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作者的“官僚集团”分析，但不同意其一厢情愿的西方式分析，无论对朱镕基的看法，还是所谓民主的未来，都凸显了后一点。
作者显然低估了植根于民间的革命和反抗传统，以为前三十年的痕迹就是那么容易被抹除。
总的来说，作者的解读仍然是神棍式解读，即言语、逻辑完全是想到哪蹦到哪，出来的很突兀，少严密论证，假设前提很多。
可以做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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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的晚上，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北京城响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北京的天空如同失血一般，一片煞白。撕心裂肺的哭声之后，恐惧牢牢地植入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或许，杀人者并非有什么杀鸡儆猴的战略预谋，只是手忙脚乱、慌不择路时随手下出的一着昏招。但血流成河的恐怖结局，却意外地为一种新型政治奠定了长期的心理基础。在这个夜里，人民恐惧了，退却了，威权政府却趁着夜色呱呱坠地，野草般疯长。在1980年代颇为孤独的中国新权威主义者们恐怕没有想到，他们苦思冥想的威权政治竟然会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在一夜之间唾手而得。回头看来，在北京城头这一夜的枪声之后，威权政治其实变成了中国政治唯一的选择。由于这种政治转型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
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有一种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国经济领域已经天翻地覆，但政治领域却纹丝不动，即所谓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改”。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政治不仅一直在变，而且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说“六四”之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还将信将疑，因而还是一个半带宗教色彩的极权政府的话，那么在“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则彻底灰心丧气，从此，中国共产党政权开始向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世俗政权急速转型。虽然1989年之前的改革已经为这种政权转型作出了铺垫，但6月3号晚上让民众和政府都醍醐灌顶的枪声，对这种转型则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一个人在经历人生巨变之后突然变得玩世不恭一样，“六四”之变，也让中国共产党如梦初醒。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一是政权性质发生了改变。“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在“六四”之前，无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右翼的党内自由民主派，都对共产党的施政设置了某种道德约束和理想主义目标，不管这种目标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但在 “六四”之后，共产党彻底摆脱了来自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纠缠，成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六四”之后，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所代表的传统左翼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彻底的失势，非常能够说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红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自我实现就成为这个官僚集团唯一的冲动。这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表达、整合社会各阶层意见及利益的政党功能，变成了一个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相当活跃、派别斗争非常频繁，这固然极端无序和混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表达基层、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前邓小平时代，共产党主要分布在文化、教育、宣传、军队等部门的意识形态力量通过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行政官僚部门起到了强有力的牵制和钳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权力斗争主要就是表现在毛泽东所代表的力量（有时候表现为党的力量。当党也官僚化的时候，就表现为毛个人的力量）与刘、邓所代表的官僚力量的拉锯式平衡。这虽然经常被解读为派系斗争，但从功能上看却起到了某种整合利益的作用。毛泽东对行政官僚系统一直有深刻的怀疑，他经常会借助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或者直接诉诸于底层民众运动来钳制甚至残酷整肃官僚系统，向官僚系统输入压力。但邓小平却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喜欢官僚系统的理性化所带来的秩序感。所以在邓小平终于成为仲裁者的时候，在几经摇摆之后，他决定将左右两级的意识形态和激进力量彻底边缘化，而将行政官僚体系变成他的改革和发展惟一可以托付的力量。从邓的经验和禀赋出发，在中国，惟有讲究程序文化的行政官僚系统才是稳健和务实的，因此也惟有官僚系统才有能力在保持安定、秩序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在毛时代，代表激进和浪漫主义力量的毛取得全胜，而在邓时代尤其是邓小平铁心依靠行政官僚体系的后邓时代，官僚系统则取得压倒性优势。邓凭借其一手缔造的经济神话的威力将所有方向上的激进分子（按照邓的标准）彻底扫地出门。如果说，毛时代共产党是以党代政的话，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则完全颠倒为“以政代党”。人们可以发现，在后邓以及江泽民时代，中国党内的意识形态部门表现的得相当顺从和务实，而人们一直借以预测中国共产党走势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派系斗争奇迹般的销声匿迹了。这种反常的发展，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实现了一次静悄悄的剧烈转型：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左翼极权一跃而转变为右翼*。而这个新政权的基础就是越来越专业、务实但同时也越来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体系。在这里，“党”（以及党的意志）彻底消失了，它被“政”彻底吸纳，彻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政权。也由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变成了官党一体化的“官党”。这就是是为什么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以前经常困扰中共并引起争吵的老大难的“党政关系”问题神秘失踪的原因所在。
