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伤疤未到揭开之时
六四沦为无法愈合的伤口，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将其列为禁忌，禁止思想和言论的公开介入。当公开讨论被禁止时，真相就飘散在历史的尘埃中。虽然有不同 人站在不同角度进行不同讲述，但旁听者大多如雾中看花，亲历者往往也只是窥豹一斑。六四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是怎么发生的？政府与海外民运至今各执一端， 各说各话，真相仍未到大白之时。
人们有理由怀疑在六四伤疤下掩盖了屈死者的冤魂，所以政府才将其列为禁区。但是，仅此并不足以证明另一方（海外民运）的叙述代表了全面的真实。即使 真相大致如政府所公布的那样，它仍然会被强令终结。这不仅仅是因为六四代表了一种政治尝试的终结，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的开始，更因为对六四的纠缠和探询是 中国政府至今不能承受之重。遗憾的是，在具体情境下，中国政府所不能承受的，中国社会也无力承受。
六四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内涵。正因为如此，它也不是今天的中国能够即时消化的，它注定要被暂时掩埋--六四的伤疤尚未到可以揭开之时。
温家宝在上次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意味深长：如果还能够持续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情景？--对于中国决策层来说，现在是持续发展的历 史机遇期，不能让其它次要因素干扰“持续发展”这一大局。六四公案如果再重新放到桌面上来，它撕开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伤口，它将撕裂整个中国社会的身体。 结局会如何，谁也无法预料，更无法控制。可以预料的是：肯定八九运动即意味着肯定前苏联式的变革道路，否定中国这十六年来的曾行之路--这当然符合海外民 运的利益，却未必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
最近海外有种观点，认为“六四是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源头”，执着地将六四与贫富分化等不平衡现象挂钩。但是，证诸世界经验，任何大国的经济起飞和工业 化过程都与“不平衡发展”相伴随，中国并非特例，何况中国的这一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转轨？八九之时，除非赞成回到过去，否则就只能在苏联式激进和中 国式渐进之间作出选择；又能使马儿跑又能让马儿不吃草的灵丹妙药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比较苏中两种模式，究竟是象前苏联那样弄得国家分裂、 社会混乱、经济衰退几近崩溃几乎一蹶不振好，还是中国当前的模式好，大多数中国人不难得出结论。如果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中国陷入类似前苏联的困境，未必 能象今天的俄罗斯那样缓过气来，当时就可能有许多人要陷入生存危机--这就是在苏东剧变后，国际上一些严肃的战略分析家担心中国会不会步前苏联后尘，从而 引发全世界都无力消化的难民潮的原因。
八九是中国历史的分岔路口，它代表了激进和渐进两条道路之争。笔者反对六四动武，但赞成六四后中国政府的道路选择。如果八九之争的胜利者是另一方，显然中国只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如果中国真的走上了前苏联式的剧变道路，由此所发生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谁可负责？
正是由于在普世价值的裹挟下对六四的重新评价可能导致对近十六年的否定，导致对发展模式的推倒重来，揭开六四伤疤才尚非其时。个体正义的实现，往往 是有条件的，必须考虑实现正义的外部效应，不能因此引发全社会更大的伤痛--这虽然是令自由主义者很不爽的“宏大叙事”，却是人类进步时刻遵循的逻辑。所 谓“实现正义，哪怕它天塌下来”，只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
因此，即便六四蒙冤者有着重新评价的正当理由，他们的呼声也注定要被暂时淹没在历史前行的车轮声中，淹没在更多人的需要下。这并非中国的“特殊国情 现象”，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发生这样的故事，在自由民主的故乡欧美也一样。在那些令人赞叹的历史进程中，同样掩盖着冤屈 者的呻吟。
例举中国或许只会惹来嘲讽，但美国又如何呢？被自由民主人士视为样板典范的美国，其迄今为止最令人赞叹的壮举无疑是其立国。美国立国开创了新的政治 范式，为人类的政治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壮举中，同样积淀了大量冤屈者的呻吟。立国领袖们搁置了奴隶制问题，这不但与美国标榜至今 的所谓立国之本“人类尊严与自由”的价值标准不相容，而且还为几十年后导致伤亡无数的南北内战埋下了祸根。但是，立国领袖们并未因此遭到谴责或承担罪责， 他们仍然享有世界范围的广泛尊重。人们明白，如果当时不搁置奴隶制问题就不可能有美国立国；相对于立国壮举，奴隶制问题只能被搁置，正义的名份只能跚跚来 迟。
