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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
作者：苏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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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圈子”有许多形式：各种“编委会”、“学会”、“协会”、“
沙龙”、“书院”、“研究所”、“讲习班”等等。至少在组织形式上，你不能说这些“
圈子”都是反叛现存体制的。他们一般都“挂靠”在一个国营机构的注册管理之中；至于
个人性的“沙龙”聚会，则都是联谊性的。当然，俗称“赵紫阳智囊团”的“体改所”、
“政改办”、“农改办”、“中信研究所”等，也算京中一个著名的“体制内”“圈子”
；被称为“民间操作派”的陈子明、王军涛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也是一个颇有影
响的“圈子”，也和上述各种文化“圈子”发生多方面联系。另外，也有游离在各个“圈
子”以外的“独行侠”式人物如刘晓波、何新等。他们不被各个“圈子”所接受或者是自
觉抗拒进入“圈子”的经历，我相信都影响了他们日后的人生选择。
笔者仅就自己的经验范围，把八十年代北京几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圈子”和相关事件
，作一点基本介绍。
人文学界的“三大编委会”
八五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
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
院”编委会；以甘阳、王焱、苏国勋、赵越胜、周国平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委会。在五、六年间，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
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走向未来”丛书，是在中国大陆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一套西方新思潮普及丛书。编
委会人员的组成颇为庞杂，科学界、人文学界、政界的许多热衷改革的人士都参与其事（
一个时间里，印象中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都曾是其编委会或顾问）。
其特点是，强调科学主义、贴近现实和向大众普及。最有影响的当然首推金观涛提出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丛书翻译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未
来主义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改革造成巨大的冲击。
学术界的“方法论热”，也直接得力于丛书所翻译的“信息论”、“系统论”、“控
制论”方面的西方著作。
由于偏重现实功用和普及性，丛书后来逐渐出现粗制滥造，“翻译”变“编译”
直到“胡编胡译”，使“走向未来”在八七年以后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另一个原因是
，“走向未来”编委会与当时的官方改革派关系很近，也造成了一部分强调独立的知识分
子对它的疏离（就此而言，它的“体制内”色彩是很浓的，包括它影响、参与了《河殇》
的创作也属一例）。
与“走向未来”打对台或特点相异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
这是以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一批学有专精的青年学者为主要成员的“纯
学术”圈子（笔者当时虽非“编委”，但可算“圈子中人”）。其特点是，强调人文主义
、专业精神、学术独立与非政治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介绍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界的经典
著作（由北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分专业性的“学术文库”与普及性的“新知文库”
两个系列。
可以说，就出版业而言，过去十年是自“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出版西方学
术著作的大潮，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又是其中质量最高、编选最严谨、数量最丰
富的姣姣者。数年之间，本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但凡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