与以前充满意识形态狂热的“党政权”相比，邓小平时代的的官僚政权虽然具有越来越专业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征与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权毫无二致。毛泽东的“党天下”变成了邓小平的“官天下”，一个极端狂热因而也极端残忍的政权变成了一个极端理性，因而也极端自私的政权。这实际上是邓小平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个灾难性的后门。对于一个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权，这种理性化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为这种极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极度悬殊的现实以一种绝对冷酷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用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的这个梦魇在1990年代的中国迅速变成了事实。只不过，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它更像是那个古老的“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权更像是蒋介石先生逃往台湾之前的国民党政权。1990年代之后，在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流行过一句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表达到就是对这种历史重来的无奈。
1990年代，我们一直有一种天真的判断认为，邓后时代中国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将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提供新的活动舞台。但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确恶化了，但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却比以前更加边缘，甚至成为与右翼民主力量一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网站被封、集会遭禁止，景况与右翼丝毫没有区别。这种发展说明，共产党赖以起家的传统社会基础即那些传统产业工人、农民的命运，已经在今日共产党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作为一个执政官僚集团的共产党的利益边界十分清晰，那就是维护本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利益。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几乎从来就秘而不宣，但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在公开场合的一句戏言，却不经意的暴露了这个秘密。在一个公开场合，江以一种得意甚至亢奋的神态告诫大家要“闷声发大财”。这句半真半假的戏言，似乎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但在了解中国政治演变的知情者看来，这怎么都像是说给共产党人自己听的。
从一群满怀乌托邦激情的狂热信徒跌落到一个看破红尘、自私冷酷的官僚利益集团，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在心灵秩序无疑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崩解。在任何时候，对一个权力趋于极致的执政集团来说，这种心灵秩序的崩解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全面失控。然而，1989年之后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秘密在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利用现代知识和技术逐渐构建了一套成熟的现代经济的控制系统。作为内在失序的一种外在补救，现代化的宏观（尤其是宏观经济）控制系统的逐步完善不仅是中国政权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也是整个1990年代中国社会保持基本平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一批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功不可没。
在1993年6月采取霹雳手段惊险渡过了一次极其危险的金融混乱之后，中国总理朱鎔基曾经在颇有成就感地说过，如果不是他，共产党在年底就会完蛋。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朱鎔基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这个例子，突出表现了新一代技术官僚1989年之后在政权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遇到的险情并非1993年一次。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并在1989年之后长期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与中国新一代精通专业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密不可分。虽然这一批技术官僚在1989年之后采取的各种短期措施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来检验，但无庸置疑的是，它起码在短期内起到维持经济稳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维持经济增长并不断做大馅饼的意义上，以朱鎔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官僚群体抢救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们，以共产党在“六四”之后的道德脆弱性，共产党政权肯定是难以安然渡过1989年之后的各种经济危机的。换言之，它随时可能因为意外的经济挫折而分崩离析。
自朱鎔基以下，包括现在仍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温家宝、周小川等人，是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的代表性人物。这批人虽然缺乏上一代政治领袖如毛泽东、邓小平们那种改天换地的本事，但却多了一份专业知识和国际眼光。与魅力型政治领袖善于打破现有的约束条件，推动系统变化的特长相比，技术官僚似乎更长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正是因为这种技术官僚成分被注入政权之内，中国在1990年代的执政，在增加了一份理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份拘谨；在多了一份短期权衡的同时，也少了一份长期战略考量。
由于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大多分布在中央政府内，他们几乎清一色的是中央集权的拥护者。所以在整个1990年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政治发展趋势，一方面是中国宏观管理制度的不断理性化、国际化过程，比如税制、金融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权程度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国宏观管理制度（几乎完全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建构，虽然大部分是因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被动调整的，但长期不断调整的结果，不仅显著增强了政权的控制能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政权的面目。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中国已经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宏观管理框架。不管未来的中国政治如何演变，这一套框架将是可资继承的。正是凭借这一套演进出来的宏观管理框架，中国政权才在1989年之后直至今天长达十余年转型中有惊无险，免于失控。从更长的历史接续的角度看，中国 1990年代技术官僚做了1949年之前蒋介石想做但还未来得及做好的事情。可以观察到的是，中国政治技术官僚化的趋势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同样体现立法、军队等多个领域，只不过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罢了。199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权向技术官僚的转型，弥补了这个政权在道德自宫之后不断流失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延长了所谓邓小平神话。（不然的话，邓小平神话在1992年到1993年之间就可能寿终正寝。）然而，政治决不仅仅意味着管理，更不仅仅意味着宏观经济管理。统治者单方面不断完善的统治和管理技巧与人民的自动遵从更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没有一个同样具有现代性的下层结构加以配合，呼应，那么一个哪怕再精巧、再现代的宏观的控制和管理框架的效能都可能大打折扣，甚或为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稳定的人民，那么这套宏观管理架构随时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攻击。正是在这层意义上，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稳定除了技术官僚的精心维护之外，也与好运气有莫大的关系。
