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股市：从《红旗》停刊说起
作者:炮郎
一
不久前《求是》杂志庆祝创刊五十周年，宣称其前身即创刊于1958年的《红旗》。严格地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杂志。《红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求 是》是中央党校主办的。1988年，《红旗》明确宣布停刊，而《求是》也宣布创刊，不存在前者改名为后者的历史事实。问题是，《红旗》为什么停刊？
起因是实践标准讨论。1978年指标性媒体都加入了这个讨论，唯有〈红旗〉按兵不动。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要求总编辑熊复不要卷入，熊复照办，也不与下 面的人讲明原委（怎么讲？）。〈红旗〉的沉默如此突兀，外面议论纷纷。下面的编辑们着急了，知道谭震林是个敢人，便去约稿。谭的稿子谈的是毛泽东，但归结 于实践标准问题。熊拟删去实践标准那节，谭怒，问题交给汪。汪不敢得罪谭，又不愿意直接批准发表，便转请华、叶、李、邓批示。华无言，叶在粤；邓批示发 表，并尖锐指出：不卷入就是卷入；李附议。华汪失势，熊复检讨。胡耀邦为政以宽，助熊过关，终其任，熊复一直是〈红旗〉总编。1987年胡退，中央没有忘 记〈红旗〉问题。领导班子全换，留苏星一人负责。随又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胡启立来社讲话， 解释说：“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的、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一下，究竟效果如何?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带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 讨论，很难发表不同的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和研究。”（苏星：〈红旗〉的停刊与〈求是〉的创刊）。
胡启立的话中最有意思的是那句“而且叫‘红旗’”。为什么不能叫“红旗”？国旗、党旗、军旗都是红旗。胡的意思也许是“红旗”两个字太权威，不利于 讨论。但红旗的含义，远不止于权威。所以胡那句话到底啥意思还是挺难明确的。在中央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以后，苏星等人曾请示，新刊能否还叫红旗？被否决 了。也许有人会认为，中央是为了竖起“求是”的旗帜，才把“红旗”给停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把红旗撤了以后，胡启立还在为新刊找名字。有一次开 会，他拿着一堆名字在推敲，坐在旁边的李瑞环知道原委以后，提笔写了“求是”两字，后来被采用了。所以说，当初停“红旗”不是为了“求是”，是为停而停。
1988年〈红旗〉的停刊是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政治事件，其指标意义可能远远超出中央的本意。对于国内外的政治观察者来说，作为中共理论权威的“红 旗”倒掉了，而且是被中央自己砍倒的，这肯定是个重大变化，可以做很多解读。对于想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其鼓舞的信号。这些人在一 年以后的政治风潮中下注的时候，〈红旗〉的停刊应当是一个重要参考。
二
政治如股市，信心很关键。一个政权如果稳定、自信、威信十足、前程远大，国内的人就会站在政府一边，帮助维护其权威，改进其工作；国外的政治家就会 努力与其保持良好关系；国内外的投资者就会有信心在此投资；CIA就不会增加用于推翻该政权的经费预算；企图颠覆该政权的人也倾向偃旗息鼓，另做打算。此 时该政权统治成本不断降低，进入良性循环。反之，一个政权没有威严、没有自信、岌岌可危，国内的人就会谋划退路，破坏其秩序以谋取私利（如大量贪污以便在 政权垮台后成为寡头）；外国就会在其国内扶植代理人；投资者会逃逸；CIA大量增加经费预算以资助“临门一脚”；颠覆者将异常活跃，颠覆活动此起彼伏；国 外媒体天天放送，如播大剧。此时该政权统治成本不断上升，进入恶性循环，崩溃在即。
象股市一样，一个政权如果要增加人们对它的信心，就应该有能力不断释出利好消息（当然必须是有依据的可靠消息），减少利坏消息。拿最近中国的事情来 说，“四月青年”的崛起、五月抗震的团结、奥运的成功、航天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增强对政权信心的利好消息。周老虎事件、三鹿事件、“你们算个屁 ”事件、官员外逃事件，以及频繁的矿难、广泛的贪污，都是损害对政权信心的利坏消息。