理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从难度最高的大部头“天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及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直接引发了日后“新权威主义”论争的亨廷顿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译书出书达数百
种，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资源。
“非政治的政治”是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
号）。他们每月的第一个周四总有一个学术沙龙聚会，围绕一、两个学术专题开展认真的
讨论；每一两个月总有一次到数次家庭或郊游聚会，高谈阔论，欢歌达旦。大家每以出好
书、写好文章作为“较劲儿”的谈资，而大多为《读书》杂志（北京知识界最叫好的刊物
）撰稿人的“圈子中人”，则每每以《读书》中发表的文章互相评点。八八年笔者在《读
书》上连发的“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胡言乱语”系列与赵越胜的“精神漫游”系列，曾蒙
受读者偏爱；其实就是在“圈子”内的文章品评之中写出来的。至于春、夏、秋的郊游，
于古长城上狂舞、大水库中裸泳；一直到……当中一齐挺身而出，不避责任；都可以
从中看出，在这个编委会中，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新的健全的素质、新的独立品格，在开始
生长。
角色处在上述两个编委会之间（同时人员也互相交错）的“中国文化书院”，是想承
接宋、明以来朱熹等先人创办的“书院”、“学舍”的方式，由梁漱溟任荣誉院长，以函
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兼任的讲师都是海内外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
“一时之选”（包括海外的杜维明教授）。其特点是，强调从传统的再出发，强调文化的
延续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设性。
林育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和杜维明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都曾引发了
范围广泛的讨论而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招牌主张”。他们温和、渐进、包
容广大的办学方式，不但被各方面广为接受，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据说每
年寒、暑假全国各地报名听课的人数常达数百上千之巨（大多是各地高校的教师），更不
必说函授教材令一时“洛阳纸贵”。其造成的文化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参加过文
化书院接待台湾作家王拓的活动（王拓当时不喜欢由官方作协接待），从方励之、胡风夫
人，各界名流到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曾与会，可见文化书院的号召力与包容性。同类的
书院还有更注重整理出版古籍的“幽州书院”等。
《东方纪事》与《海南纪实》
“同人杂志”，是在各种“文化圈子”形成以后的必然产物。
八八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承包了江苏出版社连年亏损的纪实文学杂志《
东方纪事》，移师北京，自搭编辑班子，决定由“圈子”中的朋友自己分担专栏的组稿、
编辑。朱伟、李陀、戴晴和我几位熟朋友，便为这本“大有可为”的泛文化杂志忙碌起来
。目前在欧美流亡的好几位知识分子都是当时的专栏主持人。
专栏计有：“封面人物”（李陀）、“四时佳兴”（林斤澜）、“文革研究”
（戴晴）、“知识分子”（刘再复）、“感悟与人生”（苏炜）、“人与历史”
（苏晓康）、“自然、灾祸、人”（钱钢）、“东方闲话”（刘心武）、“当代艺文
志”
（黄子平）、“文化潮汐”（史铁生）、“东西风”（林培瑞、查建英）、“读书俱
乐部”（陈平原）等。
详细记下这些专栏人事，是因为，此乃所谓“圈子”的组成、运作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双月刊《东方纪事》新刊于八九年初甫一上市便造成轰动。除了刊出戴晴的长篇历史人
物评传《储安平》震动朝野，使文化界交耳相告、争相传阅以外，杂志的编辑方式、人员
组合的开创性也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它确是开创了一条在现存体制下，巧妙避开文化控制
、挣大活动空间的“圈子文化”的新路子。《东方纪事》在出版了四期以后，于……
后不久被官方查禁。不过那时，上述专栏主持人大多数已经“不是在里面（监狱），就是
在外面（流亡海外）”了。
与高水准的严肃读物《东方纪事》“南北呼应”的，是著名作家韩少功“下海做生意
”（他的自嘲）以后，创办的通俗刊物《海南纪实》。
八七年后韩少功带领一批“湘军”（湖南作家群）到新建省的海南岛打天下，去实现