总起来看，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既有不断进化的一面，也有急速退化的一面。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重新建立了一个在道德上极端自私但在统治技巧、管理技术方面都非常现代化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权吸纳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专业和行政知识的技术官僚（非常像，装备了先进的当代信息技术和威慑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官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与道义力量则相当脆弱。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古典和极其现代的一个复杂的政权组合。将一个极其落伍的政治精神内核与一个极其发达的外在统治技术巧妙组合在一起，并对一个巨型国家实施有效的治理，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生存、接续能力。1989年之后在中国诞生的这个“新”政权面目模糊、难以辨识。对此，大多数人用西方概念将其归类为共产主义的后极权政权，或者右翼*政权，但更为贴切描述可能是：这是一个继承了中国官僚政治精髓，但糅合了西方统治、管理技术的现代官僚政权。显然，这是一个中式而非西式的政权，至多，它是一个中体西用的政权。其内里，与一个天子加士大夫的王朝政权更为相似。这就是摸石头高手邓小平模来摸去最后摸出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政权，也难怪人们会对它感到难以捉摸，迷惑不解了。
1989年之后，太多的人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各种不祥的预言，然而，中国这一独特的政治体制凭借其神奇的适应能力，将这些预言一一击得粉碎。而中国 1989年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增长神话更是对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构成残酷的嘲弄。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各级官僚都从1989年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国的政治领袖仍然战战兢兢，但在私下里，他们则相当傲慢（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态度中看到），在他们那里，中国共产党在1990年代的政治发明，不仅在未来可以应付自如，甚至还可以长命百岁。未来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这部机器更加灵巧，更加精致。不过世事难料，过去的成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包袱，如果中国政治领袖真的以为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中国这架看上去运转良好的政治机器，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出其不意的抛锚。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抛锚的迹象。因为，1989年之后由执政者刻意设计出的博弈可能正在曲终人散，中国的政治逻辑也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换，所以，专门为这场博弈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机器肯定也会不断遇到麻烦。
二、狡猾的博弈
“闷声发大财”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89年之后的主流意识，也同样是这一时期中国民间的主流意识。而后者，正是执政者通过枪杆子的威慑和财富的利诱刻意诱导出来的。1989年之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教化力量双双失效，在这个时候，强大的威慑和世俗的利益便成为这个政权实施统治最可行也是最后的两种手段。威慑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不可以做什么（比如“六四”上街之类威胁政府统治的举动），利益则可以诱导人民努力去争取些什么，一堵一疏，亦威亦惠。统治者既然以一种马基亚维利的方式统治，那么人民也就迅速学会了一种马基亚维利式的生存。经“六四”一役，“不合作”，成为部分人反抗政权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政权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财富。人们知道，只要不冲撞政治高压线，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在另一边，统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够给予利益，人们就不会（起码暂时不会）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显然，这是1989年之后人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或者说隐性契约。正是这种隐性契约，维系了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平衡。在这种默契中，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游戏规则，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机会主义虽然意味着个体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没有任何准则和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理性不如说是一种奸猾。政权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说机会主义策略对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将这种机会主义叠加、放大到一种民族的战略，陶养成一种民族文化，则可能在长期中构成整体的不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评论家曾经恭维邓小平，说他“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这显然只说对了一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邓小平依靠了枪杆子带来肉体的秩序，但却没有带来甚至瓦解了人们心灵的秩序。从长期来看，后一种秩序更加昂贵，也更难获得。肉体的秩序可以短时间迅速重建，而心灵的秩序一旦破坏，则很难复原。“六四”之后，一切文化的约束，一切内心的敬畏都从中国人的心灵中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服从鬼神，不再服从信条，不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话，不再服从任何东西。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中国改革中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事实上，人民与政权之间这种狡猾的博弈，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看上去，这个统治游戏似乎天衣无缝，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实践更从经验上对此加以证明。但稍做推理，人们就容易察觉这个游戏赖以维持的一些一些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须不断地提供财富增量以满足人民的财富欲望，用一句更加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有能力不断“将馅饼做大”——这可以说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民之间，各阶层之间达成的惟一共识。