、余世存、宋鸿兵、马立诚、王蒙、王朔、李银河、周孝正。在网上有共识的有：“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杨卖光”、“张产权”“周赶钱”。　　
以笔者眼光在这些人中真正误国精英也还不在其中。毛主席说过，古往今来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的原因就是不能分清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打击真正的敌人。我感觉《中国不高兴》炮轰得不是地方。这样的炮火正轰得误国精英们偷着乐。
那么你认为误国精英是那些人呢？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行，我提出个疑似误国精英的名单供大家参考。　　
二、关于误国精英的整体、系统分析　　
谈到误国精英，其实还应该有一些宏观上的分析，若按系统理论的思想，我想先从整体性上入手。建国60年，许多人将其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虽然我认为并非十分妥当，但大家都这样分，我也算同意吧。我认为对于后30年，应该还可以再作细分。不能一棍子就扫荡了三十年。我个人认为这三十年中也应该有个“三七开”的问题，前几年笔者曾作过调研，其实改革开放初期，改革还是受广大民众拥护的。不说别人77年本来认为此身可能就扎根农村了，永世不得翻身了，当笔者得知我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考大学了，也十分激动的。后来八十年代初，本人也曾对农村作个“万元户”、“专业户”的调查，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也还是没有意见的。更重的是祸害中国改革的那本《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作者：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当时就被否定了（这本书祸害中国是在“中国戈巴”在职的五年，实际上改革中出现问题许多根源都在这个时候埋下的）。这就说明邓老总的来说还是清醒的。因此，中国改革出现问题最多，最要命的是“戈巴五年”，三座大山就是从那时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具体情况容后再议）。因此，我认为，改革问题的根源应该集中在那个时期。而那个时期影响决策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戈巴”一上台就祭起了这本改革一开始就被否定的书，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国一个在职的总理，只当一届而下的绝无仅有，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其实在体制内的人都知道，要让未当满两届的在任总理下台是非常难以操作的。历史将证明在那个时期肯定是出了重大问题。而且问题与这本书有关。实际上当年的总理其实也是一个好人，只不过是受了这“一个教父四个徒弟”忽悠了而已。这便使我们联想起了赵本山和他的徒弟们的勾当。　　
此书本应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最“光辉”的得意之作，但是，过去我们可以在“超星图书馆”上查到，但五年前，此书确被作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从超星上给撤了下来，网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了），如果你看看这本书相信你会同意我将这个作者作为误国精英金金字塔上的前五名。　　
至于厉以宁，他确实对中国改革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十三大理论研讨班上，他在给我等讲演的时候，就认为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认为中国领导者生病了：“一是犯了老年痴呆症，二是得了小儿麻痹症。”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决策民主化，提出了股份化制度的十大意义（想必大家都还记得）。大谈“经济人”理论“ 科斯定理”那一套。在一千多人有大教室里，在他在快结束演讲时，他无不煽情地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我们只是呈先启后的一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将诞生在你们中间。”想当年，我等20多岁的青年，激动得热泪横溢，手掌都鼓痛了。三十年来，他也还是一直在吹捧资本主义股份制。97年左右又对创新理论感兴趣起来，说实话，他的许多书我也还是比较认真的读过，那一段时间已经不像“十三大”时那样张狂了。在关于讨论“熊彼得的创新理论”问题上，他也还是有一些真实见解的。