他的“重新设计自己人生”的理想主义抱负。《海南纪实》（原名《大参考》）是他计划
中的“以商养文”的第一步；随后，他打算办一份高水平的纯文学刊物和一份具开拓性的
理论刊物；还准备在海南买地建“作家新村”，创立了一块不受金钱、政治干扰的创作的
静土。如果不是“六四”，韩少功的“乌托邦”之梦几乎就要实现了。因为，《海南纪实
》走出了一条“严肃的可读性”的路子，既有“毛泽东与张玉凤”一类不无历史真实又不
无可读性的“纪实文学”，也有探究西单民主墙运动得失的“走钢丝”作品，一夜之间成
为南、北报摊上最畅销的刊物，“暴得大利”。
《海南纪实》的编辑方针也一如《东方纪事》的“同人式”，出版“挂号”在海南，
整个组稿、编辑以至印刷发行都是全国性的，哪里有优势就在哪里编、印、发，使得本来
偏于一隅的“海南纪实”成了“中国纪实”。当然，它也无法逃脱“六四”后被查禁的命
运。
同在八九年创刊的“准同人”杂志，还有戴晴、吴国光等人筹办的《国情研究》（编
辑班子主要由“赵紫阳智囊团”系统的“圈子”组成）；包遵信、远志明等创办的《太平
洋评论》（以“走向未来”部分班底组成）；以及赵越胜、周国平等（包括笔者）创办的
《精神》（人文杂志，以“文化：中国与世界”部分主力组成），大都因为“六四”而夭
折。
三峡建坝反对派”和“十二学者上天安门”
这节涉及的其实是几个似乎分量不一、无直接关联的大小事件，却又都与“圈子”有关，
其中心人物，则是我愿意特别提及的作家戴晴。
八七年九月，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整肃批判的刘宾雁、刘再复在香港《八方》杂
志上第一公开发表文章，回应“左派”的攻击和世人的关注。我和几位朋友（包括戴晴）
读罢深受感动。面对当时文坛一片压抑的气氛（刚刚又传来吴祖光、苏绍智等被“劝退出
党”的消息），我和戴晴几位一商量，决定在我的西郊小家开一个“二刘作品朗诵会”，
请“二刘”和文学界、社科界、文艺界的朋友们热闹一场，为宾雁、再复两位兄长解解闷
，也给大家解解气。
我的蜗居小屋当晚挤进了将近三十个人。我请来了几位话剧演员、钢琴家和唱老生的
朋友，他们在微弱的灯光下蹲着靠着，伴着琴声，把刘宾雁的作品集自序和刘再复的散文
诗《寻找的悲歌》平静地朗诵了一遍。在当时的重压下，当晚凝重、真挚的气氛至今想来
仍令人心动。台湾作家王拓和台湾的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稍后也赶到了（本来戴晴还请了
方励之），他们后来把这个特别的家庭晚会实录，写成了连载登在台湾《人间》杂志上，
使得很多人由此担忧我们这种“在天子眼皮底下的示威”（晚会上语）要“吃后果”。不
过，至少在当时，当局无所表示。但这次在重压下的小小聚会所产生凝聚力，却反映到了
以后迭起的各次事件之中。自此，我的京中小居，也就成了跨越两个“圈子”（文学界和
社科界）的“沙龙”聚会场所而一时蜚声遐尔。
八八年十二月，“上头”传来了主事领导人要强行通过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方
案，“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吹风”。我和李陀、戴晴等几位作家正在参加一次
南方省市举行的笔会。在路上，戴晴和我们谈起这个话题（她显然对此已思虑良久），说
：我们总应该有所表示。这么一件关系整个民族经济、地理生态的大事，不能就这样糊里
糊涂让全国老百姓蒙在鼓里，要把反对的声音公开出来。
“他们硬要把钱往水里扔，也不能让他们扔得舒舒服服的！”
我们一路上商量过好几个办法：开座谈会、发文章、搞签名等等，都觉得来不及，分
量也不够。“出书，一定要把历年反对上马的意见出成一本书，这样才能面广，有影响力
。”戴晴当时的主张，我们几乎觉得是“天方夜谭”，至少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按
中国的出版周期，一本书出一、两年是常规，何况又是“反对意见”结集？而且，“反对
三峡上马”已经开始被上纲为“政治问题”？可戴晴来了她那股犟劲：“你们支持，我就
干！”
随后就是春节长假。本来这是中国人最不能“出活儿”的时间，岂料就在仅仅一个月
的时间里，戴晴单枪匹马的，买书号（大陆特有的出版“缝隙”）、组稿审稿、向朋友筹
款募捐，连同印刷校对。
当我从南方度假归来，《长江，长江》这本四九年以后第一本关系到国民经济大事决
策的反对意见专集，已经开过了新闻发布会！并且及时赶在三月全国人大开幕时与代表见
面。《长江，长江》一书的出版，在出版史上破了好几个大记录。这种合理、合法的“一
人挑头、一人集资、一月出版、一派意见”的态势，其意义确实早已超出了经济和出版的
范畴。我向戴晴了解过一月成书的过程，发现在其中起作用的，就是社会上各个“圈子”
（包括党内的“智囊团圈子”）在关键时刻的协调作用，而戴晴，恰恰是在各个“圈子”
中穿针引线的人物（朋友们曾开玩笑：要成立一个北京“搅和儿”协会，把善于把大家“
搅和儿”在一起作事玩闹的戴晴选为“会长”，李陀选为“副会长”，鄙人很荣幸，“捞
了个‘秘书长’当当”）。
一九八九年二、三月，北京知识分子响应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信的要求，呼吁释放魏
京生等政治犯的三封签名信，曾在海内外引起过很大的震撼。这是四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
