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冼岩：自由派是胡赵悲剧的第一推手
萧文的最大价值是客观描述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了这一时期重大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从萧文中人们 不难看出，自由派知识分子包括激进学生是酿造胡赵悲剧的第一动力；正是他们道德理想主义的态度和政治浪漫主义的诉求，使胡赵不可避免沦为悲剧人物。
按照萧文的叙述，1980年代活跃在官方舞台上的政治力量从右到左依次是：党内民主派、以胡赵为代表的开明派（即“次中心”）、邓小平中心、元老派 与保守派。“邓小平中心”派的“既定方针”是：一方面依靠党内民主派与“次中心”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依靠元老派与保守派维护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基 础，不让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社会能量影响政治稳定。前者是邓小平的主攻方向，是他毕生功名事业之所系；后者只是一种辅助性手段，只是为了使前者免于失序、甚 至反噬自身。因此，相对于其它三种政治“派群”来说，邓小平中心与胡赵次中心在执政方略上最多重合，邓对胡赵也最多倚重。他们的分歧不过是改革速度的快慢 之分歧，胡赵也并不反对维持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以保持社会稳定。可以说，只要考核题仅仅是“改革开放怎么搞”之类的实际政治经济问题，中心和次中心就总 能趋于一致；作为改革开放具体执行者的“次中心”，纵然在工作中发生一些失误，“邓小平中心”也会在元老派与保守派的联手夹攻下对其施以援手，让其有惊无 险。
此时，在官方之外，民间社会也存在着自己的政治势力。由于文革左的浩劫，也由于前期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左的势力在民间基本已被洗涤一空，能够登台 亮相的民间政治势力都位于政治光谱的右方，它们主要有萧文所说的激进自由派与立宪温和派。就象萧文所分析的那样：在政治相对平和的时期，自由派阵营中的党 内民主派与温和的宪政派能发挥实质性的推动变革的作用；然而，当改革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而出现政治危机时，最激进的西化自由派以其强烈批判旧秩序的自 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而占据自由派阵营的“制高点”。
不仅如此，由于民间政治势力不具有身临其境的全局视角和责任压力，他们习惯于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视角出发评判事物和伸张诉求。对于民间 政治势力整体来说，改革开放仅仅取得好的绩效是不够的，而且必须越来越好；只要发生一点挫折或减速，民间政治势力就可能趋于激进。因此，无论是从客观还是 主观、从当时的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影响来看，1980年代中国改革遭遇挫折和危机不可避免，民间政治势力的趋于激进也不可避免。
由于民间政治势力（尤其是激进自由派包括激进学生）屡仆屡起的激进化势头，怎么对待民间激进自由派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官方五大派系的共同考题， 正是这一考题使原本在社会治理方面能够取得高度一致的胡赵次中心与邓小平中心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纹。从维持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以保持社会稳定这一需 要出发，官方应该对民间政治势力的激进表现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中心”就持这种立场。但是，胡赵“次中心”由于缺少“自己坚实的个人政治资源”，一直注 意在民间培植个人的声誉和威望作为补充，因此他们不可能积极支持这种自折羽翼的强硬立场。“邓小平中心”在经历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后，只能一次次的“弃 子”，与元老派、保守派联手对付“次中心”。
由此可见，正是激进自由派的激进，将胡赵推入了无可避免的历史悲剧之中。这种推动完全是无意识的，从本身立场出发，激进自由派当然愿意看到党内民主 派与次中心开明派的胜利喜剧，他们可能也自以为是在帮助党内民主派与次中心开明派争取胜利。但是，一方面纯粹从观念、理想和热情出发的激进自由派不懂得官 方政治游戏的规则，他们往往对自己的体制内支持者好心办坏事，“帮倒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激进自由派自己也在玩一种政治游戏，那是另一类的政治游 戏，它也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即“唯激进者能胜出”、“淘汰温和”的民间政治游戏规则。正是这种在扩大政治参与时期普遍发生作用的特殊游戏规则，使激进自 由派成为了酿造胡赵悲剧的第一动力。
换一个角度说，政治经济方面的激进改革确实是激进自由派的诉求；作为社会成员之一部分，他们当然有权利直接伸张自己的诉求，没有理由要求他们一定要 为了照顾党内民主派与次中心开明派的处境而自我压抑。但在特定的政治格局和游戏规则下，激进自由派的直抒胸臆恰恰使立场与他们最相接近的党内民主派与次中 心开明派陷入困境--体制外的激进使体制内的温和丧失生存空间，这是曾在古今中外反复上演的悲剧。