不仅官僚阶层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进一步发展（注意，不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经常是中国官僚阶层为什么经常赞成改革甚至主动推动改革的谜底），而且民众也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统治者诱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中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实际上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相安无事，波澜不惊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执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于这种清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与此同义的诸如“发展是硬道理”之类的口号，在1989年之后不仅被奉为执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领袖们极其顽强的强调。如果说1989年之前，“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执政理想或者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在1989年之后，“发展”则成为权力得以生存、游戏得以维持的一种生死攸关的先决条件。对此，以直率著称的中国前总理朱鎔基曾经做过非常形象的诠释。一则未经证实的故事说，在1993年中国宏观调控开始之后不久，朱鎔基在视察处于困境的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时候，听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声，性格倔强的朱撂下一句狠话：经济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经济没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假未经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发展”的极端重视。以这个角度观察，1990年代后期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趋于衰竭之后，中国执政者不惜代价、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狂热，就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现象了。因为游戏的主导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国执政者那里，发展，不再是一种出自人民的普遍价值，而是维系政权生存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也注定了“发展”这一概念在1990年代后期的异化悲剧。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执政思维在今天的胡锦涛时代，得到了几乎原封不动的继承。所谓“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过是用胡锦涛的嘴再讲了一次邓小平的话，可见其深入骨髓的程度。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GDP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停滞的迹象，但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终究会有停滞的一天。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以利诱为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治理游戏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不过，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游戏而言，另外一个隐藏更深的条件可能更值得观察。这个条件就是在认可官僚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这杯羹只是巨大财富增长中的一点面包屑。换句话说，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官僚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至少，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显然，这是比“把馅饼做大”更加苛刻的一个条件。而对于操纵游戏的中国执政者而言，更是类似走钢丝的高难度技巧。这个隐藏至深的隐性契约虽然难以启齿，但无论是领袖集团还是平头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认。其证据就是，官僚集团的*行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最高领导层那里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长时间的容忍。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早期，这种*所导致的财富分配问题就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1994年的一份非正式统计表明，在北京一家银行中，上亿存款的大户共有17人，其中15人是太子党。19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和中国高层对官僚集团极其精英联盟*让人诧异的宽容，十足的凸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盛行的机会主义政治文化。有趣的是，这种以社会公正作为抵押的危险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迹般的实现了。这当然不是因为剥夺者在剥夺时真的有所克制，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物质财富上从无到有时的那种巨大边际满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财富绝对增加所带来的满足效应都有边际递减的时候，更何况还有剥夺的真相逐渐败露所带来的抵消效应呢？如果睁大眼睛，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游戏中，受到了绝对剥夺。与改革之前相比，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他们货币财富的增加。
现在看起来，1989年六月四号晚上的枪声就宛如一声发号令，在中国催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机会主义竞赛。这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发动，官僚集团主导并亲自参与，广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机会主义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什么社会公正、什么道德原则，统统都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之见。但俗话说得好，“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过手握权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团，也狡猾不过反应机敏、道德衰败的精英分子。在当代中国，除了毛泽东之外，惟一能够用个人权威约束官僚阶层的领导人恐怕就剩下邓小平了。然而，邓小平既然要依靠官僚系统来推动改革，那么他对官僚阶层的惩戒就只能点到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在邓小平之后，中国政治领袖对官僚集团的“抢蛋糕”行为几乎完全无计可施。而官僚精英联盟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更使这种“抢蛋糕”行为变得相当专业和隐蔽。这种的职业化行为表现的相当无奈。以此观察，这场比赛的结果在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只不过，被动卷入的大众并不知道这个长期契约的后果竟然是如此惨烈，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会输得一丝不挂。人民是无辜的，因为无论在权利还是在信息方面，他们都与官僚集团、精英集团存在着天壤之别的不对称。若干年之前，一位已经做了大学教授的同学，在饭桌上愤愤然捋起袖子，做出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说：既然大家都在抢，自己也无法改变“抢”的规则，我们也埋头抢吧。我的回答是：“你抢得过人家吗？”。回想起来，这真是一语成谶。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迟钝，又何况对改革懵懂无知的平头百姓？虽然到目前为止，这场起于 1989年枪声中的漫长赛事仍未完全终局，但结果似乎已众所周知。于是，清算比赛，推倒重来的呼声渐次响起。如果说在这场比赛的开始，中国十数年来不断涌现的致富奇迹对人民仍然示范着某种“你也能够”的榜样，因而起着某种正向的激励作用的话，那么在比赛接近终点，结果即将揭晓的时候，这些财富神话所示范着的更多则是如何盗窃，如何抢夺的另外一种真相。让出局者看到这种真相是相当残酷的，但你显然很难阻止他们追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输掉这场比赛的？