子第一次作为独立群体发出的集体反叛的呼声。笔者当时不期然地作为第三封签名信的发
起人，其“操作”上的原因，就是“拜”了“圈子”之赐（要在一、两天内在严格保密的
情况下发动起范围广泛的签名，只有依靠这种非组织的“圈子”力量）。随后，八九民运
爆发，知识分子卷入学运，发生了“十二学者上天安门”，“五。一六”，“五。一七”
宣言，“知识分子联合会”等一系列事件。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想这些事件已成历史，其功罪、意义、价值，还是交给历史
评价为好；但是，就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而言，“十二学者”事件确实就和戴晴个人所涉
入的“圈子”有关，有心者可以从上面的描述里理出它的线索。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傍晚，
集体走上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并呼吁同学理性撤出广场的这十二位作家、学者的名字是：
戴晴、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李泽厚、刘再复、温元凯、李陀
、苏炜、麦天枢。
文化“圈子”的意义
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与其说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不如说是文化性的。正如我同
意余英时先生常常强调的论点一样：过去四十年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社会造成的最大的
毁灭性破坏，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文化。那很可能会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损耗，再用
一、两百年的时间也不知是否可以复原、弥补回来。
有两点可以更详细地说一下。第一，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主要是以一种
“文人文化”的形态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的一翼，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题外
话）。所谓“文人诗”、“文人画”，“清议”、“清流”的说法，都说明，中国传统中
的“知识分子文明”（“士”的文明）一向是很发达的。从先秦诸子设坛讲学、“处士横
议”、“学而优则仕”，一直到唐、宋以诗文取士、明清以朝廷直辖科举，都体现了一种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独特的“士”的传统尊严。中国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唯一
一个数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形态，可能有见仁见智的驳杂原因；但维护知识和知识者的尊
严成为一种传统的“本体形态”，我相信一定是其中很根本、很重要的原故。从这一意义
上说，“圈子”是一种文明的“生态环境”，是文明、文化发生、发展的温床。
第二，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的几个大的创造时期，都处在朝代相交的“乱世”，已
经有论者把这称为“法统虚而文统盛”的“文化转型期”（赵毅衡语）。先秦、魏晋六朝
即是一个显例。一如陈寅恪先生言：“政治之纷扰，孰甚于战国、六朝？而学术思想之自
由，亦惟战国、六朝为最；汉唐号称盛世，然学术思想辄统于一尊，其成绩未必优于乱世
。“而”文化圈子“这种东西，就是在专制者的权力控制无以企及的时、空条件下，才得
以产生的。
今天，我们谈东欧知识分子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深入研究过的“公民社会”理论，自
觉争取的“无权者的权力”（捷克哈维尔语），以及把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的自觉意识迅
速输送到工人和社会公众中去（如波兰、捷克、匈牙利），以至整个东欧的变革被西方史
学家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这里面有许多深值反省的东西。比如
，是否在只有发现了“公民社会”的理论以后，才算找到了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
灵丹妙药？对于东欧知识分子而言，“公民社会”理论，不过是他们自古西腊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洛克、哈伯玛斯所形成的“传统资源”的一部份；对于在一个完全
相异的历史环境之下的当今中国的现实改革，知识分子是否有可能从自己悠远的传统（比
如上述提到的“文人文化”、“士的文化”传统）里头，寻找到一些什么新的精神资源？
（这里毫无贬低“公民社会”理论的意思。）还有，捷克知识分子早在“七七宪章”运动
前后，就逐渐使知识分子的整体协调行动，从而使有组织的反对派活动得以产生；中国知