在更大的需要约束下，正义只能跚跚来迟。不管六四的真相是什么，如果现在揭开伤疤，只会将中国社会撕裂成血淋淋几块。中国在战略性发展机遇期耽于内耗，这或许符合某些人或某些国家的利益，但绝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少数人注定要暂且忍受痛苦。
历史具有某种公正性，该补偿的最终会得到一定补偿，该清算的最终也会受到一定清算。对六四的重新评价只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发生：其一是中国目前这条路 走得很顺利，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物质进步和内部矛盾减少，重新审视六四已不会引发大的社会震荡，反而能够促使社会实现更大范围和程度的和谐；二是目 前这条路走得极坎坷，甚至已经难以为继，执政者的能力被深刻质疑，六四问题将成为加速阿米诺骨牌倒塌的筹码。
执政党的命运是与其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紧密相联的。据海外报道，令人尊敬的蒋彦永大夫曾经建议政府重新评价六四，认为谁先提出重新评价谁就可以掌握政 治主动，这种说法显然是出之于政治浪漫主义的天真幼稚。只有在政权已经陷入上述第二种危机时，六四才会成为政治家们争取主动的筹码；但局势如果已经严峻到 了要争相争夺六四旗号的地步，说明前苏联式剧变已经无可避免，所谓“争取主动”，其实不过只能苟延残喘而已。只要局势还没有严峻到这一步，六四对于执政者 就只是烫手的山芋，政治家们避之唯恐不及。
六四后邓小平的总结体现了真正的政治智慧，邓发言的大意是：虽然遭到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但是我们心中有底、心不慌，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为人民带 来了实惠，人民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可以挺直腰杆--正是因为坚信改革开放为大多数人带来了实惠，坚信渐进式道路选择的正确，中国领导人才能逆“第三波”民 主化潮流走到了今天。
渐进式道路虽然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不坏”选择，但它当然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和负面性。最大的负面性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贫富两极分化，这种不平衡 虽然在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但应该在事后进行调整。否则，邓小平所引以为自豪的“为人民带来实惠”就会走向反面，中国就难以避免上述第二种悲 惨结局。
不管道路如何选择，未来始终存在变数，在作出选择后又会面临新的选择。为了使中国在渐进道路上能够走向好的未来，不能不对“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不能不更多关注社会分配的公平。也因为同样的理由，中国在现阶段不能不继续掩埋六四的伤口，搁置历史的公正。
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的“向左转”，包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执政理念的提出，证明他们已经看清了问题所在，正在着手解决问题；近期免除农业税、关 注农民工、加大社保投入等系列政策的出台，更证明了新一届的中国领导集体具有调整发展方向、减小渐进式道路负面性的意愿和能力，中国迄今仍然走在渐进式发 展道路的第一种良性前景之下。
鉴于此，笔者赞成走出六四，放眼大局和未来；笔者也赞成暂时搁置对六四的全面评价，赞成“六四受难者”将主要方向定格在要求政府赔偿上。
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CF%D0%D1%D4/articles/16020.html
闲言/冼岩：我为什么提出“六四真相尚未明了”？
一， 笑非先生撰文《揭伤疤还要等到何时？》，质疑笔者“六四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相尚未明了之说。按照他的观点，有“高科技的卫星录像和中外媒体的客观报 道”、“数百万北京市民的亲眼目睹”、“高文谦、胡绩伟、王若水等原体制内高层人士的亲历亲闻”、“[天安门母亲]的血泪控诉和蒋彦永医生的慷慨上书”， 真相早就一清二白了，何来“政府与海外民运至今各执一端，各说各话”？
偏好于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辞，凭理念、喜好轻下结论，这是群众运动舆论成形的基本特征。无独有偶，在1990年代“苏东波”时期，西方媒体曾大肆渲染 罗马尼亚发生了镇压事件，死伤五千人。当时也是媒体报道，舆论声讨，更有当事人“血泪控诉”及西方政治家严词抨击；尤有甚者，西方媒体还详尽“披露”了镇 压细节，其中包括孕妇被刺刀划破肚皮、婴儿从中脱落的煽情画面。事后证明，这一切都是罗国内自由派精英与西方号称“客观公正”媒体的联手杰作。当时只发生 了小规模冲突，伤亡数十人；所谓孕妇剖腹，完全是特技处理的效果。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煽动民意，推翻暴政，而设局者也确实达到了目的，齐奥赛斯库被 推翻、夫妇被处死；不仅如此，革命成功后一片欢呼，人们忙于控诉齐氏罪恶，没有人需要为“错误情报”买单。
这种例子，在苏东波及其它国家被颠覆案例中并非个别。在第一手材料公之于众以前，不能排除对六四的各种叙述中也有类似“孕妇剖腹”的夸张甚至虚构情 节。当然，依据现有材料，有两点是清楚的：1，六四时开了枪，发生了流血事件；2，有平民被军人误伤--但也仅此而已，仅此两点，离真相大白还很远，需要 澄清的内容还很多。以笔者之愚钝，从各方叙述中，至少有以下三点不明：