但是他的什么“杀富济不了贫”；什么老大老二论：“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什么“腐败不但可以摧毁旧体制，而且可以建立一个新体制”；“腐败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那么严重了”；“提倡二房政策”；“市场经济应该也必须把教育当作一门产业来办”；“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种值得欣喜的事情”，什么全国3000万老工人要为改制做出牺牲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国有企业冰棍论”等等。实在是祸国殃民。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如果没有人听他的，也就说如果他这这些理论，没有进入决策，那他的议论就没有什么作用。责任明显不在他，也就是说他“谋”，还要有人“断”，误国才能完成。我认为《中国不高兴》所指的厉以宁应该是一只死老虎，我甚至建议不要将他列为误国精英前五名中（并非本人念他有一日之师的情况，而是真的后面还有更值得列入前五名的精英）。　　
三、疑似误国精英排行论证（从第五名起）　　
如果有人认为把这五人团队推上误国精英有意见，或是看完本文后认为老夫排行不当，请指正，说出理由立即更正。（以当下流行的提名方式从第五名开始）　　
第五名：吴市场是祸国殃民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名议上的课题组组长，没有他，这个东西拿不上一定的地方去讨论。论理上说他不应该排在第五名，应该排头名。但是根据李向阳编著的《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介绍，吴市场其时已经58岁高龄，只是一个快退休的学者。让我们来看看一段资料：　　
“书末的作者简介中这样描述，吴敬琏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经济学，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验比较，郭树清的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李剑阁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经济体制比较。”“这部饱含郭树清等人心血的研究报告虽然有理有据，论据充分，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想还很有市场，他们的设计显得过于超前，所以并没有获得迅速反应和重视。研究心血，只好束之高阁。”　　
“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报告，后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出来了，他不但对这份研究报告很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资料来源《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这便是他“一届而下”的根本原因。我们还记得从“软作陆”开始后，便是“大下岗”，扬言要“勇踩地雷阵”，于是便有了“新三座大山”，什么“减员增效”、“住房私自有化”、“医改市场化”、“教改国际化”。一时间大江南北老百姓们把这几项精英忽悠的内容编成了这样的话：“国企改革砸了咱的碗，往房改革端了咱的窝；教育改革断了子孙的路；医疗改革要了咱的命。”　　
当时我们也有许多不解，总认为中国那么多智者，不可能出的是下策。而实际情况如何，我们可以看一段《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上的描述：“吴敬琏被经济理论界誉为“吴市场”，在社会上“爆炒”到了令人眩目的程度。在我未见到吴敬琏之前，老觉得他仿佛是高高地飘浮在半空中；当我见吴敬琏之后，却发现他清醒地站立在中国经济改革坚实的大地上。吴敬琏笑着对我们说：“从80年代起，我们这些人就都浮在上面了，号称著名经济学家；名声大，还有官职什么的。冷眼观察，我们这些富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现在看起来已经力不从心喽。也就是在你们这些记者眼里看还有些炒的价值。1983年开始，我是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的 ABC。在耶鲁大学时，我身为教授却挤在一群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中去一起听课。我与世界学术界的那些前沿人物交往，我自认为我在理论上已达不到他们的那种水平了。但是他们的理论我还是能懂……”（资料来源《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　　