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以前虽然已“圈子”林立，却彼此沟壑森严，以致在八九民运五月前后
的历史转折关头无法形成能动的、理性的抗衡力量，这里面，有些什么文化性的、社会性
的因素值得反省？是否值得深思“圈子意识”本身的狭隘性，深究“‘圈子’反被‘圈子
’所误”的就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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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沙龙里的1980年代
中国网 | 时间： 2006-08-02 |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
日前，“上海文人心目中的八十年代”讨论会在沪上低调召开。会议的缘起是因为旅美作家查建英在三联书店出版了访谈录《八十年代》。她历时两年访问了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田壮壮等1980年代“文化热”中的核心人物。
上市仅1个月，《八十年代》第一次印刷的1．5万册就售罄。众多平面媒体和门户网站也都纷纷报道此书内容。而同时，作家陈村主持的网上文艺沙龙“小众菜园”里，批评家吴亮从6月7日开始的帖子《八十年代琐记》，1个月内赢得了逾万人次的“大众”点击。
在北京，查建英受邀在圆明园的单向街沙龙演讲“他们的浪漫年代”。席间，主持人许知远大段地引用作家朱伟的新作《作家笔记及其他》中的句子：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压”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
文中西瓜摊旁边楼上的李陀，是1980年代北京重量级的文学批评家。在和查建英的对话中，他专门谈的就是“友情与争论”：“那时候，你的家对所有朋友都是开放的，所有朋友的家，对你也都是开放的。”
查建英本人的感受则是：“圈子文化在八十年代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时对大集体生活有一种反叛，但有趣的是，反叛的结果是结成一个个小集体——就是圈子，每个圈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评论认为，回望1980年代的“圈子文化”，或者说文化沙龙、准文化沙龙，也许是观照和考察那个年代整体文化生态特别是知识分子精神群落化生存，重绘当时思想文化地图的一个有效视角。
“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是大陆近来的“八十年代热”给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讲师苏炜的印象。
苏炜本人也是亲历者。据他回忆，1980年代北京人文知识界有“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大文化圈子，“这三大圈子共有一个中心舞台——就是当时北京的《读书》杂志”。
苏炜在1980年代参加最多的文化沙龙是“《读书》服务日”和赵越胜沙龙，他当年在双榆树公寓的1657号寓所也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一大据点。
《读书》服务日
《读书》在1984年7月号上宣布，每个月的25日举办“《读书》服务日”：“由有关出版社提供最近出版新书样本，定期组织各方面的同志阅览、议论。”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读书》负责人沈昌文还不敢将之命名为“读书沙龙”：“叫‘俱乐部’容易联想到1957年反右时批判过的‘裴多斐俱乐部’，叫‘沙龙’也不行，那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
当时，老一辈学者如金克木、张中行和冯亦代等，中年学者如李泽厚、王蒙和叶秀山等，青年学者如甘阳、刘小枫、陈平原和周国平等，与《读书》联系比较密切。沈昌文和他的同事们“想把老的和少的团结在一起”。
《读书》编辑吴彬依稀记得，“《读书》服务日”的场地最开始租过东四附近的一个点心店，后来租过朝阳门外的一个意大利冰淇淋店，“当时租外面的咖啡店，一个下午好像是人均消费两三块钱”。
这项活动影响颇大。某次，语言学家吕叔湘为了参加“《读书》服务日”而放弃参加政协会议，成为文化界的佳话。
最忆赵沙龙
在苏炜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的回忆里，1980年代的赵越胜沙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苏炜还表示，作家柯云路当年在畅销小说《夜与昼》中重点提到的“哲学——艺术月会”，就是以赵越胜沙龙为原型的。柯云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可了这一说法：“当时的沙龙有很多，有政治精英的沙龙，也有文化精英的沙龙，赵越胜沙龙是改革开放年代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当时大家都很活跃，不像现在这么务实。”