如果说，前面27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推动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话，那么从此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受到的压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困难得多。支配中国统治机器运转的政治逻辑正是在这里悄悄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熟练运用了多年的统治秘笈将遇到新问题。旧游戏结束了。
三、“核心”可以走多远？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总结“六四”事件的经验时说：“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
邓小平这段话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实情。“六四”之前，作为中国主体阶层的工人、农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没有受损，并没有成为“六四”运动的主力，至多，他们只是以道义声援的方式加入了这次运动。因而，“六四”运动虽然血流遍地，异常惨烈，仍然只是一场在中国精英分子之间展开的搏杀。这种搏杀，同样以剧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赵紫阳以及胡耀邦的残部与党内老官僚之间的这场恶斗，险些弄翻了共产党这艘大船。这让素来以开“钢铁公司 ”（毛泽东形容邓意志刚强的评语）著称、见过无数大阵仗的邓小平也难免心惊肉跳。惊魂未定之际，说出一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其中半是侥幸，半是恐惧。
出于这种高层分裂的担忧，邓小平彻底抛弃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开始重新强化共产党的传统决策模式。这个政治决策模式就是邓从毛泽东手上继承下来，并最终为邓小平所正名的所谓“核心模式”。邓小平时这样论述“核心”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师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时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的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这段话其实就是“江（泽民）核心 ”的由来。
所谓核心其实就是最终决策者。在中共最高的决策过程中，核心起着弥合分歧、平衡利益，最后仲裁的作用。按照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核心就是有“最后决定之权” 的人。在邓小平那里，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体现在危机来临之际，没有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出现两种声音甚至多种声音。这样一个核心与其说是在一个最高层新政策、新理论的发动者，到不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超越集体决策的最高集权者、独裁者更为合适。这是中国共产党决策不至于瘫痪的最后保险。在邓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没有他自己这个核心，共产党在“六四”期间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最深的创痛往往容易铸成最牢固的个人经验，完全可以推论，邓小平对“核心模式 ”的信赖，主要是植根于“六四”这个创深痛剧的个人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邓曾经在最高层尝试过某种分权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军委主席与党的总书记长期分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六四”的经历使邓小平彻底回心转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邓才在离开政坛之前，极力扶持了一个江核心，即便是在1989年到1992年江泽民明显背离他的改革开放方向的时候，邓也没有换掉这个核心。相反，一旦江开始回归到他的既定路线，邓就全力维护和巩固这个核心。他甚至不惜让一贯拥护自己的“杨家将”下场休息，以免继续威胁江核心。不仅如此，有广泛的传说称，邓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后的核心，胡锦涛。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邓对核心模式的坚持和期许，应该是出自他对中国形势的具体判断。邓或许相信，这个明显具有独裁色彩的政治决策模式，起码还可以在中国适用两代人。
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顺利运转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能够胜任“核心”的潜在领袖人物存在，否则，“核心模式”就可能卡壳。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无疑是具有这一资格的。毛将一个被人追赶四处流窜的反叛集团变成一个牢固控制中国社会的执政党，不仅是共产党的救星，也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环。毛不仅是共产党的核心，也是全民的核心。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经常听到的不是毛核心，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个“首”字直白的显示了毛超然于他人，甚至超然于共产党的克理斯玛地位。在毛时代，重大决策往往是毛的书房里而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将毛比附为“核心”多少有些误读历史的味道。事实上，更加符合邓小平核心模式定义的人物是邓自己。邓在中共党内的深厚资历及其改革开放所赢得空前成功，都为邓担当和巩固他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权威基础。不过，与毛核心相比，邓核心显然已经具有了更多的协调和协商的色彩。起码，邓小平的最高仲裁的核心地位是通过政治局的正式决议被赋予的（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披露了这个秘密）。这其中，已经多少体现了政治局的某种集体意志。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决策模式，邓小平时代的核心模式仍然一种依赖于邓的个人威望、德行和能力。换句话说，没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核心模式就随时可能停摆。