今天我们才知道，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半吊子的经济学家现炒现卖指导出来的东西（甚至在多种场合中，这几个学生都把这本书认定为他们自己的著作，不信可以查他们出版的著作简介。或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么多年靠“摸石头”前进的主要原因）。更有甚者，我们算一算这些人的年龄，可知他们那时也还只是一伙刚30来岁的孩子。其实我们都想不到，这个所谓“第二次革命”的基石实际上仅仅只有这么浅的基础。《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出版于（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那么我们看看当时这几位精英在干什么呢？　　
楼继伟1950年12月24日生，1982年2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1988年4月到1988年9月 社科院成本价格室主任(正处)。时年38岁。　　
周小川１９４８年１月生，江苏宜兴人。在职研究生学历，１９８５年在清华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研究员。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９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时年40岁。　　
李剑阁（老朱秘书），1949年12月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南通市。1984年12月到1988年6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时年41岁。　　
郭树清生于１９５６年８月，内蒙古人。１９８５年３月至１９８８年２月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同时在职攻读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间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１９８８年７月至１９９６年３月，先后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等职，时年32岁。　　
这本书的出版按当时出版周期来说，至少是1987年完成稿子。这帮小子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可能还更早。很不幸，中国的改革大计其实并非“中国伟人们在掌舵”也就是说是计谋出于“一个快60的老头子带着四个30多岁的研究生搞出来的东西”。我并不排除青年人确有一些天才人物，虽然年少也能办大事，但我绝没有想到仅仅靠一两个书生意气的青年，就把中国革命的命给革了。如何评价这些年，自有这些年的实践去检验。实际上中国成千上万下岗工人走上不归路与此书有着很大关系。　　
虽然中国学者写的书成千上万，但真正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书也并不是很多的。吴市场虽然可以上榜第一名，但他的学生大多不认为书真正是他写的。常常不著他的名，吴本人也常常在介绍他的学术著作时不提及本书。况且，吴老近几年来看，他还是比较有良心的学者，一是他常常教训他的这些个学生们，不要开“ 轮盘赌”、“不要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见1999年2月各报），近年来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存在重大错误，但他也认为：“中国经济学家不应该集体挨板子。”他的意思很明白，从这几年来看，中国经济学家是应该挨板子的，但不应该是集体而已。当然要挨板子正是需要如本文这样进行评估和排行以后才能公正的“ 论功行赏”。如此看来，吴老应该算还有一些良心的。本人认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故只能排第五位。　　
认真研究这四个徒弟，有一个现象，年纪越大越低调。排行榜只从年龄从大到小排行就很合适（如认为不合适的，可以议论，咱再改）　　
有人会问，你怎么只抓住一个课题组就不放，是不是你只是井底之蛙没有看到其他人？其实我同意张宏良老师的意见，误国以金融业误国精英为最。而这四个人都与金融业有关。　　
李剑阁，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下称“中金”）董事长。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由摩根士丹利与建设银行合资建立，是由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和公司基于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注册资本为1.25亿美元。2003年，国有银行改革之后，中金公司的主要大股东(持有43.35%)，由原建设银行转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汇金公司)全资控股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建银投资)。其在金融海啸时的失误（？）损失了多少，大家都知道。周小川、楼继伟职务和所干的事谁都知道，也不用多说。郭树清是最年纪最小的一个（显然应该是误国精英的冠军）。42岁时，体改委撤消后任贵州省副省长，分管外资和金融。2001年起，郭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同以上几位一样写过很多书。被定义为“学者型官员”。并且，他们都是原国家体改委的人，曾经对中国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　　
