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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
邓力群同志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有许多言论和行动于党于国十分不利，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认为十三大后，应当让他离开中央领导工作岗位。我向中央作这样的建议，不仅根据近几年来自己的观察，而且还根据他在延安审干期间，利用职权，奸占审查对象这一恶劣表现的具体材料（见《附件》：《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同今天言行的对照。
先谈近年来的观察：
一．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改革和开放这一根本方针，他是一贯抵制的，认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做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过是援引西方资本主义某些经验。举一个例子：八五年十二月六日晚在国防大学讲话中说：「紫阳同志访问拉美，看到巴西外债很多，但日子还好过，考虑我们可不可在引进外资上更大胆一些。但这涉及两个世界的问题。巴西不管怎么变，不管谁上台或军人执政，终究是资本主义内部问题。李光耀访华回国后有个谈话，他的态度是很清醒的。他告诫新加坡的企业界到中国投资，不管合同协定规定得怎样好，怎样详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说变就变了。外国资产阶级希望我们开放政策继续下去，但他们是希望我们继续到资本主义去（哈默的例子）。」这段话的意思明显不过：赵紫阳不如李光耀清醒。我的印象，他从来不正面宣传改革和开放，而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对改革和开放进行各种各样的指责，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
二、组织上严重地不守纪律。远的如八三年春，中央常委会上耀邦同志受到批评后，下午他就捅到新华社全国会议上去，两天内在《红旗》全国联络员会议等三个地方传达，引起全国震动，不知中央出了什么大事。近的如对待今年中央的四号文件，认为是一个框框，宣传口一系列会议总想突破，如说这项反自由化斗争是「第二次拨乱反正」等。多年来，他在自己的身边重用了一批「文革」时的造反派。如派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志超（《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起草人）到上海当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被书记处否决；这次又要让卢当中宣部副部长，再次被否决，仍任卢为部务会议成员。
三、思想上顽固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空谈共产主义理想，表现理论水平低下。这些延安同他熟悉的人最清楚，五十年代田家英多次同我谈过。开国初，在新疆工作时犯过严重「左」的错误，被中央撤职（据说毛主席几次提到开除他的党籍）。近年又搬出《资本论》雇七个工人即形成「资本剥削」，来指责搞活经济、允许雇工的政策。他尤其喜欢打扮自己。八一年十一月在党校作过五次报告，借讲陈云思想吹捧自己，学员印象极坏。
总之，对邓力群同志的一贯「左」，党内外一直议论甚多，非常不得人心，在广大知识份子中影响尤坏。去年九月六中全会时，我在中顾委小组会上，曾两次发言指名批评他（和胡乔木同志）的「左」的思想和做法，特别是本性难移喜欢整人，再让他们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将使中央在这方面严重脱离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极为不利。
我过去没有同邓力群同志共过事。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有过一件与我有关的私人「恶性事故」。当年我也不想计较，说，「让他们好去算了」，还受到富春同志的批评。现在由于他的两面派作风，「左」的一套，四十多年来一以贯之，且愈来愈严重；由于他身居高位，便于上下其手，假公济私，以致不得不翻出这件旧案向你们报告，俾能察微知着。\\
一九四三年四月，审干时我因诬告被捕后，我的爱人范元甄（一九六一年我们离了婚）也被怀疑，她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邓力群是机关学委负责人，受命审查范。他乘人之危，向范讨好泄密，花言巧语，勾引通奸。（他的爱人同在一个机关，有两个孩子。）事发后，不仅不听党的多次劝阻，且顽固坚持错误。由于恩来同志亲自过问，我于一九四四年六月释放，他还是狂妄地继续进行破坏。直到四五年一月，党不得不召开大会批判，指出他在这件事上显露出来的恶劣品质：「严重的政治错误，玷污审干」，「目无组织，破坏纪律，有恃无恐」，还钻党的空子；若干很坏的思想，「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导致明知故犯」。在会议上还充分暴露了他为人的言行不一，满口仁义，一肚盗娼（范后来同我谈过很多）。这五天大会的结论是杨尚昆同志做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范元甄随即下放到延安乡下，当乡文书。不料，在如此严肃的会议和结论之后，他仍偷偷跑到乡下，以丈夫名义同范同居一周（这是范与我复婚后告知的）。