实际上，在江泽民时代，核心模式就运转得非常吃力。从1989年江泽民担任共产党总书记开始，一直到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为止，邓小平对江核心进行了长达5年的扶持。如果不是这种扶持，江泽民个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奋、再广结善缘，恐怕都无济于事。江泽民从一个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心”最终脱颖而出，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除了邓的鼎力扶持之外，元老们的自然凋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过江泽民多年的深耕，江泽民的同代竞争对手之间再也没有人拥有与江一搏的权力基础。这是江能够保持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江核心已经不是邓核心，更不是毛核心，这个核心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核心，更不要说出现类似“文革“和”六四“这样的折腾。幸好，借助邓小平市场化惯性的荫庇，江时代的经济发展相当平稳。经济增长之强弥补了江核心之弱。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时代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显然不能说明核心模式是一个多么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过是一种阴差阳错的历史巧合。事实上，承平时代的时势是很难创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领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国也再不会有个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凡权威已经失去了基础的文化土壤。在晚期，江泽民也试图确立某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但很明显，他遇到了强大的抵制，以不到80岁的年纪退出政坛——这个年纪大大低于他的前任邓小平。不管江泽民退出政坛有多少自愿的成分，但时代变迁，形格势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换言之，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形势已经不再允许出现超越规则，君临一切的领袖了。江只能按照某种新形成的某种“法理”（呈文或者不成文的）来统治，他可以在“法理”的空白之处寻找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但是决不可能明显的践踏、逾越这种法理。在1990年代中期，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中“后邓时代”以及“邓后时代”的说法颇为热闹，但到了江泽民即将退休的时候，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所谓“后江时代”这种提法，这种差异中所隐含的假设是：没有人认为江泽民在退休之后还会对他的继任者发生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这种直觉并没有错，江泽民从最后一个位置退下之后，便迅速地从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消失。其影响力消退得甚至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断，江泽民在2003年正式退休，实际上是按照某种没有公开披露的内部惯例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这个核心实际上是受到某种内部法理约束的法理型领袖。正是依靠这种法理，中共在江泽民之后推出了一个更弱的“核心”，胡锦涛。
虽然早在1992年的时候胡锦涛就被储为核心，但在他作为“王储”的大部分时间中，胡锦涛似乎并没有机会大力培植其权力基础。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胡锦涛在正式成为核心之后才开始大力提拔团派干部。资料显示，胡锦涛在成为总书记并接任军委主席之后，提拔了大批共青团干部，以充实其权力基础。外界将其简称为团派。帮派，即围绕某个山头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体，它以对帮派尤其是帮主的个人忠诚、人身依附为前提，换取派系和帮主的保护，共享派系利益。帮派虽然一直在共产党内普遍存在，但由于其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并将公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征，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当犯禁忌的。邓小平在1989年向江泽民交班的时候就特意叮嘱，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总结说，“我不是完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的确，毛泽东可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发挥影响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泽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难贯彻其政治意志。所以，不仅江泽民要搞小圈子，胡锦涛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们就很难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础。有趣的是，胡锦涛大批提拔共青团干部的举动似乎并没有引出多少物议。这与江泽民大举提拔“上海帮“时所导致的普遍非议形成了鲜明对比。看来，经过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正式的授予了党内“核心 ”提拔自己人的某种特权。由于中共核心几乎形成了某种默认的任期制度，这种特权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选总统或总理上任之后的组阁权。区别仅仅在于，组阁的人不是民选的，而是按照某种大家共同默认的惯例形成的。这种利用组阁权力所形成的人事班底显然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因为向最高决策者邀宠而相互缠斗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区别。有人解释说，胡锦涛擢拔团系之所以没有受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团系人马比较清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团派现在仍然没有传出更多的*丑闻，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有可供他们*的位置。所以，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共产党已经默认了核心模式，也同时默认了核心的“类组阁权”。“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的正统文化已经被江泽民击溃。
容易猜想，共产党对核心组阁权的默认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江泽民时代政治成功的某种鼓舞。在1989年之后已经成为唯经济论信徒的共产党人看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标准。这种简单的直觉式推论虽然颟顸，但却给胡锦涛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胡锦涛不再需要磁场般的个人魅力，仅仅依靠中共赋予核心组阁权的惯例（党内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继续维持核心模式的运转。江泽民必须用几乎兵变的方式打掉杨家将、扳倒陈希同，方能够真正坐稳核心位置，但胡锦涛仅仅是借SARS之机象征性地免掉张文康、孟学农就顺势继承大位。其权力继承过程，不仅比当初江泽民要顺利得多，也比人们猜测的要顺利得多。而谜底，就是政治惯例赋予胡锦涛的力量。邓小平是将“核心”禅让给了江泽民，但江泽民将“核心”传给胡锦涛则更多是出于惯例的压力。越来越弱的核心，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文化惯性，这就是今天中国最高层的政治时势。
与江泽民时代相比，胡锦涛时代的所谓政治时势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派系斗争的削弱。大多数中国政治观察家出于一种方法上的惯性，总是紧盯中共派系斗争，以观察中国的政治动向。但这个方法在江泽民时代就已经不太管用，在胡锦涛时代就更加不管用了。