关于李、周、楼、郭为什么要提名疑似误国呢？因为金融海啸，中国金融业是重灾区，熟悉中国金融界险情，为中国金融安全担心的人都知道，他们有多少错误（失误）。每个人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数以亿记还是其次，严重的是对中国金融业安全造成的损失恐怕难以计算。如有怀疑，请查张宏良先生的统计资料（其实我希望那些统计数据是假的，因为太使人伤心了）。相信多数学者都会同意我的意见。　　
可能有人会说你有没有证据呢？其实不用证据，我们应该有办法，一是我们可以使用证据倒置的方式，如他们没有误国（卖国）只要主动将自己财产公布一下即可。二是对这些疑似卖国的人我们可以终身监察他们全家的消费。如果认为不公，谁请你站在“瓜田李下”呢。想必我们这些中国老百姓还是讲理的。如果损失了中国老百姓如此众多的血汗钱，不拍身上，亮亮腰包恐怕老百姓一万年都不会相信没有卖国。他们若是一不愿自觉公布财产，二不愿意受人民监督，那你又怎么能消除别人对你的怀疑呢？　　
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他们应该有多少钱呢？记得当年我们给郭算了一个帐（其他几个也差不多）。　　
号称“改革少帅”的郭某，从1982年毕业参加工作，85年工资改革，每月不过60余元工资，85年后他的工资不会超过200元，85年到92年成为助理研究员，其工资每月大约150余元（还是按副处级最高一等算），92年后实行新工资制度，他的工资是助理研究员，副司长，工资不过400余元，到 96年后涨工资不过700至800元之间，1996年到2001年他到外汇管理局时，他的全部工资账面工资总额绝对不会超过10万元。而任建行董事长时年薪超过85万元，一年的工资就是中央领导们最高一级工资从49年至2008年的总和还要多（据按历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工资标准计算共为76万元。）　　
我们一方面要算他“正常”收入，同时也要算算他们是否超除了他们的“正常”收入。如果没有，那就是我们错了，我们愿意向他们赔礼道欠。　　
我们前面讨论了第五名，现在我们要确定谁是头榜上榜者呢？笔者过去除与楼、郭常有一会之缘，一席之交外，周、李都未有交道。他们的书也看得少，楼虽然写有著作但也大多没有看过，从他的为人来说也比较和气，大有温文恭俭让的风度。对我等小人物也还比较礼贤下仕的。96年随行香港时，许多时候待我等也还不薄，也深受感动。但投资“黑石”之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失误还是受人协迫不得而知（当然也不排出是高人出的高招也未可知），但笔者认为终究是大错。这三人要排座次其实不难也无用争论。　　
但要让郭少帅上头榜，当然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否则不能服人。其实郭帅要上头榜证据是充分的。从人品来说与楼相反，完全是一副刚愎自用有样子，每次不管是理论务虚会，还工作务实会，记得他都是“开会常迟到，讲话要优先”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全然一个典型的“华威先生”。完全视当地人为草介，与当年39岁在贵州当书记的胡总在贵州时的礼贤下士有天壤之别（直至今天，二十多年来胡总还是喜欢带他的贵州秘书。在贵州时，常常与叶小文等一干青年团的小字辈打成一遍）。　　
我认为“走资改”少帅要上头榜的原因至少有如下这些方面：根据2008年09月28日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198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树清（时年不满30岁）、邱树芳和刘吉瑞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改革需要配套设计。国务院领导批示“有益无害”，下令在北京西山为楼继伟、郭树清、许美珍、王芹、李弘、刘吉瑞、邱树芳、宫著铭、贾和亭等年轻人安排了房子，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一份《体制改革总体规划》。这是中国第一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 （见经济观察报，吴敬琏语）足见其功劳不容抹杀。但是这些个三十多岁的一帮助理研究员用两个月时间设计出的东西。若真是用于“第二次革命”伟大蓝图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理所当然，一出来就被老邓否定了。　　