“我的‘京都三部曲’《新星》、《夜与昼》、《衰与荣》就是想概括当时社会的全貌，因此这些沙龙我都接触过。”柯云路回忆说，“我见过赵越胜好几次，记得好像是在地安门东大街他的家中。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也非常好客、热心，在那个时代比较新潮”，“我和他比较多地谈存在主义，他谈论的话题和直接关心国情民生的政治精英不完全一样，更有文化性质，不是落实于具体层面，总的来说是希望突破过去的思想禁锢，把各种学派介绍进来。那时最大的命题就是‘思想解放’。”
赵越胜沙龙以甘阳领衔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班底为中心，核心成员如甘阳、周国平、徐友渔和赵越胜当时都是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同事。《人论》、《悲剧的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存在与虚无》等重要且畅销的学术书，就是这个编委会的成果。
沙龙聚会一般选在每月最后一个周末，“有时候不一定选在周末，一般是从下午开始，围绕一个专题，请一个人主讲，然后大家发表讨论意见。晚上大家一起聚餐（一般都在赵家，由赵越胜和诗人阿坚张罗，偶尔也拉队伍出去下馆子），聚餐后继续开聊，此时音乐是助兴的话题，包括著名歌唱家范竞马的演唱。 ”苏炜回忆说。
在苏炜印象中，赵越胜沙龙最多的话题还是谈论最近《读书》上的某篇文章，或就当时的“文化热”、“方法论热”等话题展开讨论。1988年5 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的梁治平将翻译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译后记发表在《读书》上，“因为写得极精彩，话题也极重要——谈法治观念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关系，就在聚会上引起过很热烈的谈论”。
当然，访学归来的学人介绍海外情况也是一个保留节目：徐友渔（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从英国访学归来谈维特根斯坦与牛津学派，陈来（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访美归来谈海外儒学和传统国学的研究，甘阳（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访港归来谈台、港学术界的情况……
而“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独立话题、“非政治的政治”等人文主义话题，也是这个沙龙的核心话题。“但是，我们一般都不讨论具体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决策之类的话题，这些话题当时北京有别的圈子更关心，却不是赵越胜沙龙的聚焦点。”苏炜说。
双榆树公寓
苏炜1986年回国，时值赵越胜沙龙的后期。社科院文学所为照顾大龄未婚青年分配给他一套房子——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和赵越胜一样好客的苏炜配了四五把钥匙，“分掌在好几位朋友手里，很多朋友都曾因为临时需要借用过我的公寓”。李陀、张暖忻、陈建功、郑万隆、史铁生、查建英、黄子平、陈平原等都是苏炜家聚会的常客。
双榆树沙龙活动，苏炜印象较深的一次是，陈凯歌的《孩子王》1987年拍竣，在北京电影学院小放映室试映后，“大家也相约来我家聊一次”。那天，史铁生冒着风雪，摇着断了链条的轮椅来参加讨论，“好像是半路上遇见万隆，由万隆推着进来的”。尽管陈凯歌因故缺席，与会者还是很认真地讨论了《孩子王》的得失并提出很多建议。
1980年代前期热心参加沙龙活动的陈凯歌，是朱伟1989年承包创办的《东方纪事》杂志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而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也是《东方纪事》编辑会议的召开地之一。李陀负责“封面人物”，查建英和一个美国人负责“东西风”栏目——稿件多是探讨东西文化之间的异同，苏炜则负责散文版“人生感悟”，“我组的就是越胜沙龙朋友们的稿子——赵越胜、周国平、何怀宏等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苏炜还记得，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在1988年春举行过两位作家的作品朗诵会，30余位出席者“下饺子样地挤满了小屋”。此场景被与会的台湾作家王拓写成连载报道发表于台湾《人间》杂志，“我的小家因此也成为两岸开放探亲后，两岸作家、文化人最早交流的场所。”
沙龙今安在？
“《读书》服务日”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那么固定了，“现在只是每年的12月25日会组织《读书》的部分在京作者聚一聚。1980年代以后大家也都变忙了。”《读书》编辑吴彬告诉记者，“1980年代和以前及以后都不太一样，人人相信将来会变得更好。”