一九四七年范在哈尔滨时（我在热河，我们已有了孩子），邓仍到范处纠缠，被范拒绝。现在我将尚昆同志做的结论送上，以证明邓力群目无组织的政治品质，以及阴一套、阳一套的思想作风，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今天因权位高升，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我现在只摘引《结论》关于「思想上的错误」两段话，以为今日的对照：「在延安的生活与工作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上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在整理材料，在概念上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有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说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
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前在玉泉山时，因听说邓力群将进书记处，我曾找耀邦同志谈过他的问题，认为选错了人。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比，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同志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再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
四十多年前这种旧案，本来不必再计较，但当年邓力群利用权力｜｜审查干部之权，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四十多年之后，他这种品质并未改变，且变本加厉。所以我不得不交出这份旧材料，请中央明察。 此致
敬礼！
李锐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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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
杨尚昆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党一直采取的干涉态度。为什么要干涉这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私人生活的恋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在审干过程中为了贯彻党的政策方针而干涉违反政策方针的问题。
在党的集体中，有纯粹的私人生活问题。但如超过一定限度，在一定条件下，就不简单是私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事情，表面上看来似是男女恋爱，实质上是政治错误。党内每个同志都应有决心，勿在群??中因自己私生活不好而发生坏影响，因为群众决不会说是某人的问题，而是认为是共??党内的问题。
五天会议中，两人的发言对于问题的政治性都强调不够，与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有差别。对于私生活应该严肃地处理。尤其是男女问题，这是在中国社会中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有决心，凡是处理这类问题时，要顾及群众的影响。当然，中国还在过渡时期，难免在男女关系上有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共常党员作为一个自觉的战士时，应该尽量减少这些现象。既然要决心改变社会，难道古今中外这些坏现象就不能在自己身上消灭吗？
如果说党内有过这类事，把这拿来与现在这件事相提??论，这在客观上是散布不好的影响，夸大党内这些缺点。因为那些事与这次事情性质不同。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男女关系处理不好，是得不到同情的。党的一切政策要适合国情，在这个问题上也要照顾。党内正确的夫妇关系应该建立于下述基础：（一）为大众的事业共同奋斗。有人说，夫妇关系等于同志关系加上性的关系，这是荒唐的说法。应该是在大前提之下有一定的感情。苟合，杯水思想是不对的。未结婚的对选择对象、进行恋爱要严肃对待。我们不提倡缠绵悱恻，但必须相互间有一定认识。决定关系时应有很好考虑，一经结合之后，就盼望能常期维持关系。如果实在继续不下去，可以离婚，但要照顾到不在群??中发生坏影响。一般的，党是不干涉离婚的。如果离婚在群众中发生坏影响就不行。冲破了封建伦理束缚，还要建设新的道德。一根扁担挑两头是不经常的现象。作为一个政治战士，如果不能改变这一点，就是造就落后，迎合落后
在审干中发生了这件事，就加上了一层政治性质。在这过程中，不管男女，所有一切挖墙脚的事都不能做。在审干过程中发生这种挖墙脚就会影响到对党底政策的怀疑。甚至刺激起对党感情的决裂。这件事正发生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一个被党审查而捕走了，一个负责审查他的老婆。这点要特别强调指出。
事情发生以后，应试采取干涉态度。如果当时不知道学委会的态度，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向学委会询问，要求干涉。有同志犯了自由主义，就里由于对事情的严重性估计不够，这是一个责任心问题。过去曾反对小广播的乱说，但是正确的还是要说。