但中国最大的利坏消息还不是来自于这些突发事件。中国这么大，要避免利坏消息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突发性的事件，天天都会有很多。中国最大的利坏消息 在于其精英人物在政治上的反动、幼稚、三心二意、羞羞答答。象茅于轼这种人，那是指望共产党马上垮台的，谓之反动。还有一些小右，刚刚知道一些政治理论的 皮毛，就以为真理在握，非照美欧那样不可，此之谓幼稚。有一些人，这样也行，那样也好，晃来晃去，不争论，这当然就是三心二意。还有人不敢对人讲出自己的 政治立场，怕被人嘲笑排斥，这叫羞羞答答。《红旗》被停刊，名字被弃用，这就是三心二意或羞羞答答的表现，在1988年的时候释放了一个很大的利坏消息。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政治上反动、幼稚、三心二意或羞羞答答的精英，充斥中国的学校、媒体、乃至机关内部，不断地打击人们对共产党政权的信心，而共产 党反过来将这些人捧上高位，给予优厚待遇，使其有更多的机会打击人们的信心。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对于不是明确地、坚决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精英，不应该让 其分享比一个普通公民更多的政治权力。例如北大光华学院的院长，这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影响力的职位，就不应该让一个对国有资产被大量贱卖负有责任的人出 任。
如果共产党在对精英人物的使用方面，不坚持严格的政治标准，那么今日的“四月青年”，也许会变成明日的茅于轼。到那时候，难保不会出现如股市崩盘那样的局面。
三
真名网站长吴洪森出了一道历史思考题，叫做“假如中国不抗战”：“看了《真实的汪精卫》，我不禁想：假如中国当年不抵抗，就象法国维京政府那样，打 不过就立即投降，中国历史将怎样呢？我推论：第一，中国老百姓不会受国民党焦土抗战和日本鬼子三光政策之苦。（有位老先生曾对我说，他这生最好的日子就是 日本占领上海的孤岛时期，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惊：这不是汉奸理论吗？）；第二，日本有了中国资源，就会和德国联手夹击进攻苏联，斯大林苏共政权就会垮台；第 三，英美和德日之间决战的结果，还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德国被占领。但是世界将不会分解成东西方两大冷战阵营。第四，因为苏联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支 持，当然也不可能占领中国。”一时聚讼纷纭。
撇开提问中暗含的政治倾向不谈，撇开其对日本占领上海时期（他的“日本占领上海的孤岛时期”这个提法也暴露了其对历史的无知，孤岛的上海就是指尚未 被日军占领的那块上海）的美化不谈，这个问题跟股市里的博弈有类似的地方。在股市里，投资人的决定取决于他对其他投资者即将作出的决定的预期。抗战能否取 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国人抗战的决心。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宁死不屈、奋起抵抗，则中国必胜；如果每个人都准备投降，则必败。因此吴洪森可以再出一道题：“ 假如中国没有一个汉奸”。真实的情形，当然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而抵抗者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对胜负的预计，也就是对国人抗战决心的预期。汪精卫认为 中国必败，就是低估了国人抗战的决心。以他的巨大影响力，他选择加入投降派，大大打击了国人对胜利的信心，使坚决抗战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罪不可绾。
然而在抗战的问题上，我们的无数英烈，那些使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能够在地球上昂首做人的先烈们，是超出了胜负的算计的。炒股式的算计，在以血肉筑长城的人面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信念很简单，宁死不做亡国奴。有这样信念的人，永远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因此政治到底还是与股市不同。股市里，利是唯一的目标。而政治则不仅关于利益，还关于信仰。共产党如果想维护其政权，除了在政治艺术上通晓政治如股 市的道理，不给颠覆力量以可乘之机以外，更为重要地，它必须能够为国人提供信仰。如果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可以让人寄托人生价值的，那么就会有人，在成败的 算计之外，义不容辞地维护其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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