“六四”之后，共产党高层的危机感相当强烈，生怕那一天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丢了政权，被一锅端去。意识到了这一点，共产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变得相当克制，不至于像以前一样搞得你死我活。因为派系斗争一旦用力过猛，把大船整个弄个底朝天，那就对谁都没有好处。“六四”之后的共产党人精明而市侩，对这种大局当然心知肚明。所以派系斗争都是点到为止，不至于演变成同归于尽的全面决斗。像江泽民撂倒陈希同那样的残酷斗争，不仅屈指可数，实在也是江泽民于公于私都不得不为之举。所谓“危机可以导致内部凝聚”的社会学原理，“六四”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个相当典型的实证。“六四”之后，外部观察家越是盯着中共的派系斗争动向，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似乎就越是沉得住气，以至于今天几乎踪迹杳然，其原因正在于此。另外，正如我们上面多所强调的那样，“六四之后”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世俗化的利益集团，所以“派系斗争”尽管总是余音绕梁，阴魂不散，但既然已不是冰火不容的观念、意气之争，而是现实的利益博弈，其所谓派系斗争也就变成了“你多得一点我少得一点或者你少得一点我多得一点”的理性游戏，而不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残酷斗争。中共这种世俗化大大降低了以往派系斗争的那种烈度。中共于血雨腥风之中成立以来，于今已有将近90年历史，其中60年为和平时代，那种在战争岁月之中所形成的袍泽之情，生死之交，大多也由于漫长的和平时代而日渐消磨，而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老山头，旧朋党，也终不敌日月流逝而逐渐枯萎凋零。掌门人既然不在，派系内部的团结自然要大打折扣，派系的界限当然也就不再泾渭分明。事实上，在江泽民时代，这个特点即已凸现。最为重要的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党内对任期制度已经有某种预期，你江泽民再有能耐也不过是两任十年，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跟得太紧，那一天换了“核心”，可能就要吃不了兜着走。换成更加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由于中共内部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帮主以及帮派能够给予派系成员职位、保护以交换他们忠诚的能力在逐渐减弱，派系形成的激励也就大大减弱了。于是乎，还是别跟得太紧为妙。形势比人强，这种形势自然大大削弱了派系的凝聚力，模糊了派系的边界线。江泽民被自己搞出来的内部惯例逼退之后（“常委七十岁不得连任，必须退休”的这种规则本来是用来逼退了乔石、李瑞环等竞争对手的），中共内部对高层任期制度的预期更加明显。短短十年，要想升官发财，还是紧跟“胡核心”这个主流的好。胡甫一上台，被外界指为“上海帮”的江核心人马纷纷带枪投靠，个中秘密也正在于此。毛、邓之后，中共再无那种可以“不行就上山打游击（毛泽东语）”，“没位子可以抢位子甚至制造位子”的枭雄和狠角，剩下的大多是那种靠位子吃饭的“识时务者”。这些人一旦失去了位子，影响力就丧失殆尽，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在一个意识形态遁隐的时代，位子是第一要紧之事，于是随风使舵，保住位子（对于他们来说，位子可以换来财富，财富比位子靠得住，美元比人民币靠得住）就是政治的潮流所向，大势所趋。那里还有什么死心塌地，坚贞不二的心腹、死党。这样的逐利之徒所构成的派系当然是乌合之众，稍有变局，自然就风流云散，消融于无形。派系的松散与流动，不特党政如此，中国军队也如此。1990年代之后，中国军队的职业化、官僚化、技术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乃是时代之大趋势所迫），军事首领们的调动频繁（所谓“将不专兵”），同乡旧谊所形成的小团体固然不绝于缕，但坐镇一方号令三军的军阀势力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土壤。胡锦涛下车伊始，就挥刀裁掉20万军队，在外界看来，这种大胆之举，有自找麻烦的嫌疑，但中国军队中却几乎不见任何反弹和骚动。这并非证明胡锦涛很强大，而只能证明中国军队内部已很少有战斗力坚强的派系堡垒。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枪杆子和党的分离，只是在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之后短暂出现过，邓小平曾经将党权先后给予过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初也的确有分权制衡的考虑在内），自己紧握枪杆子，但是“六四”之后，邓小平立即察觉了其中的凶险，于是在江泽民时代有重新恢复了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三职合一的现象。邓小平时代的“枪监督党”又重新回到了“党、枪合一”并集中于核心一人手中的局面。
大致可以预测，在胡锦涛时代，中共传统上的派系将更加萎靡，派系的内部团结和凝聚程度将更为松散，派系斗争的烈度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是说，基本上很难再有其他内部派系能够挑战和威胁胡锦涛的权力。当然，如果胡锦涛在任上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挫折，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新的派系往往是被危机形势催化而成的。
1990年代之后，一个老式的政治话题不断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毛泽东建立了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之后又重新出现，主要是因为 1980年代之后的放权改革模式所致。这个分权模式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紧张关系，在1992年到1994年之间达到最高潮。当时这种在新时期出现的旧事务，让很多政治观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们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新视域而沿用至今。1990年代初期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确相当紧张，经济势力迅速膨胀的沿海省份如广东、山东者拥“财”自重的地方诸侯，也的确有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形迹，但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被心急如焚但却眼明手快的江泽民、朱鎔基所化解。朱鎔基用几近一对一的谈判方式搞掂的分税制，虽然阻力甚大，但却总算暂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分税制不仅粗糙，而且有诸多负面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制度。除此之外，将强势地方的领导人以一种不成文的党内惯例纳入政治局的决策过程，也大大减少了地方领导人与中央的冲突。让姜春云、谢非等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官升一级，虽然有调虎离山的权谋考虑，但也的确在实质上增加了地方利益的表达渠道。也因此，将强势省份领导人纳入政治局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惯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员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个过程大大增加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程度。其实，即便没有上述措施，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联想，在军队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拥兵一方，挑战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央政府无饷可发，军队的整体性被瓦解。而考诸胡锦涛时代，除了上述几点之外，省委书记一级的封将大吏几乎完全为外省人担任，像1990年代谢非、姜春运那种土生土长的，长期坐镇原籍的地方诸侯在中国已经绝迹，加之换岗频仍，就更加除去了地方实力逐渐座大的可能。这种换岗显然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汉制中既有本君人不得为君守的规定）的精髓。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利益（它经常与地方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在道德上天生就是弱势的一方，甚至是邪恶的代名词。