1，伤亡人数。这一问题难道是无关紧要的吗？对此，难道不是“政府与海外民运至今各执一端，各说各话”吗？政府有能力搞清这一点，但海外民运不相信 它的结论；民主精英本身显然没能力得出正确结论，他们的数字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在当时那种极度震撼、感官及心理都被刺激到极限的情况下，如果还有谁能凭 “亲眼目睹”得知事实全貌，除非他是超人。高文谦、胡绩伟、王若水们，也并非能够掌握全面资讯的“原体制内高层人士”。
2，因果。开枪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究竟是军人不分青红皂白枪击无辜，还是在遭到暴力袭击后的示威性反击？两种因果，开枪者的责任大不一样。
3，授权。事发当时，军队接到了什么样的命令，得到何种授权？邓小平的原话、原意是什么？相关各方仅仅是在履行维护秩序与稳定的本份职责，还是有所逾越、滥权？有一点可以肯定，事件中没有谁是“魔鬼”；如果有可能，谁都希望能够避免流血。
上述3点，即使是法庭判案，也是必须事先澄清的细节；细节不明，则是非责任不明。但是，民主精英们显然并不在意这些细节的真相如何，他们只是选择他 们愿意相信的相信着；理念之所在，即真相之所在，正义之所在。如果当事人受难者基于情绪有此反应还属正常，但其他民主精英也大都持此观点立场；他们并非仅 仅义愤于被禁言，而是一开始就自视为真相已在手，真理已在手，正义已在手。他们同样容不得不同声音、容不得逆耳之论，视笔者这种探询真相的理性言论为“魔 鬼辩护士”--这是群众运动大多易于偏离理性、走向极端的一个例证，这样做虽然能够占据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将对手搞臭、为自己增辉，但这种舆论倾向 性代替不了历史判决，在当前情境下，它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笑非文中提到1960年代初所谓“饿死三千万国民”这一著名案例，那同样是以理念、情绪、愿望代替实证、形成舆论的典型案例。仅仅依据三年前后出生 人口的差异，就推导出“饿死了三千万国民”的惊世骇俗结论，这不是严肃的学术态度。早就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指出：所谓“平均出生率”只是一种概率，它并不 是推导即时数据的有效工具；影响人口出生的因素很多，出生率完全可能因为其它原因而发生重大波动。
三年自然灾害中有人饿死是无疑的，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有人因饥饿、炎热而死亡，但当时饿死人数是否达到三千万之多，并没有有效证据和有力论证。许 多人之所以乐于将“饿死三千万”当作学术结论到处运用，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这样的结论；除此之外，就是媒体逐奇媚俗、推波助澜。涉及到事实真伪问题，并非 简单的“人心所向”即可作出判决；无论是愿意相信或不愿意相信，都只能说依据还不充分，真相尚未大白。
二，张三一言先生撰文说，“魔鬼”是存在的，例如“希魔”、“日本鬼子”等等。他不知道的是，他口中的“希魔”，和他及许多民主精英一再为之欢欣鼓 舞的小布什先生其实是差不多的同一类人。他们同样虔诚信仰上帝，相信自己是在代上帝践行人间正义；他们都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都不惜为此诉诸武力， “先发制人”。按照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希特勒的战争真是太有必要了；如果再加上“错误情报的误导”，希特勒再不发动战争，那简直就是置本国安危 于不顾，纵容邪恶、罔顾天理了。
国际上流行一种说法，说什么民主制有利于世界和平，民主国家不会妄动干戈，这是典型的睁眼说瞎话。自近代以来，大多数殖民战争都是那些民主国家发动 的；冷战后，民主美国又成了战争发动机。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诉诸战争”的神话，在几年前的南联盟科索沃之战中也被粉碎；至于当代几大“民主国家”相互不 战，这无非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军事同盟及利益集团而已，这难道很奇怪吗？这又关民主什么事了？
三，郭罗基先生撰文《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说什么“政治问题只能从政治上解决。政治问题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就破坏了规则”--但 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遵守郭先生的这种规则，没有哪个政府只要郭先生所说的“光彩”和“信义”，不要秩序与稳定；否则，全世界的治安部队和防暴警察大都 要失业了。
笔者与郭罗基一样反对六四动武，但这种反对同样需要理性适度，不能使用极端的、明显站不住脚的逻辑。应该反对的是过度使用武力而非适度使用暴力，因 此，为判定是非功过有必要厘清事发时的种种细节，以辨析各方责任之轻重有无。但由于笔者在前两篇文章所说的理由，纠缠六四与现阶段中国社会进步的迫切要求 相冲突，因此，“六四伤疤尚未到揭开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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