赵越胜沙龙和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沙龙也因为成员在1980年代末星散各地而解体。至今，赵越胜在巴黎的家仍是当年的文友们访问法国时最温暖的精神驿站，苏炜就曾多次听友人谈起在那里感受到的“温馨和愉悦”。而苏炜本人，“无论在普林斯顿，在耶鲁，同样是‘大门永远向朋友敞开’”。
一次，李陀来访，和耶鲁友人相谈甚欢，出门还骂了苏炜一句：“你小子，走到哪里都会有话题，有热闹！”苏炜则回敬了一句：“我可从没被人叫做什么‘爷’呢！”（李陀在1980年代的北京文学圈被称为“陀爷”）
“1980年代的文化人不像今天。现在，一个一个山头林立。而那时，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还是朋友。”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刚刚完成一个关于1990年代中国思想研究的课题，他认为“对于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来说，那个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理想性的符号，用来反思和批判九十年代以来的世俗化和市场化”，“比较八十年代与今天的上海，我认为那个年代文化人的公共空间比现在开阔得多，那时大家都充满激情，就像在古希腊城邦那样”。
许纪霖宣称：“上海的‘八十年代’，是以1992年上海股市的开放而宣告结束的。”
作家陈村则表示，他担心1980年代像上海的1930年代一样被时尚化。
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刘擎把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归结于“那个时代沉浸在激情昂扬的‘斗争’氛围之中”，一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所谓“改革”与“保守”的冲突，一是在知识与文化资本上“新思潮”对“旧教条”的挑战。“这两方面的冲突和竞争都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而且期望给社会带来新的前景”，“但后来发现，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有自己更为复杂多样的动力和逻辑，不完全在文人和知识分子的规划与想像之中”，“所以，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和纯文学作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重要，被‘边缘化’了。现在公共舞台上的主角是企业家、商人和娱乐明星”。
一场不期然而至的“八十年代热”，让评论者白龙联想起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名著《追忆》里的核心意象：绚烂的盛唐只有在追忆中，才会呈现出黄金时代的特有色彩，而“追忆”，也是中华文化一个不息的母题。
“物质把精神打入了冷宫”，这是评论者刘晨光对1980年代“文化热”向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转向过程的比喻，“时代把重心放在了经济上，人们对现实利益的渴望替代了对于思想文化的迷恋”。1994年那场著名的“人文精神讨论”，在刘晨光眼里，固然不乏对于人心不古的关切，但也彻底表露了不甘寂寞的文化人对于“经济人时代”的不满，以及掩埋在愤懑之情下对于昔日话语权的留恋。
“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画家陈丹青和查建英对话中的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圈内名言。“八十年代是谈不像的。”他淡淡地告诉记者。
对于这一切，“过来人”苏炜倒是看得很开：“现在回忆当初北京的这些圈子和沙龙活动，很有意思，也是人生一段很珍贵的记忆”，“但我却不主张把它浪漫化、神圣化。甚至对它所谓‘局限性’的检讨，其实就有一个‘太当一回事儿’的前提，所以我也不愿意去‘检讨’它。”
苏炜所在的耶鲁大学华人社区，沙龙式小圈子聚会“非常常见”。他还介绍说，哈佛大学华裔教授主持的“剑桥新语”文化沙龙持续了30年，“最近刚刚因为主持其事的赵如兰、陆惠风教授逐渐年迈而暂时休会”，不过“据说，王德威、张凤等华裔‘哈佛人’又已形成了新的圈子”。而即便身处全球化后工业时代，以《纽约客》为中心的“纽约文人帮”，也还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大圈子，沙龙活动无数。
在苏炜看来，但凡一个稍微正常、开放的社会和年代，知识文化界的圈子和沙龙活动，就是它的一种常态。即便存在各种芜杂的现象，也属正常。如果在19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竟然成为一个新鲜的话题，反而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本报记者 张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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