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老朱掌门后，竟然将其作为改革蓝图。我们不知道这是将“儿戏当改革，还是把改革当儿戏”，老朱在任五年在他们的忽悠下，做了四件事：砸碗、端窝、断路、要命，件件事都是穿老百姓心窝的事（这或许正是一届而下的原因，今后历史将会证明）。新的“三座大山”即形成于此时。而“新三座大山”的始作俑者是谁呢。虽然中国自认精英的人大有人在，但许多人并没有决策操作权。而他则不一样，从理论到实践完全是“少帅”一手完成的。可以认为中国房改、医改、教改都是是他一手完成的，一是看看他在贵州期间的多次讲话（讲话大多出了书的，查起来十分方便），再查查他的《改革攻尖的思考》这一著作，任何人都应该不会有异义了（容附语录于后）。　　
在中国多数人并不知道，误国害民的中国房改方案实其原本是发端于贵阳市的。中央解散了体改委后（中国体改委为什么解散？这个历史之谜或许还需要一些年头才能真相大白）“少帅”即把在北京受全面抵制难以实施的“房改方案”拿到贵州推销，当时该省人大、政协60多名委员联名反对，于是便以副省长的名义将方案拿到贵阳试点（可以查贵阳方案出台时间）。贵阳市的头们不知是碍于“下级服从上级”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推行了现行房改方案。这就是后来的所谓“贵州模式”。曾几何时，中国一些激进的改革派经济学家认为，“住房制度改革，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种观点，近年来渐渐地被实践证明完全是痴人说梦。这种提法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谈。郭某隐瞒贵州民众强烈反对的真相，将“贵州模式”在各种场合吹为最完美模式。引得全国众多省市欲来贵州取经。但许多省来人到贵州考察之后，发现与其吹虚的大相径庭。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与民谋皮”且影响安定团结的“苛政”，断不可学（后来证明贵州房改模式确实没有任何一个省敢于效仿）。房改伟大胜利“顺利实施了，全国推开，顺利实施了做房商品化，乐了房地产商，气死了不少老百姓。这个模式的实施也使贵州人民叫苦不叠。许多人曾找当时腐败书记刘芳仁申诉，刘芳仁也曾拟过问此事，郭某知情后，虽然天天见面，但还采用写信方式告诉刘，房改方案大有来头，是老朱的意思，并附有给老朱写信的复印件。其时刘芳仁案情虽未败露，但自知是“夹屎狗”，只好收声了。贵州老百姓也沉默了。　　
从实施这种被老百姓称为“祸弊化”房改方案出现以来，不但给贵州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在全国也造成了许多灾难性的影响。虽然“住房是新经济增长点”的房改观点已经被否定，但其留下的后遗症确是致命的。　　
回过头来看十年房改，其恶果早已被实践证明了其荒唐性。面对今天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实施10年以来的现状，回首十年来的历程，再看看今天不断攀升的房价，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其改革方案的失误（其实从改革一开始我们对房改的认识就是错误的，比如说“从福利分房到货币分房”的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试问，中国何时有过福利分房？？？？当时只不过是用福利的形式按排租房。从来没有说单位分的房子是个人拥有的。）也成为大家的共识（在近年两会上，住房改革设计始作俑者郭树清也承认“十年住房制度改革教训深刻 ”）。从当年来看，一则于老百姓来说，由于多年的低工资，还将所剩无几的工资全部一夜间填进深坑；从政府角度看，当年各类人员为解决住房问题，对政府增加工资的压力和呼声增大，政府则不得不多次提高、增加工资。从今天看，政府过去将公有住房产权廉价卖给职工，那点钱早已不管用了，况且那些钱怎么用的已经是前几届政府的事了。如果今天需再赎回单位公房，则需花数倍的价格还未必能赎回。对于房改造成的灾难性恶果，可以说使得党和政府进退两难。虽然2007年下半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了六大措施，但是，即使是从现在起改弦更张，调整土地审批政策、重新制定住房标准、落实廉租房制度，要改善住房问题也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有所缓解（同时，由于解困廉租房（贵阳市定价每平米750元）对于房开商来说，他未必高兴与政府合作。以至于未必不会成为政府一厢情愿的愿望）可以说这些政策可能于老百姓来说只是“画饼充饥”。　　
从以上情况来看，显然中国房改从定位到实施都是错误的。我注意到当年朱总上任是把住房作为经济增长点，但到他五年后离任时却只字未提这方面的功劳。今天，我们看到了医改已经从市场化的道路改到了公益性的公共产品的指向，虽然还不能说三座大山倒了一座，从趋势来看其他两座大山也应该快了。笔者从十七大的“五有”看，房改的回归应该不远了。按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教育改革也有回头的意思。下岗问题近年大家都知道，本届政府反而是要求“保岗求稳”。应该说“新三座大山”在科学发展观的强震下，应该说倒掉是有希望的。　　