不管这种文化是好是坏，但时势如此，由不得你地方派系揭竿而起，对抗中央。以上诸种制度、文化上的因素，几乎决定了，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很难遭到所谓地方实力派的挑战。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通过军队、警察、财政、任免等手段就可以搞定一切。2004年，胡温在中国大搞宏观调控，其力度、手段与朱（鎔基）老板1993年的宏观调控并无二致。但在地方上所激起的反对声浪却比上一次小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势力和抗拒中央政府的决心已经大不如前。形势如此，地方领导就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了，再也容不得他们冒充诸侯，打肿脸充胖子了。如果读者更加仔细一点就应该发现，以前在中国不时响起的“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支持中央权威”这一类宣示，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已经消失多年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地方作为一种挑战中央的实力派系，可能已经暂时退出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
孟子说，有智不如趁势。就高层政治态势而言，第四代核心胡锦涛可谓趁势之便，有时之助。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胡锦涛不是克理斯玛，但却是一位运势极佳的福将。不过，以未来的眼光观察，胡锦涛在任期内也将面临一些非常棘手的任务。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层政治震撼的，就是权力继承问题。
胡锦涛虽然有组阁权，但却没有继任者也就是下一届核心的指定权。江泽民是邓小平指定的，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但江与胡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对下一届中共领导人的产生负责。这个从1911年帝制废除之后在中国一直悬而未决的政治难题，将历史性的落在胡锦涛的身上。如无意外，胡锦涛的任期将在2012年结束，在这之前，也就是最迟2011年，胡锦涛必须为自己找到继承人，有点巧合的是，这个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这不仅是对胡锦涛的大考，也是对中国百年发展的大考。
前面说过，胡锦涛在1992年刚刚50岁的时候就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但纵观十六大之后的中国政治局常委中，却找不到一位50岁的“年轻人”，这意味着，起码到现在，还没有一位被政治局集体认可的王储（下一届核心）出现。这个关键的空缺说明，江泽民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江泽民如此，胡锦涛就更不用说了，江泽民好歹是个核心，而胡锦涛却仅仅是个总书记。这从中共正式的说法中可以找到依据。在江泽民时代，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而到了胡锦涛时代正式说法却变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词之差，决非偶然。这意味着，胡锦涛这个核心，比江泽民这个核心无论在法定权力还是权威能力方面都要稍逊一筹。邓小平可以一口气指定两个核心，江泽民和胡锦涛纵然有心，也无力就做到这点了。威权加速递减，乃是现代社会不移之趋势，又岂是个人之力所能逆转？在这个意义上，核心模式是为邓小平所量身定作的。同一个核心模式，邓可以玩得游刃有余，江泽民就只能勉强维持，而到了胡锦涛，恐怕就要改改规矩，换换口味了。对于弱主而言，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求制度的保护。
中共十七大届满之时，按照年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全部都将与胡锦涛一起退休。既然胡锦涛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那么胡锦涛的继承者就必然按照新的规则产生。依目前中共党内强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趋势，这个新的规则一定是带有某种民主性质的选举或者协商方式。说穿了，所谓民主一定是在势均力敌的竞争中产生的。党内民主一开，社会上的民主就有可能风起云涌了。如何在党内民主开始的时候，保持秩序将是胡锦涛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所谓弱主，就是打破惯例、创设新制的能力较弱，但诡谲的是，胡锦涛这个弱主必须在其任期之内完成这个新制度的创设。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胡锦涛对此做好了准备。虽然有不少人观察到，胡锦涛上台之初，也大谈了几天宪法、党内民主（比如政治局向中共中央委员会述职之类）。但诚如我们所私下推测的那样，胡锦涛的这个民主试验很快就偃旗息鼓、没有下文了。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江泽民上台之初也大谈过一阵“民主集中制”的同样情形。不管胡锦涛是真心推动党内民主，还是为了在党内党外赢得民意而做秀，党内民主都将是一条陷阱密布的道路。2006年2月，一向以敢言著称的中国“冰点”周刊被停刊之后，主编李大同循党内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申诉，控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并指控他们违反宪法及党章。这个“反常甚至是荒唐”的举动（之所以称其为反常，乃是人们从来就没有将党内民主程序当真过，所以很少有人像李大同那样真的提出申诉）对胡锦涛贯彻党内民主的真诚程度构成了考验。站在胡锦涛的角度，如果真的批准李大同按照党内民主程序走，那么先例一开，党内的申诉可能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并进而裂解共产党的团结；如果不批准就会立即暴露出胡锦涛党内民主的虚伪性，结果不出所料，胡锦涛采取了让《冰点》复刊但主编撤职的折中办法，以个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引出更大的连锁反应。胡锦涛的这种暧昧态度，其实反应了他在党内民主上的巨大两难。党内民主好说不好做，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胡锦涛一笔重要的负资产。从现在的迹象看，胡锦涛已经视此为畏途。
然而，中国自接受民主理念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主不仅成为精英分子的文化潜意识，也成为大众的一种文化潜意识，这把瘾是一定要过的。当普罗大众都觉得民主是一种价值、一种善的时候（共产党虽然不敢搞民主，但却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价值）民主就变成了所谓历史潮流，历史的大趋势。如果你不让人们过这一把民主的瘾，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经济发展可以延缓民主化，但决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为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玩过股票的人都知道，逆势操作有多么费劲。不管这个“势”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多么杰出，逆势操作都会头破血流。民主之“势”，在中国一蓄百年，其发必猛。所以，不管民主有多么大的风险，胡锦涛都应该顺势而为，并将这个“势”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贻误时机，让其他潜在的权力竞争者借势。与顺势而为的风险相比，逆市操作的风险可能要大得多。就此而论，胡锦涛时代可能正是中国最高权力接近某种带有民主特征的规则性更替的关键过渡阶段。
如果不出现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经济崩溃、民族战争、金融危机等等）打击，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将很难受到有效挑战，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枢纽的中共政治局也将在 “保证不翻船”的底线上保持团结。邓小平如果能够有幸活到今天，他就暂时不必为“中央自己出问题”而担忧了。因为，胡锦涛的挑战已经不是来自政治局，而是来自于中南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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