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德国之声这个德国的中文宣传喉舌，无论张个人有怎样的人格，都无法掩盖她作为德国人工具和棋子的事实。
对何，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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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讧啦～转篇德国之声的文章
张丹红驳何清涟颠倒事实的陈述
周 一，德国之声的监管机构广播委员会在柏林召开新闻会，为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彻底平反，确认近几个月来一些舆论界对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亲共”的指责是毫无根 据和无法接受的。11月初，对德国之声发起的“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名德国记者对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何清涟的采访，“揭露” 德国之声如何受到中国的操纵。由于张丹红对具体过程最为了解，德国之声记者请她谈谈事情真相。
德国之声：何清涟在接受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德国记者采访和阿波罗网采访时都提到2005年一度应邀为德国之声中文部撰写文章的事情，作为当时负责与何约稿的联系人，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与她合作的原因以及一开始关于合作形式的约定？
张 丹红：2005年春天，德国之声中文部决定密切与持批评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联系，并邀请他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何清涟是其中的一位。当时我已经是中文部的 副主任，所以我是参与这项决定的，而不是说冯海音主任做出决定，我不得不执行。何清涟发给我们的文章是专栏形式的，有关中国的评论。几个月之后，具体时间 我记不得了，应当是2005年秋天，何清涟在采访中说2005年8月，也有可能，有一次德国之声广播部的主编来参加亚洲部会议，我替冯海音参加会议，并介 绍中文节目的内容，碰巧那一天有一篇何清涟的评论，总编说电台有一条规定，评论一般是我们自己写，不用非本台人员的。这个规定是我事先不知道的。我只好给 何清涟写了个邮件，说明情况，并提议她可以为我们写报导。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一些通讯员，他们报导当地发生的与中国相关的事件。我对何清涟一直很尊 敬，不可能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只有主任级别才有资格写评论。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说后来与我的合作有些不顺，又说知道我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借口。我只是将真 实情况告诉她，希望改变合作方式，但没有终止合作的意思。
何清涟认为后来双方中断合作的真正原因是，德国之声顾及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官员的意愿，停止与她的合作，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张 丹红：这完全是谎言。我通知何清涟不能写评论最迟是2005年秋，何清涟甚至认为更早，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对我们的指责是2006年11月，中间相隔一年 多的时间，而且是我给何清涟写邮件在先。这样颠倒时间上的顺序如果不是有意的，那么在接受采访时以自己的推测为依据，最起码也可以说是不严肃；如果是有意 而为，那简直就是无耻了。尽管我到现在还不愿相信何清涟是故意歪曲事实。可悲的是"法兰克福汇报"这样一家具有良好信誉的报纸刊登这样一篇有倾向性的、基 于"听说"和"猜测"的采访，而不向当事的另一方 - 德国之声了解情况。说到国务院新闻办，我想再说明一下背景：2006年11月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访问中国（何清涟在采访中说2006年3月左右她就得到可 靠消息，说德国之声负责人访问中国，与国务院新闻办官员谈话，她这种与事实相差如此之大的描述不禁使人对她针对德国之声的整体指责产生疑问），与中国国务 院新闻办的一位副主任谈德国之声卫星电视信号落地事宜，并问及为什么我们的网页被封。那位中国官员说我们的报导片面，并以何清涟为例，说她在美国生活多 年，对中国的情况已不了解。贝特曼则阐述了我们新闻工作的原则予以反驳。顺带提一句，德国之声电视落地的事情谈了几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如果我们是为共 产党做宣传的，为什么中国官方不痛痛快快答应我们的要求呢？这也说明，我们并没有因为市场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原则，而何清涟将包括德国之声在内的外国媒体 比喻为驴子，在"中国市场庞大"这把青草面前难免动心。我想读者自有公论。
何清涟在采访中还说，今年10月7日，德国之声中文部冯海音给她写信，请她写评论，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是这样吗？
张 丹红：10月7日正是针对德国之声的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当时没有上班。后来我询问了冯海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为准备"六四"二十周年，想请 一系列异议人士写回顾文章。他说绝没有提评论一词，因为他知道台里的规定，而且他认为这个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我印象中何清涟也做过记者工作，怎么对新闻 工作的几种形式她总是混淆呢？2005年我请她改写报导，她在接受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说，我要求她写关于中国的新闻，我想即使我是在找借口， 也会想出更高明一些的托辞，她在美国，我怎么会请她写中国的新闻呢？现在她又说冯海音请她写评论，这让我感到不解。
何清涟与德国之声之间的合作关系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张 丹红：我2005年通知何清涟不能再写评论之后，记忆中她没有怎么提出过写什么报导的建议。现在从她对"法兰克福汇报"的披露中，我才知道她向来是专栏作 家，对写采访报导有些不屑一顾的意思。不过，我们间或采访过她。我们到德国之声的财务处查了一下，最后一次付给她采访费是2007年1月。可见我们也没有 因为中国官员的批评就终止了与她的合作。而她的先生程晓农现在仍然是我们经常采访的对象。如果说我们早已被红色渗透，而且已经臭名昭著，用何清涟自己的话 说德国之声的再度邀请"明显带有利用异议人士为德国之声信誉背书的嫌疑"，实在是对她人格的侮辱，那么她为什么不劝劝自己的先生不要再接受我们的"侮辱"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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