由此观三十年，除了那五年和几个精英的忽悠，总体来说还应该是好的时候是多数。其实我不同意中国“极左”人仕的观点，认为建国后三十年如何如何。要整体否定三十年改革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实任何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树敌过多?）。再说老邓也还是有他的原则的，从他不同意老帅、少帅们的 “整体设计”方案就可看出，他是不同意“踩这些地雷”的。1985年3月7日，他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我作过调查，在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间中国老百姓还是很高兴的。其实要害不在于三十年有没有成就，而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的过程中，我们的“双赢”结果，资本主义赢了什么，我们赢了什么，比较起来值不值才是关键。　　
这使我想起，控制论作者维纳先生说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他朋友处见到了一个从印度带回来的“猴掌”，朋友告诉他，它可以给拥有它的人实现三个要求或是愿望。并告诉他虽然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但以前拥有它的几个人每一个都不得善终。故他不敢向“猴掌”提要求。于是这个人要朋友将“猴掌”转送给他。他得到“猴掌”后，回到家便向“猴掌”提出了第一个要求：请给我2500美元。话刚落音便响起了敲门声，有人给他送来了2500美元——他儿子阵亡的抚恤金。于是他伤心地对”猴掌”提出了第二个要求，我要我的儿子回来。到了晚上他几子的灵魂回到家中又哭又叫。一家人不得安宁，于是他又向“猴掌”提出了第三个要求，请让我儿子的灵魂安息吧。于是他儿子的灵魂离开了他的家。维纳先生总结说，有时候，我们得到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有时候我们从表面上得到了我们所要的东西，但我们所得的东西远远不值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只有从这样的意义上来探讨才有些意义。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从十六大以来，许多苛政正在被改变。科学发展观正在抚平中国民众的创伤。　　
如果大家还认为他够不上头榜，请看所附语录。（如还不认可，我们还可再议议他推行国有银行股份化的严重后果（请看郎咸平先生对中国国有银行不应、不该股份化的议论）　　
　　
附：关于房改问题我们再看看“走资改”少帅在《改革攻尖的思考》和《1996年-1998的经济和政策》著作中如何说的：
“住房支出在职工生活费支出中的比重和改革前相比几乎没的提高，许多城市甚至还有所下降，租金和售价合理化的最大障碍常常被归结为“缺乏承受能力”，实质问题是，国有单位职工的工资中长期以来不包含全部住房费用。即使工资中原来包含的那一部分住房费用，由于租金不能随着物价和工资的上升而调整，个人实际负担的比重越来越低，也没有完全被用于住房支出。 ”
“包括职工第二职业收入、单位以各种名义发放钱物、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了倒买倒卖活动的收入，等等。有些收入不合理但是合法，有些收入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属于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这些非工资性收入比工资性收入增长得更快，成为职工总收入过快增长的直接推动力量，在职工总收入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按照上述基本思路，租金价格提到合理水平可以很快做到，除去给公有部门职工折扣优惠之后，实际回收的现金流量可能达到合理价格的一半左右（各地可适当有所差异），住房资金进入良性循环已没有问题，其他过去不公平分配遗留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矫正，国家不需要增加任何新的投入，企业亦如此，房改难点即可攻破。”

“历史地考虑住房分配关系，同时把握“暗补”和“明补”，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我们就不会再纠缠于“承受能力”的问题上。

“现有公房近30亿平方米，按重置价，至少在3万亿元左右。抱着这么大一块实实在在的资产，却在说房改承受能力太低，岂不可笑？ ”
“房改步履蹒跚，最大的障碍是所谓‘没有存受能力’。这是一个蒙蔽我们多年的认识误区，实际上我们有多少实物房屋和建设规模，我们就有多大承受能力。”（《1996年-1998的经济和政策》252页）看来，直到今天，作者还把拥有房屋和承受能力扯在一起。
“由于目前职工工龄是20年左右，所以按工作年限均摊，大体上是每人每年对应有1500元。这样工作40年的人有6万元。工作10年的有1.5万元，工作 2年的有3000元分别记在帐户上，这个存量资产基金不能提取现金，只有一个用途，按规定的办法抵交购房款或抵交房租。假如一对夫妇工作30年，两人共有 9万元记在帐上，当他们买一套80平方米的住宅，就可以只付3万元（1500*80-90000=30000）。”（《1996年-1998的经济和政策》253页）