激进自由派当然有理由推卸责任，将胡赵悲剧归结为特定的政治格局和游戏规则。但是，悲剧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为初始状态是给定的，谁也不能超 越历史，改革不能“发点球”。每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又担负着社会责任，每个人都只能根据具体条件采取行动并为自己在具体条件下的行为后果负责。所谓 “谁是历史的罪人”，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寻求答案--如果有着理想主义的动机就无须为其行为的实际后果负责，那么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追求实质正义， 试图既摆脱传统政治周期律、又超越资本主义金钱政治游戏的尝试和努力，文革堪称千古典范，值得万世敬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九运动的符号意义并非类似于五四、四五，反倒可以类比于五一六。八九精英在运动中的表现总的来说不及格，他们既是胡赵悲剧的第一 推手，也是扭转了中国改革航道的第一动力--在此之前，“邓小平中心”对朝向西方的政治改革犹抱期待，希望籍此建立不世功业；邓小平与自由派的区别，主要 只不过是他力图找出一条不会致中国于动荡的稳妥渐进之路。正因为如此，八九运动才能够积聚起足够能量，而没有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经八九之劫后，加上苏 东剧变的教训，邓小平终于下定决心将朝向西方的政治改革大门紧紧关闭。此后，中国领导人更直言拒绝西方政治模式，中国开始专注于在权威政体框架下、立足于 中国国情寻找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政治变化不过是对此一新航道的探测、落实与稳定的过程。
在初出茅庐时表现不及格尚可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一些八九精英十多年了至今还一直在原地踏步踏。无论是刘晓波们的政治浪漫主义依旧，还是余世存们的道德理想主义依旧，如果他们是真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将他们视为永远也长不大的“类人孩”。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自由派、保守派两极的边缘化，即萧文所谓“脱两极化”。通过摆脱两极意识形态的干扰，技术 官僚占主导的政治形态获得了自我维持稳定的能力，这也即是康晓光先生所剖析的“行政吸纳政治”。“脱两极化”并不能完全视为“脱意识形态化”，可以说，实 用主义就是新型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元老派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一历史事实的重要意义至今尚未被充分挖掘。1980年代正是由于元老派的存在，相比之下胡赵次中心才显得缺少 “自己坚实的个人政治资源”，不得不在体制外寻求民意支持。元老派退出政治舞台，垂帘听政成为历史，前台领导人再也无须担心缺少“自己坚实的个人政治资 源”了，也无须再依赖民间的声誉和威望支持了。这一变化至少直接导致了中国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的两大变化：一是体制内的政治较量不能再借力于体制外的声 望，违规者将成为众矢之的；二是由于体制内的“派群”不再需要体制外的支持，民间政治势力的存在丧失了官方理由，其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唯激进者能胜 出”、“淘汰温和”等民间政治游戏规则的作用范围也被压缩到了网络或海外媒体等少数公共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确实就如萧文所说是“弥散性腐败”。反之，笔者对萧文提到的“苏丹化”并不怎么担心。 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部份地方政权确实曾表现出“苏丹化”的某些特征，但其实这只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系统的自我调适过程中所出现的短期现象。“苏丹 化”在一党执政的权力体系中是难以长期存在的，它往往泛滥于缺少一党制基础、中央政权软弱的国家。
对于腐败的治理，笔者也较萧先生乐观，当代中国的两种变化增强了治理腐败的胜算。一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网络舆论与海外媒体的互动。这种越来越 频密和成熟的互动，既令那些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腐败行为无所匿形，又对中国政府治理腐败构成强大压力。与之相对应，中国需要的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现代信 息技术条件下的腐败泛滥，无一不与中央政权的软弱无力有关。
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笔者赞成萧文的提法，“市场经济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将成为治理腐败及下一轮政治改革的最强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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