关于这件事情的错误、错误的性质、以及其中暴露的品质问题。
（一）政治的错误。自己是学委会的负责人，对方是被审查的。自己负责去审查的时候，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个人的活动，包含着杂念去做工作，这就破坏了政治研究室的党所给予的责任。而且，未经过学委会决定之前，就把问题的性质非正式的告诉对方──这从工作纪律上说，是泄露秘密，在政治上，以党的秘密去讨好于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同时，这事又进而涉及到李，党的政策应该是要求她去帮助他，安慰他。而这件事的发生就破坏了这个政策，??且给李造成极大的反感。自己违背了政策，给党造成坏影响，沾污了党的审干运动。
（二）组织上的错误。目无组织，破坏纪律。各级党的组织找谈话，却不当作党的组织看待。这种目无组织，非常严重。目无组织发展到最后就是与党对立。最后竟要求党批准两人的关系，造成事实，要党承认。这表现了狂妄的破坏纪律，把自己完全放在组织以外。这种组织破坏党的行动，是绝不能允许的，这实际上是瓦解党的组织。
（三）思想上的错误。暴露了若干坏思想，发展到最后，是离开了党的立场的严重政治错误。自己向党作的无数次保证，都可以不执行。客观上是欺骗党。
第一，思想上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结果已是公然与党对立。这个狂妄的个人主义有他几个组成的因素：一个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龄。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动。没有经过群众的锻炼，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上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是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风过程中领导人家整风，自己的反省很不够。反而以为能够帮助人家整风，更增加了自己包袱，以为自己不错。
因为思想里有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来，可以不管一切舆论，背着错误走。像这样下去，一定会向党闹独立性。
第二，由于这种狂妄的个人主义，表现这件事上就是明知故犯。明明知道，在审查过程中发生这种事是不正确的。而且自己领导过反对这类事情。既然发生以后，经过了党的若干次干涉，还是坚持作下去。这种明知故犯，还表现在自己内心也有过斗争。但是，斗争的结果所消灭的却都是党的意识，消灭了自己的党的意识，还帮助对方消灭党的意识，扑灭对方的党的意识，用泼冷水的办法，讽刺党性。这种明知故犯还表现在党的组织间钻空子。首先钻枣园与中直学委间的空子，钻空子中还提出一条原则来吓唬人：“难道这些人就没有原则？”
第三，有所恃而无恐。对党的的态度是：我有点本事，你总不能不要我这点本事。靠本事吃饭的思想，如果脱离了一定的立场与人生观是很危险的。觉得自己有点本事，将来做若干件“平凡而惊人的事”来向党兑换自己的错误。在自己与党的关系上，有一种入股的思想。是一种个人功利主义，并不是把自己全部交给党。这里就接触到个人利益与党的关系问题──不可能能允许违反党的个人利益。觉得自己在党内有股子，就要向党换得一个老婆。“你总不能不要我这份股。”再就是觉得党内也有人犯过这错误。
两人之间，一个觉得党的信任经过另一个体现出来。另一个以为党的帮助全系于此一人。
还讲一讲能力的问题。他究竟有没有能力？什么性质的能力？
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运动脱离的。表现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上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说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
能力又是不能脱离党的基本立场与原则的。即使有点能力，在党的路线指导下，可以有成绩，如果脱离了党，能力的发展就很危险。脱离党的立场，违背党的能力，在党内是不值钱的。
还有这么一套吓唬人的理论：什么“坐着与走起来”，犯了错误就坐在那里，这是不对。但是要把错误的包袱丢掉往前走，而不是背着包袱走。什么“情况变了”，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变，最中心的，党的干涉没有变。要说变化，只是情况变得更严重，以致最后走到自己个人与党遥遥相对。说自己这样干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调皮，其实首先连儿子的资格都没有了，就不应该调皮，首先就脱离了党的立场。这种想法是依恃着党对自己的宠爱。还把鲁迅反对封建的一套东西都搬来反对党。
关于所谓爱情与工作，互相帮助，等等，也要分析一下。即使有些具体帮助，却是以这些东西换得你向错误走，脱离党，这种帮助越多，越没有好处。对于一个党员的帮助，主要应该依靠于工作中的上级、同级、下级与群众。以为只有某个人才能给予帮助，这是一种堕落思想。现在应该自己站起来，走自己的路。否则，咿咿唔唔，会使坏思想发展起来。
从这次事情的责任说来，双方是一样的。之所以特别着重责备了一方，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事情的责任是共同的，两人思想上的共同点是：个人主义。所曾有过的极微弱的党性，也不是自觉的，否则，不致轻易被人扑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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