“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提高租金和售房价格，回收资金，一年增加几个亿，没有问题。”
“在住房问题上，显然也存在这个问题。世界银行有的专家指出，在过去，工人的工资固然很低，但与此同时他们已经得到分配的住房和服务，这样二者可以抵消了。”

“但问题在于并非每个职工都能在同一时间分配到相同数量的住房。在计划经济时期，住房的分配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到目前为止，住房的公平分配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且也不可能解决，实际上这也是以权谋私和腐败现象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

“房改要全社会统一推行，各城市方案根据当地情况，可有所不同。现在的公房虽然有单位、部门之分，但住房的人却早已多重交叉了，一个家庭的成员也可在不同行业工作，所以房改必须一起搞，否则社会有许多矛盾、漏洞，防不胜防。

“政府机关，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办事员，最好都能一起参加房放。无非是将暗翻明的补贴（即“存量资产公积金”）差别拉到合理水平而已。从总体情况看，我国政府官员（包括高级官员）的实际住房水平与一般职工的差别并不比其他国家大。越南房改一步到位，租金提高数十倍，补贴返还不按工资平均比例搞，考虑了各种合理差别，社会完全接受。”
作者还说：“房改提租和出售就是典型的例子，反反复复，步履艰难，困难总是被归结为收入水平低、承受能力差，这是错觉，因为这里涉及到的仅仅是实物分配转变为货币分配，并不减少职工的收入。”
“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提高租金和售房价格，回收资金，一年增加几个亿，没有问题。”

　　
“所谓高收入者高价，中低收入者低价，既无道理也难操作。长期允许标准价而且要限制出售是根本做不到的，结果只能促进“黑市”或“灰市”的繁荣。”

“一个市长的工资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两倍，但是市长得到的住房可能是一个普通工人的4倍，当统一提租并按工资一定比例发放补贴后，对这个普通工人来说可能增支和增收正好相等，而市长却要另外再净增加支出一大块。又如在售房方面，尽管有地方和单位的不同，有种种优惠，但对住在同一类房屋里的住户是几乎没有区别的，工作了几十年的职工和刚刚就业的职工，权益基本相等，这正是世界银行官员所坚决不赞成的。由于不能区别不同人群，所以无论是提租还是售房，我们只能按所谓最低承受能力水平来设计，这是典型的“木桶效应”

“按成本价、标准价购房的职工离退休后，家庭生活发生困难的，可将所购住房抵押给原售房单位或其所属的住房资金管理分中心，并按届时其家庭收入低于全市中等家庭生活费支出的部分，按月从抵押中支取生活费。抵押人及其配偶辞世后，抵押权人方可按有关规定处置住房。抵押金支付生活费不足的，不足部分由抵押权人补发；有剩余的，按抵押人遗嘱处理。”

“租售回收资金应由政府统一归集、管理和运用。除用于现期必要的维修管理支出之外，其余部分必须用于新住宅建设。按市场经济的方向要求，企业和单位今后要把房管权责分离出来，一步做不到完全脱钩，也要保证资金的集中使用，不能继续承认企业和单位的所有权。”

“因为建设住宅靠银行增加贷款是十分困难的，而房改可以把居民储蓄动员出来，直接转移到住宅建设，这又不减少银行的信贷规模，是非常划算的。”
鉴于篇幅，《改革攻尖的思考》一书中还有许多关于“教育产业化”、“保障社会化”、“国有资产流失合理化”等等极其荒谬的错误观点不胜枚举，容后另文再议。若认为排行不当请指正，并请往下排，将这些误国精英都放在聚光灯下。　　
　　
再附网上一篇声讨误国精英的奇文共赏。　　
《讨逆檄文》　　
芸芸众生，失德则泠；烝烝灵息，无仪则獍。人有温热，天有暗明；荣于善行，耻于恶名。富坐金山，不仁劣性；贫居寒窟，德守温情。当思泽东系民，一统德道盛兴。拭目今日，邪恶横行；法不能畅，制不得清；老无所养，少入窘境。不守节操，淫乱成性。食民之不敢食，饮人所未尝饮，嫖稀少之年龄，赌大笔之数额，包别墅之娇伶。弃德之昭明，抛心之魂灵，阳为人之形状，阴则阿谀后庭。登堂妒忌，官位争相沽名；入室纷争，以讨蛾眉高兴；谗语掩杀，对手怏怏无命。怂恿污流，演义肮脏之风；金钱万能，可以不要魂灵。为钱，卖笑纵情；为钱，抛却亲情；为钱，放弃爱情；为钱，丧尽人性；为钱，远离友情。如今神人共怒，天地更所不容。犹有暗藏祸心，妄想天崩。以达乱中取胜，饱囊别宫。国之蝥虫，祸害已成；民之贼子，何其求成？噫嘻！国人幡然悟醒，独尊悠久孔孟。柳丝飘拂，觉春来之绿生；荷珠映彩，喜夏花之幽净。　　
愚一介布衣，无所适名。谨奉党之宗旨，循泽东之志，演仲尼之遗风，气冲云天，立志长缨，顺乎民心，爰举义旗，吁呼之诚，竭尽所能，但求清风，呼唤道德，呐喊人性！　　
　　
复苏复苏兮，道德！回归回归兮，人性！　　

牵衽散人金学孟感慨于丙戌秋
2009/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